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已迈入新世纪，各种思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汹涌，记者就学术界关心的一些问题，采访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先生。
记者：“全球化”和“民族主义”都是当前倍受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您能否从宏观层面上谈谈对它们的认识？
何中华：全球化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所描述的事实并非是有史以来就始终存在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乃是物质、能量、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交流。这三个层面的依次递进，分别表现为：一是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从而标志着全球化格局的形成；二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三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信息革命，极大地深化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简单地说，全球化就是通过“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上的人类普遍交往的过程及其结果。其前提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其实质是现代性的广泛展开，其历史后果是人类文化的深度匀质化。
谈及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民族”本身不是一个地域学的概念，也不是在种族意义上使用的人种学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相应地，“民族主义”也就明显区别于“本土化”、“地方化”等说法。后者更多的是从地域学角度来考虑，而前者则主要是侧重于文化和价值的层面。概括地说，“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自我中心化的一种自觉的形式，其内核乃是一种本民族自我中心化的趋向或立场。同时，民族主义也可以作为一种自觉而系统的意识形态，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
记者：人们注意到，民族主义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应运而生的，作为对民族认同诉求的期望，民族主义似乎为全球化这一总体过程所固有。既然如此，那么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形成，两者的关系又如何呢？
何中华：从最一般意义上讲，不能说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和领土主权、国家独立、民族利益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风俗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今天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伴随着全球化浪潮而兴起的一种思潮。就此而言，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的确具有内在联系。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全球化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中介。全球化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为每个民族的自我把握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外在参照系。其次，全球化从否定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从负面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来说，其独立性特别是它的文化价值、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他们的文化价值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几乎面临被同化、被取代的危险。这种危机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民族情绪的高潮，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勃兴。因此，我认为全球化浪潮确实使得民族主义成为必要。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试想，在本民族文化被异族文明同化的过程中，任何具有民族意识的人，甚至包括那些立足于反传统立场上的人都能预料到这种危机的可怕后果，都能体察到捍卫本土文化价值独立地位的深远意义。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以抵御全球化趋势下文化遭受的侵蚀，民族主义成为必要的。
但是，这其中还隐含着更深层的难题和悖论。因为全球化在使民族主义成为必要的同时，它在事实层面上又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不可能。以民族国家为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它也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今天民族国家在形式上都还存在，但其实际意义已经逐渐改变。西方的民族国家在不断扩张，其势力范围有的早已超出自己国家的疆域，而非西方的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在总体上并没有扩大，在许多方面还在缩小。这昭示着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不对等的状况。当然，这里蕴含着全球化即西方化的潜台词。再比如，至少从现象学意义上说，全球化总是伴随着文化匀质化的发生。以语言为例，随着全球性电脑网络的普及，英文已成为世界上独霸的语种。影响所及，世界上原有的1.5万种语言将有90%面临消失的危机，特别是大洋洲、亚洲、非洲少数族群使用的语言。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随着“家园”的“沦陷”，文化载体的丧失，民族主义从何谈起？可见，全球化在使民族主义成为必要的同时，又在客观上带来了民族主义的危机。
记者：人们在谈论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这一主题时，经常认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恰似一个铜板的两面，而且往往把民族主义看成是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的反向趋势。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呢？
何中华：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和定位。我认为不宜武断地用“是”或“非”来判断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在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更多的是取决于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而不能做一种超历史的抽象评价。具体来说，当一个民族处在劣势地位、处于生死抉择的关系当中时，民族主义一般能够扮演正面角色。因为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来抵御外敌的侵犯，它是鼓舞一个民族自强不息、自我拯救的重要催化剂。这一点可以从文化理论上得以验证。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文明一度倍受冷落，但在不断与强势文明抗争的过程中，其文化本身固有的独特价值日趋彰显。使得象列维•布留尔、施特劳斯等西方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逐渐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对土著文明的普遍关注上。所以才有了这样的结论：对文化的判断不能凭借它之外的标准，而必须以它自身为衡量尺度；文化之间只有同与异之别，而无优与劣之分，它们都是相对的关系。可见，文化人类学理论从文化进化论过渡到文化相对论并非偶然。如果没有土著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顽强博弈，它的存在依然没有正当理由，它的价值仍将被继续埋没，人类仍旧无法走出文化进化论的阴影。但促成这一转变的最初动力，就来自一种自觉的民族主义意识。不仅如此，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民族主义还是一种无法被取代的宝贵精神资源，是民族精神的支柱和民族意识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值得珍视的，应该得到积极地肯定。然而，当一个民族处在强势地位的时候，它若再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肆意鼓吹这种情结的话，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文化的特例。那么，在文化领域倡导民族主义似乎无可非议，但在经济领域大谈民族主义未免过于偏颇，况且全球化已经促成了经济一体化的初步规模。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民族主义如何进行？又怎样实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呢？
