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关乎东亚未来和平与繁荣，二战后各种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和经济规划不断涌现。近年来，由于东亚各国学者、政治家和传媒的努力，东亚共同体开始被视为实现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选择。东亚区域合作这一议题长久不衰，与东亚各国民众认为未来东亚通过地区整合，将使东亚地区共同受益的心理预期紧密相关。但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目前在东亚地域范围内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道德和情感以及价值标准，从而内在地支撑东亚共同体或其他形式的东亚区域合作。
相反，在知识、道德和情感以及价值标准的构建上，东亚各国仍倾向于以各自民族和国家为中心，以东亚整体为对象的认知方式零散且不成体系，尚不足以与民族国家认知方式相抗衡。东亚各国以各自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认知方式，很多时候不但阻碍东亚共识或东亚认同的形成，而且使东亚呈现分裂对峙的局面。比如在历史认知上。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的子安宣邦指出，日本某些学者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视为“保卫祖国”的战争，以及积极评价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使得历史记忆呈现民族主义和日本为中心的特征。[1]这种历史认知方式，其狭隘性和破坏性显而易见，既伤害东亚各国人民的情感，也造成东亚各国政治上的不信任，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阻碍力量。
日本作为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以何种历史视角审视其与东亚共同体间的关系，这无疑是认识日本的重要知识积累，对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支持东亚共同体的历史视角
在审视东亚历史与东亚共同体间关系时，很多学者积极看待东亚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以及东亚历史对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借鉴意义。如中国学者赵建民所指，“历史事实说明，东亚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一体化’的区域，在该地区曾出现过进步的、成功的、古代‘东亚共同体’；也出现过反动的、失败的、近代‘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无疑会对现实和未来的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殷鉴意义……这一定会对现实中力图构建的‘东亚共同体’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2]同样，很多日本学者通过对东亚古代史、东亚近代史和现今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反省，从而形成支持东亚共同体的历史视角，并主张日本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具体来说，在古代东亚文化交流中，不论是整体意义上的交流，还是各国相互间的交流，都有着很好的流动性，并形成了共享文化资源(如佛教、儒学)。因此，古代东亚历史上所形成的初步共同体形态，成为日本学界支持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历史依据。
比如，早在1994年大阪大学教授森岛通夫就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他最初构想的东亚共同体范围包括东北亚各国，并不包括东南亚各国)，其构想的历史依据就是古代东亚所形成的初步一体化形态。他指出，古代中朝日在7世纪就建立了规模较小的三国东亚共同体。东北亚国家间在历史、文化和人种上的接近，为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打下良好的基础。[3](315)
与森岛通夫相比，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此木正夫等在对东亚共同体的探讨中指出，古代东亚历史上虽然存在东亚文明圈，但该文明圈到了近代后维系力减弱，东亚各国间的异质性渐渐增强，因此东亚文化实际由共通因素和异质因素相混杂而成。所以仅以东亚历史文化作为基础构建东亚共同体有困难，需要与经济和政治相互协调配合。[4]小此木正夫等指出古代东亚文明圈在近代民族国家认知方式下，东亚各国相互间存有共通性但也凸显异质性的事实。
另外，在近代东亚历史上，日本对东亚国家进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式整合，其极端形态为“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大东亚共荣圈”与东亚共同体间的关系成为日本学界探讨的另一重点所在。森岛通夫指出，古代中日朝关系密切，近代由于日本侵略使得相互之间产生近亲憎恶的现象，而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使人容易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时所制造的“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共荣圈”并非是各国平等，而是将亚洲置于日本支配下的产物，是现在东亚进行区域整合的负资产。[5]
立命馆大学教授松井芳郎专门探讨了东亚共同体与“大东亚共荣圈”间的关系，指出二者有着一定的相似度，所以探讨东亚共同体不能回避“大东亚共荣圈”，只有从过去的教训中进行学习，才能正确地规划未来。[6]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二战后由于日本没有进行彻底的历史反省，以及日本领导人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等，导致日本与中韩等东亚国家不断爆发冲突。对于历史问题所导致东亚各国在政治上的不信任，以及阻碍东亚区域整合，日本学界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反省。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憙家指出，“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的区域内合作体制的建立明显滞后。其原因在于，该地区尚未建立起相互间的政治信赖关系。其中，历史问题成为极大的障碍。对此，日本确实应该承担起相当大的责任。”[7]
