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是理性的动物。相比于人的其它各种属性，如广延性、动物性和非理性的能动性，理性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理性是一种形式能力、形式的能动性，它是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根据，也是人进行自由创造的根据。形而上学的使命在于探索理性的内涵，进而推进和维持人的自由。
引言
“寻找人性”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形而上学是这一主题活动的最高成果。
形而上学以反思（reflection）的方式，也就是“把思维当做对象来思考”（thinking thought）的方式，最切近地把握着人的本质；因此，形而上学成为了“人”的本质的把握者，并据此而成了“人”的保存者。
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是人类寻找和确认自身本性的历程，也是人类与“人性迷失”、“异化”做斗争的历程。形而上学作为“纯粹哲学”，它不像人体生理学或人类心理学那样去把握人的非本质方面，比如人作为“有机活物”的方面或人作为“应激性动物”的方面，而是始终致力于把握使人成为人的、本质的方面——也就是人作为“理性者”的这一方面。
形而上学对精神、理性、思维、概念这些对象的考察，实质上是把人当做理性者来考察，进而也是把人当做“人”来考察（human, as something with reason and therefore as human-in-itself, is studied by metaphysics）。形而上学这种把思想当做对象来“思想”的独特学科结构，使它成为了最纯粹的“人学”。
接下来，我们在正文中就对“形而上学作为‘人’的保存者”这一标题展开具体的分析。
首先，分析“人”这一要素，初步确认理性、思维是“人”最内在的、最根本的和排他的属性；
其次，对“形而上学”概念展开分析，阐明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普遍性”，并经由对“普遍性”这一概念的阐释，进一步指出，形而上学的理性、思维，其实是指“能思”（to think, to reason）；形而上学本身是一种与经验科学对立的形式体系；
最后，我们阐释形而上学作为最纯粹“人学”的价值论内涵，即形而上学证成（justify）并维护人的自由性、能动性。
一，人，在什么层面上才是人自身
人是一种具有多种属性的复合物。这些不同层次的属性，有的属于条件性的、非本质性的，有的属于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完整存在。
人所具有的最直接的（immediate）、最外在的属性是物性，比如广延性和空间性；人的身体性存在是人存在的最初步形态。这种物性，虽然说不构成人的独特性，因而不构成人的本质性，但它对于人的存在还是具有相当重要性的，如果一个人缺胳膊少腿或者缺少了某些关键脏器，就会严重影响到人的本质性的精神存在。物性是人的存在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所鼓吹的“堕肢体”和基督教（作为哲学）里的阉割教派之主张，其合理性就大可质疑。
人更高一个层次的属性是有机性（organism）。有机性基本含义就是能够使物态转化、能量聚集与释放。这也就是植物生命的层次，植物性使人有能力把食物和养分转化成自己所需的能量，从而维持自身的有机存在，另外就是自我繁衍，维持“类”的存在。依此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某些哲学流派主张的“苦行”和“禁欲”，如果破坏了人的有机性，从而危及到人和人类的有机性生存，也是应该值得我们反省的。
在有机性之上，就是动物性了。动物性的基本含义就是一种非思维的能动性，它包括物理能动性，比如可以移动肢体、自动转换活动空间等，也包括感观上的（sense of organ）能动性，比如可以听见声音、看见形象、嗅到气味和对一定情况作出本能地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属性，使动物、也使处在动物层次的人，与外在世界形成了对立，一方面，动物被外在条件多决定着，另一方面，动物也通过自己的活动，去适应决定性条件；外在决定条件和能动动物这两个方面，就像中国的八卦图一样，相互周旋、彼此应和，分不清主动和被动，处于一种偶然性的调和（balance）之中
人的最高层次的、因而也是本质的属性是理性，也即思维性、精神性和观念性。理性是人所具有的独特的、决定性的、排他的属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本质的人（human-in-itself）不是虚无（nothing）、不是无机物、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本质的人是理性者。
“人是理性者”这样切中本质的认识，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普罗泰哥拉——作为柏拉图所反对的相对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人作为尺度，已经鲜明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我们试图“悟入”哲学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围绕这个命题不断思索，那么我们会很快摆脱庸俗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念束缚，在哲学思考中实现“哥白尼式的转变”，不断趋近人是主体、人是自由者这样的哲学洞识。
