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在与时间》里，人的行为举止分成三个方面：和形形色色的事物打交道，和他人打交道，和自己打交道。这三个方面，分别用Besorgen，Fuersorge，Sorge来标识。Sorge一词具有忧虑担心和操持置办两重主要的含义。Besorgen也有忧虑担心和操持置办两重主要的含义，只不过Sorge更突出忧虑而Besorgen更突出置办，因为后者主要具动词性而且有个及物的词头be。Fuersorge既然以Sorge为词根，难免有Sorge的意味，不过通用的含义主要是照顾、帮助、救济。这三个词，熊伟先生分别译作烦、烦心、麻烦。我分别译作烦、烦忙、烦神。
和自己打交道并非并列于和事物打交道以及和他人打交道。人总是通过和事物和他人打交道才和自己打交道的。反过来，和它物他人打交道，也就是和自己打交道，也是“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非本真的行为举止是这样，本真的行为举止也是这样。差别只在于在本真的行为举止中，人虽然依旧在与它物他人打交道，但同时却坚定地立足于自己本身。所以海德格说，若依Besorgen与Fuersorge类推而得出“Selbstsorge”（自己的Sorge）这样的说法，这是同语反复 。因为在Besorgen与Fuersorge中，人已经在和自己打交道了。既然Besorgen与Fuersorge其实都是人和自己打交道的方式，Sorge就是两者的概括。于是，海德格用Sorge一词概括人或此在的整体存在。然而，Sorge之为整体，并非由Besorgen与Fuersorge相加而得，而是由于Sorge“内在于”两者之中。机械的整体后于部分，而内在的整体先于部分。Sorge作为源始整体“处于此在的任何实际行为与状况‘之前’，也就是说，总已经处于它们之中了”（SZ，193页）。海德格不仅明言这一点，而且，从字面上看，Sorge也已经在Besorgen与Fuersorge“之中”了。《存在与时间》常引起对海德格“唯我主义”的批评。我想这不能归咎于读者。由于海德格并不曾成功地把握我和世界和他人的种种联系，这本书里的很多具体阐述带有强烈的唯我主义色彩。不过，就海德格的本意说，就他明确提出的主张说，他想强调的，的确是人始终在世，人一刻也不能脱离与他者的关系而有个“我自己”。
Sorge是整体，Besorgen与Fuersorge是它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仍不是对等的。不对等来自他人的特殊地位。他人不是此在自己，从而此在常以对待它物的方式来对待他。但他人也是人，和此在自己一样，从而此在对待他人，就有点像对待自己。于是，Fuersorge应该处在Sorge和Besorgen之间。不过，对他人的阐述是《存在与时间》的薄弱环节之一，他人在此在生存结构里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并不清楚。与此相应，虽然几乎每页都出现Besorgen，海德格却并不常用Fuersorge，甚至有时像是拿它来和Besorgen对偶凑数。
熊伟先生把Sorge译作“烦”，我想是从佛教术语Klesa（烦恼）来的。像熊先生所选择的很多译语一样，“烦”这个选择颇有其传神之处。Sorge的一个中心含义是关切，有所关切，就难免烦。我们活着，无论作出多么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总有所留恋有所关切。所以细审之下，我们竟如佛教所断，无时不在烦恼之中。以“烦”来规定我们的整个生存，不亦宜乎？从中译了解海德格的读者，很快就大谈特谈生存即烦了，从此也可见“烦”这个译语的力量。熊译还有一个好处。原文Sorge从字形上已经含在Besorgen和Fuersorge之中，而“烦”字也正含在“烦心”和“麻烦”之中，这就把原文上的词形联系也传达出来了。上节说到，海德格原想通过字形上的联系来体现Sorge内在于此在对它物他人的行为举止并因此是此在的整体存在。所以这里超出一般的字形游戏。我一般主张译名采用双音现代词，但这里用单音字来翻译Sorge自有格外的妙处。
然而从学理上说，译Sorge为“烦”是有疑问的。上节说到，Sorge一词具有忧虑担心和操持置办两重主要的含义，海德格也是同时在两重含义上使用它的，“烦”充其量只传达出忧虑担心的一端，而置操持办理于不顾。
就从忧虑烦恼这一端来说，也有疑问。佛教是从否定的角度来看待烦恼的，认为本真的生存应当克服烦恼。在这点上，海德格使用Sorge的用意几乎和佛教所谓烦恼相反。当然，佛教要人摆脱烦恼，海德格断言烦恼摆脱不掉，烦恼之为烦恼，却还是一样。这么说也有些道理。何况到了禅宗，我们竟须进入烦恼才能摆脱烦恼，那意思就和海德格的想法更接近了，因为海德格所谓的本真生存无它，不过是把那些日常牵着我们走的事物切实掌握在自己手里，使消散在大千世界里的生存变而为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生存。不过，无论怎么说，这一点仍梗在那里：烦恼是须摆脱的，Sorge却不是。更有一层，“烦”毕竟不是个印度词，而是个中文词，而且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我们现代人说“烦”，主要指一种不快的心情，既没有直接讲出关心，更没有表达出准备行动的意思。把Sorge译作“烦”，极而言之，竟有点把中国思想中对“心学”的注重强加给海德格的嫌疑了。
