【编者按】1991年8月19日，苏联以亚纳耶夫为首部分高层发动政变，企图剥夺时任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权力。虽然戈尔巴乔夫被成功软禁在黑海别墅，但是叶利钦指责苏共企图颠覆政府，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反抗。五天后，戈尔巴乔夫在全国发表演讲，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领导机关“自行解散”……
苏联为什么解体，剧变之后的俄罗斯是如何发展的，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近日，光明网学术频道采访到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左凤荣教授，为我们谈一谈这些问题。
作者简介：左凤荣，女，1964年生，俄罗斯、苏联问题专家。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导师，兼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苏东剧变问题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前景方向）博士生导师。
要点１：苏共没有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放在应有的位置，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要求人为制度服务，而不是制度为人服务。苏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与原则，最后被人民所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要点２：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苏共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成了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也在生产上直接指挥的机关。
要点３：有人把苏联比喻成一个大厦，说爷爷时盖的房子在孙子时倒了，不能怪爷爷，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果这座房子建在沙滩上，地基不牢，早晚都会倒，况且爷爷也没教会孙子怎么修房子，如何加固地基，反而时刻告诉后辈，他的房子盖得多么好，多么完美，根本就用不着修缮。
要点４：戈尔巴乔夫不明白，在一个由共产党管理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里，这个党业已成为一架管理国家大大小小事务的国家机器，在取代它的机构建立之前，对这台机器只能修理、改造、改善，而不能轻易打碎、抛弃、砸烂。如果苏共这一维系联盟的纽带不复存在，国家也将陷入混乱。
要点５：当今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苏联时期，苏联时期那些好的做法基本上被保留了，全民仍然实行免费医疗，小病看病公费，但买药自费（需要长期服药的病，如：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除外），一旦住进医院，连吃饭都是公费。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教育都是完全免费的，大学生也有一半是免费的。
要点６：俄罗斯不想再做帝国了，现在其富民的目标优先于强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人们更愿意生活在现在的俄罗斯，而不是回到过去。人们怀念的只是过去大国的辉煌，而不是过去的制度和体制。
苏共没有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光明网学术频道：有一则流传很久的说法，苏联解体前，当时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为什么苏联人民要抛弃苏联共产党？苏共从什么时候开始脱离人民群众？
左凤荣：这个调查是苏联科学院做的，这一结果基本反映了苏共的现实。苏共早已与人民格格不入。苏联人民要抛弃苏联共产党的根本原因是在70多年执政的时间里，苏共并没有让民众过上有尊严的、富裕的生活。苏联先进的只是几项与军工和国防有关的指标，广大民众衣食住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苏联在世界上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可以决定许多国家的命运，但是，苏联人的生活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甚至赶不上东欧的东德、波兰、匈牙利等国，也落后于亚洲的韩国、台湾等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
苏共并不代表工人，无视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斯大林时期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沙皇时期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条件更差到50年代还赶不上沙俄时期。斯大林把各级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嘲弄。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职工的月收入水平只为西方国家的1/3左右，住房面积、小汽车拥有量只为西方国家的1/2—1/10，诸如彩电、录音机、个人电脑等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乃至中国。工人与企业的管理不沾边，“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只是宣传口号。苏共更不代表农民，农民一直被作为落后阶级，是消灭的对象。斯大林推行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对全体农民的剥夺，对此不满者，则被打成“富农”，没收财产，或被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农民被死死地钉在集体农庄里，他们的地位类似于国家农奴。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学家被无辜剥夺自由，关在集中营里从事科学研究。斯大林宣布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享有国际盛誉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被迫害致死。斯大林去世后，情况有所改变，但工人仍是计划经济的工具、农民被束缚于集体农庄、知识分子无创作自由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苏共执政的目的并不是让民众过上好日子，而是维护手中的权力和对外扩张，通过世界革命推广苏联的制度模式。在制度设计上，苏联采用的立法与行政合一的苏维埃制度，按照设计者的设想，各级苏维埃代表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这实质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在苏联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变成现实，只是空想。