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涵盖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基金募集、基金合同、机构内控、信息披露、服务业务等多方面、功能完备的私募基金自律管理体系。与此同时，监管机制调整的必要性也越发凸显。需要在现行私募自律管理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明确管理人、投资人、托管人之间的权责义务，明确重点监管私募基金公司的时机、尺度和效果。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日前表示，监管部门正在调整私募基金管理机制，将推出“重点机构监管”机制，涉及“白名单”“黑名单”及基金注销退出等机制。这是监管部门首次发声圈定范围，加强对“非金融正规军”私募基金的监管，也是在近半年数家私募基金公司出现“跑路”、爆雷等问题后，监管部门首次表态调整监管思路。笔者认为，此时调整和完善私募管理机制正当其时。
自2014年8月份《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以来，私募基金机构登记和产品备案数量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8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42万家，已备案私募基金7.47万只，管理基金规模12.80万亿元。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涵盖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基金募集、基金合同、机构内控、信息披露、服务业务等多方面、功能完备的私募基金自律管理体系。
与此同时，监管机制调整的必要性也越发凸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在法律层面，目前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并未完全明确，仅在《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少数部委规章中有简单表述。私募基金不是法定金融机构，带来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如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如何纳税?是否动用行政执法力量监管?私募管理人的权责如何界定等。
二是在监管过程中，作为私募托管人的商业银行与私募管理人的矛盾时有发生。在今年6月份发生的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旗下多家私募基金公司负责人“跑路”事件中，持有数百亿元资管产品的投资人在追讨私募基金款项无望时，选择到基金的托管银行询问，得到的回复却是“银行作为托管人，依法依约不承担共同受托责任”，即亏了，管理人跑路了，银行不“背锅”。由此，在银行业和基金业引发了托管人和管理人权责的讨论。
三是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不构成对其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对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但在实际运营中，少数私募基金公司以为登记备案就是拿到了所谓的“牌照”，利用登记备案证明不当增信或从事违法募资活动。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比如，我国私募基金公司数量众多，以中小型私募机构为主，目前监管任务已比较繁重，一旦都赋予法律上的金融机构定位，后续配套监管成本过高。又如，在《基金法》架构下，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类基金的托管要求差异较大，造成托管银行落实托管责任时不完全明晰，尤其是对私募股权类产品的监督难以由托管行单独“穿透”实现。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现行私募自律管理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明确管理人、投资人、托管人之间的权责义务，明确重点监管私募基金公司的时机、尺度和效果。首先，在引入重点监管之后，要科学处理监管部门行政执法与私募管理人投资管理之间的关系。探索在保守私募基金商业秘密的前提下，用新的工作机制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加强“穿透式”监管。其次，切实引入私募基金注销“死亡”机制，避免违法违规私募管理人死灰复燃，打击借用备案登记从事“炒壳”“卖壳”生意或者利用备案登记违规增信、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用作他途。再次，除了“黑名单”“白名单”之外，可适当引入第三方市场化评价机构，探索建立私募基金管理人评价机制，帮助投资者预先甄别私募基金的“成色”，规避相关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