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生命，我们每个人都生存于由个体生命聚集起来的生命世界之中，这一存在事实决定了我们必须在生存中学会对生命的庄重、关爱与敬畏，也由此要求开创健康生存之路迫切需要这样一种生命伦理学思想和方法的引导。要实现此，却需要一种境遇的激励与现场的启蒙，四川汶川大地震，为以对生命的平等庄重、关爱、敬畏为主题的全民生命伦理觉醒与现场启蒙，提供了最宏大的课堂，最刻骨铭心的教材，最惊心动魄的教案。
关键词：生命伦理 生命之爱 生命平等 人性的深度觉醒 现场启蒙
在我看来，生命伦理学是理解道德哲学的一个小小的窗口，抑或可以说是反观理论伦理学的一条路径。起码，我从生命伦理学领域可以窥视到当代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理论与实践正在发生的转变。感受到生命伦理学作为这种转向的先驱。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喜怒哀乐，均以生命为前提。生命，伴随着我们每个人，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生命世界中，为生命所浇灌。因而，我们需要一种生命伦理学。然而，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对生命有专门的意识和真诚的关爱。哪怕就是专门以生命为主题的生命伦理学，也同样没有获得对生命本身的真正理解：生命伦理学，在其开创者波特的原初定位中，它是利用生命科学来引导生活大众更好理解人和世界的本质，帮助生活大众“对幸福和创造性的生命开出处方”的生存科学。然而，在后来者的努力中，生命伦理学则实质性地被修正为生物医学伦理学。当一种以生命为主题的生命伦理学，仅囿于生物医学伦理学领域时，它自然不能走向广阔的生活世界，引领生活大众摆脱对生命的无知与盲昧：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许多时候，冷漠生命，蔑视生命被视为正常；甚至面对践踏生命，残害生命的现象，也可无动于衷；缺乏生命意识，缺少生命关爱，没有对生命的庄重与敬畏，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我们精神生活的特征。
或许，这种时代性的生活状况和普遍的精神特征，决定了我们需要一种比生物医学伦理学视野更广阔、胸怀更博大，更能够促进人性达向深度觉醒的生命伦理学，这种生命伦理学应该是以庄重、关爱、敬畏一切生命为基本视域、以促进、维护、改善和完整一切生命，使之健康生存、繁衍、发展为主题：
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发展。这是必须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
过去的伦理学则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认为伦理只涉及人对人的行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1]
善是保存生命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种特殊的、不会失去的、不断发展的和方向明确的德性。[1]19
以此为生命伦理的基本要求，而谋求改变当前这种普遍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特征，则需要相应的境遇条件的激励，而四川汶川大地震，却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一种难得的境遇条件：
地震
给我们带来灾难
也震醒我们麻木冷漠的心灵；
灾难
鼓动我们坚守与重建
但首先教我们学会对生命的庄重、关爱与敬畏。
1、生命为何不能计算？
在今天这个全面追逐实利的世界里，似乎一切都可以计算，比如经济行为，比如政治活动，比如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流与交往，甚至个人生活领域情感能量的积累、运作与释放，都可能并且需要计算成本，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净余额，计算未来边际效益的大小与多少。在我们的生活中，计算几乎成为普遍的公理和绝对的尺度，哪怕是坚持不懈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没有回避计算这一公理，更无法逃脱计算这一尺度的规范，不然，为何为会出现“经济建设一手硬，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状况呢？不然，怎么会有“道德滑坡”和“美德空位”的生存状况出现呢？
但是，无论怎样精于计算和巧于计算，有一种东西是不能计算的，也是无法计算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
诚然，当我们处于生命无忧的状况下，当我们在狂妄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胜利感觉中虚幻出生命的强大意志时，我们也在用计算的方式来衡量生命，因为在这种境遇下，我们把生命当成了使用价值，把生命当成了手段，不仅对别人的生命，不仅对自然界的生命，也包括了对自己的生命。然而，只有当我们的生命处于危机之中，当我们在野性狂暴的自然力面前倍感生命的脆弱与渺小时，当我们面对死亡而痛感生命的失去和永远地消失时，那早已游离我们的天赋本性，才重新回复于我们的生命之中；那早已在我们身上停止律动的内蕴良知的生命之心，才突然起搏而觉醒：一切都可以计算，惟有生命不可计算；一切都可以衡量出轻与重，惟有生命只有一种重量，并且只能具有相同的重量。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成千上万的生命顷刻之间被死神夺走，几千万人面临生命危险，举国见证生命的弱小与无奈，国殇使生命第一次变得了神圣、伟大：生命重于一切。
