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本体论出现的“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一开始就把哲学这种最高“智慧”定位于追求感官对象背后“存在”的认知性理论。这一思想的延伸、发挥，最后便形成了柏拉图分裂为两个世界(影像和实体)，本体世界决定实物世界的理念论哲学。这就是最初奠基性的“本体论”。对这种理论的问题亚里斯多德早有觉察，他就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本体与本体的影像两离，它怎样去决定存在的事物?更重要的还在于，本体作为超感性实体，完全脱离开了经验，人们怎样能够认识和把握这种本体?再有，本体的本性属于前定本性，如果一切都由它事先规定好了，“人”的存在和活动还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前定论、独断论、预成论、宿命论、先验论、被动论，这些构成古代本体论基本思想前提的性质，同时也就成为它的致命的弱点和难题。经过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它是本体论的极端形式)之后，到了近代人们就逐渐醒悟了，其实这种本体论理论与神学并没有什么分别。近代哲学对上帝的否定、上帝的自然化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对传统“本体”的消解、转型过程；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其直接的原因就是由本体论的“问题”而引发出来的，然而这一切，在近代还仍然是在传统本体论的圈子里面展开的活动。
2·本体论存在的根基就是人性
传统本体论哲学能够存在并支配人们的思想两千余年，应该说这决不是偶然的，它必有存在的根基和理由。它的根基何在?这个根基就是“人性”。 因为人是具有双重本性的存在。人有“物种”规定的“自然本性”，在这一基础上，人又通过目的性的活动创造了人所特有的“自为本性”。从这一意义说，人作为人就是不会满足于自然“给予的现成存在”和已经到手的东西，总要超越现存的东西，从有限去追求永恒。这就是人的超越本性，或者叫做“形而上本性”。 古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把理论的基点定位在否定感官存在，追求具有绝对意义的超感性的隐秘本体，这种倾向表达的就是人的“形而上本性”。在近代哲学发展中，人们尽管怀疑这种看不见的本体，对它可以提出种种不同的责难，却没有人能够完全取消它，总要给它保留一个地盘；或者人们可以不承认别人认可的那个“本体”，而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不得不为超越性的存在保留一个空缺位置，这里的根子也在人的“形而上本性”。
3·本体论的复兴
?一般都认为，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比，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研究重心的转换，即从重点研究“本体论”问题转向重点研究认识论问题；现代西方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相较，又发生了一次转变，从重点研究认识论问题转向重点研究语言问题。但是，近、现代哲学所发生的两次“转向”，并不意味着作为最古老和最基础的哲学分支——本体论的消失；相反，在近、现代哲学中，把它作为一种哲学观念和哲学型态来看待的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根本改变。只是在休谟和康德具有摧毁性的批判之后，传统本体论哲学所探讨的问题才成为可疑或必须“存疑”的问题。“存疑”不等于问题的取消，而只是要求对本体论的基础进行“审查”。因此，在康德之后，黑格尔通过重建理性工具，又重新恢复了本体论哲学的基本信念。现代西方哲学对待问题的态度可谓复杂而分歧。在实证-分析哲学中，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问题一度被当成伪问题而遭到“拒斥”或“清除”，但在这一思潮的较近的发展中，例如在蒯因和斯特劳森那里，所谓“ 本体论”问题又重新获得了活力；而现象学-存在哲学则一直以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为己任。两大潮流的日益接近乃至融合的发展趋向，被一些人描述为“本体论的复兴”。
4·近代哲学的目标就是要消除物质与精神的对立
近代哲学对本体论问题的探讨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当近代哲学家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思考实体问题时，本身就表明它所涉及的应该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再是单纯的“存在”或“实在”自身的问题。只有到这个时候，哲学才摆脱了它的原始素朴性。存在，不论是在人的思维之外且不依赖于人的思维的存在，还是在人的思维之中的存在，都不能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孤立地加以把握。也就是说，本体论的探讨是不能离开认识论而孤立地进行的。近代一些哲学大都依然企图在思维与存在即精神与物质之外再找到一个更高的东西，并把这个东西视为标志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最高实体； 而另一些哲学家则在思维与存在的对立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存在着的世界是具有广延性和坚实性的运动着的物质微粒，不具有广延性和坚实性的思维是如何认识它们的呢？无论是否认精神实体还是否认物质实体，看来都无法消除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这是近代理性派哲学家和经验派哲学家在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特点。早期的经验派哲学家是通过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的。他们认为，感觉是沟通思维与存在的桥梁，感觉的可靠为理性的可靠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感性知觉与理性思维统一起来，把感觉中的个别上升为理性所把握的一般。经验派哲学的第一个创始人是培根，从培根开始，经验派哲学家或者把实体看作是作为感觉对象的物体，或者认为那个真正具有形而上 学意义的作为支撑物（支托）的实体肯定存在，但不可知，或者根本否定物质实体乃至一切实体观念的实在性。他们的重点集中在观念性的一般能否反映客观实在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上。在他们看来，如果形式、定义、一般或抽象观念这些理性形式通过对感觉的归纳、分析和抽象后获得的共相能够与外物或外部规律相符的话，思维与存在也就是同一的。但共相既然只是人的理性通过对感觉的加工后获得的一般观念，那它就只是人的心灵的产物。到了贝克莱和休谟那里，经验派哲学立场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考虑思维与存在到底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而决定着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归根到底还是作为最高认识对象的实体到底存在不存在和能否被认识的问题，而这一点又恰好是经验派哲学从感觉出发所无法回答的。在理 性派哲学家那里，思维与存在是先验地被设定为同一的。他们认为，“清楚明白”或“不矛盾”不仅是最基本的逻辑原理，而且也是本体论上证明存在的基础。真理必须是不矛盾的，既然事物的真理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得到，只要理性思维不矛盾，事物本身也就是不矛盾的。这样，思维的“清楚明白”成了外部事物必定存在的证据。