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以及汪亭友先生的争鸣文章在材料的选择和解读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没有对使用的一些口述史料和回忆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且在材料的使用和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没有反映出俄国主流学术界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的"诉说"。同时其在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规模及评价等问题上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将戈尔巴乔夫描述为"第五纵队"和叛徒等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崔海智，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历史学博士；邰浴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有关单位制作和发行了题为《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的党内专题教育片，此片的发行及其解说词的发表引起了一些争鸣，随后汪亭友先生又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了题为《如何解读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认为"20年祭""全面剖析并深刻阐释了苏联亡党亡国这一20世纪人类遭遇的最重大的历史悲剧"[1]。我们认为，无论是"20年祭"还是"汪文"，在对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评价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历史研究中的首要问题在于搞清历史事实，为此进行一定的学术争鸣是必要的。正如"汪文"所言，"学术争鸣应当欢迎，因为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还有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但既然是学术争鸣，就应该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尽量做到实事求是，而不能预先采取特定的政治立场，再对材料进行遴选与展示。
具体到对苏联解体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就应该依据相关的历史档案文献，搞清历史事实，在对苏联史有一个整体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重点对1985-1991年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由此才能对导致苏联解体的相关原因进行探讨。而近年来俄国历史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开放也为这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条件。[2]但令人遗憾的是，"20年祭"不仅很少使用这些解密的俄国档案，而且在在材料的选择和解读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20年祭"在材料的选择和解读等方面的问题
"20年祭"专题片的发行及其解说词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质疑，根源就在于其在材料的选择和解读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20年祭"没有对其所使用的回忆录和口述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正如"汪文"所指出的，该片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量运用当时进行改革的主角（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重用的知识分子（如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经济学家沙塔林、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3]）的视频采访资料和他们的著述进行拍摄和制作的"。不可否认，口述史料和回忆录对人们了解一些问题有着一定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的回忆往往带有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有记忆错误或者失实的地方，甚至还存在出于各种目的而刻意隐瞒或歪曲事实的情况。因此，对于一些口述史料和回忆录，需要以事实为基础，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绝不能单凭某些人物的一面之词就得出某些结论。
举例而言，在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在同记者进行的访谈中曾多次表示，在政治方面他一开始就已经做出了"放弃共产主义"的决定。这也是"20年祭"将戈尔巴乔夫看作"叛徒"的重要依据。但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说法引起了不少俄国学者的质疑。他们以历史档案为依据指出，苏共中央并不是有计划地放弃领导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出于"事后之明"。[4]有的学者甚至进而指出，整个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都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加工，以致很难据此来判断他在当时历史情境下的真实动机。此外，从"20年祭"所选取的一些俄国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带有情绪化的表述，甚至是对戈尔巴乔夫进行的人身攻击，这与基于历史事实而做出的客观评价可谓相距甚远。
其次，"20年祭"在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为了说明苏共倒台、苏联解体是一场"世纪大悲剧"，"20年祭"引用了不少人的口述资料。但引用再多的口述资料都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因为那完全可能是经过主观选择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因为在如今的俄罗斯，你也许可以轻易地采访到数十个认为苏共倒台、苏联解体是一场大悲剧的人，但找到同样数量乃至更多持相反观点的人，恐怕也绝非难事。而"20年祭"并未能进一步提供更具说服力的民意调查数据或是经济统计数据来支持其结论。因此有理由认为，其所反映的只能说是一部分俄罗斯人的诉说。
事实上，统计资料表明，苏联的解体给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带来的并非都是"20年祭"所呈现出的那种悲惨景象。根据一些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俄罗斯经济事实上从1995年、而不是从1999年就已经开始恢复增长。经过10年的增长，到2005年，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3430美元，而这一数字在1990年仅为7230美元。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数据，截至1999年，原苏联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均已超过1989年的水平，其中仅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还未达到1989年的水平，哈萨克斯坦则与1989年的水平持平，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则增长了1.5倍。[5]
