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雅典卫城山门前，最好的景致在西向：近似无限透明蓝色的天空之下是蔚蓝的爱琴海，海与天的交汇处是8公里外的比雷埃夫斯港。与这派澄静景象截然不同的，是脚下山石嶙峋的战神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高约113米的多岩石的小山包。
《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正是在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完神圣的女神献祭后，匆匆往城里赶，当时的他一定没有想到会在这个鄙陋的战神山上接受公民大会的审判，并在山中央的小山洞里度过死刑前的漫长时光。
一眼看尽苏格拉底的人生是一种震撼，走近那个传说中拘禁苏格拉底的山洞，则是另一种震撼。
其实在奔赴希腊之前，我对于伟大的苏格拉底死前的生存境遇早有心理准备，毕竟在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以照片式的成像风格向我们描绘了苏格拉底最后时刻的场景。但是亲眼见到那个铭刻在哲学史上的山洞居然如此逼仄，仍然让人惊愕。我突然意识到，画家将这个无法直身的囚室描绘的宽敞明亮，也许是在表达自己的信念：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的囚室也应该是充满理性和光辉的。
在柏拉图的《 斐多篇》中，你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如何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与朋友探讨真理、善恶以及灵魂不朽的问题太过投入，苏格拉底从黎明一直聊到深夜。时间到了，他一口气喝完杯中的毒药后，身边的朋友们忍不住开始掩面而泣。苏格拉底劝解道：“说真的，我的朋友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把那个女人送走，怕的就是这种骚扰。有人说一个人临终时应当保持心灵的平和。勇敢些，安静下来。”
公元前399年的这个晚上也许对于苏格拉底是坦然的，但对雅典人民却何其不幸。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威尔•杜兰说从这一刻起，雅典人的躯体和灵魂都开始衰竭。
而对于柏拉图来说，遇见苏格拉底则让他放弃了诗歌，苏格拉底的死则使他成为雅典民主制的坚定批评者。在《理想国》列举的5种政治体制中，民主制被柏拉图放在倒数第二个，仅比暴君统治稍强一些。有人认为民主制与哲学是雅典人留给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两个成就，但这个城邦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决定与民主制分手，不知道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遗憾？
城邦里的闲暇时光
在十九世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雅典艺术学院门口，矗立着两尊雕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个名字是雅典城邦贡献给世人的仅有的两个哲学家，却让此前与此后的同行们都黯然失色。
雕像的造型十分符合人们的常识：苏格拉底右手托腮，柏拉图低头作沉思状。“哲学家”留给人们的印象便是这样的，落落寡欢、阴沉着脸，整天用灰色的理论去解释活泼泼的生活，与屋檐上站立的高大健美的阿波罗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这只是世俗的偏见。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相貌英俊，高大威猛，因为参加科林斯地峡运动会的摔跤比赛，得了个绰号“柏拉图”，意思是“大块头”。想象他的形象，最适合的样本是刘德华饰演的“大只佬有大智慧”。苏格拉底容貌奇丑，这一点倒和多数哲人差不多，但他酒量极好，体力过人，一年四季身披同一件大氅，冰天雪地也只用赤足行走，而且天性开朗，性格外向，非常喜欢与人交往。
埃及的祭司对伟大的梭伦说：“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柏拉图说：“哲学起于惊讶”。古希腊人所说的“理论”其实是一种“热情的动人的沉思”。假如没有孩子般热情而动人的眼神，又怎么会从纷乱的世界和乏味的人生中发现惊奇、并进行哲学思考呢？
在抵达雅典的第一天，我们在几个先行约定的采访之间折返的时候，就已经从车窗里数次瞥见从街道和楼宇边上露出来的廊柱和剧场一角。雅典老城区里，以卫城为中心，四下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古市场、柱廊、竞技场以及剧场的遗址。
待到真的站在一个市场的中心，环顾四周，遍地是东倒西歪的石柱和碎檐，其间有几条老而不衰的肥硕黄狗在透彻的阳光下，酣然大睡。虽然城墙不再，廊柱坍塌，仍可以从它们身上看到polis（城邦）的影子——那个黑格尔口中让现代人有“家园感”的地方。
