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不仅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家，也是一位特立独行、无所依傍的怪杰。他一生涵濡着平民性格，从未接受过旧式或新式的系统的正规化教育，由贫瘠的鄂东乡间，自学成才，凭藉着“上天以斯文属余”的狂者情愫及某种缘会，终而定格于北京大学，成为“后五四时期”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奠基人。
熊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漆园、逸翁，清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农历正月初四日生，湖北省黄冈人。
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13~14岁时，他的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16~17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氏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1905年，熊氏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遂被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
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1917~1918年间，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氏“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1918年前后，熊十力与蔡元培先生通信，支持蔡先生创办“进德会”。1919年前后，熊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不久因笔墨官司结识梁漱溟。由梁介绍，熊氏得以到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门下学佛。1920年秋至1922年秋，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1922年，梁漱溟征得蔡元培同意，请欧阳门下弟子来北大顶替自己讲授佛教唯识学。借此机缘，熊十力得以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正是在北大这种学术环境中，熊十力才得到了独立思考并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
自1923年开始，熊十力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通过十年精思，熊十力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其标志是1932年10月在杭州印行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是书出版后，得到学界蔡元培、马一浮、林志钧等人的高度赞扬，也几乎遭致佛学界群起而攻之。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1949年后，熊氏仍以著述为生。他继续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又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尽管晚年日渐孤独，无人理会，但毕竟仍能按自己的思路运思而没有受到过多的外在压力和干扰，而且《新唯识论》的删定本、《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著作的出版、印行都得到政府的资助。1966年“文革”爆发，熊十力也在劫难逃了！他终于在1968年5月23日在上海辞世，终年84岁。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弟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