在如何纠正日本的错误历史认识上，森岛通夫指出日本应以积极态度应对。对于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森岛认为这不是构成日本与这些国家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障碍，“正是因为有过侵略行为，所以今后才要以积极地态度与他们建立共同体”。“日本人和日本政府长期受制于‘面子’这种右倾情绪，对历史的共识采取拒绝的态度，这是日本人的灾难。这种思想阻碍了日本人接受我的关于成立共同体的救治方案，使日本堕向深渊”[3](345,341)。森岛通夫要求日本尤其是日本政府以诚心诚意的态度面对其侵略亚洲的历史，接受历史共识，进而以积极角色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与以上学者通过东亚古代、东亚近代以及现实中历史认识审视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不同的是，三浦一夫将视角集中于东亚共同体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与一般认为东亚共同体式整合始于1997年金融危机不同的是，三浦一夫对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回顾追溯至1976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最初始源则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8](43－44)三浦一夫将东亚共同体视为二战后东亚区域自身发展的产物。
以上日本学者通过积极的历史视角审视日本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形成了支持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基本论断。这体现为以下几点：即古代东亚国家间有着频繁交流，通过共享和共有的文化流动初步形成了共同体，这是现今东亚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依据；但近代社会东亚文明圈维系力减弱，民族国家的认知方式成为主流导致各国间异质性增强，因此东亚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文化与政治、经济间的相互协调配合；近代日本为了本民族和自己国家利益对东亚国家进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式整合，其“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并非是建立在各国平等基础之上，因此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应该吸取上述历史教训，坚持各国平等原则；二战后日本错误的历史认知造成东亚国家间情感和政治上的不信任，是东亚共同体构建的障碍所在，日本要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历史认识问题，积极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这些基本论断是日本学界对以往东亚历史进行审视的产物，既希望这些论断成为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也希望这些论断能够影响和整合日本国内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各种思潮，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扮演积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日本学者在认识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上所呈现出的历史视角，体现出日本对其东亚国家身份的认同，这与下面要阐释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以及反对日本参与东亚共同体者的历史视角，有着很大的不同。
2004年5月成立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自称囊括全日本学界精英，同时有日本政府和产业界人士参与，是日本探讨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平台。①作为探讨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的重要平台，东亚共同体评议会于2005年发表了报告书《东亚共同体设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战略》，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采取的战略。
该评议会将维持和增进日本和日本人的安全、繁荣以及日本人视为重要的价值(自由、民主主义和日本的传统等)作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并强调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增进上述日本国家利益为当然的日本国家战略。另外，该评议会在对日本的国家战略建议中，比如在安全方面，尽管建议废止将军事手段作为解决东亚地区纷争的手段，但仍主张日本坚持与东亚区域外国家美国的军事联盟。[9]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的上述建议，凸显日本与日本人、日本传统等字眼，以及期待强调东亚区域外的美国发挥作用，从中不难看出该评议会在对待东亚共同体构建上，实用主义地借用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东亚区域外的政治力量。这与日本政府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上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即引入与日本价值观念相同，但处于东亚区域外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美国等参与东亚共同体构建[10]有着一致之处。