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是近20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但大多是对苏联党内腐败、苏联解体作了探讨，而对于其深刻影响往往局限于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方面，关于其对于俄罗斯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少关注。实际上俄罗斯利益集团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1]。
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笔者把它概括为苏共党内的特殊待遇、特权现象，再到特权制度、特权阶层以及发展壮大几个阶段。苏联官僚特权形成发展之后，给苏联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官僚特权阶层既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根源[1]，又是叶利钦时期最早形成的利益集团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一）列宁时期苏共党内的特殊待遇。列宁曾经对党内出现的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强化监督，在防范官僚主义的滋生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列宁注意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问题。1917年，他写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关于防止无产阶级国家发生蜕变的问题，他指出：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变成官僚，不但要实行选举制度和取消高薪，还要“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2]。但是列宁过早地去世了，这一问题留给了后人。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俄共(布)在莫斯科立即举行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者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疗养区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专用别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务。此后，国家领导人享有的特权种类逐渐增加。“这种为保持国家领导人健康而采取的措施便是苏联党政干部享受特权的开始。”[3]当然这一时期的特权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苏共领导人的特殊待遇。
（二）斯大林时期的花名册制度。列宁时期曾经提出党管干部的思想和原则。后来特殊的战争时期形成了干部任命制度；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НОМЕНКЛАТУPА)，即花名册制度，俄文又称为官册。“官员名册的诞生赋予苏联干部制度下述鲜明的特征——党的组织机关围绕着‘官员名册’考察、任免和管理干部，‘官员名册’成为苏联干部制度的出发点与核心问题。”[4]
“1923年6—11月，《关于任命制》决议的通过和批准第一份官册，标志着俄共对领导干部的任免开始规范化，官册制度诞生。”[5]“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中央决议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官职等级名录这个专门名词推广的结果是拥有这些职位的领导干部就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6]斯大林时期的官名册制度，实质上就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标志。
不少西方学者也都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7]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8]“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备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9]斯大林还在官员中实行“钱袋”(即“红包”)制度，即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领导干部的工资附加款，其数量按职位高低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不等。这些特权主要是因为领导权带来的。
斯大林时期建立了花名册制度，这一制度对于维护斯大林的统治，维护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斯大林时期的这一制度并不完备，特权阶层的人员较少，且不断调整变化，加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并未给社会发展和改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赫鲁晓夫时期不成功的干部改革。赫鲁晓夫在位时，曾作过限制干部特权的改革尝试（如废除“钱袋”制度、推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传统领导体制和执政体制，因而其忙乱的改革未能对干部特权造成实质性的冲击。
赫鲁晓夫时期，干部队伍的人数稳中有升，但赫鲁晓夫实行特殊的干部政策。“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的规定，对干部层进行定期的硬性更换。据此规定，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书记由于任期届满而落选，更换率高达60%。”[10]赫鲁晓夫还取消了斯大林时期为高级干部发放第二工资的“钱袋”制度，撤销了除最高机关外的其他机关的疗养院网，减少了享受公家配备轿车的领导干部的数量。他的这些措施起到了缩减特权者队伍的作用，使干部队伍中享受特权的人数大大减少。赫鲁晓夫时期这些改革措施，有它的进步意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制度。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特权制度。因此他的改革只能半途而废。”[11]
（四）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时期则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一时期长达18年，并最终制度化，人数多，特权现象严重，影响恶劣，已经阻碍了社会改革。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制度，并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反过来强化这一制度，阻碍改革。
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继续享有特权。“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对精英开放，它提供西方进口商品在内的优质产品。甚至还有一些特殊工厂，专门为精英们生产优质商品。特殊的建筑企业，则为精英们建筑舒适宽敞的住房。高级官员还享受特殊待遇，这包括使用豪华轿车和建在乡间的设备齐全的公家别墅。不管是特殊商店还是特殊待遇，都严格按照职位高低来确定级别。”[12]另据苏联学者M·C·沃斯连斯基的研究，大约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人的货币收入方式数量可以包括：（1）工资，每月工资额为700卢布；（2）休假补贴；（3）餐费补贴（包括一日三餐的餐劵，其午餐丰盛，足够一家人吃，往往这些官员把午餐带回家享用）；（4）出国补贴；（5）专门津贴[13]。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在理念方面，他们虽然身为共产党员，但是却已经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习惯的动听的空谈；第二，将人民赋予、为人民谋利益的权力，已化为个人利益和集团谋利益的特权；第三，千方百计保护利益集团（此处的利益集团是指特权阶层——笔者注）的利益[14]。
特权开始还表现在特殊待遇上，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则进一步演变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成为明显的特权腐败问题。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苏联官员由于不满足于体制内的待遇，而公然地以权谋私，从而导致了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蔓延[15]。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行贿受贿极为普遍，席卷基层到高层。“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的勾当。赠送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16]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17]这些人不仅仅是维系斯大林体制，而且维护现状，反对改革。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推行实际的领导干部终身制，这种稳定的干部制度[1]，使得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并定型。