当年若不是固执地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苏格拉底一定不会呆在漆黑的牢房里，就像他日常的生活习惯，清早起床后直接把夜里做被子的大氅抖落一下，然后披在身上出门。和风煦日的公共空间才是雅典人生活的重心所在。
卫城和古市场是城邦生活的活动中心，前者是进行祭神的地方，后者是政治活动的场所。古希腊的各种城邦里面，或许只有科林斯的古市场最符合现代人对“市场”的想象：整天充斥着熙来攘往的生意人，现场交易，银货两讫。雅典的古市场可不是这样的，它更像是今天人们举行公共活动的“广场”，悠闲的雅典公民们来这里谈天、辩论、演说，听荷马史诗的朗诵，进行祭神仪式，看人们打官司。
年轻的柏拉图想必就是这样遇上苏格拉底的。几乎在柏拉图的每个对话录里我们都能找到类似的场景：那些欢快的、热情的年轻人在雅典的各个角落里拉住苏拉底的袖子，央求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知识的本性是什么，善与恶的标准在哪里。
那时候的哲学还没有被圈在学校里，也没有专业意义上的哲学家，“philosopher”指的是在阳光明媚的古市场上，或者友人的宴饮席上，出于最纯粹的热爱去追求智慧的人们。雅典人活力充沛，对生活中的所有的快乐都非常敏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永远都准备好讨论不管是多么抽象多么深奥的问题。
有一个专门的字眼——“agorazonta”，用来形容雅典人走路的样子，大致是这样的：双手背在背后，漫不经心地溜达，一会儿向东走两步，凑到人前去侃一阵，一会儿再朝西走两步，和另外几个人再辩论上两句。这种梦游式的走路方式常常酝酿着哲学沉思的胚芽。
现代人很难想象这种悠闲的近乎奢侈的生活，我们过另外一种生活，基托称之为“舒适但没有闲暇”。这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享受着触觉的、口舌的、视觉的舒适，却终日在堵塞的道路上奔波，在工作职责和家庭责任的轮番轰炸下疲于奔命，即使有一点仅剩的时间也被压榨出来“投资未来”。
而雅典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他们从不为装修烦恼，日常的饮食也非常简单：“大麦面，橄榄，一丁点儿葡萄酒，弄点鱼调调味，遇上重大节日才吃肉”，晚餐有时会有两道菜，“第一道麦片粥，第二道仍是麦片粥”。生活上的节制换来的是充分的闲暇，对雅典人来说，利用闲暇的时光去对话、辩论和演说，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
其实，何止是在闲暇时光，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雅典人也孜孜不倦于挚爱的智性生活。公元前450年前后，伯里克利率领一支希腊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附近抛下船锚，准备翌日清晨发起攻击。夜幕降临之时，伯里克利邀请他的副手们一同把酒畅谈，当一个年轻的侍从为他们斟酒的时候，伯里克利目睹少年俊美的面庞，有感而发，引用一个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旁边那位年轻的将军不大同意：他从来认为那个形容颜色的词选得不合适，他更喜欢另一个诗人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里克利反对他的看法，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虽然学校教育是今天人人必然接受的培育方式，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学校（school）一词源出于古希腊的“闲暇”（skholee），本义是“度过闲暇的地方”。将大学视为“由你玩到死”的年轻人切莫高兴得太早，此闲暇不是彼闲暇，那是一种丰沛高远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有发呆和白日梦的自由和放纵。
就像今日金晃晃的名校MBA桂冠之下常常徒有“没有灵魂的卓越”，当你草草翻看描述古希腊生活的书籍中，看到满篇的“闲暇”字眼，也不要据此断言古希腊人只是一些游手好闲、整天只顾耍嘴皮子的混混。
事实上，雅典公民很忙的。他们在一生中经常要扮演许多不同的职业角色，而且跨度相当大：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重装士兵，担任过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甚至有一次还被抽签选作雅典议事会的主席。几乎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这样的全能型选手，伯里克利曾经骄傲地说：“每一个雅典人都具备适应许多种不同的工作的能力，而且能够做到多才多艺、优美典雅。”
这是雅典人特有的一种生活态度，总是以一种均衡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并努力让生命的力量在更广阔空间中得到卓越的展现。