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在建议中，强调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实用主义地借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东亚区域外的政治力量，显示出该评议会在探讨东亚共同体时，尤其是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时，仍延续日本和西方的视角，并没有完整的东亚视角作为思维依据。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所体现出的东亚视角的缺乏，与该评议会对东亚历史的认识有很大关系。该评议会在何种历史视角下探讨东亚共同体，在第三次会议《何谓东亚？其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以及上述《东亚共同体设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战略》报告书中集中体现。
在第三次会议《何谓东亚？其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中，由京都大学教授白石隆和政策研究大学院教授青木保做主题发言。值得一提的是，白石隆在发言中对东亚的界定有着明显的非历史倾向，仅在国际政治框架内界定和认识东亚。他指出在日语中“东亚”这一词汇，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竹下内阁时期发生变化，以前东亚所指的是儒教文明圈，80年代后期开始将东亚跟东亚经济奇迹联系起来。随后，国际关系学者将东亚地域涵盖范围确定下来，即东亚由日本、韩国、中国和东南亚等构成。1985年广场协定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东南亚等通过在此地域的直接投资，促使各国(地区)经济产生依赖关系，此地域不再是地理名称，而具有经济地域性质。
他总结东亚地域由以下四个因素构成：第一，美国在东亚的霸权设计；第二，日本回归美国所设计的东亚地域秩序。由于美国在安全保障上发挥巨大力量，日本将国家利益限于经济领域，保证经济增长成为日本的国策，并将经济合作作为达成上述日本国策的手段，由此形成日本的亚洲政策；第三，亚洲各国在谋求经济发展上，或者选择日本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或者选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第四，东南亚的开发，其中华侨的跨境经济活动使得经济网络形成。
东亚地域整合与欧洲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以制止战争，构建安全共同体为目的，以法德为中心的政治规划进行整合。与之相反的是，东亚地域整合并不是由各国政府从政治上推进的，仅仅是市场的逻辑使然。亚洲1997年爆发经济危机，才开始将东亚作为政治概念使用。[11](4－6)石隆在对东亚的界定中，过于强调二战之后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作用，有意忽略了二战之前东亚历史在东亚界定和东亚地域秩序形成上的重要作用，更少有提及古代东亚历史文化的共同性。
随后做主题发言的青木保对白石隆偏重国际政治角度有所纠正，他指出政治不能脱离历史文化独自发展，而日本和中国在历史、古典和艺术等文化领域渊源很深。但东亚从16世纪开始遭受西欧化、殖民地化、近代化以及随后的全球化的影响，使得东亚形成一种“文化混成”现象，
东亚充满了异质多样的文化。具体来说，东亚各国有“土著”文化，比如日本的神道；有受印度和中国影响的传统文化，比如佛教、儒教等；然后是西欧影响的近代文化；以及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所影响的文化。
基于上述对东亚历史的认识，青木保认为多样性是东亚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并对东亚文化的共同性表示怀疑。比如，他指出同在儒教文化圈内的日中韩三国，实际上在儒学上存在着以各自为中心并相互蔑视的倾向。近代日本为了支持“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所提出的同文同种口号，实际上东亚各国各自的汉字发音并不相同，因此同文同种的性质也是很稀薄的。反而在今日的全球化下，东亚各国在都市文化上呈现出相似性。
因此，东北亚各国间存在着所谓的文化共同性，但各自差异也很明显，如与东南亚相比的话，存在着更明显的差异。只有东亚文化与南亚、俄国、中亚、美国相比的话，才能感到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同一性。[11](8－12)从上述可知，青木保倾向于强调东亚文化的多样性。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在《东亚共同体设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战略》报告书中对东亚的历史和文化基础的认识，基本上延续了上述观点。该评议会也是在对东亚历史和文化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日本国家对东亚共同体构建应采取的战略。
在报告书中，该评议会指出东亚历史造成了今日东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东亚文化多样性体现为语言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东亚地区存在着众多的语言，适合东亚的通用语言是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基本条件，东亚通用语言的缺失将成为东亚共同体构建的障碍所在。就东亚的宗教而言，往往存在着因为信仰的不同而产生隔阂，进而产生武力冲突的可能。使宗教问题不威胁本地区安全稳定，是东亚地区发展的难题。[9](11－12)
另外，随着东亚步入近代，东亚历史形成的共同因素的凝聚力在减弱。在古代东亚，东北亚国家受中华文明影响，东南亚国家受印度文明影响。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将其文明向周边国家和地域辐射，并通过朝贡体系维持文明中心和文明边缘的关系。但到了近代，西方近代文化强势地介入亚洲，打破了古代东亚国家受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影响的局面。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作为文明中心的地位被动摇，西方文明开始居于中心地位。二战后摆脱西方殖民支配的东亚国家纷纷以近代化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随后东亚国家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逐渐缩小，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开始在东亚流行。
