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文字，原是为中文版五卷本“施特劳斯著作集”所写的一个长篇导言，[1]去年成稿后曾引起不少朋友的兴趣和关注，这次承牛津大学出版社出单行本发行，我愿借此机会首先向许多朋友表示感谢，同时也在这里略作一些补充。
一
此次单行本收入了我在2001年8月的一封学术通信作为附录，这封通信的内容虽然是关于如何研究美国宪法和宪政理论的，但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问题可以说有某种或隐或显的关联。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问题本与宪政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是因为，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思考政治哲学的问题，还是思考宪政理论的问题，我近年的基本着眼点首先都是当代西方特别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这一中心问题。因此，在讨论施特劳斯问题时，我的目的同时是要勾勒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后现代左翼理论的某种同源性，从而突现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是对自由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的双重批判;同样，在关于研究美国宪法的通信中我也着重于指出，当代美国的宪政辩论其中心问题说到底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这种观察角度诚然是我自己非常个人性的一种问题意识，但我确实以为，只有抓住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这个中心线索，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当代西方的主要思想脉络和政治走向。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任何思想和理论都产生于某种政治社会之中，而且与该政治社会的重大“意见”纷争有密切的关系。从这种角度看，古希腊的各种思想理论都与古希腊城邦政治有关，而二战以后的各种西方当代理论则与二战后的美国政治有莫大关系(二战后的欧洲思想例如法国后现代等事实上都是通过“美国化”才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由此不能不特别注意，二战以后五十年来美国政治的最基本脉络或最重大“意见纷争”就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而且这种纷争的结果是，美国保守主义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以往居于中心的美国自由主义却日益成为守势意识形态。
在伊拉克战争后的今天，全世界都已知道小布什的美国政府奉行的是所谓“新保守主义”。但这个“新”其实并不新，因为小布什的保守主义政治并非新创，而是近几十年来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强劲崛起的一个结果。早在1978年，盖洛普全国民意调查已经显示：美国人中47%选民自认信奉保守主义，只有32%信奉自由主义，此外10%则属于各种各样的中间派。[2]而再过十年，即里根高举“保守主义革命”大旗执政八年以后的1988年大选，美国政治生态已经变成所谓“自由主义没有拥护者和捍卫者，而只有反对者和攻击者”( Liberalism in 1988 had no advocates or defenders, just adversaries and attackers)。[3]尽管当年美国六十五位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罗(Arrow)和托宾(Tobin)，史家小施莱辛格(Schlesinger)，社会学家墨顿(Merton)，以及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等，曾在《纽约时报》[4]发表联合声明为自由主义辩护，强烈指责里根和老布什等美国保守派领袖把“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等美国传统的神圣字眼说成是“脏字眼”(dirty word)，但是自由派领袖们的努力完全无济于事，因为自八十年代以来“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等字眼(所谓L-word)在美国保守派百般嘲弄挖苦下已大为贬值。今天小布什政府奉行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只有置于近三十年来美国保守主义成为政治主流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