其实行的结果是苏维埃没有实权，民众也不可能真正选举苏维埃成员，实权在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手里，党政干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民众对他们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对于明显侵害民众的举措，如农业全盘集体化、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等，毫无办法。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苏共没有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放在应有的位置，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要求人为制度服务，而不是制度为人服务。世界上领土最辽阔的国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民众也没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的解体无动于衷。苏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与原则，最后被人民所抛弃，也是理所当然的。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斯大林时期是苏共脱离群众的开始
苏共脱离民众，是从1929年斯大林改变新经济政策，实行大转变开始的。斯大林为了推行超高速工业化（此前他把主张高速工业化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赶下了政治舞台），要求农民提供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与粮食，而掌握土地和自己劳动成果的农民是难以控制的，于是，他利用国家权力强迫农民放弃原来的生产方式，加入集体农庄，按国家的计划生产和义务交售农产品，向国家缴纳“贡税”，为此不惜动用正规军队镇压农民的反抗，任凭几百万人饿死也要把粮食廉价出口到西方换取工业化资金。有人认为，斯大林这么做是因为当时苏联国际环境恶劣，要备战，这只是拿以后发生的事为斯大林做辩护，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充满和平气氛，努力与苏联做生意，并无进攻苏联的计划，法西斯在德国取得政权也是1933年以后的事了。斯大林全力搞工业化，主要目的是增强苏联的军力，推行世界革命，埋葬资本主义。也有人用打败德国法西斯为斯大林疯狂的工业化辩护，认为此举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仔细研究一下，战争初期苏联就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重要工业基地，这样的工业化到底对战胜德国法西斯起了多大作用，值得认真研究。
为了推行明显违反经济规律和民众意愿的政策，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苏共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成了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也在生产上直接指挥的机关。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克格勃直接介入思想领域，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以言定罪成了苏联的一大特色。在斯大林之后，苏共的政策有所缓和，但苏共总书记的权力仍不受制约和监督，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则蜕化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的代表。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责任感自然减退了。领导者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习惯于命令“下层”，在自己领导面前则阿谀奉承。苏共变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力机关，是体制使然。
现代政党政治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起着积极的作用，它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竞争的公平性、协调各方利益、为社会创造有序的法治环境。苏联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它自身不思改革，始终坚持以党代政，党政合一，代替人民做主。它没有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更没有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教条主义、左倾空想党的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苏共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在夺取政权后并没有多大改变，经不起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丧失生机，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乃至整个苏维埃制度丧失生机的总根源，是苏联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乃至剧变和解体的总根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您之前的文章认为苏联模式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为什么？
左凤荣：有人把苏联比喻成一个大厦，说爷爷时盖的房子在孙子时倒了，不能怪爷爷，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果这座房子建在沙滩上，地基不牢，早晚都会倒，况且爷爷也没教会孙子怎么修房子，如何加固地基，反而时刻告诉后辈，他的房子盖得多么好，多么完美，根本就用不着修缮。在苏联剧变的原因上，有些人认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叛卖造成的，他们过高评价苏联模式的必然性、合理性和优越性，对苏联模式的弊端一带而过。在中国苏联学界，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苏联的解体是苏联模式的失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苏联剧变与苏联模式的弊端直接相关，这一模式是人为地把一种设计好的制度强加于社会，最后由于脱离国情、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而失败。斯大林之后的历次改革都未能突破这一模式的理论框架、行为方式、思想方法，没能克服这一模式的弊端，更未能摆脱这一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社会的社会状况、体制机制中去寻找。说穿了，苏联模式只是为强国服务的，不是为民众谋利益的。
从苏联模式的形成看，这是斯大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否定，是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回归，背离了苏联的国情。从苏联模式特征看，这一模式有很强的备战色彩，具有强制性、封闭性、保守性。