因此，东亚国家文化由如下几种文化构成，即各自的本土文化、古代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影响下的文化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所影响下的文化，这三种文化使得东亚文化成为“混成文化”。[9](12－14)
从中可以看出，该评议会对东亚历史所形成的文化多样性有较深刻的认识，并将尊重东亚文化的多样性视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原则。不过该评议会对东亚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也止步于此。与上述通过对东亚历史纵向式认识和反省，从而得出支撑东亚共同体基本论断的日本学者相比，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对深入挖掘东亚历史，对整合多样性东亚文化，进而形成东亚共识的意愿不高。因此，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在探讨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时，虽然形成一定的东亚历史文化认识，但并没有借此形成完整的东亚视角，最终转而实用主义地利用西方价值观念，甚至主张借用东亚区域外政治力量进行东亚地区整合。
三、“脱亚入欧”历史视角下对东亚共同体的否定
毋庸讳言，日本仍有很多学者对于东亚共同体不热心，甚至对其质疑、批判。如拓殖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在《“共同体”不适合东亚——亚洲屈服于“中国和平”之日》一文中认为，东亚共同体是中国霸权主义的体现，中国提倡东亚共同体是想借此离间日美同盟关系。[12]如三浦一夫所总结，反对东亚共同体的日本学者有共通之处，这些日本学者认为东亚共同体实际上包含着“中国称霸的野心”，借此将美国排挤出亚洲，同时这些日本学者也肯定日本的侵略战争，支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主张强化日美同盟以及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8](42)
在反对东亚共同体上，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中川八洋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延续了近代日本“脱亚入欧”式历史视角，在肯定西方价值观念下“脱亚”式消极看待东亚，同时“入欧”式主张日本该与英国、美国等结盟，反对日本与中国进行东亚共同体建设，认为东亚共同体将导致日本亡国。以下以中川八洋《亡国的“东亚共同体》一书论点进行说明。
具体来说，中川八洋有意选取历史比较对象，从而否定东亚共同体对于日本的意义，主张日本应该坚持与英美结盟。历史类比思维是进行历史认识的基本方法，但中川八洋的历史类比过于主观，因此并不科学。比如，他将东亚共同体建设视作曾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德意日三国同盟。他认为目前日本社会尤其是媒体对于东亚共同体的鼓吹，与当初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缔结之际日本举国狂热支持极其相似。三国同盟缔结之际，日本的《朝日新闻》却对只给日本经济带来破坏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口号给予无尽的赞赏，跟随政府鹦鹉学舌式报道，完全不见批判的文字。
三国同盟与美国、英国对抗，但持续不到5年就崩溃了，这是有害无益的同盟。基于此，日本只有与英国和美国全力维持绝对友好的关系，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如果不能维持与两国的同盟关系，将危及日本的生存。现在由于中国的对日情报工作，日本开始接受东亚共同体。但东亚共同体是在复活德意日三国同盟的亡灵。东亚共同体主要目的在于破坏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东亚共同体构建的过程，日美同盟将如粉尘般被消灭，必然导致日本经济崩溃，与中国进行东亚共同体建设，百分百是在重复德意日三国同盟的错误。[13](5－6)
另外，中川八洋以二战中波兰的惨痛教训支持日本与邻国进行对抗外交，而反对东亚共同体式的协调外交。他从二战中波兰被德国和苏联进攻而亡国得出的教训之一就是，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是由周边侵略大国决定的，即和平与否是由周边的军事大国和侵略性国家决定的，而不是由侵略受害者自己所决定的；波兰教训之二，自己国家需要借助同盟国军力维护安全的话，同盟国军队驻扎在自己国内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同盟政策的根本铁则，因此美国在冲绳的驻军，对日本和冲绳的安全都是绝对必要的。作为决定东亚和平和秩序的日美同盟，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是其基石所在；教训之三，邻国不可信赖。从波兰可知，日本不该信奉幼稚的“邻国友好主义”，自古以来，手执剑奉行远交近攻之策，这是国际政治现实不变的真理。[13](15－16)简而言之，从上述波兰教训中，中川认为日本不应该参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而应该将中国和俄国仍视作对日本安全有威胁的国家，奉行远交近攻的外交，维护日美同盟，并且坚持美国在日本国内驻军。