进一步而言，如果不能基于档案资料和历史史实，针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解读自然也会相应地出现问题，更无法准确地发掘出其中的历史原因与启示教训了。比如"20年祭"指出，苏联的解体使得"原来凭借与经互会的关系发展势头较好的古巴、朝鲜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事实上在冷战年代，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依靠的都是苏联的单方面援助。仅1986-1989年，苏联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援助就高达930亿美元，其中每年向越南提供约400亿卢布，向古巴提供约250亿卢布。[6]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援助不复存在，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然会遭受冲击。但问题的根源显然在于，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本就是畸形且不可持续的，苏联的解体只是加速暴露了其经济体制的弊端而已。对他们的长期援助还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反过来也成为了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在材料的在材料的选择和解读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之外，"20年祭"和"汪文"在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规模及评价等问题上的认识也是不正确的，将戈尔巴乔夫描述为"第五纵队"和叛徒等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并且没有反映出俄国主流学术界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的"诉说"。
关于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规模和评价
对于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问题，一些学者往往关注的是斯大林时期枪毙了多少人，并就此进行争论。但实际上仅仅关注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大清洗"的受害者中，除了被枪毙的人之外，更多的是遭受监禁、流放、劳改等迫害形式的受害者。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卓有才华的高级领导干部、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以及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公民，如果他们能活着或正常工作生活的话，会对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更不用说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蒙冤受害的了。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仅应当关注被枪毙的受害者人数，更应当关注"大清洗"的整体规模，及其对苏联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而这也正是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在"大清洗"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所努力的方向。
正如俄罗斯专门研究共产主义国家镇压问题的组织--"纪念协会"所指出的，在原则上，关于被镇压的人数是无法准确统计的，能够分析的只能是镇压的规模。俄国学者认为，整个苏联时期大规模政治镇压的受害者有三类，第一类包括受国家安全机构的指控被捕、被"三人小组"、"二人小组"等机构判处死刑、有期徒刑、劳改和流放的人，在1921-1985年这段时期，此类受害者有500-550万人；第二类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在消灭富农的阶级斗争中予以流放的农民，在1930-1933年有300-450万人遭受了这样的迫害，其中有180万人成为了"特殊移民"，被流放到了北欧、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第三类主要是从传统生活地点被政府驱逐到西伯利亚、中亚和高加索的公民，在1941-1945年有250万人遭受了这样的迫害，被流放和动员参加了"劳动大军"。在所有的受害者中，不是通过法庭、而是通过政府程序被镇压的有650-700万人。在1930-1953年被驱逐的有600-640万人，而在流放途中以及在流放地死亡的人数不少于120万人。[7]
关于1937-1938年"大清洗"时期受害者的规模。根据相关俄国学者的研究，这一时期被逮捕的有3141444人，其中1575259人被宣布为政治犯，1566185人被宣布为刑事犯。其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决的有1344923人，其中被宣判枪决的有681692人。同时，在劳改营和劳改队中死亡的、以及因各种原因入狱死亡的还有160084人。由于国家的政治镇压活动，仅在1937-1938年就使苏联丧失了约100万的人口。[8]
随着原苏联各地与政治镇压相关档案材料的解密和开放，俄国相关机构和学者在确定原苏联各地区政治镇压规模问题上不断取得进展，其中一项重要成果便是出版了遭受非法政治镇压的各类受害者的名册。一些组织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开始这项工作，并在90年代初出版了首批的"纪念书"。2000年5月，在"纪念协会"的倡议下召开了关于"为苏联遭受政治镇压的受害者建立统一的电子数据库问题"的科学研讨会。此后，经过10多年的努力，目前该组织已编订和出版了一些材料，并在2007年出版了第四版，其中包含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计2614978名受害者的名字。其中，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因政治原因被逮捕和判决的受害者约有160万人。[9]
"汪文"根据苏联官方调查得出的"权威数据"，认定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官方确认的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或以政治犯罪名被处死的人数约78万人，并认为这是最大的参考值。然而，俄国学者通过对相关档案材料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是被刻意缩小的。[10]
在"汪文"看来，斯大林"大清洗"的目的在于"肃清隐藏在党内及国家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并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认识是没有根据的。为了证明斯大林"大清洗"的必要性，证明"第五纵队"的存在，"汪文"援引苏联作家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的看法，认为苏联当时的肃反机关没有冤枉图哈切夫斯基。可以说，这种看法在目前俄国出版的一些通俗读物中并不鲜见，但却没有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和可靠的档案材料的证明。作家卡尔波夫做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审讯的速记记录和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但令人质疑的是，这位工作人员在多年之后的回忆是否可靠？更为重要的是，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审讯记录是否真实？
事实上，人们在对斯大林发动的一些案件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这些庭审记录都是伪造的。在斯大林在二战后对原东欧国家领导人进行整肃而发动的一些案件中，特别是在"拉伊克案"、"斯兰斯基案"等案件中，人们看到的都是受害者对自己"十恶不赦"罪状的完全供认，他们甚至在临死前还高喊："我是为党而死！斯大林万岁！"。[11]但真相终究是无法被掩盖的，表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的是苏联安全机构在审讯时使用的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许多无辜的受害者之所以选择承认自己的"罪状"，
有的是因为屈打成招，有的是因为政治压力，还有的则是因为误信了官方当局所给出的虚假的政治承诺。
仅从"大清洗"的规模及其持续的时间来看，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已经不是"扩大化"甚至"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了。正如俄国学者所指出的，这只是斯大林塑造敌人的形象、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手段。[12]这才是大规模的政治镇压长期存在于斯大林时期的核心原因。