（五）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问题积重难返。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提出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戈尔巴乔夫想用民主化、公开性来扫除体现社会障碍机制的“官僚阶层”。他对原苏共干部队伍没有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方针，使改革缺乏一支可依靠的较稳定力量。这是其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一，戈尔巴乔夫本人“反特权”却大行特权。戈尔巴乔夫不仅不愿放弃自己及家庭享受的特权，而且其热衷程度也超过了以腐败闻名的勃列日涅夫。但是他善于做表面文章，经常有一些捐款给慈善机构的“义举”，其腐败常不为人知。曾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发生了‘8·19’事件，不得不停止大兴土木的计划。”[18]
第二，戈尔巴乔夫对官僚特权阶层日趋腐化的危机，无动于衷，视而不见。他执政之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来的高级领导人的特殊待遇都依然照旧保留。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回忆：“特权待遇许多作法一直延续到很晚，直到1990年以前，过去的许多东西一直保留着。”[19]甚至在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还跑去找叶利钦讲条件：苏联解体可以，但是需要保留我的特权待遇。结果遭到叶利钦的拒绝。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发展壮大，并成为阻碍改革的主要政治力量。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这一阶层已经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主张将财产合法地占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官员或者说苏联精英在俄罗斯的官员任职中的比例关系。H·B·彼得罗夫的研究表明，在俄罗斯最高领导层中，75%出身于苏联精英，在商界精英中，这个比例为61%（注：这里的苏联的精英主要指苏联特权阶层）。在表1中，可以看出最低接近60%，最高达80%以上的俄罗斯官员源自于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另一个证明就是叶利钦的回忆录。叶利钦在自传中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心理描述道，“谁在职务阶梯上爬得越高，谁就生活得越舒适，谁也就会对失去这种生活更加感到不愿意和痛苦”[20]。官僚特权阶层不愿意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待遇，并且希望把它继续传给自己的后代。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这些人最终选择了资本主义：因为这样可以把他们占有的财富合法化。
第三，官僚特权阶层借助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良机，利用新旧体制转型的混乱，大肆侵吞公有财产，迅速致富。在戈氏改革背景下出现了最早的先富起来的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这些掌握着管理权的官员们，谁是管理者，谁就成为占有者、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21]官僚特权阶层的若干头面人物，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以及同高级领导人的种种关系，取得各种特殊的经营权力，以多种形式，通过多种途径，侵吞国家财富，逐渐从管理者变成占有者，把管理权变成所有权。这一过程大致是从1987年开始，是通过多种形式逐渐实现的。第一种方式是共青团经济。他们利用苏联时期的市场混乱成立专门机构“青年科技创作中心”，涉足影视业、国际贸易、旅游业等领域，并从事倒买倒卖金融的活动。第二种方式是利用国有资产成立股份公司的机会，股份为部门或领导瓜分。著名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这样出现的。第三种方式是在国家银行基础上建立商业银行，大多数是借助于后来的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私有化组织起来的。有的商业银行是在部的财务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原来的财务局长或副局长就变成了银行的董事长。石油化工银行、无线电技术工业银行和其他一些所谓“部门银行”统属此类。第四种方式是“在商业领域，则在国家供销机构和商业机构基础上建立交易所、合资企业和大的商社。
通过苏维埃的分配体系的私有化，建立了共青团交易所（莫斯科商业交易所、莫斯科中央金融交易所等），许多合资企业和一些大的商社”[22]。
（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官僚特权使苏共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导致腐败蔓延，恶化了社会风气。官僚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扰改革，他们最终背叛了社会主义。
第一，使苏共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为下降。以享受特权为标志的特权阶层与其他社会政治阶层有着明显的区别“，苏联特权阶层的特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这是一种红利，只发给那些有政治地位或对国家做出个人贡献的人”[23]。所以，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很远。在苏联社会中，特权者通常被称为“他们”，而与一般大众“我们”区别开来。一方面是普通群众不能享受特权，另一方面是来自官员队伍并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实施对苏联社会的领导和管理的特权阶层在肆无忌弹地享受特权。久而久之，在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特权阶层便与苏联党和政府划了等号，苏联党和政府不再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而成了高高在上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的代表，党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
“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竟占85%。”[24]由此可见，当时苏联的广大群众已经不把苏联共产党看做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了，绝大多数已经不再拥护和支持苏共，这样，苏共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只能走向失败。
第二，导致腐败蔓延，恶化了社会风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领导干部中的特权和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据《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一期发表的文章透露，当时苏联上层领导人拥有专门生产蔬菜的不施化学剂和化肥的生产基地，领导人可以生产成本1/22的价格购买土豆和黄瓜。基辅一家名为‘公社社员’的时装店为特权人物订做衣服只收取成本费的一半，而国家则每年为这家服装店补贴13-15万卢布。”[25]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许多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聚敛资本、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盗窃国库，很快成为爆发户。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腐败愈演愈烈。官僚主义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在斯大林时期，腐败主要表现为官僚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已演变成大面积的贪污。苏共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体现为两大特征：第一，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发生腐败，体现为腐败分子对国有资产的贪污和侵吞。第二，腐败的有组织化。苏联干部制度中的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造成了广泛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促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导致腐败带有组织性[26]。腐败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还逐渐控制了苏共各级党组织。学者黄苇町认为腐败分子“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是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27]。