无知者最聪明
我们花了2个小时、转了两趟车才到达旅游指南上所说的“此生不去遗憾终身”的马塔拉，这是一个偏居于克里特岛南部海岸的小乡镇，只有一条街道，被阳光照得惨白的路面让人想起美国经典的西部片《正午》，幸好有大海的蓝色让玛塔拉的形象变得柔和起来。临去克里特岛前，活泼的外交部秘书弗里尼小姐听说我们要去玛塔拉，眼神里就流露出向往来，她告诉我们这里在上世纪60/70年代是嬉皮士集中的大本营，几乎所有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满的人都会来这里。
海风很大，我们坐在小饭馆往海滩伸出去的二楼阳台上里，面朝大海的方向拉着一片巨大的厚厚的塑料布用来挡风，视线有些模糊，但是凛冽的海风和汹涌的波涛仍旧令人心生敬畏。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扬帆出海前往德洛斯拜祭阿波罗神之时，怀抱着的又是怎样的敬畏？
在古希腊，每年的5、6月份是雅典的德利阿节，法律规定在前往德洛斯的朝圣团返航之前不得处死犯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在船出发的第二天进行的，他因此多了30天的时间可以和朋友们继续讨论哲学，这也许可算是阿波罗对他终身遵从神喻的一点回报。
柏拉图在《申辩篇》里记述说，苏格拉底有一个叫作凯勒丰的老朋友，整天跟在他的后面跑东跑西，深信苏格拉底就是雅典最聪明的人。虽然已经骨瘦如柴，行动迟缓，可是凯勒丰居然不辞辛苦去了150公里外的德尔斐，他向阿波罗神请示：“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阿波罗通过女祭司之口回答：没有。
这话传到苏格拉底耳里，让他非常困惑，他认为自己是毫无智慧可言的。为了弄清楚神谕的真实用意，苏格拉底开始逐一拜访政治家、诗人还有工匠，用他的辩证法去和他们交谈，结果发现神没有在和他开玩笑，那些聪明人其实根本就不聪明，只是一些“不知其无知”的虚妄之人。神谕之所以说苏格拉底最聪明，恰恰因为尽管他同样也一无所知，却从不佯装知道什么东西。
无知者最聪明？！苏格拉底的结论当然不是在主张一种反智主义。他真正想要告诫雅典公民的是，有一门技艺是需要专门修习的，那就是“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完善”。我们万万不能因为掌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就自以为是，遗忘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关照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到底如何去关照？在公车站的小咖啡馆里等待去德尔菲神庙的公车的那三个小时里，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咖啡馆的门前一溜的小桌子，椅子背墙，面向街道，我们像在这里生活了30年的希腊人一样坐着，一杯迷你、香甜且多渣的希腊咖啡，一根烟，阳光没有遮拦地晒在身上。咖啡馆老板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喝完希腊咖啡后杯底剩下的咖啡渣可不能浪费，因为从咖啡渣的形状中能够看出你的命运。
如今的德尔菲神庙只剩下残垣断壁，却依旧和当年一样是“世界的中心”。一茬茬的孩子在这里接受“爱智”主义的教育，老师的讲解看来十分动人，只不知这班天真烂漫、不谙世情的孩子能否真正读懂德尔菲神庙上的那两句看着简单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
这两句箴言不仅是古希腊精神的核心所在，也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原初冲动。如果说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是在“认识自然”，那么苏格拉底就只关心“人自己”，因为即使完全了解了自然的法则，也仍然与“善的生活”毫无关系。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助产婆，他声称继承了母亲的技术，不同的是，他的接生对象是男人不是女人，是灵魂不是肉体。苏格拉底相信每一个人都身怀真理而不自知，灵魂的助产术也叫作辩证法，就是通过不断的反讥、归纳、诱导和定义，最终让真理降生。生产的过程总是痛苦的，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雅典的男性公民大多不喜欢苏格拉底，特别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这是一种面向“更高的生存”的智性态度。可是困难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关照自己的灵魂呢？如果所有人都对什么是至善的生活一无所知，那岂不是陷入到一个不可知论的困局中？美诺就是这样反驳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呀，你怎么能够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如何寻找它？
