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百年来，文艺学曾经辉煌过，但这种辉煌却是为了“它者”并使自身沦为了真诚的“他者”；进入21世纪，文艺学在丧失自我的躁动中寻求“建构”，并经过不懈的努而达成了总体性的共识，但“为什么而建构？”、“如何建构？”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建构？”等根本性的问题，却仍然处于遮蔽状态。在这种语境下，读高楠先生的新著《文艺学：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以下简称《纠葛》），则令人耳目一新。《纠葛》秉持其反思、证伪、批判的实践理性精神，以中国文艺学之历史、现状和未来为三维视域，以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为切入点，竭力解蔽如上三个方面的根本性问题，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真正建构，做了一次难能可贵的清基与定向“扫描”工作。
一、无根躁动与弃根喧哗：文艺学建构的现场清理
就一般来来讲，建构源于两种可能，一是欲求在一片新地上盖一座新楼；二是意欲在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宅上重新盖一座新楼。中国文艺学的当代建构，就具有这样双重的历史与现实要求性。就前者言，中国文艺学至今仍是一片需开垦的新地；就后者论，百年来文艺学界几辈同仁的前赴后继，建构起了一座以“革命公寓”为堡垒，以抛弃自身文化精神传统和文论传统为前提，以政治意识形态为精神框架，以西方文艺学理论和其它各学科观念、方法为基本内容的寄生性革命（“革命文化”→“政治革命”→“观念和方法革命”）文艺学体系。这种以“无根躁动”与“弃根喧哗”为表征的革命文艺学体系，已完全不适合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以其民族文化个性构入世界获得平等对话权之需要，因而，必须在解构中重构。合而言之，中国文艺学当代建构的首要任务，是解构，并在解构中重构或者说创构。《纠葛》就是在这样一种学科语境中展开自己的实践理性批判与弘源开流的建构之思的。
正如《纠葛》所论，在文艺学领域，建构始终面临着解构。进入21世纪以来，建构文艺学的共识在艰难的困惑与挣扎中一天天达成，解构以“革命公寓”为堡垒的革命文艺学体系的工作，亦在艰难的奋挣中一步步推进，“那曾经是众人共声的革命公寓终于愈益沉寂了，大家曲终人散各取其途，打点各自的理论行囊，带走能够带走的东西，他们离开了这个先前的中心，向边缘散去。而它留在那里了，在历史的暮色中成为灰朦朦的遗痕。但作为共同的基础，它又给先前住户留了一系列共同面对的问题，有待解决。”(《纠葛》第263页，以下所引仅标明页码)这些有待解决的“共同问题”是什么呢？是文艺学建构的前提与奠基问题，是文艺学建构的主体性和主导性问题，是文艺学建构自身之主体性和主导性所必须面临的自我传统的当代转换及其向世界对话的构入问题，是文艺学在不得不得走向全球化对话之域的平等话语权问题；．．．．．．．．在这些有待解决的共同问题中，最核心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文论传统如何构入当代并使之真正成为主体性和主导性的问题。
全球化语境的到来，给予文艺学界以巨大的“杯弓蛇影”般的强极震荡。一时之间，文艺学界成为好龙的叶公，一方面为此欢腾雀跃，一方面惶惶畏惧而无所安宁。何以会形成如此的分裂心态呢？原因在于文艺学本身的无根漂浮，在于文艺学者们自身的无民族根性，无本土文论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因为全球化语境的实质，恰恰是世界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进犯，全球化语境的到来，使每个处于弱势状态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既面临着普遍性接受与个性化保持的困境，又迎来了自我创生的机遇。(第6章)在困境与机遇并举的收支帐单面前，如何开销和处理其困境与机遇，构成了当前文艺学的最大挑战，对这一挑战的应战，最为实在地落实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传统问题就在全球化化历史进程中严峻地提出来，我们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掘传统以形成自己的主体性与主导性，这是事关民族繁荣与发展的大问题。”(P17)
