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首先是说对了人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才是学术思想和流派，然后才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方面的具体措施。作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资源和生活资源的自由主义，也有个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惟有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才能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并能在先秦诸子中、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在当下的生活经验中寻找到生根发芽的土壤。
三个层面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有三个层面上的含义。首先是“信仰”和“价值”层面上的自由主义，有两大核心内涵：1、人是目的，也即人是其他一切价值的价值。任何人均不能以任何理由，让人成为任何其他目标的工具，或者成为他人的工具——无论他人是个体还是社会组织乃至国家。2、平等自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
其次是“思想”和“学术”层面的自由主义，一般是指发轫于希腊罗马文明，复兴于欧洲16世纪、后延续至今日全球的自由主义学术传统。第一层面的自由主义“信仰”和“价值”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的。它起源于希腊哲学和《罗马史》中，在《论自由》、《国富论》和《论法的精神》等著作中得以成型，在哈耶克、哈维尔等人的学说中得以延续。
最后是“工具”和“实践”层面的自由主义，当起源于希腊民主城邦、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在中世纪被神权所中断，在文艺复兴和同时代的“罗马法复兴”（王毅语）中得以恢复，在英国的自由贸易和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得以发展，在世界史的历次民主化浪潮中得以延续。
需说明的是，惟有第一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内涵是无可怀疑的，第二、三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内涵则是可以质疑的，其中的少部分内容需要被时代所更新、所替代。自由主义本身就内含有这样的自我更新能力。
《南方日报》最近有篇文章，题目是《当自由偷梁换柱为幸福》，指出了第一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遮蔽被掉包的现实：用幸福遮蔽掉了自由。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本质上是因为部分借鉴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成果，但同样被“改革开放”这样的词汇给遮蔽掉了。被遮蔽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大困境。它之所以可能，与下面的几大困境分不开。
被恶意污名、被年轻人误解、被大众误读，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二大困境。把自由主义与组织纪律对立起来，自由主义被污名为“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极端自私”等无良品德的代名词。受意识形态教育和阴谋论宣传的双重影响，自由主义被年轻人误解为西方为了压制中国崛起、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武器。最终被社会大众误读为“西方的、坏的东西”。国内自由主义学者则相对应的被污名、误解、误读为“右”和“右派”。
自由主义的第三个困境是，没有建立起用中文表达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没有建立起与中国经验和历史文化传统相一致的自由主义学术体系，简单地说就是缺少自由主义的“中国话语”。国内自由主义学者多数都在忙于西方学术的引进、介绍工作，连系统的普及工作都做得很少。个别学者如秋风先生，企图从儒学传统中寻找宪政思想，但效果并不如意。
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既有符合自由主义精神的一面，如杨朱的“一毛不拔”、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墨子的“兼爱”及孟子的“吊民伐罪”等。但更为强大的是限制和打压自由主义精神的专制主义文化，先秦以后愈演愈烈。不打破专制主义的文化硬壳，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就无法萌芽。
自由主义在中国缺少自己独立的学统和文脉，也缺少相应的学术阵地，成为自由主义的第四个困境。自由主义学者被对手指责为没有独立学问的一群人，只是国外学术思想的搬运工，他们也没有在获得足够多的听众，呈现有衰弱之势。
之所以要提出自由主义中国化，除了需要突破上述困境外，还因为作为信仰和价值的自由主义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其深厚的渊源，与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全面解放和完满自由也并行不悖，因此可为中国的和平进步提供新的思想参照。
接下来需要理清楚自由主义中国化“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中国化就是自由主义信仰、价值、思想、理论、经验、方法等，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成功转接。理当包括以下规定——
第一，它是自由的，因而基本消解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上述困境。包括：打破遮蔽、清除污名、澄清误解和误读，同时完成与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的接续，建立起自由主义的“中国话语”等。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学术过程。
第二，它是学术的，因而不是政治的和非理性的。自由主义中国化需要严格将自己限制在学术领域，在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学术自由前提下，遵从学术准则，开展学术交流和各种学术活动。非理性恰恰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所极力反对的。
第三，它是系统的，因而不是片面的和曲解的。自由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应完整包含信仰、价值、思想、理论、经验、方法等各个层面，但既不是膜拜和照搬——因为立足于中国经验之上，又不是篡改和矮化——包含有传统的新生、当下的转接和未来的发展，且超越了工具化。
第四，它是商讨的，因而不是强加的和说教的。自由主义中国化应理性引导和启迪国人对自由主义话题的思考，对各种历史和现实话题进行自由的思考，而不主张将任何学术观点强加给任何人。
第五，它是建构的，因而不突出解构性和排它性。自由主义中国化只有理论上的对手，而没有现实中的敌人。理性是自由主义的品质，宽容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建构是自由主义的目标。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标就是，建构起人的意义和价值，并借此推动全体公民在社会中的共同进步。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属于自由主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黑暗中国的一次绝唱，也是传统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在现代话语中的惊鸿一瞥。陈寅恪的学术兴趣是传统文化，却力倡独立自由的学术理想，似乎在提醒我们：自由主义中国化是条可行路径。该路径的起点处，正是“自由之思想”。
恢复我们独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因此成为自由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目标。几千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听家长的，听祖宗的，听圣人的，听皇上的，唯独不知道听自己的。官方哲学已沦为新的祖训，主流学者们实际上是在“听家长的”；国学家们搬来故纸堆，要我们“听祖宗的”；西方学说被轮番介绍进来，如果是直接照搬，就容易沦为“听他人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家长们说的、祖宗们说的、他人说的都拿到一起来，再结合中国传统和当下经验（问题），重新开始独立思考。思考的起点就是追问人的价值和意义。在此基础上，一点一点地恢复我们具有真实现代性的思考能力，逐步地建立起自由主义的中国话语。
建构起自由主义的中国学术体系，因此成为自由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目标，其核心乃是建构起用中国话语表达的人的意义和价值，其内容广涉一切与人有关的领域，其视野虽关注当下又超越当下，获得了穿透时空的力量。能如此，则自由主义中国化的理想已基本实现。
尽管当代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命运可堪忧（那或许是由于对自由与宽容的尺度解读和把握，进行了更加多元化实验的结果），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不管具体到整个社会的自由经济或是民主政治，抑或个人权利实现的基本通道，则不仅仅是宽容与解读的问题，而是一个够不成常识、也形不成与世界价值理性进行彼此平等对话的理论契机。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客观上已经成为人类巨大的、乃至独一无二的价值论的参照物。
成功实现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有望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供新的路径和景观，有望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贡献。向世界贡献中国话语的学术思想，则成为自由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目标。自由主义精神不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复活、在当下的中国经验中生根，成为推动中国进步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向全世界伸出它的枝叶和花朵。
这样一个美好的明天能否到来？何时到来？则需要全体中国学人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