关于戈尔巴乔夫是否是"第五纵队"和叛徒
"汪文"认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苏联"亡党亡国""这一世纪大悲剧的罪魁祸首，他们是潜藏在苏联党和国家内部充当帝国主义帮凶和代理人的"第五纵队"，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可耻叛徒"。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
首先，戈尔巴乔夫并非西方扶植起来的、也不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上台的。"汪文"认为，"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对苏和平演变，完全有可能、也完全有能力从外部对苏联高层确定最高领导人施加影响（提供帮助或干扰）"。但我们通过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苏共中央总书记人选进行讨论的时候，经葛罗米柯提名，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一致赞同由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的职务，并且，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个人素质和工作能力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13]戈尔巴乔夫还同时得到了军方的支持。正是由于这种较高的支持，就连其竞争对手吉洪诺夫等人也马上转变了态度，承认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正如祖博科所言，"戈尔巴乔夫轻松取得了胜利，不仅因为他是安德罗波夫提拔的人，也因为人们普遍希望由年轻人掌握政权。各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基层党员干部、更不要说普通的党员了，他们都真诚地欢迎戈尔巴乔夫上台"。[14]
为了说明戈尔巴乔夫是西方扶植起来的代理人，证明戈尔巴乔夫为"叛徒"，"20年祭"引用了卢基扬诺夫提到的撒切尔的演说。面对学界的质疑，"汪文"指出，这份材料是摄制组在赴俄采访期间由卢基扬诺夫"特别提供的"。但经查证，实际上在2010年5月18日《独立报》发表的卢基扬诺夫的一份访谈中就出现了这份材料。然而问题在于，在发表的这份访谈中，卢基扬诺夫直接指出，这份文件来自互联网，自己也无法断定这份文件的真伪，他只是个人觉得这些表述像是撒切尔所说的话。[15]此外，"20年祭"还引用了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转述的撒切尔的一句话--"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且不说雷日科夫的引用是否有凭据，即便是撒切尔真的说过这样的话，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如上文所述，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苏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结果，并且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即便西方国家试图施加影响，其效果恐怕也是微乎其微，更谈不上是西方国家"提拔起来的"了。
其次，在对外政策上，戈尔巴乔夫也不是一味地以牺牲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迎合西方。到了20世纪80年代，缓和国际局势是苏联在当时国际局势下面临的唯一现实选择。在国内面临严重困难的经济局势下，哪怕是具有保守倾向的政治局委员都明白，缓和国际局势、缩减对外援助、减少国防开支是迫切而必要的。苏联根本没有能力在外交上同西方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即使是葛罗米柯也赞同马上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1987年2月，葛罗米柯和利加乔夫都赞同在里根提出的"零点方案"的基础上销毁所有的中短程导弹。所有人--包括拥护现代化的改革派、军人、甚至是保守派都承认，苏联已很难在东欧、阿富汗和世界各地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因而都支持逐步削减苏联对外援助的方针，以防止未来的崩溃。[16]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戈尔巴乔夫在诸多问题上向西方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同时也在极力维护苏联的利益。比如最初戈尔巴乔夫拒绝美国提出的关于就人权问题、阿富汗等四个问题举行首脑会谈的建议，并提议把精力集中在裁减核武器方面，同时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提出批评。1986年美苏关系的发展并不乐观，事实上两国的情报机构之间还爆发了战争，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7]
在东欧剧变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并非"完全按照西方的眼色行事，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猖狂进攻旁观甚至鼓励纵容"。从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苏共中央对东欧局势的发展趋势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决定让社会主义阵营盟国的命运听天由命，任由中东欧事态失去莫斯科的控制呢？第一，大量的对外援助耗费了苏联经济资源，加上当时苏联国内出现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国内的金融危机已经极其严重，苏联领导人根本没有钱对中东欧局势施加影响；第二，苏联领导人虽然意识到了西方国家在积极地向东欧渗透，苏联的利益在受到损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同东欧国家原有的关系模式已经崩溃，而苏联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苏联以前在东欧享有的地位和起到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东欧国家掌权的领导层对苏联采取怀疑的、有时甚至是不友好的态度，"现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阶层则不再允许苏联对其内政进行干涉，不再同苏联站在一起"。[18]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很难进行干涉，即便干涉也很难成功。由此可见，在东欧剧变问题上，苏联领导人采取的立场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而是不具备对东欧剧变进行干涉的能力和条件。也没有材料证明，戈尔巴乔夫"鼓励和纵容"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
最后，"汪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伙同苏联知识界的西化学者、主张私有化的社会精英以及社会上受这股势力蛊惑的自由分子，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配合下，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瓦解了苏共和苏联"的这种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是存在深刻矛盾的，代表了中央维护联盟的力量和地方离心力量的矛盾，他们并非"沆瀣一气"。甚至有学者认为，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竞争才是苏联解体的最为重要的原因。[19]