全球化语境带出了传统话题并逼迫文艺学关注传统。然而，对于无根之游的文论学者们来讲，站在全球化语境(即普遍性)与传统(个性化)的夹缝中，对待传统的态度自然难以有底气充足的自信和平和，不是生发出“无根的躁动”，就是产生“寻根的拘谨”，前者表现为面对全球化语境的压力而急于“奇语喧哗”的乱讲话（P175）；后者体现为“病急乱投医”，而且往往是以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圈子来设定所寻之“根”，因而，文艺学的民族根性和民族的文化根性，始终难以进入他们的寻根视野。(P176)
“无根的躁动”者和“寻根的拘谨”者，他们的“共性就是力图固守或回返中心”(P176)，要么是固守或回返已经悄然沉寂的“革命公寓”中心，要么就是固守或回返以自我为圆心的圈子中心。而更有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态度和姿态，就是以“先学后建”或干脆“不建自己”为口号，蔑视中国文论传统，取消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甘做西学的铺路石”(P254)，嘲笑和否定为文艺学的中国主体性和主导性建构的各种努力及其成就。这种弃宗忘祖的奴才姿态与取势，将可能使中国的文艺学在国际学坛上、在世界性交流与对话中，成为“无声的中国”。(P257)所以，文艺学的世界构入本身要求文艺学必须打破这种崇洋媚外的历史格局与现实状态，要求文艺学必须中止其无根之游而获得其自身主体定位和主导定位，唯有如此，在其全球化语境和世界性交流中，才有中国的声音。呼唤中国文艺学在全球语境中发出中国声音，这是《纠葛》面对“为什么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最好解答。
当代文艺学建构要在构入世界对话中展示中国风采，亮出中国声音，势必要求其必须以中国的文论传统和文化精神传统为基石。因为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构成了中国的民族根性，它就是中国人生存的文化精神现实，亦是中国人谋求未来生存发展的精神指向和最终的精神归宿。在全球化进程中，“独立自主是在全球化中求得发展的前提，全球化又是增强实力以保证在国际活动中独立自主的前提。独立自主----全球化，全球化---独立自主，这构成当代发展学的新的相互依存关系。”(P215)这一相互依存关系，最为真实地体现为全球化与民族根性的强化关系，因为“民族根性是国家或民族的本体规定性，它不仅是本源问题，更是本源的现实展开问题，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民族根性既是形而上之‘道’又是形而下之‘器’，它形成于特定的民族生存形态，潜隐于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活跃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民族根性又是历史变化着的民族本体的根据，它的功能便是应变而变，并在应变而变中保持民族的生存独特性；而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根性又成为国际交往中对各种发展机遇予以同化与整合的民族主体根据，它是国家或民族在全球化语境中独立自主地求得发展的民族主体定性。因此，一个国家或民族，它愈是积极主动地投入全球化进程，在全球化进程中求得自身发展，它便愈不是削弱而是强化(无论是主动的强化还是被动的强化)自己的民族根性。”(P215)
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构成了中国的文论传统；中国的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文艺学的民族根性。这种延续和发展数千年而形成浩大精神之流和无限创生之力的民族根性，积淀整合生成了中国源渊流长的文论传统；中国文论传统，又生生不息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根性。民族根性之所以构成当代中国文艺学建构的中国基石，是因为它就是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就是中国当代文艺学构入全球化语境，走向世界舞台获得平等对话权，并在平等对话的进程中张扬民族个性、亮出中国声音、获得自身对世界对话的主动权的真正主导性。因为，世界对话的实质“是要确立与突出各自的独立。这种独立性从参与对话的各国家或民族而言，其各自的民族根性就是主要根据。对于当下的中国文论界来说，所谓民族根性主要就是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不仅是自觉到我们有责任也有根据讲出自己民族的文论话语，更在于把这一自觉落实于中国文论话语的深刻组构与严谨讲出。这就要深入到从古至今中国既有的文论中去，并且更深广地进入从古至今蕴生出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中去，吸取其中的精华，酿就具有深刻的民族根性的文论话语。我们在对话中的话语主位由此奠定。”(P223)