还有，中川八洋将东亚共同体理念视为近代日本所构建的魔鬼思想“亚洲主义”的复活。他认为，日本的“邻国友好主义”，即所谓的“亚洲主义”，其源头可以溯至明治时代初期，并非是外来思想。由于明治维新而导致输出“革命”的情怀，自然导致这一祸端在日本蔓延形成歪曲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一直到日俄战争前，日本政府都奉行着“非亚洲主义”的外交路线，对民间的“亚洲主义”热情予以遏制。“非亚洲主义”与“反俄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日英同盟是“非亚洲主义”。但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开始失去理性，1907年转为“亲俄主义”，是伊藤博文独断专行的结果，以此为契机，“亚洲主义”日渐抬头，并导致与韩国合并这一错误，从此“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公认的外交意识形态。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占据外交意识形态。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占据外交的中枢，其结果就是日本采取将欧美从东亚驱逐的外交路线，“亚洲主义”转变为“反英反美主义”是日本的“世纪错误”，选择导致自我灭亡的“大东亚战争”，是精神异常者的自残行为。[13](16－18)现在东亚共同体论就是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主义”演化而来，也是重返曾经的“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之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主义”向东亚共同体的演化是中国对日操作使然，如同二战前苏联使得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亚洲主义”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一样。从“亚洲主义”中退却，这是批判“大东亚战争”绝不能回避的绝对前提。但不可思议的是，“大东亚战争”具有骂名，“亚洲主义”却变化为东亚共同体得以推进。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主义”具有反美和反国家的特征却是继承了战前的“亚洲主义”。除此以外，东亚共同体理念试图改造日本人意识，通过创造东亚人这个概念，消灭日本人意识。与以往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不同的是，东亚共同体是以中国执掌东亚霸权，是使日本成为中国属国为最终目标，东亚共同体是实现在东亚全地域中国作为支配者的“大中华主义”。[13](21－22)
最后，中川八洋还从欧盟历史论证东亚共同体的不可行性。他指出日本有些学者强调东亚共同体与欧盟有历史相似之处，但他认为实际上欧盟的历史远非如此。欧盟的雏形欧洲煤钢联营参与者都是基督教国家，在随后欧盟创建的历史过程中一直遵循着基督教国家原则，因此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至今无法加入欧盟。日本主张东亚共同体者，对欧盟的基督教国家原则有意忽略，基于此事实，欧盟不能成为东亚的先例。东亚没有共同的宗教，按照从欧洲中世纪以来就已经共有基督教基础来看，日本不论是谁都能知道东亚共同体的不可行性。[13](31－33)
中川八洋甚至主张东亚移植欧盟的冷战历史环境，通过与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中实现“东亚共同体”。他认为，若要以欧盟为榜样，建设东亚共同体必须先打倒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日本为亚洲的盟主，改造亚洲的社会主义制度，担负起东亚共同体责任。中川八洋极端地认为如果没有美国支援，那么东亚共同体无法建设。按照欧盟与北约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调和关系，“东亚共同体”应该是按照以下原则构建：1.必须限于美国及其同盟国参加；2.排斥俄国；3.中国与俄国关系密切，也予以排斥；4.与欧盟一样，不能允许社会主义国家加入。构建“东亚共同体”具体步骤如下：推翻朝鲜政权并与韩国合并，将中国台湾地区正式纳入美国盟友，作为围堵中国的重要前线，日本表明“防卫”台湾的决心，日台结成同盟。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重新编为美国的盟国。印度作为美国的准盟国，加入围堵中国网。如果可能的话将蒙古作为美国的盟国，美军在蒙古部署。[13](41－47)中川八洋依据其“脱亚入欧”式历史视角甚至不可思议地主张在亚洲复活冷战围堵中国。
如果说，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实用主义地主张借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西方的政治力量整合东亚区域，体现出“日本在关于东北亚中的日本国家定位问题上，存在着东亚区域认同与自我疏远两种意识倾向”。[14]那么从上述可知，中川八洋完全延续近代日本“脱亚入欧”历史视角，肯定美国以及西方价值观，蔑视东亚，不但否定东亚共同体对于日本的意义，延续现有的日美同盟关系，甚至不可思议地主张将日美同盟升级到复活冷战围堵中国的程度。无疑“脱亚入欧”历史视角成为日本否定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思维依据。
四、结论
从上述可知，日本大体在三种历史视角下审视自身与东亚共同体的关系。支持东亚共同体构建的日本学者，依据古代历史上东亚国家所形成的初步共同体形态，以及吸取近代日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式对东亚地域整合的教训，认为日本应该正视其历史错误，并积极投身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及其代表性的日本学者，在审视日本与东亚共同体关系时，对东亚历史虽有一定认识，
但并不愿以此形成完整的东亚视角，因此实用主义地借用西方的价值观念，甚至主张引入东亚区域外美国等政治力量介入东亚地区整合。而中川八洋所代表的日本学者仍延续日本以往“脱亚入欧”历史视角，对东亚历史和东亚国家持有偏见和蔑视感，对外主张日本只需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结盟，将中国视为日本的威胁，反对与中国进行东亚共同体建设，认为这将导致日本的亡国。上述历史视角所呈现出日本看待东亚共同体的知识、道德和情感以及价值标准，以及对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角色设定，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合理利用，以期日本能更有效地参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
注释：
①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否认自身是日本推进东亚共同体的组织，而将自身视为日本探讨东亚共同体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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