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西方许多学者眼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讨论国际问题似乎有些过时，连“国际”一词本身，也因为其含义实际上是“民族国家之间”，而显得不大合乎时宜。于是乎，现实主义者们热衷于谈论“全球”，理想主义者们热衷于谈论“世界”，分不清现实与理想界限的人们，则热衷于谈论“帝国”。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叫赵汀阳的中国哲学家建议：在这个所谓“后民族”时代，现实的理想主义的核心，应该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在赵汀阳看来，西方人的那些概念，尤其是“帝国”的概念，甚至还包括康德的世界主义传统中的“世界”概念，多多少少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出发点：即使不是自我中心的“帝国主义”，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主义”，而没有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式，没有真正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世界”，也就是说，不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那样，主张“以天下观天下”。在他看来，“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天下”观念的最有名的表达是顾炎武关于“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用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术语来说，顾炎武的意思是我们对“天下”负有一种自然义务，对“国”或国家则只负有一种“建制职责”。自然义务是人之所以为人都要履行的，建制职责则是因为加入某个建制（在这里就是国家）而产生的，因而建制职责的正当性依据之一，是这个建制的规则本身是否正当。在近代，由“天下”所辩护的这个“国家”，受到了许多既不属于这个国家，也不承认这个国家是“天下”原则之体现的其他国家的挑战。许多人，如梁启超和梁漱溟，尽管不一定愿意放弃这种天下原则的道德优越性，但认为，如果我们真要作为中国人而生存下去的话，我们也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尊严感，而界定后者的，则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传统的“天下”观念，而是这个由民族国家体系所构成的现代世界的游戏规则。
现在赵汀阳重提“天下”观念，不是为了检讨中国传统的弱点，而是为了强调民族遗产的重要价值—不仅对我们自己重要，而且对全世界也重要，确切些说同时对中国和世界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结果，“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公认的趋势。国外不少人说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威胁，对这个观点，无论从利益的角度还是从价值的角度，中国人都有必要加以反驳。赵汀阳提醒我们注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如果做恰当解释的话，可以成为我们把基于利益的反驳和基于价值的反驳统一起来的一个出发点。“天下”观念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中国观”，是通过中国-世界关系来界定中国特性的一种新的方式。重要的是，对于这样理解的中国来说，“来自中国的威胁”实际上也是一种“针对中国的威胁”，因而是一种自相矛盾，一种逻辑错误。
但问题是如何来诠释“天下”观念。赵汀阳对“天下”观念的诠释包括许多内容，比如地理上指向“全球”，价值上象征“民心”，伦理-政治意义上蕴涵着一种“世界制度”，等等。但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所谓“无外”的原则和“无立场的眼界”。如果说传统版本的“天下”观念可以用罗尔斯的“自然义务”观念来解释的话，那么，现代版本的“天下”观念则可以用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从美国哲学家赫尔伯特?米德那里借用来的一个术语来解释，那就是“理想的角色承当”（“the ideal role taking”）。
“无外”的意思是“无所不包”；“天下”之为一个“制度”、“建制”或规则体系，要求对所有的人们一视同仁，不分内外。这话听起来很不错；从古人所说的“天下为公”到近人所说的“天下大同”，都包含着这样一个美好理想。但在现实世界上，“人以群分”是一个常理，而不同的群体常常有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认同。《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确切的译法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号召无产者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是以承认无产者还属于不同国家作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是属于不同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并不是抽象地谈论“天下无外”，而是要承认天地之广，无所不有，然后去认真思考，能否或如何在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妥协或互补，在不同价值之间达成宽容或理解，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团结或友爱。对我们思考天下人之间这些关系—妥协、互补、宽容、理解、团结、友爱—来说，赵汀阳的“无立场的眼界”（他认为此即老子所谓“以天下观天下”）的说法，要比“无外”的说法更有意思，因为它要我们不满足于抽象地承认“天下无外”、“天下一家”，而要回到现实世界，要有一个立场，尽管这是一个无立场的立场。
但毕竟，“无立场的立场”或“无立场的眼界”的说法，有些过于玄乎。幸好，在这句中文谶语旁，赵汀阳还加了一个稍微让人明白一些的英文说明：the view from everywhere，意思是“由每处观之”，区别于the view from somewhere，意思是“特定角度的眼界”或“由某处观之”。那么，什么是这个区别于“由某处观之”的“由每处观之”呢？
在我看来，“由每处观之”的意思，就是“从每个人的视角出发考察问题”，而不是只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出发，不是只从自己的角度或自己民族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把这种考察方式叫做“理想的角色承当”。“理想的角色承当”是相对于“实际的角色承当”和“虚拟的角色承当”来说的。比方说，我的角色是老师，但我不能只从老师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也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已经是在进行“角色承当”了，老师的角色对我是实际的，学生的角色对我是虚拟的。但仅仅这样的角色承当还不够，仅仅对特定对方采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将心比心”的态度还不够，因为在涉及普遍规则如国家法律、国际行为准则甚至跨越世代界限的行为方式的论证的时候，我们要有足够的想象力对所有有关的人们的立场进行“将心比心”，尽可能了解他们的想法，并在论证规则的时候把他们的想法考虑在内。这意思并不是要假定自己处于一个理想的角度，如庄子所说的“以道观之”，有能力像上帝那样洞察所有人的需要并加以满足，比方说让天下所有人都能享受吃鱼头或吃鱼身的快乐；也不是简单地为对方着想，心想既然自己是爱吃鱼头而不爱吃鱼身的，那么对方一定也爱吃鱼头而不爱吃鱼身；甚至也不是先人后己地为对方着想：虽然自己更爱吃鱼头，但还是把鱼头让给对方，自己吃鱼身；而是与对方心平气和、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问问对方，是否可能他爱吃的其实是鱼身而不是鱼头，因此我和他完全可以各得所好，皆大欢喜；甚至还可以问问对方，是否有可能他实际上根本就只爱吃肉，不爱吃鱼！
如果用这样的“天下”观念来界定“中国”观念的话，那么，中国的崛起就确实将是一种完全新型的世界性大国的崛起。这个大国不是一个自私的霸权，但也不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这个大国乐于承担自己的世界责任。但它非但不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坐标来确定自己的世界责任，而且也不把自己的价值作为依据来理解自己的世界责任。对这个大国来说最重要的世界责任，是积极参与每个人（或每个民族的人、每一个立场的人）都能表达和捍卫自己合理主张的全球对话，是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起努力构建和捍卫确保这种全球对话的世界秩序。这样理解的话，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可以做如下诠释：“全球对话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即‘天下’体系的兴衰存亡，每一代中国人的责任都义不容辞。”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表明，上述意义上的世界责任，中国人非但用不着罗伯特?佐立克来教，而且或许反过来可以给他和他的同事们上一课；而对“天下”观念的上述诠释则表明，关于这种意义上的世界责任，在中国的赵汀阳们、德国的哈贝马斯们和美国的罗尔斯们之间，其实是很有一些共识的。
2005年12月10日
【本文发表在《东方早报》，2005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