三、有机整体性：中国传统文论构入当代的视域融合
民族根性之所以构成文艺学建构的中国主体性和中国文艺学走向世界对话的主导性，还在于它具有保持其自身特殊性和独立性的形式系统，这即是汉语语言：“语言不是超民族、超文化的，语言的民族文化差异性，带来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世界差异性。”(P99)语言始终是民族的，民族的语言产生于民族的内在需要，动力于民族的存在本性。语言就是民族的创造，语言同时又表征着民族的创造，语言更引导着民族的创造。因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是民族的语言。”1 不唯如此，民族的语言才使民族获得了自身的历史而从远古走入现实存在，走向未来的发展之途，“领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物质范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范围，领土仅能在空问上使人团结起来，而语言却能在时间上把他们联系起来。” 语言的民族根性，从根本上体现为语言表述着民族文化、精神、智慧和思维-体认方式与其他民族、与整个世界的差异性，因而，民族的语言表征着民族的生存关系，表征着民族的世界观，表征着民族与世界的本质联系。
表征中国文论传统的汉语言体系，它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语言体系之处，就在于“中国古人的世界，只是部分地发生了语言对于经验的提炼过程，而更多的经验，仍然保持着体验的原生状态，并且就在这体验的原生状态上直接构成世界。即是说，中国古人的世界是经由体验建构的世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P104)经由包涵语言又超出语言的体验而建构的中国古人世界，是一个天人共生的有机整体性的世界，这个有机整体性的世界，语言无法充分地把握，以其生命投入并予以整体体验，才可能个性领悟这个整体世界，才可能把握到这个整体世界的有机整体性，因而，“‘天人合一’的实质是中国古人对于自己构入其中的自然宇宙的整体性理解与阐释，其基本方法便是人与自然宇宙的互应互释，这种互应互释又建构于经验体验的基础。这是一种整体性的互应互释，即以人的生存整体性应照自然宇宙的整体性，使自然宇宙的整体性成为人的生存整体性的比照，又使人的生存整体性在自然宇宙的整体性中获得生存与诠释的根据。”(P107-108)在中国古人那里，“世界不是在语言对应性中成为世界，而是在语言的变通性中成为世界”(P114)中国古人始终以人本身携带语言而构入世界为基本方式，以充满生命个性张力和人格向度的体验为体认方法，以领悟和把握我与自然宇宙之有机整体性存在为体认目标，因而，语言既受经验性体验所支配，也受体认对象的有机整体性所制约，更受体认者构入世界的特定方式和所为之达向的目标所规范。这诸多因素整合生成出语言的变通性。语言的变通性，把天人合一、物我相融、情理融通的心灵体验融统起来形成一个既充满个性色彩、又充满人伦朝向的精神世界，或者说精神化的生存世界。
中国文论传统就是建基于这样一套个体体验型的语言体系之上，并自成一套表征民族根性的文论话语体系，即由言而意并由意而象的文论话语体系，由“言--意--象”所组构的文论话语体系，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系统的纲领(122)，它以体验为基本方式，以“无可说又予以言说”为努力方向，以通过“立象以尽意”而达向超越语言的自由而进入“取境以冥合天人”为表述目标。(P120-169)由“言--意--象”所组构的文论话语体系，所追求的是运用汉语语言的变通性，突破语言的桎梏，以生命的有机整体性构入人与自然宇宙、人与社会的有机整体性，并以此为前提去有机整体地把握有机整体的艺术世界，或者说以“以形表意”的汉语语言的变通性为契机，有机整体地把握天人共生、物我相融的世界行为本身，就是艺术的创造行为本身。以“言—意—象”所组构成的文论话语体系的内在支撑则是它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体系则表述为“天人合一的根基不变，宗经崇高圣的取向不变，现实人伦的关怀不变，守中致和的趣味不变，体验感应的思维不变，修身养性的主体不变，重实尚用的价值不变。这些不变作为生命的联结性流注于各时各家的文论言说，在千变万化中保持恒久的活力。 (P30)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所表征出来的那套体认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恰恰与当代人类谋求人与自然宇宙相共存共生之有机整体地生存发展方向相契合。
