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633年幕府发布第一次锁国令起，日本经历了近250年的闭关锁国体制。这期间严禁日本船只出海从事贸易，凡偷渡者一概处以死刑；对外贸易伙伴除了同一文化圈的中国、朝鲜之外，只有被视为对日本不具威胁的荷兰。荷兰商人可前往日本进行贸易，但被指定只能在长崎港内的出岛进行活动，并受到幕府严格控制；来自荷兰的兰学虽有传播，但也只触及医学、天文、地理之皮毛，而西方启蒙思想则被严格封锁。
19世纪中叶，当培里率领的美国舰队叩关后，幕府再也无法延续已经执行了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不得不从“锁国体制”转向“开国进取”。培里舰队叩关后不久，走在前列的日本知识分子就已嗅到西方工业列强所散发出文明火花的味道，并产生了学习欧美制度改造日本的渴望。幕末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主张日本应向西方学习，“大兴器械之学，开设工场，多造大船，复航海之法。”为了切身体验西方的文明和制度，思想家吉田松阴甚至想冒生命危险，偷渡前往美国进行学习。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幕府在1860年就已向美国派出使节团进行考察。当时的使节团副使村垣淡路守在《航海日记》中记载了自己所目睹的美国议会议事情形：“其中一人起立，大声叫骂，比划手势，宛如狂人。”对于刚从封闭落后日本走出的使节团而言，这一切是既新鲜而又陌生的事务，以至于村垣将美国议会政治，视为“宛如我日本桥之鱼市。”
同时随团出使的福泽谕吉，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切身体验，后来提出“文明既然有先进后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并主张日本不应等待其他国家开化之后共同开发亚洲，而应“脱其伍而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当时日本对西方文明了解的渴望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翻刻的版本就达22种之多；福泽的《西洋情况》连同盗版在内，初版就发行了40万册。
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废藩置县、消除割据势力，日本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形态上，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却仍然处于探索状态。“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忆当时情况道：“自己认为，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这种事业大体亦完成。但是以后，就实在为难了。”“政务上应施何种方略？外交上应以何为标准？”
1869年，明治政府雇佣的荷兰传教士威尔贝克建议，应当派遣官吏切身体验一下西方文明，考察西方列强的发展模式。1872年正是《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到期之时，明治政府打算派遣使节团赴欧美修改不平等条约、重订关税，同时考察西方的文明与制度，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参照。
明治四年十一月（1871），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的约50名使节团成员，率领50名留学生，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考察。使节团成员中，以来自明治政府的实权人物居多，被视为是“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使节团中年龄最大的岩仓具视47岁，大久保利通42岁，木户孝允39岁，伊藤博文31岁，平均年龄只有30岁。在使节团出访前，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与留守的西乡隆盛、大隈重信等留守政府要员达成约定：在使节团出访此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重大改革；如不得已进行改革时，应知照使节团；待使节团完成使命归国后，参照对各国考察情况再实施改革。
二
使节团抵达欧美后，其修改不平等条约之提议在美国遭到拒绝，而英国甚至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为苛刻的修约方案，法、比、德等国在修约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当修订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未能达成之后，使节团便将重点转向了对西方文明与制度的考察之上。
岩仓使节团初定下的期限为六个月，后来延伸到一年零十个月，前后考察了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十二个主要西方国家。在近两年的时间中，使节团广泛接触各国政治首脑和各阶层人物，考察了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兵营、要塞、学校、报社、福利机构、博览会等，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有了较深认识。“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
1872年岩仓使节团到达英国，岩仓使节团在英国逗留考察了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先后参观考察了英国各主要城市的工业企业。英国雄厚的生产能力给日本使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久保在写给大山岩的信中指出：“到任何地方参观，均不见有地上的产品，只有煤和铁而已。制成品皆由他国输入，然后再输往他国。工厂的盛况早有耳闻，此次考察放信名不虚传。到处黑烟漫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的富强原因。”