苏联模式的经济特征是：以国家政治利益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政策，全部经济生活无所不包的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进行资源配置的行政命令型体制，以实现军备赶超为核心的经济非均衡和粗放式发展的道路，由国家垄断、与世界市场相隔绝的对外贸易。这一体制排斥商品和市场，否定价值规律，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这一体制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问题是缺少动力机制，个人无法发挥创造力和主动性，也没有发展生产的动力，因此，这种体制不可能持续长久。斯大林时期给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多达120项，50年代初共有9类50多项。以后的改革也只是改变指标的多少，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性质，企业只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工具。在“吃大锅饭”和“鞭打快牛”的体制下，企业越革新，计划指标就会增加，生产任务越难完成，奖金越无保障。苏联科技发明在生产中获得利用的比重不断下降，20世纪60年代为1/2左右，70年代下降为1/3左右，80年代又进一步下降为1/4左右，而西方国家则为70%左右。因此，苏联的科技投入虽多，发明创造也不少，但大都转化不成现实的生产力。
苏联长期推行的是一种数量型赶超战略，高速度是这种战略的最重要目标和灵魂。与这种战略相适应的是一种粗放性经济增长方式和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长期以来，苏联凭借资源优势和政府高度的动员和支配能力，基本上是用高投入、高消耗的办法保持了生产增长的高速度，这就形成了高速度与低效益之间的强烈反差和矛盾。如果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的高消耗性则更为突出。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苏联每生产1卢布的国民收入用电量比美国多20%，用钢量多90%，石油用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苏联的钢材在加工中的有效利用率只为40—50%，而西方国家则为80%以上；煤炭、化肥、粮食等重要物资在收获、运输、存储中的浪费达产量的1/3左右；农业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每年产量80%是用来抵补报废的，只有20%增加保有量；等等。苏联资源再丰富，政府动员能力再强，这种增长方式的潜力终归有限。在整个苏联时期，其经济由高速到低速再到负增长，并非偶然的波动，而是趋向性递减，平均每隔5年大体缩减1.5个百分点，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负增长是自然的，符合其经济运行的正常轨迹，是其经济发展中深刻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
苏联模式的政治特征是：党过分集权、党国不分，以党代政，党代替人民做主；党的领袖个人集权，党的总书记集党政军权利于一身，搞个人崇拜；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度；既缺少党内的监督，也缺少群众的监督。官僚集团是这一体制的支柱，克格勃体制是保障。斯大林时期搞的大清洗是苏联体制的产物，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一清洗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杀了多少人，而在于其采用的方法是预先构想罪行、挑选牺牲品、严刑逼供，司法成了政治迫害的工具。在党内制造相互怀疑的气氛，破坏了党的团结。制造的无数起冤假错案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为后来的社会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
苏联模式的思想文化特征是：党对社会舆论实行全面控制，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党的最高领导人垄断真理，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知识分子没有创作自由，社会上只能有一种声音、一种观点，使社会失去了创新能力。以致百姓中流行这样的说法：“《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苏联模式的外交特征是：对发达国家封闭、对峙、对抗，防止和平渗透和武装侵略；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扶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利益，以苏联为中心，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结果是恶化了苏联的外部环境，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
苏联模式长期存在深刻的、没有解决的问题：
其一是过度集权的模式和不切实际的政策与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苏共要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人民要求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要求落实民主权利、要求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气。
其二是官僚特权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由于实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造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权力私有化。这一阶层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民众用罢工、游行、怠工进行反抗。
其三是少数民族与大俄罗斯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地方要求扩大权力，中央却不断加强控制。
总之，苏联模式不符合苏联的国情，也违背了经济规律，是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正如普京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所说过：“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在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戈尔巴乔夫不该打碎苏共这台国家机器
光明网学术频道：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行苏联改革，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苏联改革失败是谁的责任？戈尔巴乔夫操作不当还是前任领导人耽误改革时机？