生命重于一切----如果说“灾情就是命令”，而“生命重于一切”就是抗震救灾的最高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通过政府，通过抗震救灾总指挥，而贯彻在国人心中，落实在国人的行动中：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5月12日16点40分，飞往成都的温家宝总理在飞机上向全国发表讲话）
“我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来了，人命关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难过。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全部力量救人，废墟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抢救到底。”（12日晚22点，温家宝总理在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校，面对深埋在坍塌废墟下100多名待救的学生时的讲话）
“人民生命财产高于一切，现在还有很多人掩埋在废墟中，时间最为宝贵，时间就是生命，要争分夺秒，尽最大努力，抢救埋压在废墟下的群众的生命。”（5月13日上午，温家宝在第二次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中所强调的主题）
“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 （5月13日上午，温家宝在都江堰市区街道看望正在雨中避震的群众时的讲话）
“抢救人的生命，是我们这次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要抓紧时间。对于被困人员，只要有一线生还的希望，我们就要用百倍的努力，把他们抢救出来。”（5月14日，温家宝站在地震塌陷的北川中学教学楼一旁，对广大参与抢险救灾的武警战士、消防官兵们的讲话）
为了挽救被深埋在废墟之下的每个生命，整个国家机器高速运作起来，调集全国之力---人力、物力、财力及其所有能够用得上的现代技术和设备，投入抢救生命的史诗性战斗之中；
为使深埋于坍塌之下的每个生命都有生还的机会，全民行动了起来，全球的华人行动了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
为使更多深埋在坍塌之下的生命获得再生，全世界都开始了人道主义的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一切的纷争，所有的矛盾，全部的敌对，都搁置了下来，都化解开去。
在脆弱而伟大、卑微而神圣的生命面前，没有意识形态，没有种族，没有骄傲，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成本计算，更没有利害得失的计较，有的只是对生命的庄重、关爱、敬畏，和对危难中的生命的祈祷与祝福；有的只是为生命的再生而努力，而尽其可尽和能尽的心力：企业家与乞丐，也许不可相提并论，但在生命的庄重、关爱与敬畏面前，却只有同等价值----香港企业家李嘉诚捐献1亿3千万，浙江一位身高不到1米的残疾乞丐，把半分钟前一位老外施舍给他的一百元大票投进摹捐箱里，其行为，是同等的崇高。在生命面前不能计算，在生命面前不可计算，因为生命重于一切，因为生命才是一切，因为生命创造一切！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生命才是“1”，其余都是“0”；有了生命，一切都可能产生，有了生命，一切都可能创造；一旦生命毁灭了，消失了，一切都化为无。
生命重于一切，标明生命才是最高价值，也标明生命才创造最高价值；更标明生命才实现最高价值：生命是一切创造物的创造物，是一切价值的价值，是所有尺度的尺度，所以它不可计算，不须计算，且不能计算。
生命的不可计算性和无须计算性，源于生命的觉醒，惟有当生命觉醒，才可庄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只有当我们真诚地庄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时，我们才真正地认识自己：“人，敬畏生命而认识人自己。”[2]
2、对生命的敬畏源于绝对的平等
5月14日，救援人员在北川县委勘察，听到下陷到地面的屋顶下面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当时救援人员贺一民说：“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们有多少人”。最后，在20个武警战士和10名消防人员的努力下，救出了北川县政委法书记张同凯等三位官员。
此事被媒体披露，引来国人的非议，认为张是“史上最牛官腔”。事后记者为此事采访张同凯，张则为自己辩解说，“在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要是人都会这么说，而说这些话又有什么错?”张同凯的自我辩解，实质上是偷换了概念：“救救我，我是张书记”和“救救我，我是张同凯”是有根本区别的。正因为如此，当张同凯喊“救救我，我是张书记”时，救援人员贺一民才不耐烦地说了一句“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们有多少人”。张同凯的话是要援救人员明白：你们发现的待救者，是党的书记，你们必须救我，而且应该优先救我。而贺一民那句有些不耐烦的回答，意思也很明确，那就是：我们是来救人的，在援救战场上，只有人，只有平等的生命，而没有官员，没有等级，没有优先。这表明，在灾区救人的救援人员那里，首先认识的是人，第二认识的还是人，第三认识的仍然是人，而不是“书记”、“县长”、“镇长”：官员没有获得救援的优先权，因为生命天赋平等！而且，在死神面前，官员更应该首先把生的希望给予他人。