刚刚提到柏拉图，关于他存在着一个流行的笑话。据说，柏拉图曾向他的学生讲，“人是两足无毛的动物”。结果，他的一个学生灵机一动，逮了一只大公鸡，把毛拔了个精光，然后，提着这只晃悠着“两足”的无毛的公鸡，跑到学堂里向众人宣布到：“大家快来看啊，这个东西就是柏拉图的‘人’”。
在这个笑话里，“人”的含义是依据外在偶然属性——“两足、无毛”——而被界定的。因为使人成为“人自身”的本质属性逃逸了，捕捉到的只是一些非本质属性，依据这些非本质属性来认识“人”，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让人轰然发笑的荒谬局面。
然而，这个笑话的历史真实性却大可质疑。我们都知道，柏拉图是杰出的理念论者（idealism）；理念论的最大特征就是区分现象与本质、意见和真理，他们认为，现象、意见只是一些流变的、无恒定性的东西，不足以表现事物的本性，事物的本性存在与事物的理念中。对于“人”来说，“两足”、“无毛”仅仅是感观确定性，属于现象和意见的层面，自然无法表现“人”的本质属性。我想，关于这个笑话，要么是柏拉图在和他的学生开玩笑，要么是后人在开柏拉图的玩笑。
“人是两足无毛的动物”所引起的笑话，我们固然都能识破其悖谬之处；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其它方面，我们就未必能够识破了。比如，人体病理学，并不是把人当“理性者”来研究，而是把人放在有机物的层次来研究；实验心理学，也不是把人当做“理性者”来研究，而是把人当做具有“非思维能动性”的动物层面来研究；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把人当做会劳动的工具来研究，其地位和古希腊的无人格的奴隶差不多；现代经济学则趋向于将人当做能计量的欲望性动物来研究；法学则把人当做“权利束”（rights-holder）来研究，其地位和化学中的原子差不多……这些社会科学，如果我们对其研究对象做一个现象学直观的话，立刻就会发现它们仅仅只是在研究人的一些非本质属性，如物性、有机性、动物性等等。关于柏拉图的这个笑话，我们笑过之后，还应当进行举一反三地深思。
亚里士多德在人的本质性问题上又有所推进。他提出了“人是城邦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这样的命题。“城邦性”和“政治性”相比于处于动物性的本能欲望、自然生理需求的属性，更加接近“理性”了。“城邦性”和“政治性”揭示了人“能群”的集体性，因此超出了自然个体的偶然性，进入了“类”的层面。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反省观念”的概念，并指出这些“反省观念”包括直觉、思维、怀疑、信仰、推理、认识、意愿等。他对这些概念进行基本的层次界定，使它们区别于感觉观念，并指出它们是通过对感觉观念的反省所获得的。“反省观念”的提出和界定，使形而上学研究对象大致被锁定在“思维”（thought）的层面。这可能为后来康德的“理性批判”奠定了基础。所谓理性批判，就是对理性能力的批判，但必定要通过对黑格尔意义上的“意识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才能具体展开。然而，洛克的不足之处可能在于，它把“反省观念”范畴内包含的不同层次的概念，并列、无序地进行了分析，而不是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依据理性（和知性）概念的不同层次，进行合理区分地分析批判。
“理性”是一个复合结构的总体性概念，在它内部，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具体诸概念。形而上学对“思想”的“思想”，实质就是对“理性”的“批判”，也就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思想和批判。只不过，依据黑格尔哲学我们知道，理性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而是一个有其历史发展进程的事物，而且，它的发展过程还是辩证进展的；这就导致了形而上学对理性的批判，不可能像经验科学那样去静态地分析、综合，而是要理性发展追随辩证过程，去动态地考察。
到这里我们明白了，“人，在理性层面上才是人自身”，而且，理性有着自己发展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属性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依据这样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人是理性者”这样的基本命题之下，不同进展阶段的人的本质属性是有差别的，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者”和黑格尔的“人是理性者”，其内涵是不一样的，后者要比前者丰富得多。