就算碰巧遇到了它，你又怎么知道那就是你不知道而却在寻找的那个东西呢？”后现代主义者听到美诺的这句话，一定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其实苏格拉底的真正用意在于，正是因为没有人比别人更聪明，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通过相互对话，共同启发，去发现我们所能认识的东西和原本就寓居于我们身上的神性。真理只有通过理性的对话才有敞开的可能——这是一种最为深沉的哲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在苏格拉底对民主制激烈抨击的表象下面，其实蕴含了哲学与民主携手同行的可能性。
哲学家的敌人
在人声鼎沸的古市场里，有一群人和苏格拉底同样的能说会道，普通的雅典公民被他们的如簧巧舌搞得晕头转向，常常分不清楚两者的区别在哪里。以至于连喜剧家阿里斯多芬也把他们一概打包叫做“诡辩家”（sophist）。在他的喜剧《云》中，苏格拉底被丑化成一个整天摇唇鼓舌、夸夸其谈的江湖骗子，终日做些类似“在空中行走，逼视太阳”的怪诞举动。
观看戏剧是当时雅典人最为日常的娱乐活动之一，阿里斯多芬是不少畅销大片的编剧和导演。《云》也非常深入人心，以致后来苏格拉底在战神山上作自我申辩的时候，一开始就在区分诡辩与哲学。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几乎有一半都在不厌其烦地抨击诡辩家，称他们是“受雇于富豪子弟的教师”，是“贩卖德性知识的零售商”，是“在论辩中赚钱的人”，是“只会模仿，自己没有知识又装作有知识的骗子”，是“在大庭广众中发表长篇大论的蛊惑家”——这一长串的定义足以透露出柏拉图内心的不屑和愤懑。
毕达戈拉斯说过，生活就像一场节日盛会，竞赛的来此，做生意的来此，而最好的观众也来此。他又说，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最好的人则生来寻求真理。然而，生来追求真理的毕竟是少数，懵懂无知的年轻人闯进这场盛会，常常会被诡辩家们精心包装兜售的“意见”所迷惑，以为这就是他们苦苦追求的真理或者智慧。
诡辩家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做长篇大论，却很少给人们思考或提问的机会。《理想国》里的诡辩家色拉序马霍斯就是这样，在“像澡堂里的伙计，把大桶的高谈阔论劈头盖脸浇下来，弄得我们满耳朵都是”之后，话音刚落他就拔腿要走。
回忆一下电视大专辩论赛里，辩手们信心百倍又语含嘲讽地反复使用同一句式：对方辩友刚才的这段话其实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你会更好地理解古希腊诡辩家们哗众取宠、偷换概念或者利用滔滔不绝的语词轰炸去转移观众注意力，是一种在智力表演中多么有效的手段。
有人曾经揭发一个叫做卡拉西的诡辩家的说服策略：如果是给一个弱者辩护，他的辩护词是这样的——极力渲染他的孱弱无能，他如此的弱以至于没有伤害他人的能力；如果给强者辩护，策略则是——他大概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很清楚人们都会明明白白的想到他有做这事情的能力。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以演说为基础的体制，为诡辩家的修辞术提供了最丰美的土壤，诡辩家们像蝗虫一样从希腊的各个城邦纷至沓来，向年轻人传授各种说服的技巧。苏格拉底的对手之一高尔吉亚就曾经说过，语言的能力足以支配灵魂，例如法庭辩论，“借助言辞的技巧，一席话就可以说服一大群人，而不管所说的是否真实。”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在雅典议事会上就像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谁要是能用最漂亮的语言和机锋抓住人们的眼球，谁就获得了控制民意的力量。
伟大贤明如伯里克利，偶尔也会使用一下修辞术。当他提议用提洛同盟的盟金修复雅典卫城时，多数公民叫嚷着要把钱分摊给个人，以满足他们的一己之私欲，伯里克利于是回应道：“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帐上，归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刻我的名字。”结果雅典人听他这么一说，都齐声高喊：“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
