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被“现代的”种种哲学吸纳、批判和继承。正是在此意义上，迪特·亨利希说，德国古典哲学是现代哲学的“门槛”。一个不懂德国古典哲学的人说他能理解现代西方哲学，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康德和黑格尔，对于我国的一般读者，都是非常熟悉的名字，哪怕是非哲学专业的知识阶层，对于他们的基本哲学观念，即便 是了然于胸，至少也能略知一二。但是，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得更为专业一些，从康德开创的哲学 业，是如何一步步地发展到黑格尔，这恐怕不是一般的知识阶层所熟悉和了解的。哪怕是专 的哲学工作者 即便他们知道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还有伟大的哲学家费希特和谢林，在费希特和谢林之间还有莱茵霍尔德、雅可 、荷尔德林和其它浪漫主义的哲学家们，但不一定熟悉他们“之间”思想的传承；或者更为专业的人士，知道费希特如何传承了康德，谢林如何传承了费希特，黑格尔如何传承了谢林等等，但是还是不熟悉“被传承者”是如何看待对自己思想的这种“传承的” 而迪特·亨利希的《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所带给我们的惊喜，正是它试图以某种“双向格义”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迪特·亨利希是慕尼黑大学的退休教授，在当今的哲学史家中，他无疑可以算作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家，其丰富而深刻的著述早已使他的名声 过了德国，在大洋两岸获得广泛的认同。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本来并非一部“专著”，而是他于1973年在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期间，应邀到哈佛大学讲授德国古典哲学的“讲稿”。尽管当时的美国，还是科学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天下，没有 少人对充满“形而上学幻影”的德国古典哲学感兴趣，“比剑桥的冬天还要冰冷”的“拒斥”态度笼罩着哈佛大学的爱默生讲堂。教授们“更想不通为什么会有 生受得 这些鬼话而跑去听亨利希的课”。但亨利希依然顶着这种“冷漠”，不仅对许多鲜为人知的哲学材料“提供了细腻的解释”，而且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提出了与主流观念不一致、却更加符合事实的独到见解。正是依靠其思想的这种深刻的阐释力和内在的穿透力，至少在当时就化解了一些学生思想中的坚冰，使得他们在“私下 相流传未出版的讲演笔记”。这样才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的基础。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在美国至今对德国古典哲学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研究，但至少一些有名的哲学家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味地“排斥”，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的“融通”趋势还是慢慢地在加强，这不能不说有着亨利希这次“破 之旅”的不朽之功。
与美国相反，德国古典哲学自从20世纪初传入我国以来，就一直是我们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随着“现代”和“后现代”的各种“时髦”哲学流派轮番登场之后，这一“重点”不仅没有被动摇和取消，相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原因在于，我们原来重视德国古典哲学，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个直接的理论来源，而在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思潮之后，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德国古典哲学既是源自古希腊的古典 学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又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源头和起点。尽管这个“源头”和“起点”在许多时候仅仅是被批判的靶子，作为激发新思想的“反面教材”或者说作为“死狗”激发出“活人“的新思想。马克思说，他是唯一一个不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看待的人，但他的哲学确实是黑格尔哲学危机与破产的产物；正如“存在主义”是整个德国唯心论（观念论）危机与破产的产物一样。不仅如此，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被“现代的”种种哲学吸纳、批判和继承。正是在此意义上，迪特·亨利希说， 国古典哲学是现代哲学的“门槛”。