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周刊》：你的新书《哲学 科学 常识》已出版。你强调常识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你所说的“常识”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有什么关系？
陈嘉映：我想稍微纠正一下，这本书不是要强调常识，书中专谈常识的也不过几节。一般说来，“强调某种东西”这类提法是对一项哲学探索的错误描述。领导同志的报告强调这个或那个，这不是哲学要做的事情。除非你是说，一项哲学探索关注事情的某个方面，以便澄清某些结构性的联系，例如常识、哲学、科学三者之间的结构性联系。
我所说的“常识”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若直接比较，意思相近。物理学家马赫和胡塞尔把生活世界定义为前科学的世界，我把常识与理论对照。差别在于，胡塞尔把哲学视作科学，仍然认为哲学应该提供理论、提供实质性真理，我否定这些。胡塞尔回溯到生活世界，是要为现象学、哲学奠定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基础，而我不认为能够有胡塞尔意义上的普遍统一的哲学。
科学发展到“纯客观认识”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造成了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会把眼光转到所谓“前科学”的认识，看看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是怎么达到的。看清楚了是怎么达到的，就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实证科学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同时又能看到它会有什么限度，它在获得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时候付出了哪些代价。
我通过这种回溯性的考察认识到，只有实证科学才能提供客观普遍性的理论，这不是哲学所能成就的，但更本质的是，这不是哲学所要做的。在这一根本点上，我和胡塞尔可说是相反的。
由于这个基本差别，我们的具体探讨就会有很多不同。这里不去细说了。
《大学周刊》：中国哲学(文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的这种特点，对应对“制造的世界”的强势能起到什么建设性的作用？
陈嘉映：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思想与日常更贴近。这也可以反过来说，我在书里也谈到了，这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建构哲学理论、实证理论的冲动比较弱。中国古代也有理论建构，比如说阴阳五行理论，但是正统儒家学者倾向于抗拒理论。近100多年来，西方哲学自己也在质疑理论认知方式，但这当然不是出于对中国思想的认同。现代西方哲学对理论的解构也并不基于“不离日用常行”的态度。在思想领域，重常识的态度或任何一种态度，都无关紧要，紧要的只是有分量的思想。中国人现在还没什么有分量的思想，说不上对世界思想有什么建设性的作用。只不过中国在经济上崛起，这个注重经济实力的现代世界开始注意中国，即使在思想领域也有时带我们一起玩。这并不表明我们有了什么有分量的思想。哲学家是偏爱思想可靠性的人长期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会羡慕文化批评家那些大胆的、时有实际启发的议论，但面对文化批评领域思想飘飞的状态，哲学家会觉得不踏实、不落实，不敢轻易发言。
《大学周刊》：作为哲学家，你研究科学，并对数学有很深的理解，请你谈谈数学和哲学的关系。
陈嘉映：有一点我在书里谈得比较清楚。我们的自然概念始终是包含主体性的，它们是有意义的。从事科学的人都希望能够找到一种纯客观的语言，真正纯客观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有了这种纯粹的、只由逻辑关系界定的语言，就可以进行长程推理。数学之所以对实证科学具有根本的作用，在于数学是达到纯客观性或不如说去主体性的最终手段。只有去除主体性、去除描述手段的感性意义，我们才能进行长程推理。科学通过数学方式进行长程推理，构建有效的理论去探索那些远在天边无法经验到的事物。
过去，哲学也一直想建构理论，哲学理论是思辨理论，并不能提供新的、可靠的知识。采用数学方法的实证科学理论却能够提供这种可靠的知识。
哲学原则上不使用数学方法，原因是，用数学方法来描述事物，本来就是为了脱去意义来把握事物，而哲学首先并始终关心的恰是事物的意义。意义是与感性连在一起的，意义、感性有远近，离开意义的中心越远，意义就越淡越疏。阿凡提给朋友的朋友喝的汤的汤，朋友的朋友比朋友疏远，汤的汤比汤寡淡。由于关注的是意义，哲学不使用数学方法，从而在哲学工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有长程推理。
陈嘉映：这个追问极好，把我们引向一个新界面。但细说起来有点儿复杂，要涉及对哲学本性的理解。
最简单的相同之处是，哲学和数学都不是事物本质的研究，而是对形式的研究。按照我和一些哲学家的理解，哲学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而是研究描述世界所使用的语言。哲学是研究概念语法的，研究怎么使用概念的，不妨说，哲学是二阶的工作。实证科学的理想语言是数学语言，数学家研究这种语言的语法。数学不是一门实证科学，但数学和实证科学是一伙的，因为它是实证科学的语法研究。