这个例子会让民主制的批评者暗自高兴：雅典公民的素质也不过尔尔，他们与现代人一样都是乌合之众，只要熟谙大众心理，就可以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确如此，民主极易产生“煽动民意者”（demagog）,雅典的公民们有着与现代人一样的欲望和弱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民主的最大优点也恰恰在这里，它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它比其他制度都更加了解人性是不完善的，同时也更加坚信个人的自由和判断会有助于公益的实现。任何城邦都需要最优秀的人来领导，但是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也会因为傲慢而偏执，因为偏执而无知，因为无知而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这句话不是在暗指人天生是尔虞我诈的动物，而是在阐述一个古希腊人的生活理想：如果一个人不参与到城邦的日常政治活动，不承担起一个自由民所尽的政治责任和义务，那么他就还没有过上一种“完满的生活”。作为希腊人独创的一种政治形式，城邦被是一种“比以往更为优秀的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方式”，因为它以一种无所不包的方式整合了公民的各种生活层面：从政治、道德、理智、审美一直到实践。而民主政治则让雅典人在公元前5世纪那短暂的几十年里过上了充实、理智而有责任感的自由人的生活。
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的公葬典礼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政体名副其实为民主政体，因为统治权属于大多数人而非属于少数人。在私人争端中，我们的法律保证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然而个人的卓越，并不因此遭到抹杀。……雅典的公民并不因私人事业而忽视公共事业，因为连我们的商人对政治都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只有我们雅典人视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为无用之人，虽然他们并非有害。在雅典，政策虽然由少数人制定，但是我们全体人民乃是最终的裁定者。我们认为讨论并不会阻碍行动与效率，而是欠缺知识才会，而只是只能藉行动前的讨论才能获得。当别人因无知而勇猛，因反省而踯躅不前，我们却因决策前的深思熟虑而行动果敢。”
伯里克利所描绘的民主理想如此甜蜜、高远又脆弱，就像汉密尔顿所说，这种绝妙的平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而且这平衡处于最佳的时候也不是最完美的，但即便如此，民主制仍旧是雅典人留给后人的最珍贵遗产之一。
城邦外的学园
寻找雅典学园的过程险些令导游和来自希腊文化部的陪同玛琳娜小姐齐齐崩溃。
从机场取到免费的地图，我立刻就找到了我最熟悉的字眼“academy”——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对学哲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前往朝拜的圣地。
但现实却给我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前往雅典考古博物馆的路上，我们经过了地图上的academy。这是一幢19世纪建造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门前也如我所愿地矗立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两座雕像，但是——它绝对与柏拉图的雅典学园毫无血缘关系。
一番打听，发现这里只是借用了这个古老名称的雅典艺术学院。我抓住声称本地通的导游小余，他支支吾吾地说曾经带着游客去过一个遗址，很小，但似乎就是柏拉图的那个学园。他指引的地方就在一家私人博物馆附近，看起来十分古老，但仍然不是雅典学园。
当地警察说雅典学园的遗址实际上在雅典卫城的西南角，这与史料记载稍许沾边，但翻译玛琳娜却坚持雅典学园早已毫无痕迹。在徒劳无功地寻找过程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问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雅典学园？
公元前399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第5年，此时的希腊政治正处于“混乱、乏味并且令人沮丧”的时刻。斯巴达人赢得了战争，但他们从未做好准备担当起希腊人的领袖，失败者雅典则陷入了极端的无序之中。这一年，重新夺回政权的民主派人士开始反攻倒算，他们找到71岁的苏格拉底作为靶子，以“引进新神”和“腐化年轻人”的罪名判他底死刑。
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开始了长达12年的自我放逐，从麦加拉、爱奥尼亚、埃及一直游历到北非的尼勒尼和意大利。40岁的时候，柏拉图返回雅典，在城郊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创建了西方世界第一所学校——学园。