一个不懂德国古典哲学的人说他能理解现代西方哲学，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这说明，我国学者历来这么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是非常有见地的一种做法。确实，通过对 国古典哲学的深入研究，提升了我国学人哲学思辨的水平，使我们能够在同一层面上与国外同人“对话”，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事实。除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专人研究不谈，就“这一时期”的整体研究而言，最近几年内出现的学术成果就尤其让人赞叹：德高望重的杨祖陶先生在翻译出版康德的“三大批判”（与邓晓芒教授合作）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同时，修订再版了他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2003年初版、2006年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称一部由其毕生心血浇注而成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由张慎研究员主编的《德国古典哲学》（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2005年）则是由研究德国 典哲学的中年才俊联合撰写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有了这些重要的最新的研究力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翻译一部上世纪70年代的国外讲稿呢？这自然是由这部“讲稿”本身独特的、不可取代的魅力所致。
“新的哲学史观”是这部讲稿最引人注目的魅力。无 在我国还是在国外，尽管都不再像从前那样“迷恋”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但几乎无人成功地消除了黑格 那套描述哲学发展的“逻辑”。特别是就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而言，“从康德到黑格尔”（或者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黑格尔之后一直沿用至今的“说法”，这个“说法”严格地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把哲学家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安 到哲学史的“万神殿”中，成为“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 个环节”。黑格尔这套逻辑方法的一大功劳，就是消除了从前作 外在材料罗列的“哲学史”，使哲学史成为了哲学本身。就是说，仅仅是外在材料罗列，而没有内在精神灌注的“哲学史”，是无生命的，被排除在“哲学”之外，只有同时是“哲学”的“哲学史 才真正成为“哲学史”。这意味着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写得出“哲学史”。这一点至今也不会过时。但是，严格以黑格尔的眼光来写德国古 哲学的历史，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德国古典 学家相互影响、相互批判、相互不可包容的多元发展格局，简单化为一种“百川归一”的“直线式”进步。这与事实不合。
之所以与事实不合，是因为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几位“大将”，实际上是同时代人，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是在1781出版的，黑格尔的逝世是1831年，这中间相隔仅有五十年。康德1804年逝世，而谢林1854年逝世，这中间也只相隔五十年。但是，这两个五十年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前一个五十年，德国古典哲学是围绕如何克服康 对理性的限制，把理性光大、统一成为一个阐述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的绝对原则，从而是把理性绝对化的话，那么，后一个五十年是在康德逝世后，费希特的知识学也过渡到“晚期”， 林也开始了其“后期”向宗教神学的“非理性跳跃”（一般认为这是在1806年完成的），并在黑格尔逝世后的二十三年时间中不断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捣毁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理性的非理性化似乎更能体现出其特色。但不管是前一个五十年还是后一个五十年，他们之间都不存在着单纯的“直线性”发展，而只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批判和反批判较量。尽管他们之间后一个总是以前一个为“老师”，开始出名时总是以“老师”的某一思想为出发点，但他们“之间”的“师徒传承”关系，与我国传统的师徒关系大为不同 由于我国的“尊师”传统，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学生”对“老师”一直不仅“毕恭毕敬”，而且总是以“光大师业”为荣，对“师业”一般是赞誉有加，而来不得多少“批评指正”的。但是在 方，自亚里士多德说出“吾爱吾师， 更爱真理”之后，学生们便有了以“真理”的名义来批判、讨伐老师的“权力”。而思想的“传承”不同于宗教“传教”之处，恰恰就是学生们不是以对老师的绝对信仰、而是对老师的怀疑批判为起点。但是，对老师的批判，如果老师不在世（或不在场）的话，自然意思不大，但若老师在世或在场的话，那就有“好戏”了，因为老师会“反驳”和“捍卫”自己的思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 半叶的德国，如火如荼地上演了这场“好戏”，但这样的“好戏“无法在“直线发展”的哲学史中见到。