应当说，苏联解体的最后过程只是一个事态演变的客观结果，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两人最初都没有瓦解苏联的打算。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受到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转移，一些加盟共和国出现了离心倾向，对联盟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为了保留联盟，同时也是为了削弱俄罗斯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联盟领导人打算把俄罗斯中的一些自治共和国提升到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并提出了自治化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35个无权退出联盟的共和国（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自治共和国）取代原有的15个有权退出联盟的加盟共和国。由于这会使俄罗斯丧失51%的领土、几乎所有的战略资源和近2000万的居民，为了保证俄罗斯的完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于1990年6月12日发表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完整的宣言，并得到了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绝对多数票（907票赞同，13票反对，9票弃权）的通过。这份宣言不仅丝毫没有提出关于俄罗斯退出苏联的问题，而且在第六条中明确提出"俄罗斯联邦在联盟条约的基础上同其他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俄罗斯联邦承认和尊重苏联和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即使在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时候，叶利钦仍然希望保留联盟，只是由于乌克总统克拉夫丘克等人的坚决反对，最后才只能以独联体的形式取代苏联。[20]
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的认识
自冷战结束以来，苏共倒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事件发生22周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广泛的争论。"20年祭"对苏联"亡党亡国"的解释是："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权阶层和像戈尔巴乔夫等人这样的代表人物。这些领袖人物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和制度模式，最终导致苏共74年执政地位的丧失"。"汪文"也把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俄国主流学者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的"诉说"。
总的来说，俄国学者对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数俄国学者都认为，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可以避免的原因、难以避免的原因、国内原因、国际原因、历史原因、时代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理论上的原因、还有道德上的原因"。另外，苏联在经济上"没有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加以改革的失败给人们造成的生活困难，致使苏共丧失了民心，"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推翻苏联、苏共和克格勃三座大山的必要"，"苏共和苏联被全面抛弃"。[21]
在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诸多因素中，俄国学者最为关注的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在斯大林时期没有建立起对党和国家领导的权力进行制约的有效机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社会中形成的集权制的消极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造成了种种问题，妨碍了独立的社会组织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且也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致力于扩大地方政府机构权力和责任的所有建议都遭到了高龄领导人的反对，以致到了80年代，苏联的上层和下层都出现了巨大的危机。[22]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联的解体首先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早在20年代就形成的效率极低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苏联解体前十年，国家生产食品的钱都被用于生产和购买武器，在经济上已不能支撑军备竞赛。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西方拒绝向戈尔巴乔夫提供贷款，最终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其后果就是苏共领导人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加以其他的一些因素，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造成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中，一些学者特别提出了国家石油价格下降这一因素的影响。一些俄国学者认为，苏联早在20年代就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效率极低，只是由于较高的石油生产缓和了苏联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高额的石油收入使得苏联可以解决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到了80年代，在苏联已深深地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石油价格的急剧下降，以及随后而至的货币和金融危机摧毁了苏联和共产主义制度。[23]
也有不少俄国学者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因素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看来，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能力拯救苏联，而且在事实上反而加速了国家的解体。正如冷战国际史著名学者祖博科所指出的，若无戈尔巴乔夫，冷战不会如此快地结束，苏联也不会如此快就解体。[24]但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因素是否就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很多俄国学者如奇奇金、索尔金、祖博科等都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奇奇金在《苏联崩溃剖析》一书中，对"苏联经济体系和国内政治体系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才摧毁了苏联"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在作者看来，戈尔巴乔夫在仅仅5-6年的时间就摧毁苏联和苏共是不可能的。祖博科也指出，"时代的更替受客观的、超越个人的因素的影响"。"把历史看作是大人物、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结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主张把客观的因素同个人因素结合起来看待苏联的解体。[25]
值得指出的是，在俄国一些具有民族爱国主义情绪的组织、俄罗斯共产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团体内有一种看法认为，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消亡的首要原因是由于"外国的影响"，是国际帝国主义通过诸如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这样的代理人实现了他们的"阴谋"。这种看法引起了不少俄国学者的反对。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索尔金对这种认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即便存在这样的因素，它们自身也不会改变社会的性质。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社会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的选择，不是由于"国外的影响"或者"阴谋"，而是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现代化理论所影响的结果。[26]