英日两国同为资源缺乏的岛国，而且自然条件相似，“英国其形势，位置与我国无异，故此国之人每称日本为东洋国，但以营业力而论，其悬殊亦甚。”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强大与当时中日两国之弱小也让使节团深入思考其原因。使节团看到长期处于小农经济形态之下的中日两国，以农耕为立国之本，以道德为政治核心，重农轻商成为基本国策，民权物权得不到伸张，私有财产受不到保护，“君子小人截然有别”，人民缺乏从事商业的精神和动力，由此也产生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英国则尊重国民的财产权，“西洋一法一令，皆考虑人民财产生理，此乃保证其富强之所在。”由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国民精神倾注于世界贸易”；大力发展工商业、尊重私有财产乃是英国“雄飞的物质基础。”
通过对英国的考察，使节团认识到在今日世界上，只有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从事贸易，方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富强；而为了调动民众参与贸易的积极性，则必须重视私有财产的保护。到使节团返回日本之后，随意侵犯私人财产的“充公权”、“征集御用金权”等特权旋即被废除；后来制定的明治宪法中更规定“不得侵犯日本臣民的所有权”。大久保利通则“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之必要自不待言；而要实现富国强兵。则务必要从殖产兴业上下手，切实谋求其进步发达。”
1874年大久保利通主持制定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决定依西方样板大力发展日本的近代工业。殖产兴业初期以政权力量扶植国有企业为主，政府中的大藏省负责殖产兴业资金的筹措和调配；工部省专司矿山、工场和铁路三大部门的经营建设；内务省则主要负责农业、畜牧业和农产品的加工。到了1880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官业下放令”，将国有企业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这标志着从以国营企业为主，转入到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在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之下，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实现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的工业化；日俄战争前，日本完成了以机械、钢铁产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工业化。从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始，三十年内，日本基本完成轻重工业的产业革命，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成为工业国家，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英法美德。
三
在欧美的考察中，明治诸杰看到西方列强的富强是和其政治制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优良的体制，必然推动创造力的发挥；一个健全的制度，也必然带来竞争力的勃发，由此推动整个社会进步。他们亲眼目睹了“欧罗巴洲列国感触于佛郎西革命，民伸自由之理，国变立法之体，尔来星霜仅经八十年。中虽奥国继续帝威，二十年来亦已改为立宪之体；俄国之独裁，十年来略图与民自由。欧洲之文明源于此改革之深浅，其精华发而为工艺产物，利源滚滚而出。”由于国情的不同，欧美各国的政治体制也各不相同；在走向近代化道路上的日本，该仿效哪国的政治体制？
考察完英美等国之后，明治诸杰认为英美的政治制度暂不适合于日本的国情。“欲学其营生利国之目的，尚不可。故观察英国使我所受之感触，亦不亲切。内部政治，国民景况，尚不见对我有紧要之处。”大久保利通将世界各国政体分为三种类型，即民主政体、君主政体和君民共治之制，并认为民主政体可以在美国、瑞士的国民中实行，但对“习惯旧习，盲崇宿弊之国民”则不适用。但大久保也承认民主政治“实合天理之本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木户孝允则认为当时的日本是“未达到文明之化”之国，“故不得不暂由君主专断，求民意之合作，以逐渐步入文明。”
在考察团中木户孝允负责考察各国宪法，到达伦敦后他即将日本在德国的留学生青木周藏招到英国，就开设宪法、地方自治、土地制度等系列问题与青木进行了仔细的讨论。1873年使节团到达德国，对德国宪法进行实际考察。此时的普鲁士，先后击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通过战争完成国家统一，并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统一后的德国，在国家宪法中设定了国王拥有无上大权，议会上院（贵族院）由国王指定人选；虽然存在选举和党派，但在选举中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又保证了贵族在下院的多数地位。普鲁士成为一个“以议会粉饰门面，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官僚制度、军国主义传统、容克贵族的特殊地位，这些对急于追赶西方工业强国，在明治后执掌权力的日本官僚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考察了普鲁士式的政治模式后，使节团得出结论，“此与日本酷似，研究此国政治之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在后来制定明治宪法时，木户甚至断言日本立宪“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1882年日本再次派遣伊藤博文率领“宪法考察团”赴德国考察宪法。伊藤博文到柏林后请教柏林大学的法学专家格奈斯特，格奈斯特给伊藤的建议是尽力缩小议会权限，加强君权和行政权。对此伊藤博文心领神会，决定参照普鲁士宪法，制定日本宪法，开立宪制度。
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如普鲁士宪法一般设定了主权在君，“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天皇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统帅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议会分为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贵族院由贵族、天皇指定的议员以及多额纳税者组成；众议院由具备一定财产资格，年满25周岁的男子选举组成。内阁由天皇任命的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组成，他们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和国民负责。明治宪法中还将军事部门置被于政府管辖之外，保证了军队统帅权的独立。日本国民被称为天皇统治下的“臣民”，虽享有信仰、言论和集会等自由权利，但这些权利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于不妨碍安宁秩序之义务限度内”才能享有。