这应该是当代文艺学建构必须以民族根性为基石、必须以民族文论传统为构入世界对话的主导性的真正理由和生存论前提。
四、学科主体性与民族主导性：中国文艺学构入世界对话的应有姿态
一旦明确确立以传统文论所表征的民族根性和体认方法的有机整体性为当代文艺学建构的中国基石，那么，文艺学的当代建构，必须中国化，必须要使自己以其独立的中国身份构入全球化语境，获得平等的世界对话权。而要实现如上目标的关键任务，就是建构中国文艺学的主体性，并从而使其获得平等的主导权。
建构文艺学的中国主体性，其前提是要确立文艺学的中国主体性的民族根据与历史根据。作者以思想者的严谨整饬，对传统与当代的纠葛予以多元证伪，层层剖析，推出立论：当代文艺学主体性建构的民族根据，就是民族根性；当代文艺学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根据，就是中国文论传统。因为以“天人合一”为根基、以“宗经崇圣”为取向、以“人伦关怀”目标、以“守中致和”为趣旨、以“体验感应”为方式、以“修身养性”为归依、以“重实尚用”为原则的内在思想体系和以“言—意—象”为表达话语体系的文论传统，体现了真正的民族根性。以民族根性为底色和精神指向的中国文论传统，既是特殊的，又“蕴含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并“具有了开启世界普遍性的坚实根据。” (P189)传统既是客体更是主体。作为客体，传统是现实的历史条件与基石；作为主体，传统是建构与发展的归依所在：传统是建构与发展的历史主体，也是建构与发展的现实主体，建构就是对传统的建构，发展亦是对传统的发展。(P31)因为文论传统有如其它所形态的传统一样，永远是一条朝向生生不息的现实生存大海汹涌奔流的生命之流，挖掘、发展、创新文论传统，就是为其清理河底淤泥乱石、废物残渣，就是为其修缮河堤、拓宽河床，就是为其扩展水源、净化水质，使其浩瀚的生命之流畅达无阻，奔涌向前，永不驻足。所以，发展民族根性和文论传统，使之焕发时代的主体性风采，这才是当代文艺学的中国主体性建构的根本前提，亦是当代文艺学建构获得中国个性和学科个性的根本前提。
前提不可或缺，但却不是主体性生成本身。中国艺学主体性的真正建构，必须是使其自身获得完全的学科自主性和世界交流的自主性：“确立学科自主性，是自己对自己说；确立世界交流的自主性，这又是自己对他者说。(P188)，但无论是对自己说还是对他者说，都是从自己说起并最终是说自己，并且只能从自己说起并最终说出自己和说明白自己，才称得上是自主。然而，对自己说，这是从自己的学科说起并最终说明白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对他者说，这是从自己的民族根性和文论传统说起，并最终说出和说明白自己的民族根性和文论传统之特殊性，并说出和说明白其民族根性和文论传统之特殊性中所蕴含的普遍性。因为“中国文论的特殊性，规定了它的学科的不可取代性即学科规定了它的交流的不可取代性即交流的自主性；而在这样的特殊性研究中，所揭示的普遍性，则既保证了学科自主性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又保证了将就自主性对于他者的意义。“(P188)
文艺学学科自主性和民族自主性的确立，最终只能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实践，才是建构中国文艺学之主体性的唯一途径。因为文艺学的主体性，最终体现为主体的实践理性；文艺学的主体性建构，就是其实践性精神与品质的建构。文艺学的主体性所展示出来的实践理性，既体现其理论实践理性之要求，又体现其操作实践理性之朝向。因而，文艺学的主体性建构，必须从理论实践和操作实践两个方面得到确立和展现。
从理论实践方面，文艺学的主体建构，首先必须实现理论观念、文化视野和方法论的转向，回归本土文化、回归文论传统，从本土文化和文论传统中确立生存发展的根基，弘扬民族根性，发展、创新文论传统；在弘扬民族根性，发展、创新文论传统中形成、确立反西方文论进犯的思想、智慧和方法；在反进犯中磨砺反思、证伪、批判的学术锋芒和学科锋芒。《纠葛》认为，反进犯，这是当前文艺学理论实践理性批判之首要任务，是文艺学建构其学科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之根本体现：反进犯，就是反毫无头脑的“照着说”，就是反不问东西南北的“跟着说”，就是反甘做洋奴才的“帮着说”，就是反一切“被进犯者”和“进犯者”。(P190－194)唯有在反进犯的实践理性批判中，才能抓住机遇，形成自我，确立自我和发展自我。