这就蕴含了哲学和数学的另一个相同之处：哲学和数学都具有最高的确定性。
哲学的确定性和数学的确定性那么不同，甚至可以说其确定性的性质相反，所以，说哲学和数学都具有最高的确定性，显得很突兀。数学的确定性比较明显(虽然也有不确定的一面，M.克莱因的《确定性的丧失》专门谈这方面)，那我就哲学的确定性多讲两句。
哲学的领域很宽，外围是观念批判，其核心则是概念分析。所分析的是我们实际使用的概念，如知道、正当、快乐。我们本来就会使用这些概念，所以，在一个基本意义上，我们在分析之前就理解这些概念。哲学明述我们已经默会的东西并彰显这些东西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东西，这些联系，稳定地包含在我们对概念的使用之中。分析得是否对头，原则上我们每个人都能明判。
当然，实际上数学和哲学都不是一下就可以弄得明白的。阻碍理解的缘由很不一样。在数学中，阻碍我们的是对技术性定义和推理规则的把握，在哲学中，阻碍我们的是虚假观念或培根所说的种种偶像。
哲学家自己都很体会哲学工作的这种确定性质。并不是说，他们的结论都是确定的真理，而是说，他们体会到自己是在一个存在着高度确定性的领域工作，尽管在哲学中和在数学中一样，把握住这些确定的东西并不容易。和文化批评工作比较一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文化批评领域，不仅人言人殊，而且，任何论断原则上都是悬在半空中的。哲学家是偏爱思想可靠性的人，在这一方面，我猜测哲学家和数学家是气质十分相似的人。长期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会羡慕文化批评家那些大胆的、时有实际启发的议论，但面对文化批评领域思想飘飞的状态，哲学家会觉得不踏实、不落实，不敢轻易发言。我们对照德国哲学家和法国思想家可以感觉到这种气质上的差异。
我说到，哲学的确定性与数学的确定性，两者性质不同。数学的确定性来自定义和推理规则的严格界定，适合于外部检验。数学有助于从外部来训练和检验逻辑是否缜密，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应当受到数学训练。但这对哲学学生的意义格外大，因为哲学思考的有效性格外缺少外部标准，往往分不清哪些只是主观上觉得very sure，哪些是深藏在我们概念深处的牢靠指引。内在的严格性必须从外部的严格性训练开始。例如在社会生活中，说到最后，心诚而已矣，但我们得从学习礼仪开始。
关于“哲学和数学的相同之处”，还有很多可谈的。例如，由于哲学和数学都是“语法研究”，它们都具有普遍性。但它们又是很不一样的普遍性。我们今天就不谈这些了。总之，哲学在有些方面和数学相邻最近，在有些方面和数学离得最远。大家都感觉到这些，但要把这些远远近近说清楚并不容易，我今天只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陈嘉映：我在书谈到了。粗说，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哲学并不是要建构理论，哲学反省我们的经验、反省我们的常识，以便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加融汇贯通。哲学不能提供无所不包的理论。具体该思考哪些问题，每一个思考者有他自己的回答。
《大学周刊》：能否更具体地解释一下“融汇贯通”？
陈嘉映：哲学本来只关心也只能关心能够贯通的道理。比如，一位化学家和一位建筑学家，两个人各有各的专业，懂得他专业里的种种道理。他们两个对话的时候，交流的不是这些道理，而是化学领域和建筑领域之间能够贯通的道理。不同领域之间能够交流的道理就是“哲学道理”。
陈嘉映：我一贯的看法是，哲学不是一个专业。一名化学系的学生学到一大堆化学知识；研究晚唐史的有一大堆晚唐史的知识。哲学家有什么可以称作哲学知识的东西？除非是说，精读了一些哲学经典。
设立哲学系本来是不得已之举，大学里各门专业都划分成系、所、院，哲学怎么办？设个哲学系。这也无所谓好坏，只是会造成哲学也是一个专业的错觉。
我一向主张取消哲学本科，在本科阶段，哲学课完全放在公共课的范围内。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讲得很清楚，哲学是应该30岁以后学的，柏拉图这样说自然是出于对哲学性质的了解。
陈嘉映：我的意思不是取消哲学课，而是在本科阶段把哲学课开到全校去。如果有学生特别愿意多学哲学，不妨多学一点，但是我不赞成他在本科阶段专门读哲学。
好思考的学生，对概念追根问底，自然而然地会来到哲学问题上。他们到研究生时期，可以专门攻读哲学。但没有任何专业基础，一上来就弄哲学，多半糟蹋了学生。
哲学是对经验的反思，是对知识的反思。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没什么生活经验，没有什么知识，他反思什么？他对伟大哲学家基于深厚经验和广博知识而来的思想无所体会，学哲学变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运转。可悲的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
《大学周刊》：那你是基于哲学自身的特征而主张取消哲学本科的？