这场“戏”的主角当然是康德。大家知道，康德前半生是个科学家，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哲学家，并把德国“引入哲学之路”的，就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书出版时康德已经五十 岁了。而这一年，费希特十九岁（是耶拿大学一年 的学生），谢林才六岁，黑格尔十一岁。这种年龄结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后来都因为康德的哲学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代表，那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正是由于他们后来都喜欢上了康德哲学并自以为只有自己的哲学才“真正代表”并“完成”了康德哲学，才构成了我们这里要说的一场哲学“戏剧”。
这一戏剧的第一幕是康德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费希特1790年（二十八岁）在他认真研读了康德的第一和第二批判之后，就“揣摩”出康德哲 必然要回答“宗教”问题，于是按照康德的思路写下了《试评一切天启》作为拜见康德的“敲门砖”，这部著作康德看后的确感到非常满意，不仅表达了他的观点，而且有着他自己的著作所缺乏的流畅文笔，于是康德热情地推荐给柏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但是在出版时，不知是出版商故意为之，还是无意疏忽，反正没有署名作者，使得人们以为这是康德的一部新书。康德得知此事后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部书的作者不是他，而是费希特。这样就使得当时默默无闻的费希特一下子名声大振，成为康德的正宗“弟子”和德国哲学的一颗耀眼的新星。这是现在的“明星们”想象不出的一个绝妙的“炒作”。
所以，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费希特成为知名哲学家，只有九年时间。而在这九年中，前八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因其枯燥晦涩的 言，根本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只有到了1789年，因莱茵霍尔德对它的出色的阐释，才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随之出现了解说、注释和讨论的热潮。费希特的“知识学”哲学就 在莱茵霍尔德、舒尔茨、雅可比等“后康德”哲学家们的讨论语境中形成的。但是当费希特后来出版了代表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著作 知识学》并认为他的“知识学”克服了康德的“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二元论、“自在之物”不可知等所谓的康德的“缺点”，自以为完成了康德所追求的使哲学成为真正“科学的形而上学”时，康德却申明费希特的“知识学”与他的哲学体系并无干系，这场好看的哲学戏剧才刚刚开始 我们想想看，费希特第一版的《知识学》是在1794年出版的，而康德直到1804年 去世，这十年时间，一个学生在不断地用所谓的“知识学”来批判、修正和“完成”老师的思 ，而老师却在“拒绝”学生的“发展”，“捍卫”自己本来的立场，把自己的“批判哲学”向社会、伦理、政治、人类学等领域深入推进，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想，康德的晚期哲学是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费希 的影响呢？
再来看看费希特和谢林“之间”。谢林确实在其学生时期有一阶段曾自认是费希特的“学生 ，但是这一阶段究竟有多长，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这是 个并没什么定论的问题。根据文献来看，谢林第一次见到费希特的时间是在1793年的6月，当时费希特应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在前去耶拿的途中路过图宾根，谢林这帮“追星族”便趁机拜会了他，让他 述他还未思考成熟、但答应耶拿大学必须在1794年出版的《知识学》（这是当时耶拿大学应聘费希特的条件）。谢林的聪明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令人吃惊，因为他听了费希特讲述的“知识学”这一新的哲学体系之后，不仅马上心领神会地把握了其本质特性，而且按照费希特的“自我”、“非我”这套概念，写出了《论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一书，也是在1794年就 版了，时间比费希特的《知识学》仅仅晚了半年左右，这时谢林才十九岁！1795年他又接着出版了《论自我作为哲学的原则或者论人类知识中的无条件的东西》和《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通信》两本书。于是，德国人惊喜地看到 几乎与费希特成为哲学家的时间相同，又出现了一颗哲学新星，这就是年轻的谢林。