“烦心”这个译名也有疑问。上文说，Besorgen的含义与Sorge相近，但突出了“办理事务”的意思。“烦心”比之“烦”，却没有突出这层意思。二者若说有什么区别，“烦心”似乎倒比“烦”更突出了心情这一面。用“麻烦”来译Fuersorge，则更不妥当。
我随熊先生使用“烦”这个译名，Besorgen和Fuersorge则分别译作“烦忙”和“烦神”。但无论熊先生的译法还是我自己的译法，我始终都不满意，一直在寻找更妥贴的译名。
翻译的第一要义，在于达意。但同样重要的，是译名要一贯。翻译和解说不同，在于翻译要求形式上尽量对应，一篇文章里的中心词汇，更要求一贯的译名。平常我们会把excuse me译作“对不起”或“请原谅”，把absent without excuse译作“无故缺席”，但若谁要翻译A Plea for Excuse这篇文章，他就非得为excuse配上一个一贯的译名不可。依上下文有时把Sorge译作“烦恼”有时译作“操办”有时译作“关心”，要比始终都译作某一个词更加达意。但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却就非得为Sorge选定一个一贯的译名。
Sorge一词既有忧虑担心的含义又有操持置办的含义。并非两种分立的含义，而是一串含义的两端。我们不难从忧虑想到担心再想到关心再想到为人操劳办理置办。但上哪儿找一个独个的中文词把这一串概念联系都收进来呢？各种语言里的概念语词所包含的概念联系必然不同。但若我们选一个靠近这串含义中点的译名，“操心”、“关心”、“关切”要比“烦”好些，虽然Sorge明确具有担心、忧虑、焦虑不安的意思，比操心来得强烈，这份强烈用“烦”来传达就较贴切些。
选一个已经够难，何况至少要找三个，互相之间有字面联系而又分别对应Sorge，Besorgen，Fuersorge。且不说还有Besorgnis，Sorglosigkeit，Sorgfalt等等。无奈之际，我们首先会想到加注解说。海德格在“收进”和“赶上”的双重含义上使用einholen（SZ，391页），我找不到一个兼有这两种含义的中文词，只好加注解说。然而，这种作法的用途是有限的。既然我们从事翻译，那么能翻译的时候就要翻译，不能动辄用解说来代替。而且，如果作者只在特定的场合突出某个词种种层层含义的联系，我们还好采用加注说明的办法。但Sorge和Besorgen是全书中最重要的概念，而且隔几行就出现一次，我们就无法靠碰到时讲解清楚了事，非得想出个译名来才行得通。没办法中想办法，我选用了“操劳”和“操持”。Besorgen是及物动词，操劳却不完全是，不过，烦心和烦忙更不是。操持更有点像凑数，不过，上面说到，Fuersorge并不常用，不深论也罢。
我在翻译的时候，会尽量照顾几条原则。一条是不到不得已就不生造语词。就此而论，操劳操持比烦忙烦神好，虽说烦忙烦神的意思还显豁。另一条是选用通俗些的语词，操心、操劳、操持都够通俗，可是事难两全，“操心”这个词面孔太过平俗，不像“烦”字那样有力动人。再有一条是尽可能选用双音词，因为我们翻译给现代人读，而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体。操心是双音词而“烦”不是。然而这样一来，却又体现不出Sorge内在于Besorgen和Fuersorge了。最后，我们不愿擅改前人传下来的译法。“烦”甚至“烦忙”，已经不少人听惯用惯了。然而，传统什么时候就形成了？是否已经形成？我们不是该趁传统还没有固定的时候，及早纠正将要固定下来的不妥之处吗？
以上罗列了哲学翻译的几种难处，但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概念本身。
海德格把人的本质规定为Sorge，其独特之点显而易见。西方传统在规定人的时候，过分突出了理性和认识，而海德格则强调关切、关心。不关心，就谈不上认识，谈不上认识得正确不正确。“关心”“操心”虽然用的是“心”字，却和认识没多大关系，也不只是一种心情；只要够得着，操心的人就会去做。这时Sorge也说成Umsorge、Fuersorge，提供实际帮助以解脱他人的困境。妈妈成天为孩子操心，主要指妈妈成天做这做那，不像哲学家那样，不做什么实际的事情，只是心忙。据此，海德格说“Sorge总是Besorgen和Fuersorge ──即使只是通过褫夺的方式”（SZ，194页）。操心的人即使够不着，没办什么，也在想办法，心忙。这时Sorge就“通过褫夺的方式”而是Besorgen和Fuersorge。然而反过来，仅仅为别人做了事情不一定就是关心、操心，我们会说，“别看他每月给他妈寄钱，其实他对他妈一点也不关心，其实他从来不为他妈的病操心”。可见关心和操心不同于义务。义务把行动和某种理念联系起来，而操心关心则把行动和现世的情感联系起来。在以上几个方面，操心关心和Sorge都是一致的。海德格选用Sorge来标识此在的整体存在，标识人源始地是什么，这一选择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从康德的“理想哲学”到现代的“存在哲学”的转变。
注：本文以“Sorge及其翻译”为题发表在《读书》1996年第十二期上。后经过删改出版于自选集《思远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