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性，是经由形而上学而捕捉和确认的。因此，理性的发展过程和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我们对理性、思维的属性进行了甄别、确认，并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叙述，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形而上学特征、内涵的进一步叙述，把本文的主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二，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
形而上学作为理性、思维、精神的保存者，因而成为了“人自身”的保存者。这种“保存”活动有别于经验科学那些片面的、异化的、零碎的对人的某些非本质方面进行的研究探索。由于形而上学探索并保存人的本质属性，因而我们常常说形而上学是“普遍的”（universal）。
我们常常说，哲学、形而上学具有“普遍性”，更深入一点，我们会说，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范畴、概念具有“普遍性”。可如果仅仅说到这个层面，“普遍性”
还是停留在非常抽象的层面。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形而上学展开机制的分析，来探讨“普遍性”在形而上学中到底具有什么内涵。
经验向我们显示，在一般的人类生活中，我们是通过一些范畴、概念去把握我们身居的世界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专门化的科学技术活动也是这样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依赖直接的、间接的经验，领悟相关事物的属性、特征，进而为其命名、定性，从而使相关事物在观念中为我们所把握。于是，我们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观念性内涵词汇、格言，比如说，具有庇护功能的“房子”、具有坚硬属性的“石头”，阐明季节性状的“冬暖夏凉”、说明人的生存性状的“勤能补拙”等等。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通过观念去把握外在环境，也就是能够把外在世界“观念化”（conceptualize），“人化”；人是依赖着一套观念机制来领会（understand）、“控制”着这个世界的。
那些专门化的科学技术活动遵循的道理，和我们日常生活所“日用”的道理是一样的。科学技术活动也是通过观念来把握外在环境的，只不过稍微不同的是，日常活动的范围，较多受制于自然条件和生活过程的偶然性、受制于人的临时性的、有限的功利目的性；而科学技术活动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某些偶然性和临时功利性。有哲学家（如梅洛•庞蒂）曾形象地说，人类通过科学技术观念来把握世界，就好比渔民用渔网捕鱼；观念就像渔网一样，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在这里引用这种说法，不是要批判技术的僭越与狂妄，而只是想表明，观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或者说是人类理性本质所导致的本质性方式，这种方式是人作为人的不可逃避的宿命。
我们的思路推进到这里，就进入了对形而上学来说关键、敏感的地带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格外留心。
日常思维活动、科学技术活动（我们笼统称之为“经验活动”）与形而上学的活动，其性质差异，在这里就开始分野了。
经验活动是思（想），它的对象、或者说通过“思”所获得的观念内涵，是经验过程本身；思（想）的具体形态有understanding(understand), notion(notify), judgment(judge), reason，idea(logos, nous), principle(proceed)……我们注意到，这些词汇都是名词化了的动词，也就是说，这些词汇，
都指涉着一种动态的“领悟”过程。
经验活动所关注的，是这些动态领悟过程所摄取的具体物态，如 “understand”到的“牛顿定律”、“notify”到的“国家”……这些具体物态，相比于“领悟”或“思”的活动来说，前者仅仅是质料，而后者是形式。经验科学最为诡诈的地方就在于，它利用完了“思”的活动这一形式之后，就把形式忘了，一头扎身到质料中去；然而，尽管经验研究者忽略了“思”，但“思”却不离不弃地默默支撑着他对质料的研究。
“思”的活动作为形式，在经验科学中默默耕耘却经年累月地被冷落、忽略。形而上学与经验科学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不同，它不关注“思”的活动过程中的那些具体物态、质料，而是集中注意力关注形式、关注“思”本身。因此，形而上学，尤其是思辨形而上学，不研究石头、牛顿定律、国家这些质料性物态，而是去分析（analyze, criticize ）诸如thought, understanding, judgment, reason …… 这些思维活动本身。形而上学因此是“对思维的思维”，或者是对“理性”的“思维”。