在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学习上，明治诸杰没有以先进的英国政体为学习目标，而是考虑到日本的独特情况，以德国的宪法体制为蓝本进行复制，建立了明治宪法体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个体制有着它的特殊优势。在国内，它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家力量完成资本积累，搞好基础建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在国外，可以运用国家力量去开拓殖民地，掠取原料和产品市场，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此外，明治宪法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亚洲第一部宪法；虽然宪法中存在着诸多保守的方面，但在当时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民权派的植木枝盛虽然不满这部钦定宪法，但他仍然评介道：“无论如何，确实是诞生了叫做宪法的东西，而日本人民不失为有宪法之国的人民，日本不失为世界列国中一个立宪国的成员。”
四
在欧美考察中岩仓使节团看到欧美各国普遍重视教育，以提高本国国民的文化科学素质，
为工业化建设培养所需人才。负察考察教育的田中不二麿说：“所历涉殆十数国，立政之体各虽不同，至于其竭力于教育，彼此皆出于一辙。”木户认为日本人与今日美欧国家中人，绝无不同，差别只在于学不学而已；对比于西方列强，使节团认为日本贫穷落后“皆因不教之民难使，无能之民不可用”。故“其为急务者，莫先于学校”，当前日本急需的就是实现普及教育、建立新式学校，为日本的社会发展培养出大批人才。
岩仓使节团还发现在教育内容上，东西方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使两洋国民之贫富不同，尤觉生于此积习。”“有形之理学”指与工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无形之理学”则指儒家的经学。日本传统的儒家教育“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如果不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改造，就培养不出堪当重任的人才。
为配合日本推行“文明开化”的目标，培养学当所用、适合工业社会需要的人才，明治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教育，效法西方各国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近代学校体系。
明治政府不故当时国家财力的可承担程度，于1872年颁布《学制令》，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以期达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按照这一计划，全国分为八个大学区，每学区设置一个大学；每一个大学区又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又分为120个小学区，设小学一所。如此，全国共有大学8所，中学256所，小学53760所，这个计划脱离实际，在几年后不得不进行修改，但它对日本教育的推动作用是明显可见的。1879年日本的小学达到28025所，在全民范围内普及了初等教育。大隈重信说：“教育于维新之前，局限于武士四十万之间。至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民。”中学和各类专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兴办，1877年出现了日本第一所综合大学——东京大学。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分析日本为何在明治维新后一跃而强时，指出其关键在于仿效了欧洲学制，实现普及教育。甲午战争前日本全国已建有各类大中小学近3万所，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叹息道，“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
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保守的幕府、消除各方割据势力，日本实现了国家统一，但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却仍处于探索状态之中。岩仓使节团中的明治诸杰，通过亲身对西方列强的参观考察，兼采欧美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教育上的特点，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为立国三大政策，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未经任何中介阶段就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在岩仓使节团赴欧美的前后，中国也曾经派遣使节团前往欧美。1868年中国派出赴欧美使节团，全权大使竟然是美国人普安臣。被赞誉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1879年使英归来后，因赞颂西方政治制度，被朝野上下唾骂，只得辞职返乡；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也因称颂西方文明，备受诋毁而至毁版。1905年底，清廷方派五大臣出洋进行考察，以为“预备立宪”。而此时的日本已分别在对马海峡和沈阳击败俄国，进入世界一等强国之列。梁启超比较了中国与日本在19世纪中叶对西方学习的道路之后说道：“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炮船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一个重学，一个重物，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