总的来说，"20年祭"虽然采用了对许多人物的访谈资料，但却仅仅是选择性地呈现了一部分俄国人的诉说，特别是没有反映出俄国主流学者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的种种"诉说"。
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反思：世纪大悲剧？
事实上，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是否就真是一场"世纪大悲剧"，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一些学者将其看作一场"大悲剧"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从苏联解体的悲剧中，从新的俄罗斯的建立中可以明确看到祖国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明确数百万人行为的目的。这首先就是追求自由、民主、主权、市场改革和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是俄罗斯人民主要的价值观的保障。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一个大国，废除了共产主义制度，同时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俄罗斯社会奠定了基础。"[27]
应当承认，不管苏联解体造成的"地缘政治灾难"有多深，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多少痛苦，苏共倒台和苏联解体都是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苏联各族人民自己的选择。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共产党的势力衰微至今，早已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这也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
也许我们以曾经同属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各国为例，可能更能说明问题。在经历了所谓的"东欧剧变"之后，那些成功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虽然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转型剧痛，但都最终完成了相对公平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并进而经受住了欧盟从1997年到2002年连续六年对其进行的系统评估，历经入盟联系国、入盟候选国及欧盟成员国三个阶段，于2004年正式加入欧盟，继而又于2007年加入申根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就已呈现出良好的经济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比剧变前有了大幅的提高，这些国家正在全面地缩小其与西欧的经济差距。[28]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在苏联时代，这些东欧国家曾爆发过数起反抗苏联统治、追求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历史事件，但如今的他们却不惜以部分让渡国家的主权为代价，极力要挤进欧盟成员国的行列，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其背后的核心原因恰恰在于两者截然相反的制度安排。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以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为基础，导致了经济的萧条与政治的专制。而如今东欧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却是建立在对公民的财产权、自由交易权、投票权、竞选权、享有正当审判程序的权利、自由言论权、自由迁徙权等基本经济政治权利予以充分承认和保障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与整个欧盟的价值基础及制度安排都可谓十分契合。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整个苏东集团的政治剧变，并不能以简单的"亡党亡国"来予以概括，至少对于大部分东欧国家而言，曾经的共产党固然消亡式微了，但是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却反而迈入了更为良性的轨道。
事实上，即便是所谓的"亡党"，也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说。因为在东欧各国的民主制度下，即便是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前共产党人"以及由前共产党改组而来的后继党，也同样能拥有自己的政治舞台。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后继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重新成为执政党主持中央政府的情况，在剧变后的这二十年多间也并不罕见。[29]区别只是在于，在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下，他们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建立"恐怖屋"等手段来监督和控制民众了，反而是民众得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来让他们不得不全力地为人们提供服务。
从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中可以看到，倘若一味地以劳动人民的立场或是人类进步事业来进行自我标榜，仅仅提出一些空泛的口号、许诺一些美好的愿景，是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能找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切实地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经济政治权利，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衡与监督，在现实中真正兑现自己的诺言。
"20年祭"为电视教育片《居安思危》之三，意图想必在于对苏联政治剧变的原因进行反思，引起改革者的忧患意识。但是其基础应该建立在对苏联政治剧变的原因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准确客观总结的基础上。虽然对于这些问题，中外学术界仍处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之中，但是其前提应当是以档案材料为依据，理清历史事实，进而就相关问题取得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
注释
[1]《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的解说词，本文依据的是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第4期的文本，以下简称"20年祭"；汪亭友先生的文章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8期，以下简称"汪文"。
[2]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俄国解密和开放的有关苏联解体的档案已有2500余件，其中大部分已经公开发表，并被编成了专门的档案集，如Клишаса А.А.，С.М.Шахрая，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85-1999），Москва：Фонд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11，Шахрая С.М.，Станских С.Н.，Распад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1986-1992 гг.），Москва：Волтерс Клувер，2009；Шубин А. В.（сост.）Распад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2006.