庄子所云“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荃”，倒是非常坦率地、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形而上学（anti-metaphysics）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庄子的思想非常的超脱，但终究是“质料性”的、经验性的。
在我们细致区分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这一对范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
经验科学滞留于某个阶段的质料环节中，因而成了凝滞的、特殊的了，而形而上学始终追随并试图捕获形式方面的进展、思维过程的本身，而把握了最终根据，进而成为“普遍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实际上是指“源初性（originality）”，“根本性(grand)”，“能动性（activeness）”和“形式性（form）”；因此，“普遍性”区别于“表象性”、“外在性”、“非恒定性”和“质料性”。人们把形而上学界定为“研究最终根据的学问（study of final cause）”，也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
至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说，人作为理性者，还主要不在于他“思什么”，而在于他“能思”；人，在“能思”的层面才是人自身。
三，形而上学与自由
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同时，它的无目的扩展也反噬着人类文明的核心。在技术和工业面前，人的本性遭受着极大的威胁。德国哲学家，如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康德和黑格尔，都对技术与人性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严肃、深刻的思考。
科学技术既是“人性”的表达，也隐藏着肢解“人性”的危险。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人的本质属性是思维、理性，思维和理性的实质是形式的“能思”，进而是一种永不止息的自由、能动性。经验科学的认识成果，也就是科学技术，是滞留于思维活动的“质料”层面的状态；而思维、自由、能动性则是保持在“形式”层面的思维活动本身。
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是“人性”——思维、自由、能动性——的质料化，是“人性”展开过程中所产生的外在“分泌物”。这种“分泌物”，如果分离、外在存在着，它则是对自由的“异化”、凝滞和肢解。
形而上学作为一个自由、能动的目的论体系，它提携、收容和归化着科学技术，使其成为自由的环节和条件；反过来，如果科学技术离开了形而上学，无目的地扩展，它就会把人“扣留”在某种“质料”状态中，使人丧失其继续前行的自由性和能动性，因而丧失本性。
在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时期，“人性”的迷失，往往主要指迷失于“动物性”中，也就是迷失于情欲、感观和肉身享乐之中。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就主要致力于把人从“动物性”的迷失状态提升到“精神性”的自我状态；在启蒙之后，自然科学和经验社会科学兴起，“人性”的迷失，其形态就发生了变化。这时的迷失，已经不再主要是迷失于“动物性”之中，而是迷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自身产物之中，即无目的的、“敌视人”、“反对人”的科学技术中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近现代，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主要敌人已经是人类自己了。形而上学和科学技术的斗争，是人类与其自身的斗争，是“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的斗争，是“自由”和其“分泌物”的斗争。形而上学在这场斗争中最高的使命就是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中，不断深化对“理性”的理解，不断证成人类的形式目的性，不断维持并推进人类的自由性。
在现代，形而上学要想履行自己的使命、成为“人”的保存者、继续充当最纯粹的“人学”，它就要不断和科学技术赛跑、始终成为科学技术的目的论。形而上学与科学技术赛跑，这是一场人类文明在现代的固有的、不可逃避的命运，是人类文明自己玩起来的一场辩证游戏。形而上学与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自身内部纠结在一起的两股力量，它们展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因此，形而上学只有不断深化自己、发展自己，才能保持对自然科学的目的论驾驭，也才能维持自身的合法存在，最终，才能使不断推进的人类文明成为“属人”的文明、自由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