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建立在实体范畴之上的，作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的最高实体的必然存在是他们的逻辑前提。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通过不同的途径把这个前提肯定下来。这样，我们就看到，思维与存在，或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是近代哲学从之开始的出发点，而近代哲学的目标就是要消除二者的对立，或在对立中把握住统一。当然，它们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的。经验派哲学侧重于从认识论的角度，企图通过理性对感觉的加工来抽象和归纳出一般，用这个一般来标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此，他们的哲学着眼于人的感觉和理智，并最终通向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考察。理性派哲学消除这种对立的途径基本上是本体论的，他们要为人的 理性和外部世界找到一个共同的实体性存在作为二者统一的根据，因此他们的哲学着眼于最高实体的客观实在性，并最终不得不承认那最高实体概念本身就蕴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实质上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康德的“二律背反”。经验派和理性派最终是通过康德及以后的一系列环节而在黑格尔哲学中合流的。而黑格尔哲学就是用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
本体论作为对待和处理本原问题的一种历史形式，曾经长期处于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和主导地位，随着哲学重心的时代性转移，它相应地不断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发挥着自己的功能。这样，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和可能通过对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对于本体论的不同理解来透视其所依托和根据的哲学观念和哲学背景；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立足于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发展才能真正理解本体论的浮沉。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的别名。由于传统“形而上学”采取了本体论的形式，并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因此，它已不仅仅是指哲学中的一个具体理论观点，而且还代表着一种哲学形态和哲学观。这种哲学形态和哲学观，就是我们所说的本体论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古代到近代的哲学演进中，它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并逐渐凝结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哲学传统。由于这种作为终极本质和最后本体的存在者是人的感觉经验无法把握的，它只能被逻辑地构造出来。而这种逻辑地构造出来的概念实体，又成为解释现象世界的最高原则。
本体论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遇到了双重挑战。首先，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科学不仅能说明现象，也能揭示带普遍性的本质和规律；至于在已知的现象背后的神秘本体，科学家拒绝发言，并指出这种发言方式的虚妄。其次，哲学自身的发展也证明，人们对本体的认识所达到的结果，不全以本体的状况为转移，而是同人们如何去把握本体的认识方式紧密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转移到所谓认识论的问题上。
正是在这一哲学研究重心转移的过程中，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哲学提出了怀疑和责难。休谟以不可知论的形式，实际上否定了追寻本体问题的可能。他从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断定感性知觉之外一概不可知，他认为对这样的问题只能存疑。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为，形而上学所提出的问题是理性能力所无法解决的，因此，他的任务便是在认识之前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由主体认识能力的范围和限度来说明知识的范围和限度。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把狭义的形而上学分为超验哲学（transcendental philophy）和纯粹理性的自然学（physiology of pure reason）两部分，康德对本体论作了如下界定：这门科学的最主要的目的，即用纯粹理性的一些原理来论证出关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和来世的知识。他经过“批判”后断定，这种研究一切存在的最后根据和绝对本体的学问是不可能的。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只能获得经验科学的知识，却不能获得关于超验的“物自体”的知识；当理性企图超出现象界去追求“物自体”时，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康德对于有关实在的知识的说明和他对于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形成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
7·黑格尔企图来挽救面临危机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
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怀疑对黑格尔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黑格尔企图通过改进理性工具，发现和建立一种新的理性，来挽救在休谟和康德的诘难下面临危机的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黑格尔按照“实体即主体”的原则，把旧有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在主体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建立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从而成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这样安排的：1．逻辑学，研究理念自在自为的科学。2．自然哲学，研究理念的异在或外在化的科学。3．精神哲学，研究理念由它的异在而返回到它自身的科学。在这个体系中，逻辑学居于核心的地位，整个哲学体系不过是逻辑学的展开和回归；逻辑学作为绝对理念的体系，将展开为统治自然界和精神的绝对理性。黑格尔承认他所说的逻辑学就是本体论，我们应该看到，在黑格尔那里，逻辑学正是要取代传统本体论的地位。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其“客观逻辑”就是对“昔日形而上学”，首先是“本体论”的“取代”。黑格尔的逻辑学与旧的本体论有同有异。其同在于：它仍然保持了本体论在其开端处——柏拉图的哲学中先验范畴推演的建构方式和纯粹原理的品格。其异在于：针对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黑格尔改进了理性工具，在逻辑学的建构中，不再是使用传统的形式逻辑的方法，而是发展出一套纯粹概念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自我运动最后又回到自身的辩证法，并借助它完成了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体系的一次辉煌建筑。