第三，官僚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扰改革。特权本身就是一种腐蚀剂，它使得享有者醉心享受，满足现状而不思改革。正是因为特权阶层唯恐失去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极力阻止改革。“这些官僚机构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立法通过的有限管理改革阳奉阴违，不予贯彻，他们在整个70年代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策略。”[28]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主要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的抵制造成的。柯西金虽然失望，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进一步改革的努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实在不能容忍苏联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就又筹划改革。1979年他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深刻分析了苏联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但是这份报告引起了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西金的助手“凯雷林被撤职，而报告在10多年时间里处于保密状态”[29]。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18年里，苏联社会逐渐陷入停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改革就要触动官僚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而这一点恰好是他们决不允许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官僚特权阶层只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特权，除此之外，它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30]可见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改革，使社会主义改革不能深入、顺利地进行下去。这就使苏联的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大解放和大发展，从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四，官僚特权阶层最终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共产党，沦为新的俄罗斯权贵。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发现已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统治方式，为了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发现资本主义既能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得到巩固，又能将这些财富传诸子孙，于是他们便趁机大捞一把(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他们疯狂聚敛财富的时期)，然后抛弃了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进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于1988年通过了《个体劳动活动法》《合作社法》，实际上使得苏联的私营企业合法化。利用有利的政策环境，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未来的寡头们大都没有放过这个契机，创办了自己的私营机构，开始了他们最初的行动。行动的内容主要有三个：获取非现金信贷、做进出口贸易和生产销售稀缺消费品”[31]。例如后来成为叶利钦时期著名的七寡头之一的弗里德曼创办了一个合作社，通过给一些握有大量非现金信贷的企业提供各类服务赚了不少钱，很快致富。另一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曾任莫斯科共青团第二书记。看到进出口贸易是当时苏联赚大钱的行当，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弗里德曼抓住机遇，他们倒卖计算机、复印机、高档香烟、香水等奢侈品，利用苏联和国际市场的差价大发横财。后来成为叶利钦时期传媒大亨的古辛斯基看到了生产销售稀缺消费品比较赚钱，他用几乎不花什么成本的废旧铜线制作铜手镯挖掘到了第一桶金。
总之，苏共党内出现的官僚特权阶层先是千方百计地阻扰改革，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利用社会的混乱，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捞取个人利益，最终抛弃了社会主义，使得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二）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出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原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大多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新俄罗斯人。其中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追溯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轨迹，俄罗斯国内理论界以及国外研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俄罗斯金融寡头最主要的就是由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特权阶层演变而来的。正是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官僚特权阶层没有得到有效地遏止，并且愈演愈烈地形成为苏联社会中不可动摇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苏联解体及俄罗斯建国之初的混乱时期，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大肆攫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转换和自身阶级属性的质变，成为了俄罗斯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
苏联解体了，国家所有制成为一句空话。原苏联时期的官僚和企业的领导人利用体制的漏洞，开始借国家制度转换之机，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自居，将原来对国有财产的隐性占有权合法地转化为自己名正言顺的所有权。特权阶层“不仅成功地实现了手中财产所有权的转换，也实现了其自身身份的质变，由原苏联的官僚权贵变成新俄罗斯的资产阶级突出代表，构成为俄罗斯国家新生的金融寡头，再一次成为了俄罗斯现实社会中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主人”[32]。现在，俄罗斯的商界精英中有17%的人就是来自原来的共青团系统，而俄罗斯社会不少著名的财团寡头就是出身于共青团干部。“俄学者们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期是苏共权贵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积累财富’的时期，而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运动则是权贵们将‘权力变为资本’的合法化过程。”[33]这个过程也是权贵们积聚财富，完成自身身份转换，组建金融工业集团并进而成为金融寡头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演变从特权现象、特权阶层到特权集团，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十分注意维护自己掌握的各种权力，不顾一切地追逐权力，因为权力背后存在着公开的或隐蔽的特殊利益，权力越大特殊利益也就越大。这种对权力的垄断必然走向腐败和专横。同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它们的私欲也日益膨胀，热衷于进行权钱交易，伺机把权力管辖下的公有资产转化为个人所有。此外，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竭力想维持现状，保住现有的权力，害怕任何形式的改革，扼杀各种改革的政策。当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得苏联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时，他们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最终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倒向了资本主义。正是这个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苏东剧变的动荡中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并且摇身一变为俄罗斯新私有制社会的第一批中坚力量。其转向支持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分析总结其演变和影响，对于深化和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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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