美国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这种结果对很多人来说都几乎有点不可思议。尤其如果单纯从西方学院的角度去观察，则人们多年来听到看到的几乎都是各种自由主义与左翼的时新理论。但只要越出学院的小世界去看美国政治的大世界尤其美国的选举政治，那就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在这个政治世界中保守主义已经稳居主导甚至统治的地位。这种现象实际也正好印证了美国保守派多年来的一个基本看法，即美国自由派和左翼的优势主要在美国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但美国保守派的优势则植根于美国民众即所谓“淳朴的人民”(Virtuous People)或“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的保守政治时代(1980-1992)，大学和高等教育的问题竟然会成为全美政治的中心，从而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文化战争”(Cultural War)年代。[5]里根-老布什政府任命的两位教育官──教育部长贝奈特(William Bennett)，以及“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主席切尼夫人(Lynne Cheney，其丈夫即现美国副总统切尼)，尤其成为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被美国自由派和左翼学者看成是美国保守派力图强行改造大学的急先锋。1988年贝奈特以教育部长身份强势介入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改革，在全国电视上公开指责斯坦福大学改革“西方文明史”课程实际是要“把西方文化当废物”(trashing Western culture), [6]从而把大学的课程改革问题变成了全国性政治的头号问题。而一旦把问题从学院内转移到社会上，则美国保守派几乎就稳操胜券，因为美国大多数民众自然不能容忍什么“批判西方中心论”之类，而自由派或左翼学者自然也必须在美国公民面前自我辩护，证明他们绝没有“把西方文化当废物”，而只是要美国学生同时也了解一点非西方文化。[7]
与此同时，掌握美国人文科学研究拨款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在切尼夫人主持下也被自由派和左翼学者普遍认为使他们申请基金变得日益困难。切尼夫人几乎毫不讳言现在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在她看来，长期以来自由派和左派主导了美国大学而且用他们的“政治正确”标准决定大学教师的聘任和提升，以致现在“一个白人男性保守派学者如果更景仰麦迪逊而不是马克思”就很难在大学找到工作。[8]由此也就可见美国保守派对美国大学是何等忧心忡忡。但这种说法其实是夸大其词的，因为根据社会学家们的调查，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校园并没有变得更激进，而是变得更温和与更保守：到1984年，美国大学教师中自认自由派的只有33.8%,自认左翼的更只有5.8%。[9]但切尼夫人和美国保守派却认为，大学中人文社会科学院系的“终身聘任教授”大多无异于“终身聘任左派”(Tenured Left)，[10] 或“终身聘任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11]因此美国保守派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几乎集中全力强烈抨击美国大学，把“文化战争”推向了白日化，以致“美国大学联席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主席罗森茨威格后来不满地说，攻击大学成了保守派作者发财致富的稳靠来源。[12]确实，此期保守派攻击大学的著作成了一大出版工业，而且书名都比较煽情，例如：《终身激进派：政治如何败坏了我们的高等教育》，[13]《空心人：高等教育的政治与腐败》，[14]《反自由的教育：校园盛行的种族政治与性政治》,[15]《假和尚坐庙：美国知识分子在摧毁我们的大学并误导我们子弟的未来》，[16]等等。
但在所有这些批判美国大学的著作中，最轰动也是最早挑起整个论战的，自然首推施特劳斯的弟子布鲁姆在1987年出版并迅速成为全美头号畅销书的大作：《蔽塞的美国心智：高等教育如何导致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17]──正是在关于大学和教育问题的这场大辩论中，所谓“施特劳斯学派”登上了美国文化政治的舞台，而从前默默无闻而且早已去世的施特劳斯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媒体中。
我在1989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求学时，美国的“文化战争”正如火如荼，而且布鲁姆先生就在这个委员会任政治哲学教授，他的密友索尔.贝娄先生则在这个委员会任文学教授(当时美国自由派和左派学者将贝奈特、布鲁姆和贝娄称作“3B杀手“，加上切尼夫人被称为“3B加1C”)。系里其他老师不少都是保守派中人，有的曾任里根政府的白宫撰稿人，还有的后来被小布什政府任命为“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成员。我自己的两位导师，社会学家席尔斯(Edward Shils)和法国史家郛雷(Francois Furet)，也都与美国保守派渊源甚深。这种周遭环境很自然地使我对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产生特别的兴趣，但同时也深受这种争论之困扰。我发现自己对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各有一份同情，同时又各有很大保留。我以后逐渐形成的个人立场因此既不符合保守派的立场，也不符合自由派的立场。基本上，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我常常更同情美国所谓自由派的取向，但在思想文化上我则比较同情保守派的学术取向。在具体阅读上，我以为要理解当代世界不能不多读自由派和左翼学者的著作，但在理解西方古典和思想传统上则我又往往更重视保守派学者的著作。这种立场看上去似乎颇为自相矛盾，但我却日益觉得，在西方主导的复杂当代世界中，一个中国思想者最需要警惕的是，既不要完全采取西方自由派或左派的立场，也不能完全采取西方保守派的立场，否则只会成为西方的附庸，而失去自己作为中国思想者的立场。