5月12日晚上10点，温家宝总理来到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校广场，看望遇难群众的遗体，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我给遗体三鞠躬”。然后，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这位十三亿人民的总理，给素不相识的遇难平民的遗体，深深的鞠躬，鞠躬，再鞠躬。
5月16日，秘鲁政府颁布最高政令，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中国在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
5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定于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5月24日，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烛光悲泣，丧失爱子和妻子之痛的校长刘亚春，跪在地上，哭着祭奠遇难的学生。几天之内突生白发的这位悲怆中年男人，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然后给在地震中遇难的800多名学生磕了三个重重的响头。
校长与学生，总理与平民，外国人与本国人，首先都是人，而人，却是由肉体、精神、心灵铸成：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上苍的恩赐；每个生命，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同等的重要，都有同等的价值，都享有同等的尊严，都需要同等的庄重、关爱与敬畏。这就是活着的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要为死难的学生祭奠磕头的人性理由，这也是年近七旬的总理为死难者遗体三鞠躬的平等至爱之情。
过去，我们总是以种族、阶级、意识形态为最高准则，来进行利害取舍。而面对世界上罕见的四川汶川地震灾难，秘鲁政府发布最高政令，为中国四川地震遇难者设立“全国哀悼日”，秘鲁政府和秘鲁人民的这一行动，告诉了我们，在人类世界里，可能会有许多隔离、隔阂的方面，也可能有许多不可通约的东西，但所有这一切， 都可以通过生命本身而得到拆除，而达成通约：生命重于一切，不仅仅指生命具有最高价值，也不仅仅在于生命创造一切，生命实现一切，还在于生命之所以拥有这些，就因为生命永远平等。生命的庄重与敬畏，生命的同情与怜悯，生命的广阔博爱与全面慈善，
均因为生命的平等，均因为生命的平等存在。在生命的平等面前，在平等的生命面前，真诚的人道关怀，是完全可以并绝对可行地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而达向对苦难生命的共同守护，都可以实现对生命悲剧的共同哀悼。
过去，我们也总是以权力、身份、地位、财富等外在的东西来看待人，来分化出人的等级，来制定出人的尊卑贵贱、亲疏荣辱。尤其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官本位传统的国度，官位与权力，是衡量一切的绝对尺度，国殇、国祭，只能是已逝的帝王或特许的功勋卓著，平民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哪怕就是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遇难，都没有举国之哀，何也？我们没有学会去意识生命的庄重，没有学会对生命的敬畏，没有学会对生命的关爱，没有学会对生命伤逝的悲悯与同情。而今天，在又一次举国同悲的巨大地震灾难面前，在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蒙难面前，我们开始学会对生命的平等善待，开始学会了对每个人、每个平凡的生命的关爱、敬畏，开始学会了对生命不幸的深深悲悯与同情。为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举行国祭，这就是大众生命伦理的社会化教育、普及与践行的真正开始。
5月18日上午10时许，来自台湾的红十字欧晋德救援队，在四川绵竹汉旺镇一处塌陷的楼房废墟下探测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了救援，陆续挖出土石、水泥板块后，听到受困的狗儿叫声。生还的狗主人马云松表示，他的女儿与小狗形影不离，可能与狗同在一起。这时周围有人建议，救人更重要，不要管小狗，但欧晋德表示，“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应该一起救狗，而且小狗的存活也表明废墟下可能仍有幸存者”。小狗被救出后，生命探测仪显示废墟下仍有生命迹象。救援人员再次投入救援，又救出一条小狗。这时，救援人员闻到了强烈的尸臭，经过仔细探查，确认这位十八岁少女已经不幸遇难。
这是很平常的一个事件，但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教育：二千多年前，孔子家马厩失火，他上朝归来，不问马否有损失，而是首先问伤到人没有。在孔子那里，人比物更重要，人比牲畜更根本。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与狗同时面临生命危险，同样需要生命的拯救时，孔子那对人的生命的人道关怀情感得到了现场发扬：“救人更重要”！“救人更重要”，因而可以舍弃小狗而专注于抢救人的生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人道。但台湾援救队队长欧晋德却坚持要把狗与人一起拯救，并事实上救出了两只小狗。如果说孔子的不问马而只问人的言行，体现了古典人道主义的生命之爱，那么，欧晋德援救队既救人又救狗的言行，却道出了当代人道主义的生命之爱-----