地址的选择格外关键，把学园建立在城邦外，意味着哲学自觉地退出了城邦的政治生活，特别是雅典的民主政治生活。从此，哲学的性情和身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苏格拉底是属于城邦内的，他一生述而不作，他在雅典城邦的各种场所里面和人们交谈。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虽然苏格拉底从不涉足政治，但他是真正的政治家。
但是作为苏格拉底最为杰出的学生，柏拉图最终选择遁入城邦之外的学校，潜心撰写他的对话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柏拉图透露出他内心的彷徨：“事实上，我被逼得相信，社会或个人找到正义的唯一希望在真正的哲学，以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政客拜奇迹所赐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永无宁日。”
让政客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只能是一个奇迹，柏拉图一生中有三次奔赴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奇迹不但没有发生。其中一次，柏拉图甚至因为开罪了叙拉古的狄奥尼西一世，被贩卖为奴，直到好友专程赶去为他赎回自由，才得以回到雅典。
哲学家和诡辩家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是柏拉图已经意识到现实政治的逻辑不会按照真理（logos）的轨迹运行，彻底驳倒诡辩家可能是困难的，而且也不是最为紧迫和重要的事情。
在他60岁写成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色拉序马霍斯就正义的定义展开辩驳，后者主张“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苏格拉底虽然极力反驳，但却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下，突然把话题引向了色拉序马霍斯的另一个主张：“不正义的人生活地比正义的人更好。”这个说法在苏格拉底看来是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因为这种论调如果说服了年轻人，将会使他们向往成为一个不正义的人。既然在现实的城邦生活中，无法劝导人们面向更高的生存，那就在学校里教育年轻人进行“灵魂的转向”吧，这就是柏拉图最后的选择。
我突然转头，询问亲切可爱的陪同玛琳娜：“这里的年轻人们还会讨论哲学吗？”此时，我们正在月神山上遥看雅典卫城，天空中淡淡地飘过一些浅云。玛琳娜神色古怪地看着我。她是个好心的姑娘，虽然被我的雅典学园偏执症折磨得够呛，这个学习行政管理出身的女孩子还是不想败坏了哲学故乡的名头。她抬头看了看说：“糟糕，要下雨了。”然后点燃一支烟，坐在石凳上和我谈起宗教、科学和哲学今日的影响在哪里。
玛琳娜说，我们也许不再讨论苏格拉底，也不再阅读柏拉图，但是他们的观念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她又说，不能简单地用宗教去解释一切现象，就像不能用科学去解释一切现象一样，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中间”的态度。我兴奋地高声附和，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的就是同样的观点。玛丽娜疑惑地看着我：“亚里士多德？”
外交部的小姑娘弗里尼所学专业是国际政治，知道哈贝马斯当然也知道亚里士多德。她帮我向玛琳娜解释：“古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亚里士多德，为了学习演讲术，每天把石头放在嘴里对着大海练习说话。”
这次轮到我瞪大了眼睛：“亚里士多德？！”
雅典城邦衰败后，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足足两千多年，直到最近一两百年才开始逐渐兴盛。古希腊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开端决定一切。即使是在鼎盛时期的雅典民主生活里面，我们也都看到了它的最好与最坏，可能与不能。赫拉克利特说：“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在这同一条路上，现代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选择向上提升，还是说继续沿着公元前399年的那个方向向下沉沦？
临别希腊的那个清晨，我们去雅典大学拜访哲学教授，算是此次希腊之行的总结。佩里格里尼斯教授的专业方向是政治学和伦理学，在英国接受过系统的分析哲学训练，嘴里不停吐出的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观点：“真理？不，我们现在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是的，我信奉相对主义，但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