左凤荣：历史上苏联改革有许多次，最早是赫鲁晓夫的改革，然后有柯西金的改革，第三次才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果非要追究改革失败的责任的话，我认为前几任领导人的责任比戈尔巴乔夫更大。
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首先，斯大林不仅改变了列宁所探索的符合俄国国情的新经济政策，而且把他所建立的一套体制上升到了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上，成为禁锢后人的条条框框，严重制约着后世的改革。后世的改革不成功的一个共性原因是囿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改革基本都是在体制内打转，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把公有制片面理解为国有制，剥夺了民众的生产资料拥有权，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还在排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严格限制雇工，把私有制看成是剥削的根源。第二，斯大林时期所犯下的错误成为苏共卸不掉的历史包袱，这主要是大清洗的错误。斯大林的大清洗对本国人民的残害程度超过历届沙皇，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无法衡量，也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苏共的垮台一定意义上是历史的报复。第三，斯大林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成为战胜法西斯的强国，与美国平起平坐，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威望，不再有外敌入侵之忧。人们迫切希望斯大林放松控制，从提高生产力和民众生活水平出发发展经济，特别希望解散集体农庄，发展消费品生产。但斯大林片面总结苏联胜利的经验，认为苏联的胜利证明苏维埃制度优越，他不仅不改革，还强化这一体制。丧失了改革的最好机会，积累了更多的矛盾。
第二个要负责的人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改革的比较好的时期，他无需像赫鲁晓夫那样承担批判斯大林带来的冲击，国际环境也有利，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缓和了对苏政策。但是，勃列日涅夫并不支持柯西金的改革，他一上台就开始加强意识形态控制，1968年出兵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苏联的改革也停止了。勃列日涅夫搞“重新斯大林化”，重新高度评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继续掩盖错误，承袭错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的战友们始终是“人民的敌人”。勃列日涅夫好大喜功，到处扩张，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战略武器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上，利用石油涨价的有利时机靠出卖石油天然气过日子，错过了新科技革命的浪潮。
第三个该负责的人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打破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但是，他的文化水平低，缺少领导者的战略目光，改革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的只是表面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触及斯大林体制的根本，特别是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做得很不彻底，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知名领袖都未被平反，受他们牵连的大批党政干部也没有得到解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遗产无法被研究，制约着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有责任，利加乔夫等保守派更有责任。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时，苏联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面临着重重危机，苏共需要一个有非凡魄力的领导人扭转乾坤。如果把戈尔巴乔夫当成一名医生，他所面对的是个久病、且病情日益加重的病人。如果戈尔巴乔夫懂得对症下药，也许能治好，但稍有不慎，下错了药，就可能加速他的死亡。戈尔巴乔夫恰恰是个不高明的医生，他虽然找到了病因，但没有下对药，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我认为主要有：
第一，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缺乏深刻认识。上任之初，戈尔巴乔夫还想在苏联原来的体制下进行改革，完善现存体制。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苏联的经济改革不是从解决商品短缺、改善人民的生活入手，而是仍把重心放在发展重工业上，搞了个“加速战略”，浪费了两年时间。“加速战略”使苏联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没有改变，还使国家把大量用于进口日用消费品的钱用于购买设备，使商品短缺更加严重。到1987年转入改革后，经济体制改革走的基本上是柯西金改革的路子，成效不大。没有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对于扭曲的价格体制迟迟不改，仍然否定私有制，直到1990年才开始考虑向市场经济过渡，为时已晚。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方针选择错误。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苏联模式的核心是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改革政治体制，其他改革难以持续。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苏共自身做起，因为苏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国家权力机关，民主化应该从党自身开始，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放弃干部的特权。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从全国普选人民代表开始的，结果是苏共历史上的失误成了热衷政治者的绝好武器，苏共许多重要的领导人在选举中威信扫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切实际，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人数多达2250人的人民代表大会只能是讲坛，继承的是苏共开代表大会的传统，根本不可能建立民主的决策机制，其实践的结果很糟。苏共让出了政权，但苏维埃无法掌握政权，出现了权力真空和政治无序化，严重干扰了经济改革。此后，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加深，苏共难以掌控局面，改革失去了方向。
