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取得了政权，并不意味着它获得了永久的执政权。决定执政者能否持续执政的最终因素是人民的意愿，而非执政者自己的意愿。所谓执政合法性，说到底就是人民对执政者的认同。执政者要守住江山，必须取得足以让人民认可的业绩。从1917年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到1991年丧失政权，苏共执政的74年是其执政合法性逐渐丧失的74年。
首先，从推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看，苏共起初代表了俄国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后来却逐渐成为俄国现代化的阻碍。
作为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沙皇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强国的强迫下开始的。自彼得大帝执政以来，俄国就面临着一种客观的紧迫感：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若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的背景下，俄国的私人资本力量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因此，俄国工业化进程必须反对本国资本和国外资本，必须集中一切物质资源。布尔什维克党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高度集中，一贯地推行工业化政策，它因此而获得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执政的合法性。就连对苏联模式进行过最激烈抨击的吉拉斯也承认，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能担负起俄国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共通过强制手段加速完成了工业化。然而，由此建立起来的非市场的官僚全权管理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却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具有超强的动员能力，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对官僚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下达的计划。即便工厂有能力超额完成任务，管理者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上级制定下一年计划的根据是今年的产量。这样一来，计划制定者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计划经济因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序”经济。科技创新也不是必须的，得不到鼓励。1980年代苏联科研成果的采用率只有25～30%，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平均需10～12年,而美国85%的科研成果可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这导致苏联与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拉大，落后于西方15～20年，输掉了与西方国家间的科技战。最终，计划经济模式越来越阻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从1951～1955年的9.6%，降至1981～1985年的3.1%。
其次，苏共起初较合理地分配了社会资源，后来则从自身内部产生了一个背离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垄断社会所有资源的官僚集团。
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过程中不仅提出了“土地、和平、面包”的革命口号，更许下了建立一个政治平等、经济民主、文化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承诺。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兑现了“土地、和平、面包”的承诺，并开始领导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验，不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也赢得了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的支持。在20世纪30年代，韦伯夫妇就认为，苏联已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俄国人正在进行“在全部社会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巨大而令人振奋的实验。”
然而，苏联的实践却离社会主义渐行渐远，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官僚集体主义。
从政治资源的分配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停留在宪法形式上，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无产阶级的统治权是党代为行使的。由于党内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甚至个别人手中，党的机关和组织变为个人的工具。最终，掌权的官僚可以为所欲为，通过对党的控制垄断了一切政治资源。
从经济资源的分配看，官僚是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和使用;在个人生活上，官僚的生活腐化堕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按照官职大小享受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供应和特殊工资，等等。与此同时，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则困苦不堪，很少或不占有经济资源。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称苏联经济是短缺经济，意指苏联经济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生活用品或者是总量短缺，或者是品种短缺。
从文化资源的分配看，官僚们把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作为绝对真理，把领导人的说教作为绝对真理在该时代的唯一代表，把自己说成是唯一合法的执政者，并向人民群众灌输这些说教。任何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异议都被作为“毒草”加以根除。为了防止人民同“有害”思想接触，苏联实行了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将“有害”的东西事先处理掉。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苏共内部日益形成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群体，它由列入中央和各级组织部门官名册的由上级任命的官员组成。托洛茨基称其为“特权阶层”，吉拉斯称其为“新阶级”。
由于现实与官方说教的巨大反差，人民对苏共逐渐失望，从而导致它的合法性的丧失。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1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1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试问，这样的党又怎能继续执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