[3]萨哈罗夫和尤·阿法纳西耶夫不仅是"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作为苏联反对派势力中的重要成员，积极推动了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废除，因此他们的说辞难免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
[4]Галенович Ю.М.Китайские поминки по КПСС и СССР，Восточная книга，2011，с.27-28；Зубок И.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1，с.438-439.
[5]Зубов А.Б.（под.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Том II，1939-2007，Москва：Астрель，АСТ，2009，с.689、691.
[6]Зубов А.Б.（под.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с.523；Зубок И.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с.431.
[7]Жерт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ССР，http://lists.memo.ru/；Вишневского А. Г.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1900 - 2000，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2006，с.423-424。Кропачев С. А.. 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о масштаб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в 1937-1938 годах//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1，2010，с.166-172.
[8]Кропачев С.А. "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 и его жертвы в зеркале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1937-1938 год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1，№2，с.116-124；Кропачев С. А.. 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о масштаб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в 1937-1938 годах，с.166-172.
[9]Кропачев С. А. 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о масштаб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в 1937-1938 годах，с.166-172；Жерт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ССР，http://lists.memo.ru/.
[10]Вишневского А. Г.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2006，с.415.
[11]Желицки Б.Й.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3，с.166-186.
[12]Зубов А.Б.（под.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с.904.
[13]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ЦХСД，Ф.89，Коллекция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Ксерокопия//Источник，1993，№0，с.66-75.
[14]Зубок И.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с.401.
[15]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96，18 мая 2010，с.9.
[16]Зубок И.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с.432.
[17]Зубок И.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с. 436、409、419.
[18]1990年4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184号会议纪要摘录：关于苏共的政策以及为支持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而采取的措施；1991年1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东欧局势的发展及苏联政策的决议，参见崔海智编译：《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俄国解密文件》，《冷战国际史研究》，2012年11月第13辑。
[19]Медведев Р. А.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Почему распалс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течес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3，с.124.
[20]Клишаса А.А.，С.М.Шахрая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2011，с.62、63、65、438.
[21]Галенович Ю.М.Китайские поминки по КПСС и СССР，с.27-31.
[22]Смирнов Г.Л. Уроки минувшего，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7，с.296.
[23]Безбородов А.，Елисеева Н.，Шестаков 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крах СССР. 1985-1993，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Норма，2000，с.165-167；Чичкин А.А.Анатомия краха СССР，Вече，2012，с.323-324；Зубов А.Б.（под.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Том II，1939-2007，Москва：Астрель，АСТ，2009，с.297.
[24]Герасимов И.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оиск и обретение свободы (1985-2008)，с.66、11-12、369；Зубок И.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с.485、451；Зубов А.Б.（под.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2009，с.297；Галенович Ю.М.，Китайские поминки по КПСС и СССР，с.51、102.
[25]Чичкин А.А.Анатомия краха СССР，2012，с.5；Зубок И.М. Неудавшаяся империя，2011，с.437.
[26]Согрин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1985 - 1994，Прогресс-Академия，1994，с.3-5.
[27]Герасимов И.，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с.369-370.
[28]参见邰浴日：《东欧民主化转型的影响》，《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9期，第78-79页。
[29]同上，第80页。
来源: 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