关于美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历史过程，我在别处会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仅指出，美国保守派中主张“市场放任主义”的这部分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压倒了美国新政自由主义，但并没有也不可能颠覆新政自由主义给美国奠定的基础。新政自由主义的基本遗产通常都认为集中体现在所谓“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上，但这里的社会保障并非仅仅指的是具体机制，而首先是指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必须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这种保障同样并不仅仅是物质的，而且更重要是公民心理上的保障。美国保守派无论怎样高唱“放任”，从来没有也不敢触动美国新政自由主义奠定的“社会保障”概念及其体制。也因为如此，美国保守派幕僚佛罗姆(David Frum，曾任小布什白宫秘书并为小布什作传)数年前哀叹美国保守主义早已死亡，因为在他看来“保守派早已失去了他们鼓吹最小政府的热忱;不是因为保守派觉得大政府是好的，而是因为他们无可奈何地认识到，不但削减大政府是毫无希望的，甚至防止大政府进一步扩大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18]我个人对“市场放任主义“这派的保守主义一向持批判立场，也是在这方面我基本上是倾向美国自由主义的，但这种立场现在在中国国内被称为所谓“新左派”，而我自己则称为“自由左派”的立场。[19]
但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则远为复杂。最困扰我的还在于，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并非仅仅只是美国政治的党派之争，而是同时深刻地渗透于当代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中。在“社会思想委员会”这样主要研究西方思想传统和西方经典著作的地方，这些争论直接涉及到如何阅读西方思想这部历史和如何阅读几乎每一本经典。无论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莎士比亚或尼采，都会面临“解释的冲突”的问题。而这些“解释的冲突”背后，实际总是间接曲折地与当代西方特别美国的政治意见纷争有关。由此，阅读西方思想史似乎变成了不得不在古典与当代、自由与保守之间来回反复的过程。施特劳斯的著作正是在这方面引起我的特别兴趣。施特劳斯不是那种为任何党派写作的人，但他的著作实际把当代自由主义和后现代的问题都带回到西方现代性的问题上。
施特劳斯所谓“政治哲学”，实际是阅读西方思想史的一种特殊进路，他以“古今之争”摊开问题，使得古典与当代发生前所未有的紧密关联。按施特劳斯在三十年代初就形成的看法，现代性对西方人造成的问题是“阅读的中断”或“阅读的不可能”。这个看法与几十年后的后现代理论家们看到的问题是相同的，不过旨趣却相反。对以后的后现代派来说，“阅读的中断”正意味“写作的自由”，亦即后来德里达所谓“书的终结与书写的开始”(the End of the Book and the Beginning of Writing)[20]。但施特劳斯在三十年代给自己定下的终身目标却是拒绝这种“写作的自由”或拒绝“虚妄的原创性”，而要重新寻求“阅读的可能性”。[21]也因为如此，施特劳斯的所有著作都是对西方典籍的“阅读”(他当然会否认柏拉图的“对话”是德里达意义上的“书”)，而且他几乎从来不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换言之，施特劳斯强迫读者如果要读他的著作就必须同时阅读西方典籍，否则的话单纯阅读施特劳斯几乎没有意义。阅读施特劳斯因此必然地成为重读典籍的过程，而且读者在这种阅读中必然会不断怀疑施特劳斯的阅读是否成立，从而不断地细读原著来印证施特劳斯的阅读，这种阅读因此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过程。也是因为如此，说施特劳斯有什么“思想”通常不是很有意义，因为施特劳斯根本否认他自己有任何思想，而只是展示他如何阅读，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津津乐道柏拉图“第七封书信”中柏拉图根本否认有“柏拉图的哲学”。我们现在因此不能不简略地谈一下施特劳斯不同寻常的阅读和写作风格。
二
施特劳斯的著作通常而言似乎并不显得特别晦涩，更很少象海德格尔那样生造诸多术语而使读者不知所从。但施特劳斯写作风格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似乎宁愿大多数读者误解他而不是理解他，因为他常常有意识地给读者造成某些错觉，使读者特别是不熟悉他著作的读者往往会把他反对和批判的观点当成是他赞成和主张的看法。尤其在他文章或著作的开头，施特劳斯常常显得好象他要说的东西就是读者或听众早已深信不疑的流行观念和主张，但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却恰恰是要强烈地质疑和批判那些早被西方社会广为接受的主流观念和信仰。用施特劳斯本人一再强调的话说，真正的哲学写作必高度讲究“写作的艺术”[22]，其微言大义只有在文本内的“适当地方”(proper place)才会表露，而这不会是在文本的开端。[23]通常而言，施特劳斯认为%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