8·对本体论的诘难与辩护、拒斥与重建是现代哲学中的两种基本倾向。
从古代到近代本体论哲学演变历史的开端处和终结处，也就是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那里，我们看到一种哲学形态上的相似性。的确，从本体论哲学的形态上说，黑格尔的《逻辑学》与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是遥相呼应的。近代哲学重心的转移以及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的质疑并没有改变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传统哲学的基本性质，
因为重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前提的改变。实际上，主张有一个永恒的实体和超验的本质，从柏拉图开始，就成为根深蒂固的“模式”，并贯穿于古典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而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高峰。休谟和康德对本体论问题的责难为现代西方哲学开辟了道路，而黑格尔哲学则成为必须克服的障碍。现代西方哲学按照实证—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存在哲学两条线索相对独立发展演变。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都成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在比较不严格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对本体论的诘难与辩护、拒斥与重建是现代哲学中旨趣迥异的两种基本倾向。
实证—分析哲学继承了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全部哲学应以经验为基础，排斥一切超越经验的本体论追求。从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穆勒、斯宾塞到第二代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阿芬那留斯，实证主义哲学无不把传统本体论哲学看作既永远无法解决又无法加以证实的思辨哲学而逐出自己的视野之外。反对形而上学追求超经验的“抽象本质”，是实证主义反对本体论的主要之点 。第一代实证主义对经验事实还只停留在一般的论证上，到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则是完全从经验出发，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更彻底的否定。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在《感觉的分析》一书第一章导言“反形而上学”中指出，那种认为存在着客观独立的“物自体”、“实体”的想法，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 分析哲学进一步发展了实证哲学的传统，明确喊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要求把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看作既无法加以证实，又无法加以证伪的虚假问题逐出哲学的领地。逻辑经主义者、维也纳学派的首领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的哲学观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石里克看来,把无法用经验证明的形而上学命题视为哲学追求的目的，这是极端错误的。石里克的结论似乎与康德相近，即都认为一般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但康德认为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是因为人类还未具有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理性，石里克却认为这是由于形而上学的问题本身造成的。总之，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而是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发展了石里克的思想，继续对形而上学进行清算。他认为，按照传统哲学的看法，哲学研究的对象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研究物自体、绝对的东西、客观理念、绝对典范、绝对义务、世界终极原因等等，这部分属于形而上学；另一部分研究人类、社会、语言、历史、经济、自然、时间、空间、因果律等，由于这些对象与专门科学有关，属于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语言哲学等，人们称之为科学的哲学问题。至于形而上学，它的全部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应在清除之列。维也纳学派要把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假问题从哲学中排除出去，目的是为了确立他们的“科学世界观”。由于形而上学与“科学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只能在清除之列。但自古以来有那么多人，包括卓越有识之士都去研究形而上学，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确有内容，但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态度，它不是描述存在与不存在的“事态”，而是“用来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Lebenseistellung）的”。形而上学把一套陈述当作前提和结论联系起来，不可避免地产生理论内容的虚构。在实证—分析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逻辑经验主义者反形而上学的主张受到一些哲学家的质疑和反驳。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命题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因此应该拒绝形而上学。这实际是提出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标准问题。对此，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作了分析批判。