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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哲学的用途——致赵汀阳

  

  从书店里一排排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论正义》,《逻辑和语言》,《时间的本质》,这一类题目,看看作者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把书插回书架。这类书多半是把一两本外文书编成一个拙劣的中国版,要么干脆自己瞎编滥造。系统思考不是咱中国人的强项,有本事的中国人都在写随感,不写理论著作。先秦以后,中国人就忘了有概念辩证这一门,有科学精神这一道。咱们擅长偈子、随感、拈花一笑,虽然后来一百多年,笑得少了,哭得多了。哲学是人家印欧语族的游戏,咱可以喜欢,看个热闹,但不大玩得起来,就像中国也有些人爱看橄榄球,只没见人玩这种游戏。眼下在中国从事哲学的,能一五一十介绍一下西方思想,大家开开眼界,就算好的。也许十年二十年,哲学忽然看中了咱们这里,到断了流的黄河来住上一阵,不过那是后话。

  读了《一个或所有问题》 ,才知道有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立刻要教给哲学说中国话。余不幸选上哲学这行当,成天读外国人的文字,心里早有怨气,今天读到中国人自己写的哲学,不说“符码”“逻辑斯蒂”“此在”,直截了当说“语词”“道理”“人”,读着就畅快。不仅文字如此,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原生的,你不在各种学说的夹缝里兜圈子,直赴问题本身,我相信这是真正从事哲学的不二法门。大概也因此,书写得生气勃勃。你的取向,颇能引起我的共鸣。这大概不是很重要,你我都认为哲学不是要表明一种趣向,或者说,单单表明趣向还用不着哲学。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因独到而有启发的概念转换,例如用亲疏性而不用归属性来思考价值(第61页)。尤其是思想空间和思想实形的辨正(书中几处提到,例如第80页),特别值得进一步思考,我觉得在你那里,思想空间无论多广袤,都像是给定的,而我愿意设想思想空间随着思想实形的成形在不断转化生成。不过,这种题目大概非要谈得深入一点才有意思,不宜在这里细说。倒是这本书的主题,形大易辨,适合在这里说说。

  这本书处理的是个大题目,你说是给哲学定位,大致的结论,说哲学所重者不是知识,而是创造,不巧,西方哲学一向重的是知识,所以严格说来,那还算不上哲学,只算为哲学作了准备。哲学在西方长了两千多年,如今咱刚刚把人家“哲学”这个词儿翻译过来,你就告诉说人家那东西不是哲学,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人家要是发明出一种和咱们的饺子长得差不多的食物,宣布说那才是真正的饺子,中国人吃了一千多年的,都是假饺子,那我就不爱听。你说,你所设想的东西也可以不叫哲学,叫它个别的名字。可我猜你多半丢不开哲学这个名号。不论你叫它什么,玫瑰还是玫瑰,反过来,只要玫瑰还是玫瑰,人们就叫它玫瑰。

  这就牵涉到你的另一个主张了,你说要紧的不在于哲学是什么,而在于哲学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哲学。可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饺子,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包饺子。你包的可能很不像样,人家说,这叫什么饺子啊,整个一碗片儿汤。当然,你可能知道什么是饺子,而且包出来的饺子空前好吃,人家说,这才叫饺子哪。前所未有的东西,人家怎么知道它是饺子不叫面条呢?依愚见,即使不同凡响的饺子的饺子性也潜藏在普普通通的饺子里,要有无论何种非凡的哲学,都得先有某种东西已经是哲学

  你会说,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哲学,但这还只算为做哲学做了准备工作,底下才是正经的哲学工作,那完全是创造性的。饺子包得没有什么新意,吃着照样香。哲学要做得平平庸庸呢?就像说我写诗,写得不怎么好,但也不算很糟——嗨,那你还写诗干啥?屠格涅夫说诗和牡蛎一样要么是最好的要么不能吃,我看在这一点上,哲学有过之无不及。你反对平平庸庸的哲学,强调哲学的创造性,这我很同意。不过这里有个难题:哲学的创造性和艺术的创造性区别何在?你这本书里,到处谈论哲学和科学的界限,有时也谈到哲学和宗教的区别,但鲜言哲学和艺术的关系。虽说你谈的是“或所有问题”,我们仍不该要求它把世上一切差别都列举清楚,但我怀疑,通过知识性和创造性的对立来阐述问题,既剥不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也剥不清哲学和“诗”的关系,反倒先陷入了科学-艺术两分的圈套。海德格总讲思诗比邻,但从来没把隔开两家邻居的篱笆墙画清楚。我倒是盼着你从自己独特的角度,能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

  你所提倡的新哲学和传统哲学实质上有哪些区别,我没有读得很清楚,所以你对传统哲学的批评,有不少我也不觉得中肯。限于篇幅,只举一个例子。“许多哲学观念是给人想着玩的,一到要做事情或者要做决定,人们其实听从的是平常得多的观念”(第175页)。这是你老兄最爱用的句式之一,而我听着,怎么老觉得这样的句式里有个小圈套似的?种萝卜还是种白菜,他准不会先查查哲学全书,这是肯定的。但因此哲学观念就成了给人想着玩的啦?他种白菜不查土壤学、植物学、昆虫学、农药学,此等科学就都是给人想着玩的啦?你提倡哲学最后要落到做事情上,这我很赞成。但这话没说出很多,因为主要的麻烦在于哲学在什么层次以什么方式做什么事情。我邻居种白菜之前以及之后,我敢打赌,也从不查阅《论可能的生活》 或论现实生活,既不听从无所事事的哲学观念,也不听从做事情的哲学观念。