陈嘉映：单从哲学自身的性质来说也够了。不过，对外部的情况的考虑也应该支持我的主张。现在哲学系极少招到第一志愿的本科生，30来个新生，报考哲学的不过一两个，最多三四个。大多数学生是他没考上他要考的专业，所谓“调剂”到哲学系来。哲学系的本科生的入学成绩往往是全校考生里最低的，或者是接近最低的。就单个考生来说，成绩低不一定学习能力低。但笼统说来，成绩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往往也高些。而哲学这个行当，信不信由你，是蛮难的。
这些学生既不愿意学哲学，他的能力又可能不适合学哲学，花力气去教他们哲学，不仅浪费了学校和教师的力量，更要紧的是糟蹋了这些学生。本来，他们学一点实用知识、实用技能，花了学费、用了苦功，还算值得。现在你教他读阿奎那、读康德，他就算一个一个学期考过了，将来，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再也不会去找出阿奎那和康德来读读。不像学过数学，学过外语或计算机，不像读了些诗，不像学了游泳或开车，这些对他将来的生活将来的学习会有用，或有意义。对于绝大多数的哲学系学生来说，他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对他将来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对普通劳动者来说，哲学本是无用之学，爱好者得了闲空，自可以读读、聊聊，但把这无用之学强加给年轻人，枉费四年最宝贵的青春，我个人觉得很残酷。
哲学系本科生中也偶尔会培养出优秀的哲学人才，但我相信这样的学生即使在本科阶段学别的专业，今后再集中经历研习哲学，照样会作出成绩。不管怎样，我们总不该用一个班的学生来为三两个真有兴趣研读哲学的学生陪读吧？
陈嘉映：我没有作过调查研究。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哲学博士。在那里，本科开始并不细致分科，最后写的时候，选定一个专业，本科生毕业时选哲学的也有，但极少。可以说，只有到研究院层次上，哲学才成为一个专业。
《大学周刊》：你的新书是十几年的思考结果，这对一般的人文社科教授来说很难做到，因为他们要考虑学校的考察指标。
陈嘉映：以发表论文数量这类指标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我从来反对。不少学者提到，关键在于大学的学术独立。每一所大学自己决定要怎么评价教师，而不是由教育部的标准来统一评定。教育部管着全国几千所大学，它完全不了解任何一名教师的具体工作，除了用数量化的办法来评定没有第二个办法。
这里我们面对量化弊端的一个突出实例——文科尤其是纯文科因此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每年不知道生产了多少论文、著作，业内外的人都知道，绝大多数，简单说，就是垃圾。用垃圾来充当生产力的评价标准，你能想象这对思想文化会产生何种毁灭性的作用吗？
文科的从业者是一个个的活人。一方面，我们出于利益的考虑，会跟着体制走，谋取体制给予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中有些人，不管这个机制多么恶劣，仍然在努力教学，努力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好。但体制强于人，尽管仍然有些还过得去的研究者，但是从成果的总体品质来看，用失望来形容肯定是太轻了，应该用“绝望”来形容。
《大学周刊》：今年是恢复高考30年，作为1977年进入北大的学生，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形。
陈嘉映：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民失学已有十几年，实际上，在所谓“文革”爆发之前，文科学者早已失学多年了。恢复高考时，没办法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考试内容很简单。但另一方面，那时已经有十多年没举办高考了，积累了十几年的考生。大多数考生虽然没多少专门知识方面的训练，但至少是爱读书学习的，是十几个年度里的“精英”。所以，虽然考试内容很简单，考上来的学生并不差，有很多有潜力的青年。77级78级是两届特别的学生。后来的情况可以证明我们之中有能力的人比例较高。但若细讲，我们这两届考生，少年失学，这对后来的学术成长有负面作用。当前面没人时，不少人很快崭露头角，但现在普遍后劲不足。
《大学周刊》：现在还能用当时的方法吗？
陈嘉映：不可能。77级78级的学生比较优秀，不是因为考试设计得好，是因为他们是十几年里比较拔尖的人才。现在高考制度弊害甚深，这些弊害一直延伸到小学教育。现在的问题是替代方案何在？近年来很多学者在探讨探索，其探索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大学周刊》：找不到替代方案的原因是什么？
陈嘉映：别人也许已经有比较可行的替代方案，只是我没有读到。但有那么明显弊端的制度一年一年延续，多少也说明改革不易。阻碍改革的因素中有巨大的利益诉求。我们的高等教育类型单一也是一个因素。我们有科举制传统，科举制的一个毛病是选拔途径单一。此外可能和我们的文化也有点儿关系，例如，在国外，教师的评语等等会起较大的作用，外国教师写评语相对客观、规矩，中国人写评语就多讲人情，可信度不高。在中国升学若看重教师的评语之类，弊端可能更重。
《大学周刊》：你接下来关注、思考的是什么问题？
陈嘉映：我一般是东做点儿，西做点儿，等到不得不出书的时候就集中做。如果说这本书比较关心实证科学的性质，下面想多研究一点文科理论的性质，想更深入系统地研究事实与价值、事实和解释、还原论、道德学说的性质这类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