他认为用有没有意义来分界，会使界限不是太窄就是太宽，这种分界标准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波普尔还指出，自从弗·培根以来，大多数人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归纳方法，而伪科学或形而上学的特征却在于“思辨方法”，然而这种看法与科学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他认为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高度思辨、高度抽象的，远远离开了可称其为观察基础的东西。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从本体论上批判维也纳学派的观点。维也纳学派认为，关于本体的问题，即“形而上学”问题，是不能证实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应当从哲学中清除。蒯因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他看来，本体论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存在什么”（What is there）的问题。 而对“存在什么”的表述问题又可分两种：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另一个是语言使用中何物存在的问题，即本体论的“承诺”问题。这里所考虑的不是本体论的事实，而是对论说的本体论许诺。一般地说，何物存在不依赖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是人们说何物存在，则依赖其对语言的使用。我们承认某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承认某种约定，即理论对某些存在物的存在的预设，而这也就是在作出某种“本体论的承诺”。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卓有成效地证明，即使是以“拒斥 形而上学”相标榜的经验论者，实际上也不可避免地抱持着非经验的教条，即“形而上学的信条”。 经过批判之后，实证—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态度，从开始时的坚决“拒斥”，到后来一定程度的承认或“肯定”，态度越来越温和。比如，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以奎恩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对本体论问题的新的思索就是例证。哈特曼的本体论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康德以来的批判哲学的眼光，这使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一方面，他超出了新康德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的单纯认识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超出了现象学的主观主义的视野，他力图使哲学和存在问题返回到日常生活赖以为基础的自然存在上去，从而实现了本体论研究中的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本体论本质上是"一种自然本体论"(eine Naturontologie)，他在自然界中划分出各种不同的存在级次，并深入地探索了这些级次之间的差异及相互关系。奎恩强调：存在就是作为一个变项的值。奎恩进一步指出：在本体论方面，我们注意约束变项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存在，而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这几乎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而关于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奎恩把本体论仅仅理解为语言使用中的一种约定论。这一见解深刻地反映出20世纪哲学演化中的语言学转折。
现象学—存在哲学对待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态度与实证—分析哲学有所不同。胡塞尔反对和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又把自己的先验意识现象学称之为“Ontologie”。海德格尔对传统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持同样的批判态度，但他又试图通过重建“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ie），为真正的“形而上学”奠基，并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视为一个进步。胡塞尔在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第11节的一个注释中回忆以前撰写的《逻辑研究》(1900-1901)时写道："当时我尚未敢采用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令人厌恶的表述：本体论，我将这项研究称为一门"对象本身的先天理论"的一部分，A.V.迈农后来把它压缩为一个词"对象论"。对此，我认为，与已经改变了的时代状况相适应，重新使用本体论这个旧概念更为正确些。"胡塞尔接受了传统哲学对本体论的使命的规定，即把它理解为对存在问题的研究，但他又从先验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把存在理解为经现象学还原后留下的先验意识，并进而把对蕴含在先验现象中的意识活动和通过这种活动被构造出来的意识对象的考察命名为"形式本体论"(die formale Ontologie)和"质料本体论"(die materiale Ontologie)。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年胡塞尔有时候也把先验现象学直接称之为本体论。此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解释学、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都重新肯定了Ontology在哲学中的基础性意义，以至被一些学者不十分精当地称之为“本体论的现代复兴”。卢卡奇在晚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中，把存在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无机自然，二是有机自然，三是社会。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合称为自然存在，以自然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则是"自然存在本体论"；而以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则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以自然存在本体论为基础。
9·本体论复兴的主要原因