在这段时间内，说谢林是 希特的“学生”肯定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谢林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尽管他在书中已经表达出了他与费希特的一些差别，但他自己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所以一直到他1797年写的一篇《对近期哲学作品的基本看法》一文中，还尊称费希特是新哲学的首领，其哲学比康德的更高。我们不知道康德看到了谢林的这篇文章作何感想，因为康德这时虽属晚年，
但仍然在笔耕不止，在这一年还出版了 响深远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不过，谢林也是在1797年还出版了《自然哲学的理念》，这是一部标志着其明显与费希特分道扬镳的作品，因为费希特哲学的出发点：“自我”作为“主观的”“主-客同一体”被他的“自然”作为“客观的”“主-客同一体” 代了。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不同的时代精神的表达，因为正是从对“自然” 崇拜中，产生了与启蒙理性主义不同的作为现代性早期批判者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潮，这是现代的一个全新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其说起源于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不如说正是起源于谢林的“创造性的自然”。诗人海涅曾以这样优美的文字描述了谢林自然哲学所起到的精神解放的作用：
谢林先生在单单是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的这一部分里始终只是费希特的盲目追随者；然而在自然的哲学中，在花 和星辰之间活动时，他便必然地要心花怒放和光芒四射了。因此不仅他本人，而且连他那些志同道合的的朋友们也都曾追逐过这个方向，这时出现的骚乱，也就是一班骚人墨客对于先前抽象的精神哲学的一种反动。像那些终日呆在狭隘的教室里被字母和数字压得长吁短叹的学童一旦获得了自由时一样，谢林先生的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到大自然中去，到那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现实中去，他们高声欢呼，大翻筋斗，做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谢林的自然哲学事实上与费希特的“知识学”决裂了，因为后者是要从主观的东西，观念推导出现实，而前者则相反，是要从现实的东西，从创造性的自然出发来解释观念，但是他们两人对此都没有明确的意识，费希特竭力主张谢林的学说只不过是对他的学说作了不同的 达而已，是他的思想的“推 ”和“补充”。谢林自己也以 默的方式默认了这种看法。但是这一明显不同的哲学倾向是逃不过明眼人的法眼的。至少歌德当时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就显露出一些端倪。本来费希特被 任到耶拿大学接替莱茵霍尔德的教席，是歌德的功劳，但是，当费希特受到“无神论”的指控被赶出 拿大学时，歌德 完全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尽管人们绝对看不出歌德对费希特的消极态度有什么丑恶的动机，但至少可以说明，费希特的“自 ”哲学不再合他的口味了，他的兴趣转向了具有诗意的谢林哲学。特别是谢林1798年出版的《论世界灵魂》，博得了歌德的赏识。这样，谢林在其“老乡”席勒的引荐下有幸与歌德会面并获得了他的大力推荐，得到了耶拿大学的聘任，接替费希特留下的哲学教席。1798年二十三岁的谢林就这样“平步青云”直接成为德国当时最高学府的“教授”！
“纸是包不住火的”，尽管谢林和费希特两位当事人不谈他们的哲学分歧，但还是有人出来 明了，这人就是青年黑格尔。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就是《论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1801年）。与这部著作出版的同一年，谢林自己也开始公开谈论自己的“哲学体系”，出版了《我的哲学体系之阐述》，接着在他主编的《思辨物理学杂志》上还发表了《对我的哲学体系的进一步阐述》。在谢林的哲学著作中，明显地开始批判费希特甚至康德的“主观反思”的哲学形式。这时康德垂垂老矣（1804年逝世），自然不会理会谢林的批判， 是费希特正值当年，他的处境也发生了根本的好转，所以，在他的《论现时代的根本特征》和《极乐生活指南》中对谢林的自然哲学未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但 林本质上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喜欢并“需要”“争辩”，似乎没有了“争辩”，他的思想无法“激发”出来。于是，谢林马上针对费希特出版了《对自然哲学与费希特修正过的学说之真正关系的阐述》一书，指责费希特不懂宗教与现实生活的真正关系，所以无法指明一条通往“极乐生活”之路。这样的结论已经超出了“批评 的范围，带着“意气之争”的痕迹。