第三，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重视不够，仍然迷信列宁的民族理论，坚持民族自决权。1987年以后，民族问题成了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严重干扰着改革。苏联的民族问题借着宽松的改革环境来了个总爆发，其中有被斯大林流放的少数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问题，有被流放的少数民族与当地民族冲突的问题，有民族共和国间的领土争端，有联盟中央与地方共和国的矛盾，让人应接不暇。到1989年以后，被苏联强行吞并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发展起来了，联盟中央应对无方，军事干涉遭致更大的反弹，最后俄罗斯也加入了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之中，联盟国家只有解体了。
第四，戈尔巴乔夫没有果断地把反改革派赶出领导层。利加乔夫一直是党内的二号人物，正是他的干涉导致叶利钦不满并愤而辞职，使这个有巨大能量的人走到了苏共的对立面，成为摧毁苏联和苏共的重要力量，也是由于利加乔夫的坚持，反酗酒运动走向了极端，持续三年的反酿酒斗争，使苏联失去了重要财源，根据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估计：“国民经济3年内至少损失670亿，而精神上的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这一运动破坏了酿酒业和葡萄种植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苏共的保守派，他们都是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的，成为制约改革的重要力量，他们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仍然要维护旧体制。正是他们发动的“8？19政变”，使戈尔巴乔夫革新联盟的努力付之东流，也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此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如果不是这场政变，苏联即使解体也不会彻底，完全有可能保留一个包括中亚共和国在内的小苏联。
第五，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没有从更新党开始
“党是苏联整个体制的关键”，改革成败完全取决于苏共对改革的态度，“改革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明白，在一个由共产党管理了半个多世纪的国家里，这个党业已成为一架管理国家大大小小事务的国家机器，在取代它的机构建立之前，对这台机器只能修理、改造、改善，而不能轻易打碎、抛弃、砸烂。如果苏共这一维系联盟的纽带不复存在，国家也将陷入混乱。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使共产党通过选举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同。但从198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的结果看到：“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望就会一落千丈。”戈尔巴乔夫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改革苏共、实现苏共的民主化上，他忘记了自己作为总书记应当对全党，对党员负责，他也忘记了自己权力的来源，一旦失去了苏共，他也就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同叶利钦对抗的基地。
剧变后俄罗斯走上全新发展道路
光明网学术频道：如您所说，苏联模式的缺点在于过分集中的政治权力导致苏共长期不受群众监督，形成官僚利益集团。那么，剧变后俄罗斯的是如何发展的？您认为俄罗斯转型的最大成果是什么？
左凤荣：苏联剧变后，俄罗斯走上了新的、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俄罗斯的发展之路是1993年宪法确定的。在政治体制上，“国家权力在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相分立的基础上行使。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机关相互独立。”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俄罗斯以1993年宪法为基础建立了宪政体制，实现了人民主权，俄罗斯的民众可以实践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众有了表达自己意见和要求的正常渠道。《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俄罗斯联邦--俄罗斯是共和制的民主联邦法治国家。”“人和人的权利与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承认、遵守和维护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国家的责任。”人民直接地或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己的权力。人民权力的最直接体现是全民公决和自由选举，俄罗斯人民可以投票选举总统、进入议会的政党、地方行政长官、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总统是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他们不再高高在上，不再是各方面的权威，而是回归了公务员的行列，他们只不过是高级公务员，
受社会的监督与批评。苏联时期有些政权不认同者经常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不能被剥夺自己的国籍，也不能被剥夺改变自己国籍的权利。”在经济上，俄罗斯建立和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到2002年，俄罗斯有66%的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和非国有化。私有制的建立使经济决策从集中转为分散化，资源配置实现了市场化，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放开，并趋于合理。俄罗斯不再像苏联那样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而努力与世界经济接轨。2012年8月22日，俄罗斯正式成为WTO第156个成员，这使俄罗斯企业面临全球性的竞争，也使俄罗斯不得不根据WTO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俄罗斯这20年最大的进步是建立了国家公权力来源于民众的体制，实现了社会与政权的互动，领导者能够根据民众的意愿不断调整政策。迄今为止，俄罗斯共举行了五次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俄罗斯实现了最高行政权力平稳有序、并有公民参与的和平交接，相对于沙俄和苏联时代，都是进步。反对派可以举行抗议游行，不满者可以对执政者进行批评。执政者看到了民众的不满，也努力改变威权政治，完善民主，扩大民众的参与程度。
