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改革导向歧路
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年了，苏联改革的教训问题一直令人深思。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是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然而，如果从苏联改革的历史过程来看，就会发现，苏联改革失败而中国改革成功，其关键原因在于，前者采取了错误的激进改革路径。后者则相反。具体地说，苏联的改革者从一开始在改革思路上就贯穿了两个错误的原则，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执政党对全局的可控制能力，而直接引进西方式的多元政治，二是在经济上直接采取一步到位的市场经济休克疗法。以这两个错误原则为基础的激进的改革模式，恰恰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必须承认，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是西方历史与社会文化综合条件相互作用后的产物，它们还受到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支持，才得以对社会生活起到有效整合的功能。然而，当非西方国家的改革者们意识到本国制度的缺陷而奋起改革时，却受到一种想当然的观念的支配。改革者们以为，只要把这些现成的制度搬过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与一党政治，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称之为“制度决定论”，这种教条式的“制度决定论”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初期，在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在这些国家，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与学者，不可能去了解西方特定的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支持性的社会条件，以及其他相互依存的因素。
改革派既然认为，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制度，是完全可以照搬并取得实效的。那么，改革的阻力就来自那些反对这样做的“党内和社会上的保守派”，因此笃信西方制度万能的苏联激进改革派，就倾向于认为，只要联合要求改革的民众去打击保守派，一切就可大功告成。这种激进思路，在政治上产生的结果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峙。
其次，在经济上，改革派既然认为，市场制度只须以革命手段搬过来，就可以发挥作用，自然就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这就是所谓的“五百天计划”。这个政策的设计者认为，经过休克疗法，在一两年间建立新的体制，此后投资增加，经济发展，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休克疗法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一步到位，相关方案的设计者沙塔林当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能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所以应该一步到位。”由此可见，他们不是根据这种改革方案被社会接受的可能性，而是根据激进方案的“必要性”来决定改革路径的。其所以错误，可以用另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飞机不可能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当时苏联政策的设计者对多元政治、市场经济等制度的背景考虑较少，认为搬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思想上十分乐观。至于可能性，考虑得就比较少。这其实就是一种制度决定论。
二十年来苦果难咽
正是这种“西方制度决定论”指导下的苏联改革，引发了巨大的问题，并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一些主张改革的人在苏联解体十年后说：“苏联的改革模式已被证明失败，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比后来的俄罗斯要好得多。”他还说，戈尔巴乔夫留给俄罗斯三个遗产：一是苏联的崩溃；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几百万人流浪。
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之后领导了苏联和俄罗斯的后续改革，他本人后来也有反思。在辞去总统职位前一天，叶利钦在演说中表示，为了避免终生后悔，他要告诉民众他对改革的反思：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来似乎对我们很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再为他们的这种希望进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屏障。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
戈尔巴乔夫的转变最有意思。在苏联崩溃后不久，戈尔巴乔夫曾表示他终生的目标是推翻极权制度，消灭对人民实行专制的独裁制度。但到2000年时，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大转变，他向一位中国记者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苏联改革中有一个值得警惕的教训，加强党和国家对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戈尔巴乔夫痛定思痛，并不是要回到极权主义的过去，但他认识到一个可控制局面的政治权威，比如苏共的领导，在转型过程中是重中之重。这是他在苏联改革失败之后的体会。
当然，苏东剧变之后二十年间，采取政治与经济休克疗法的苏东各国，其遭遇各有不同。受休克疗法打击最大的，是苏联在亚洲的各加盟共和国；其次是俄罗斯，而东欧各国恢复经济后的发展情况相对较好。这与各国内部的重新整合有关，根据整合和转型的成果，我们大致可以把前苏东国家分为三种类型。