谢林、黑格尔与荷尔德林“之间”。这三位哲人本来是图宾根神学院的同学，而且同住一室，非常要好。黑格尔与荷尔德林同龄同届，生于1770年，比谢林年长五岁，高一届，但“ 才的”谢林少年 志，成为他们的榜样和引路人。谢林成为耶拿大学教授时，黑格尔（远在瑞士的伯尔尼,从1793-1796）和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都在为生计当家庭教师。著名的德国哲学史家库诺·费舍尔曾这样描述青年黑格尔：他“要完成的伟大行动需要两翼：一是对希腊世界的热爱，一是对哲学的兴趣。在他的朋友中，最 促进前者的是荷尔德林，最能促进后者的是谢林”。确实，伯尔尼期间的黑格尔认真研读了谢林寄给他的著作，对谢林毕恭 敬，充满了感激，给谢林写信说：
我的挚友，你送给的著作以及来信使我非常高兴，我诚挚地感谢你？你的书绝妙地解开了我的迷雾。我为此而感谢你，而且每一个关怀科学福利和世界利益的人，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感谢你，如果说目前还不感谢的话。……你不要期待我对你的论文发表评论，我这方面还只是一个学徒。
与黑格尔如此谦虚地自称是“学徒”一样，生活于孤独之中的“家庭教师 荷尔德林也给谢林写信说：
在这期间我一直忠实而认真地关注着你的事业和声望，不禁愿给自己这样的机会 再一次向你提及我的存在。
这两位昔日的“师兄”确实得到了谢林不少的帮助，尤其是黑格尔，正是在谢林的帮助下，也于1801年的元月在耶拿大学获得了“讲师”职位，开始在学院哲学界打拼。谢林与他一起主编《哲学评论杂志》，对他的“提携”之功是不言而喻的。谢林也非常高兴地迎接这位师兄的“急起直追”，因为他不仅把黑格尔看作是“自己人”，而且看作是他的“追随者”。因此在他自己离开耶拿之后与黑格尔的通信中，也曾表达过他“翘首以待”黑格尔成名作的发表。但是，当黑格尔不朽 成名作《精神现象学》（1807年）终于出版寄到谢林手中时，谢林先是高兴，因为黑格尔在信中“真诚地”希望能借谢林之“名望”为它写个书评，而 谢林读到“导论”中的这段话时，他的“高兴”顿然消失，心中充满了不满甚至愤怒：
哲学里现在流行的这种天才作风，大家都知道，从前在诗里也曾盛极一时过；但假如说这种天才的创作活动还具有一种创作意义的话，那么应该说，创作出来的并不是 ，而是淡而无味的散文，那就是一些狂言呓语。同样地，现在有一种自然的哲学思维，自以为不屑于使用概念，而由于缺乏概念，就自称是一种直观的和诗意的思维，给市场上带来的货色，可以说是一些由思维搅乱了的想象力所作出的任意拼凑——一些既不是鱼也不是肉，既不是诗又不是哲学的虚构。
尽管黑格尔说这 话不是针对谢林的，但我们回想一下他在《论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 书中，“赞美”谢林哲学是“内在散文和外在散文的完满结合”，以及后来在《哲学史讲演录》里高度评价谢林“ 然哲学”之类的言辞，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不可能不是针对谢林的。两人从前的友谊由此开始破裂。“冷淡”是他们之后一段时期关系的写照。特别是到了1809年，谢林的爱妻卡洛琳娜去世，黑格尔也跟随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恶评称卡洛琳娜为“魔鬼夫人”，由 可知，他们的关系已经转向“敌对”了。
不管怎么说，《精神现象学》之后，黑格尔在哲学上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而谢林在1809年之后是在走下坡路。1818年黑格尔通过《哲学 学百科全书》（1817年）完成了自己哲学体系的构造，成为海德堡大学教授。半年之后，又得到柏林大学的青睐，接替了费希特逝世（1814年）后这里空缺的哲学教席。柏林期间，黑格尔的 学“如日中天”，成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家”。1829年，被选为柏林大学校长，但不幸的是，1831年就去世了。
但在黑格尔哲学如日中天之时，谢林在干什么呢？他因与卡洛琳娜（耶拿时期是施莱格尔的妻子） 爱情，于1803年离开耶拿，在维尔茨堡大学呆了一段时间之后，1806年去了慕尼黑。在这里他首先与费希特展开了“笔战”，1806-1807年出版 《关于自然哲学与费希特修正过的学说的真正关系的阐述》，《论德国科学的本质》和《自然哲学箴言录》都是指名道姓地与费希特对抗。自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出版后，他心中一直在酝酿一场与黑格尔“南北战争”，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由于他担任的是慕尼黑造型艺术科学院的秘书长（1823年辞掉该 ，一共干了十五年！），他的精力很大一部分被用到艺术管理的实际事物当中去了。同时，由于他得到过医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也主编了《医学科学年鉴》，但在哲学上，则明显地又返回到 学生时代对神话和宗教进行哲学阐释的老路上去了。