  也必然如此。照你的说法,西方哲学两千年来一直在错误里打转儿,中国人的思路倒是恰当得多,可惜“仅仅是个开头,根本没有展开”(第189页)。你老兄的创造性哲学呢,直到几年前尚未出世。但我猜测你不会否认,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做了些事情,甚至做了些重要的事情。由此可以推知,人们做事的时候,不仅不去听从那些想着玩的哲学,同样也用不着听从你的智慧的哲学

  倘若人们用不着哲学就能做事情,甚至能做很重要的事情,乃至几乎一切事情,那么,哲学还有什么用呢?我们究竟该把哲学定位在哪里?像庄老先生那样,定位在无何有之乡,不患其无用,逍遥乎寝卧其下,我看就很好。

  不消说,这是把“用”看得窄而又窄,只承认执鼠(能抓耗子)才叫有用。我觉得你老兄也有点把“做事情”和“有用”看得偏窄了。在我心里,哲学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讲道理的科学,这门科学研究的是讲道理的技术或艺术。讲道理的科学有用没用?当然,人们用不着学习讲道理的艺术,就已经会讲道理,研究这门艺术的,实际上仍然可能不讲道理,或在讲道理的时候笨嘴拙舌,就像研究运动医学的教授可能一下场踢球就伤了膝盖。但我仍然觉得讲道理的科学有用。第一,人们爱讲道理,第二,人们愿意自己的道理讲得通,甚至讲得漂亮。第三,人们经常不知道怎么把道理讲得顺畅,讲得漂亮。四,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学习提高自己讲道理的水平。

  人爱讲道理的程度大大超乎想象。以为专家学者才爱讲道理,那是十足的误解。昨晚上看“实话实说”,题目是怎么对待乡下亲戚。嘉宾和现场观众都不像专家学者,更不像从哲学系毕业的,可是他们讨论起问题来,引用的大道理实在不少:人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我们中国人做事就是讲究个亲情;可你那样帮他,实际是害了他;人须自立,才能证明生存的价值。人都是自私的抑或人具有利他本能?什么是爱什么是害?生存的价值怎么衡量?当然,人们不一定出于观念才接待了或拒绝了乡下亲戚。但他们说这些却也不只是为了合理化,更不只是骗骗我们玩。人生一世,并非一边是做事,一边是玩玩。城里人读书读报,上了正式场合,难免好用大词儿,但十足的乡下人也并非只闷头种地,你到怀柔乡下的小酒馆坐上一个钟头,听听旁边的人,大道理只多不少,凡事都要讲明自己占理。

  人们愿意自己的道理讲得通,讲得漂亮,就像人们编篮子,愿把篮子编得更漂亮些,甚至编出一些新花样,哪怕他不为什么。漂亮的篮子会有人喜欢,甚至山前山后的人都喜欢,编得旯里旯塌的篮子他们看不上眼,加以嘲笑、打击、抵制。同样,只要人们讲道理——雅典人特别爱讲道理,但别处的人也都多多少少讲些道理——就会有人愿把道理讲得更清楚些,更顺当些,清楚的道理听多了,再听到讲得七扭八歪的道理,就觉呕哑嘲折难为听。

  你自顾自编漂亮篮子,人家偷偷模仿学着编漂亮篮子,这不是科学,是艺术。我一向以为先秦以后中国没多少哲学,不是说中国人不讲道理,或道理讲得不漂亮,但我们的确不大钻研讲道理的技术。研究编篮子,讲解编篮子,不一定是最佳编篮手。即使在讲解的时候需要示范,示范者也不一定比学习者编得更漂亮,就像篮球教练常要作示范动作,他的动作不一定比学员更精彩。他示范时编篮子,目标不在编篮子上,而在教编篮子上。他最擅长的不是编篮子的艺术,而是其中包含的科学。当然,你的动作太走了样,你也不配作个篮球教练。各门艺术的教育中,示范和讲解的比例不同,人们经常看轻了哲学工作中的示范部分。哲学讲道理的科学,同时它只能通过讲道理来谈论讲道理,道理讲得不漂亮的哲学损害了哲学的工作。道理不通的当然根本就不是哲学了。

  最后有一点想要澄清:我说人好讲道理,倒不是说人这种生物格外温文儒雅,——读一点历史还有点记性又活到我这把岁数的人,当然知道人是一种相当蛮横凶残的动物,强者恃强凌弱的时候蛮不讲理,弱者耍赖泼皮的时候也不讲理。“我是流氓我怕谁”,够不讲理的吧?可这话自有道理,他怎么就不说“我是小学老师我怕谁”呀?人讲道理,哪怕是歪道理他也要讲,哪怕是自欺欺人他也要讲。讲道理不是人的诸种活动之一,他实在是非得对别人对自己讲出道理才活得下去。所以,研究讲道理的这门哲学,从一个层面上说固然是对一种技术的研究,但哲学之为科学和烹饪学之为科学总有点不同,因为这门科学的内容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本性之中,不是“有用”“没用”说得清的。

  搭得上搭不上的,说了一通,恭候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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