可以说，当今的俄罗斯在其发展历史上首次开始了政治、经济、社会全面的现代化，正在变得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越来越一样，当然这一进程是艰难和曲折的。
当代俄罗斯领导人对民生非常重视
光明网学术频道：世界银行前段时间公布了各国“经济成绩”，2012年度俄罗斯人均国民收入高达12700美元，可以算得上“高收入国家”。为什么俄罗斯能够达到这一成就？
左凤荣：当今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苏联时期，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没什么差别。首先，俄罗斯不再有短缺之苦，看不到居民为了购买生活日用品排长队的现象，商店、超市都很方便，商品来自世界各地。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遵从价值规律，同样一件东西在俄罗斯各地价格一样的现象没有了。第二，苏联时期那些好的做法基本上被保留了，全民仍然实行免费医疗，小病看病公费，但买药自费（需要长期服药的病，如：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除外），一旦住进医院，连吃饭都是公费。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的教育都是完全免费的，大学生也有一半是免费的。养老金年年都有增长。居民的实际工资和收入的增长幅度高于GDP的增幅。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是安逸和有尊严的，每年到世界各地度假者甚众。
俄罗斯领导人十分重视民生，注意履行社会国家的职责，让民众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宪法明确规定，“保证每个人在患病、致残、丧失供养人、抚养子女和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下按年龄享受社会保障。”“每个人都享有健康保护和医疗服务的权利。国家和市政的医疗保健机构依靠相应的预算资金、保险费及其他收入，免费为公民提供医疗服务。”“保障由国家或市属的教育机构以及教育企业提供普及的和免费的学龄前教育、基本普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在经济危机严重的2009年，民众的生活也没有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2008年增长了2.4%，2009年增长了3.1%，2010年增长了5.1％。普京的目标是到2020年平均工资增长60%至70%，“这是战胜贫困，增加中产阶级的关键。”
相比于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相似的国家而言，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近些年预算中社会领域的支出占全部预算的一半以上。2008年至2012年，社会支出绝对值增加了50%，占GDP的比例从21%提高到了27%。目前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中来自政府的社会补贴所占比例高达18%，60%的家庭享受国家提供的补贴和优惠。
国家和地方两级预算不仅每年增加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拨款，还不断增加基本医疗服务清单中的内容，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对基本医疗服务清单以外的项目，国家实行专项补贴，俄罗斯不存在因病致贫的现象和看不起病的现象。2005年政府颁布国家“健康”发展规划，不仅确保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还确保公民得到高科技医疗救助。2006年俄罗斯联邦决定在多个联邦区建立15所高科技医疗救助中心，校正脊柱弯曲的整形手术、为失聪病人植入人工耳蜗都是免费的，2006—2011年有100万人受益于政府的免费医疗。10年里俄罗斯联邦用于卫生保健的经费提高了5倍多，从2001年的2500亿卢布提高到2011年1.7万亿卢布，2012年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预算达2万亿卢布。俄罗斯各地区的卫生水平已得到显著提升，成功遏制住了人口不断下降的势头，婴儿出生率提高，2005年以来，俄罗斯人的人均寿命提高了4岁，这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俄罗斯还要建立107个新型医疗机构，3500多个（3600个）要进行大修，还要为5500多个医疗机构配备全套设施。医生的平均工资要在2018年前再提高一倍。在首都莫斯科，“2011至2012年为卫生体系的现代化改造投入了1030亿卢布，其中22.4%是莫斯科自筹的。”
国家不仅负担义务教育，还要负担起课外教育，预计到2018年参加课外活动的中小学生比例将达到70%—75%，其中50%是免费的。在公立大学中的公费大学生比例不得低于40%，公费大学生的实际比例约为50%，对没有奖学金就无法继续完成学业（成绩好）的大学生，奖学金要达到最低生活保障。2012年10月11日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2015年前的教育预算支出将达8万亿卢布，2016至2020年间的教育经费将超20万亿卢布。这一数字与国防预算支出相当。
政府预算支持居民解决住房问题，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对贫穷的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需要住宅的公民，按照法定的标准免费提供住宅或从国家的、市属的和其他的住房基金中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俄罗斯政府的住宅公共事业促进基金属于国家公司，主要是帮助居民特别是青年家庭提供住宅抵押贷款，以解决其住房问题。政府还以免费或廉租形式向住房困难或多子女家庭提供社会住宅，国家为军人建设住宅的力度逐年加大。俄罗斯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正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战略始终关注民生，保持了社会稳定和民众对现行制度的认同，尽管有人怀念苏联时代大国的辉煌，但没有人再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去。
今天俄罗斯人更愿意活在现在，而不是过去
光明网学术频道：普京认为，谁要是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心肝；谁要是想恢复原来模样的苏联，他说是没头脑。请您解读一下普京这句话的含义
左凤荣：普京这句话的前一半，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讲的，苏联毕竟曾是世界强国，在世界上曾占有重要地位，让俄罗斯人有一种自豪感，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失去了世代征战取得的大量领土，自然令人痛心；其后半句是现实主义的，苏联已经解体了，这是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正是俄罗斯抛弃联盟，寻求独立，才导致联盟国家彻底解体。不接受这一现实，还想回到过去，只能是幻想，不切实际。俄罗斯不想再做帝国了，现在其富民的目标优先于强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人们更愿意生活在现在的俄罗斯，而不是回到过去。人们怀念的只是过去大国的辉煌，而不是过去的制度和体制。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