“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这句看似平常的话，但却体现了当代人道主义那博大胸襟的生命之爱。当代人道主义就是广阔的博爱主义和全面的慈善主义：“广阔的博爱主义所爱的对象不仅仅是人类物种本身，首先是指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物种、所有生命存在形式，他们都需要人类去爱，都值得人类去爱，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人类爱的对象。人类只有具有这样一种广阔的爱心爱德，人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才有生产与消费的平衡，物物相亲的和谐融恰存在才成为现实，人类的幸福才可获得坚实的生存根基。所谓全面的慈善主义，是指它在传统慈善主义的基础上扩大慈善的行为范围，将慈善行为指向了包括人类这种物种在内的整个生命世界和所有生物物种。”[3]
“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现场启发人们去重新体认世界生命，去重新体认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的内在存在关联。此次四川汶川大地震，有别于任何一次自然灾害，它震惊了世界，震动了全球华人，更震醒了全中国人，不仅使那尘封已久的超越阶级、超越种族，超越意识形态的生命之爱，如海潮呼啸，如江河奔流，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灵魂中汹涌澎湃出来，化为力量，化为行动；而且还教会我们应该超越人种，去善待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去关爱地球上的所有其他生命，因为，在这个生命世界里，一切生命都具有同等的存在价值。并且，动物生命，植物生命，以至微生物生命的完整存在与保持，才构成人的生命完整存在与保持的绝对前提：“生命主义人道原则强调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是人道主义的根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的首要含义是：把世界的一切生命当生命看，并使所有的生命都成其完整的生命。”[3]284人永远只是生命世界的一员，在生命世界进而，所有生命形式都是人类的同胞，惟有当所有的生命都真正成为完整的生命，都获得了完整的生命存在权利时，人类生命存在才获得了牢不可破的根基。
“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这句看似很平常的话，所展示出来的，却是融合人道与物道、生命主义和人本主义于一体的生态整体视域，在这一视域下，自然和社会、人与物、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是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而这种共在与互存、共生与互生的根本人本前提，只能是无界的生命之爱：无界的生命之爱，才是最神圣的法则，才是最高的律法，“爱的律法是根本律法，因为它能否定其它律法；爱的律法是绝对律法，因为它涉及一切具体事物；．．．．．．．．．爱的绝对主义，使爱有权渗入具体境遇之中，探明爱所关注的具体困境需要什么。因此，在争取绝对地位的斗争中，爱决不会变成狂热；在相对主义的影响下，爱也决不会玩世不恭。”[4]
弗莱彻认为，在人类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 才是内在的善，这就是爱。所以，“爱才是惟一的永恒善”[4]44
为什么爱才是惟一内在的善？为什么爱才有资格成为惟一的永恒善？因为所有的爱均源于生命的关切、庄重、关爱与敬畏。因而，一切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或作戏的表演）爱，都是生命之爱，都扎根于生命的庄重、关爱与敬畏的肥沃土壤之中。
在人间生活中，爱有多种性质，也有多种形式，比如血缘之爱，阶级之爱，种族之爱，意识形态之爱，再比如纯粹的利益之爱，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表演之爱，为鼓动而作的宣传之爱，等等。在这些所有性质和形式的爱中，最真实、最真诚、最无欺、最质朴的爱，则是生命之爱。生命之爱，不是人性的无知与盲昧，也是人性的遮蔽，更不是人性的倒退，而是人性的觉醒。人性觉醒的原初状态，就是两性与家庭血缘，因而，生命之爱的奠基内容，则是两性生命之爱和家庭血缘生命之爱；而种族意义上的生命之爱，则是生命之爱的基本内容。超越两性，超越家庭血缘，超越种族以及超越人类物种视域的生命之爱，则需要深度的人性觉醒。因而，“狗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的言行与壮举，展布了人性的深度觉醒，同时也为当代生存的我们开辟了努力于人性深度觉醒的广阔方向：“敬畏生命绝不允许个人放弃对世界的关怀。敬畏生命始终促使个人同其周围的所有生命交往，并感受到对他们负有责任。对于其发展能由我们施以影响的生命，我们与他们的交往及对他们的责任就不能局限于保存和促进他们的生存本身，而是要在任何方面努力实现他们的最高价值。”[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