何中华：对于“文化民族主义与经济、政治全球化共存”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事实上也很难实现。因为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生性”，就像“体”和“用”无法剥离一样。在早期对中西文化对峙的论辩中，胡适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是“用”的话，就必然有一个和它相匹配的“体”，反之亦然。所以特定的经济基础必然孕育特定的政治模式，特定的政治模式又肯定要塑造与它相适应的特定的文化形态。如果我们的经济生活模式全盘照搬西方，就很难设想能够存有一种与其异质的文化。由此看来，我们一方面要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独特价值，另一方面还要随时准备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挑战，这是不可回避的客观趋势。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脱离特定文化传统的纯粹经济模式。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交往，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放弃经济生活的文化背景为代价。相反，特定的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有可能矫正引进的经济模式的缺陷。但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学会在经济交往中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这就要求我们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必要怀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坚决捍卫民族文化的地位和价值。其实，这不仅牵扯到民族文化价值的问题，还与全球的文化多样性问题息息相关。如果整个人类的文化由多元走向单一，那末全球化本身也必然是虚设的、不可能持续的。所以，西方文化在日趋健全、完善、成熟的进程中，迟早会发现非西方民族文化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例如亨廷顿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就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这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把整个地球的文化变成纯粹的西方类型的文化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确看到了不同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包括一些原始语言，深刻体会到文化多样性丧失之后，任何优势文化（假设有优势文化存在的话）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当中就可以看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文明存在的前提性意义。那么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文化多元，捍卫民族文化便成为目前难以抗拒且亟待解决的难题。而该任务的顺利完成，将有赖于民族主义。
另外，对于你所提及的“文化融合”问题，我认为关键不在于“融合”本身，而是在于何种意义上的“融合”。依我看，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和平权基础上的融合，前提就是融合双方必须处于对等的地位。如果一方将另一方同化，就不是融合的问题，而是取代或置换的关系了。明白这一点，我们在谈“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时，就可以把“民族主义”看成能够与全球化的同化关系相抗衡的一股强大力量，从而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结构。这一方面提醒西方强势文化不要过分张扬民族性，避免重蹈“二战”的覆辙，同时告诫非西方民族，“民族主义”不是一味地消极被动，它一旦兴起就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可以用它来对西方文化的同化力量加以约束和限制。在此基础上，既能够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对话，又能避免在对话中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价值被颠覆。我觉得这种张力结构所达成的新的平衡才是恰当的。
记者：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民族精神、宗教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有差异，难免产生摩擦和冲突。其中，我们总是看到作为既成事实的不对等。置身于这样的历史情境，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价值而不被全球化浪潮所吞噬？
何中华：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我觉得首先应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我称之为“义和团情结”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把本民族文化及其价值绝对中心化。这种倾向表现为拒绝对话、固步自封、一意孤行的纯粹“自恋”情结。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所暴露出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心态就是这种错误倾向的典型表征。另一种与之相反，即完全放弃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捍卫，对于传统非但不继承，反而彻底拒斥。这样的实例在当今社会十分突出。比如眼下不少大学生汉语水平考试不过关、古典文学名著无人问津、中华传统美德被实际地轻视等等。应该看到，大众文化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外观，当它进一步被积淀为人的生存方式时，就有可能从文化基因层面上葬送一种传统。
今天，我们首先应当自觉地对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进行更深层的发掘，使其通过传承而得以延续。文化的传承一般是在无意识当中完成的，当然这是特指在生存方式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一旦生存方式出现变化，文化的延续就只能依靠一种自觉的传承了。当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衣食住行，甚至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面临西方化威胁的时候，不能指望无意识中自然而然的传承，而是必须诉诸一种自觉的民族主义，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处境来说确有它的必要。知识分子为使传统文化在“回忆”中得以延续和唤醒，将担当着更大的历史责任和文化责任。再就是需要“从娃娃抓起”，高度重视并真正加强文化传统教育。还有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成果，例如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来实现这种目的。这也正是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互动的最好印证。再者，即使从今天来看，不少文化传统虽然暂时处于弱势，但并不能因此就宣告它彻底失败或没有意义，因为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看，历史和文化总是被不断地重新估价的。
原载《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2期
本刊特约记者 孙 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