相比较而言，东欧各国转型损失较小。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本来就有公民社会与民主传统，政治上的一党执政结束后，原有的民主文化和政治传统重新被激活，并承担起整合社会的功能。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处于欧洲，在欧洲联盟的强大影响与支持下，总体转型还是比较顺利的。
俄罗斯渐渐回归到总统集权的威权政治模式，在总统制下，依靠普京个人的威望与魅力，重新建立了强人政治。经过一盘散沙的大乱之后，民众愿意牺牲一些自由，来换取安全与稳定。加上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强人政治也建立了新的合法性基础。尽管如此，俄罗斯目前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最可悲的，是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既没有东欧各国历史上的民主传统，没有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来支持政治转型，又没有普京式的超凡魅力型领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陷入极大的困境，旧的体制已经崩溃，新的多元政治又无法建立起来。在苏联解体之后，亚洲各加盟共和国就陷入长期的脱序状态。颜色革命泛滥，政府走马灯式地更换，成为这些国家的通病。
为什么只有这类国家不断爆发颜色革命，而俄国与东欧国家则得以避免？这可以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类国家是一种弱势国家与弱势社会相结合的“双弱结构”，政府无法和各社会阶层、集团妥协合作，因而没有执行能力，不能带动经济增长，而权力又缺乏社会有效监督，因而极易导致弥散性腐败。这种情况下，民众普遍不满是必然的，于是在野的政治反对派可以轻易利用这种社会不满，在国外势力的资金支持下，迅速地通过选战或其他手段上台。一旦反对派上台组织新政府后，在同样的“双弱结构”下，又再次陷入了同样的怪圈。于是颜色革命此起彼伏，恶性循环，民粹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泛滥。这是落后国家模仿西方制度的一个可悲教训。可以说，颜色革命恰恰是不成熟的激进改革的“因果报应”。
综上所述，如果苏联当时不是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浪漫主义者执政，而是由更有权威，更富有经验的政治家领导，始终保持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权威，保证对改革进程的可控制能力，将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与其在意识形态上空洞地指责戈尔巴乔夫“出卖了苏共”，不如实事求是地分析苏联激进的改革路径与方针的失误。
中苏改革的路径对比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走的就是另一条改革道路。中国从前期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继承了许多政治资源，在改革中用于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这种改革模式的整合能力很强，形成了巨大的发展优势。中国的改革起因于“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推动者是复出的老一辈政治家，相对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老一辈政治家在长期革命岁月中积累了巨大的威望，丰富的人脉关系与体制内的经验资源，这些都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具备的。其次，在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下，稳健改革派始终掌握着强大的政治资源，一方面打击保守派，另一方面打击体制外的激进派，并使两者在政治上边缘化。在这种“中派”独大，两极被边缘化的政治格局下，改革者可以从容、主动地进行大难度的结构改革，而不会受到两极强烈的挑战与威胁。这些都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
但在苏联的改革中，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处于中间地位的稳健改革派。随着改革深入，戈尔巴乔夫代表的中间派逐渐被逼向边缘。其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等人虽然掌握了苏共的组织资源，还是要和激进派结盟才能抗衡保守派。在这种改革的“中左联盟”中，由于“非激变才能成功”的话语权，不可避免地落到比中间派更激进的叶利钦一派手中。叶利钦更激进，比中间派更能吸引公众，作为中间派的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边缘化，就必须跟风迎合民众。然而，中间派在这方面永远不可能赶上激进派，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优势却又不是当政者，不必承担激进的后果，反而可以用向公众空头许诺的方式来获得支持。中间派陷入被动，不得不越来越走向激进，以寻找公众支持。最后戈尔巴乔夫饮鸩止渴，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这就意味着将苏共的历史真相全部揭开。在改革未见实效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必然危及执政党的威信与政治合法性，进而引起意识形态混乱和政治崩溃。在这种比赛激进的竞争中，利加乔夫这些党内保守派首先被边缘化，处于中间的戈尔巴乔夫主流派也跟着被拖垮，叶利钦遥遥领先，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在这种危机下，保守派孤注一掷，发动八一九事变，但为时己晚，不仅无法挽回局面，还进一步加快了苏联的解体。此后俄罗斯等国历经经济衰退、政治动荡。
回顾苏联改革的历史，有几点教训值得后人汲取。首先，是在确定改革的基本思路时，不能将一步到位的“制度决定论”拿来当改革的指导方针。其次，处于左右两极中间的执政者，要始终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保持改革的动力的同时，防止两极势力的冲击，并保持对变革进程的控制能力，而不是相反。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在这两方面都有很负面的教训。
美国崛起对我们最大的启示，我称之为包容性崛起。中国要崛起就要实现三大包容：一是包容自己的对手；二是包容其他国家；三是包容时代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