从操作实践的方面讲，文艺学的主体建构，就是要走出革命公寓(P194)，走出“四平八稳”的“非学术生存状态”，因为对于学术而言，“四平八稳就意味着被动地承袭，就是重复，就是龟缩。”(194)；更因为，四平八稳，没有学术个性，没有学术批判激情，丧失学术针对性，丧失学术锋芒，四平八稳必然导致非学术化生存；四平八稳式的非学术化生存，最终导致了学科的非主体性，形成了学科的被进犯性。
但是，在作者看来，走出革命公寓，走出四平八稳的非学术生存，这仅仅是起步，真正的操作实践理性，就是带头“启蒙、怀疑、批判”，就是引导启蒙、怀疑、批判。唯有通过启蒙，才获得主体意识，才自觉形成追求学科自主精神和形成交流自主能力；唯有通过怀疑，才发现进犯，才意识到如何反进犯，才学会怎样反进犯；也唯有通过批判，才真正建构，因为“建构总是批判的建构，没有激情的批判也就难有充满活力的建构。”(P199)启蒙、怀疑、批判、建构，这就是实践理性。“现在，正需要我们的领军人物唤起勇气，为自己的理性而战，并由此成为‘启蒙’的领军者”(P200)，怀疑和批判的领军者，建构的领军者。
在文艺学及其主体性建构中，其理论实践理性和操作实践理性的综合行动，必须具备独立学术个性和独立学术人格的世界性应对姿态，那就是既不能“先学后建”，也不能“只学不建”，更不能“先建后学”，而是“为建而学”。(P255) “为建而学”，就是“边建边学”，就是“边学边建”。这里的“学”，首先是学民族根性，学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学中国文论传统、思想、方法，同时也学西方；这里的“建”，是指在融汇贯通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基础上，建体现中国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当代文艺学，建能够在全球语境中获得平等对话权的、能够自如而尊严地说出自己的声音、讲出自己的个性和尊严的当代中国文艺学。
以此，《纠葛》特别强调，理论实践理性和操作实践理性的综合行动，首先是学会坚持说自己的话并按自己的方式说话，就是善于说自己的话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个性地说话(P219)。“按自己的方式个性地说话”说话，就是按中国人的学术人格、学术身份说话，就是按中国文化的学术方式、思维方式、认知方式、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说出自己的话，说出体现民族尊严和学术尊严的话。唯有具备这种品质、能力、胸襟、气魄的说话内容和说话方式，才能真正构入全球语境，形成平等对话的世界交流权、主导权。这，就是《文艺学：传统与当代的纠葛》的努力目标；这，亦是中国文艺学的当代建构方向。
中国当代文艺学的世界性建构，必然召唤回归传统以获得生机、土壤和自信的主体力量与风采，这是作者在此著中所弹奏的最高音符，亦是中国文艺学回归自身并走向世界的道路所在。然，传统始终是历史生存的现实，它要成为当代生存的现实，必须要经历当代视域的选择、过滤、转换，这即是批判。传统必须在批判中构成现实的传统，这似乎应该是《纠葛》进一步探索的未竟主题。
《纠葛》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思维特征、体认方式、思思想体系的内在生成及其“言—意—象”之话语体系如何表征人与自然宇宙之生存关系的精思妙析，其深厚的文论传统和民族文化思想积淀所爆发出来的哲学运思的深邃和美学体验的精妙，均力透纸背，读来令人拍案。然，《纠葛》所阐发的内蕴民族根性的中国文论传统那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所彰显出来的“有机整体性”之哲学思想和哲学方法论，才是中国文论传统之可能构入全球化语境而获得平等世界对话的主导性之关键所在，因为中国传统文论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所表征的“有机整体性”所包含的生态学视域和哲学方法论思想，恰恰契合了当代人类生存发展之生态整体方向。这一孕自本著而又超出本著主题的全新“契合”命题，将构成中国当代文艺学之世界性构建的哲学基石和方法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