那么，从20世纪初以来，为什么本体论会“复兴”呢？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其一，传统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之中。传统形而上学常常陷入这样的错觉之中，即认为自己在思索"存在"，实际上思索的却是"存在者"。它拘执于现成在手的存在者，却遗忘了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那种"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忘记存在的真理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而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则是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的一个重要信号。然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于一切形而上学的终结。其二，与传统形而上学密切相关的、传统自然科学在描述存在者世界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观念，如存在、实体、确定性、因果决定论等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把一种演化的观念带入到一切其他的实证科学对存在者世界的重新审视中。19世纪下半叶的克劳修斯提出的熵增加原理揭示了存在者世界在演化中的不可逆性。创立于20世纪初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理论大大改变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的传统观念。在经典力学的视野里，存在先于演化。但当物理学对存在者世界的考察深入到基本粒子的层面时，科学家们发现，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演化先于存在，因为时间是一个矢量。这一新的观念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爆炸宇宙学和耗散结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由于演化构成了存在的本质，在传统物理学中作为不变的对象加以考察的实体也被现代物理学中的关系和功能所取代了。如果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还传承了经典力学对确定性观念的信赖的话，那么在后来科学的发展中，连这种确定性的观念也完全被超越了。无论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还是玻尔的"互补原理"；无论是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还是扎德的模糊数学；无论是莫诺的生物学理论，还是曼德勃罗的"非线性科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确定性的观念。数学和自然科学观念上的变化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促使当代哲学家们从新的眼光出发，重新审视存在者世界，特别是以本体论为切入点，对存在问题做出新的说明。其三，从近代社会向现、当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存在问题的重新思索。综上所述，在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包括精神世界中发生的重大的事件促使哲学家们重新去反思传统哲学，特别是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的本体论，于是，以"追问存在"为标志的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就成了当代哲学中的一种时尚。?
10· 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
从把哲学命名为“形而上学”定型为“本体论”；到哲学试图驱逐“本体论”拒斥“形而上学”；再到现代哲学中的所谓“本体论复兴”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哲学史上的浮沉仿佛构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实证—分析哲学中所谓“本体论复兴”，还是观象学—存在哲学中对形而上学的重新“肯定”，都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型态的重新恢复，毋宁说是对它的根本变革。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把以往的本体论问题转换成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预设问题，而这种预设在他看来完全是相对的、约定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奠基”以解构和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为职志，他把追问被传统形而上学所遗忘的“存在”视为重建形而上学的基本任务。显然，他们都改变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传统含义，而把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树立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对于传统的本体论或形上学，我们可以在整体上把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来加以考察。对一种哲学作整体的把握，并不需要将这种哲学的一切部分、一切问题尽数罗列出来，而是要把握这种哲学最核心的精神，它能代表这种哲学的最高方向，并且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引发出哲学的各种领域和问题来。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传统西方哲学的这种精神呢？就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而言，能够反映其整体面貌、核心精神并将这种哲学的形态充分表现出来的，就是本体论。当然，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不信奉甚至反对本体论的哲学，但这种哲学的出现正是因为本体论哲学自身发展中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而产生的。本体论从产生于柏拉图开始，就是作为纯粹原理（理念之间的范畴推演）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这不断引发后 世提出各种问题。到了近代，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要么证明这两个世界之间本无鸿沟；要么，如果纯粹原理或本质世界与可感世界隔绝，索性就不承认它的存在。经验主义采取了后一种方式，而理性主义则采取了前一种方式。作为近代理性主义开端的代表人物，笛卡尔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使观念清楚明白，这不是指感觉中的事物的清楚明白，而是期望对彼岸世界的理性概念获得一种切身的把握。其途径是通过无可怀疑的“我思”，来把握“我在”。这个“我在”虽有局限性，但却是通向彼岸世界的那个无限者（存在者）的桥梁。这样，纯粹原理的本质世界就得到确认了。笛卡尔甚至由此达到作为“无限实体”的“上帝”概念。与之相对立的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根本否认感觉经验之外有什么分离存在的本质世界，理性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对感觉经验的抽象概括。由此可见，在西方哲学中，正是本体论引发了认识论。作为哲学中代表其形态特征的东西，也就是对哲学论域或问题的产生起影响作用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体论应当被当作西方传统哲学形态的代表者。黑格尔哲学是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主义的不同反映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