1827年他还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皇家学术档案馆总监，随之被任命为慕尼黑科学院院长 但从1821年开始，他就重新回到了大学，在爱尔朗根大学讲授了《神话哲学》和《近代哲学史》。在《近代哲学史》讲座中，他终于发动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进攻。他称黑格尔的哲学为“否定的哲学”，即以“概念”自身的逻辑否定关系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他指责在这种哲学中只有概念及其逻辑，但概念和逻辑仅仅阐释了存在 一种可能性，却不是存在本身的“现实”，相反，还起着掩盖真实现实的作用。所以，真正的哲学必须超越这种“否定的哲学”，要以“经验的”、“实存的”“现实”为出发点，构成“肯定的哲学”（或“实证的哲 ”）。特别是在他的《启示哲学》中，他更加 确地要求哲学从“现实”、“实存”出发去把握“存在”的整体，认为一门能够真正包含真理与本真性的哲学，必须关注“经验”，但这不是“科学”的“经验”，而是在神话和宗教中启示出来的人类原初的生存经验，因为神话和宗教不单是人类的历史“意识”，而是原始的“存在”形式。
更有意义的是，谢林于1841年以六十六 的高龄接受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邀请，来到了黑格尔主义的“老巢”柏林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他的《启示哲学》讲演被视为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算，在当时就是十分轰动的哲学事件。前去听课的人“挤破”了教室，其中不乏各个思潮的首领级人物：青年恩格斯，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历史学家萨维尼等等。特别是 作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恩格斯为了维护老师黑格尔老师的坟 不被谢林捣毁，一边听谢林讲课，一边构思对老年谢林的批判，以非常快的速度发表了《谢林：基督哲学家》等三篇言辞激烈的论文，对谢林进行了痛快淋漓地讨伐。但仔细读恩格斯的文章，我们还是能发现派系之争之外的一些对谢林的理解问题。谢林整个后期哲学应该说完全意识到了单纯理性主义哲学的根本弊端，泛逻辑主义的方式既不能真正解释世界，也不能找到真正的现代的生活信念。谢林试 从存在原始根基中发掘出一种强大的生存力量，这种力量既可致善也可致恶，是真正自由的力量，倒是让我们看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谢林的存在就是 量，近代哲学的精神才真正发生了翻转。尽管谢林对自己整个后期哲学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表达形式，但确实是对启蒙之后的现代生活世界的一种非常深刻的思考。海德格尔高度评价谢林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雅斯贝尔斯花费三十五年的时间一直专心研究谢林的思想，这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除开这些“之间”之外，还有雅可比、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一些争吵， 及到如何理解“直观思维”的作用，涉及到如何理解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与“自由”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这些“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复杂、但也十分有趣的德国古典哲学。 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消除了我们原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单向度”的“直线发展”模式，在这种模 中，费希特、谢林等人的思想光辉都掩映在黑格尔的阴影之下，许多哲学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海德格尔在评价谢林 《自由论文》 就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但他马上表示他无意于去做为谢林平反的工作。说它十分有趣，是因为通过他们之间的批判与反批判展示出来的德国古典思想图景，更加有血有肉地让人看到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毕竟是 部在某种程度上“迎合”美国人口味的讲稿，而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的全面阐述，他以“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取代“从康德到黑格尔”也只是一个反叛单向度发展史的尝试，而不是从“多向度关系”对这段哲学史的新的完整建构，因为十分明显，谢林这个既是黑格尔的“引路人”又是黑格尔体系的批判者的哲学，在这部讲稿中并没有涉及，而只要有这种缺失存在，就使得一个 整的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图景成为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