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和孔夫子至少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他们都通过与人们对话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他们都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但他们的思想都好像在对话结束时即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从此开始了既穿越历史又创造历史的远征。可以说，在他们那里作为私人生活方式的思和想给我们后人的公共生活方式和个人心性修养提供了种子和土壤，而正是这些种子和土壤使我们得以在自家的田园里耕种和收获。孔夫子的对话如何使炎黄祖孙打造中华精神，已有的精彩论述不计其数，我无力也不必在此多费口舌。不过，如果只就哲学这种特殊形态的思想来讲，孔夫子的情形到底如何还不太明朗，而苏格拉底确实是毫无争议的将自己的生命不折不扣整个地投入其中的人。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投入其中的，后来的追随者又有何表现，再看看我们现代人在哪里可以觅倒苏格拉底的影子，也许不会全无意义。
在柏拉图的对话《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是神赐给雅典的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牛虻”。为何一个城邦需要一只像他那样到处叮咬的牛虻呢？苏格拉底说，这是因为城邦就像一只身体庞大的动物，充满惰性且总是睡眼惺忪。这样，要使这头巨兽在该动的时候动起来，就需要有一只专事叮咬的牛虻来唤醒它。苏格拉底是如何履行这种牛虻的职能的呢？那就是用提问的方式挑战人们的成见，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知识，有的只是盲目无根据的偶得信念。苏格拉底是通过他声称的“助产婆术”来启迪人们的：他只提问，让对方回答，顺着对方的思路继续提问，直到对方陷入自相矛盾自己发现自己的无知为止。初看起来，他问的问题很简单，谁都自以为很有把握做出正确的回答。而倒是苏格拉底自己率先宣称自己无知，然后再让对方意识到同样的无知。“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似乎让人们认识了自己，但同时也让似乎认识了自己的人感到失望：他们在智慧的镜子面前发现自己的形象并不高大，连自己的无知都要借助苏氏的助产术才有所领悟。此时，不管他们是否还敬仰苏格拉底式的智慧，首先感受到的竟然是被牛虻叮咬的刺痛。
当我们说苏格拉底“履行牛虻的职能”时，很容易将这理解成是苏格拉底在生活之外扮演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知道，苏格拉底是自己选择了这种使命作为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并且这只牛虻最后从容地接受被他叮咬过的巨兽的死罪判决。他在死刑到来之际拒绝以罚款赎罪的方式进行妥协，也谢绝人们的救援，因为他相信此时的逃生就等于对自己使命的背叛，而背叛了这个使命，就等于否定了自己整个生命的意义。
或多或少是由于苏格拉底的死，导致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的洞穴隐喻中把哲学家比作被解放的囚徒。在洞穴中的一个囚徒失去锁链以后看到了影子产生的机制后，再也不可能把影子当作实在了，他的灵魂的状态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突变。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欲望、激情、理智。与此相应，人也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逐利者、好胜者、爱智者，其中爱智者就是哲学家。要从其他状态变成哲学家的状态，就是要使灵魂的理智部分变成主宰，在生活中体验理智运作过程提供的最高级的快乐。有了这种最高级快乐的体验能力的人，必定早已体验过其他两种快乐，而体验过其他两种快乐的人，却未必体验过哲学运思的快乐。很显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正是这种在灵魂中做哲学的人，这种人的哲学不必体现在文字著述之中。
不过，柏拉图笔下的被解放的囚徒自己并不愿意回到洞穴去打理囚徒们的事。苏格拉底却不一样，他偏要像牛虻一样飞来飞去到处叮咬惹人烦。尽管这只牛虻后来被追认为整个西方文明的奠基者之一，从他开始的追根问底精神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照样很难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2． 苏格拉底之后
苏格拉底以后，大概再也没有哪个哲学家把自己称为“牛虻”。这也许意味着哲学家的思考可以脱离现实的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哲学一定要变成仅仅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种职业。应该说，在后来的不少哲学家那里，就是哲学探究真的成了职业，他们也没首先把它看作职业，而是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
据说，笛卡尔在二十出头做的一个梦，促使他做出以寻求终极真理为整个生命的目标的决定。他的彻底怀疑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的几个沉思中得到了出色的应用，他寻求到的第一个在他看来不容置疑的真理是“我思故我在”。这个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某个对象化的客体，而正是那个正在怀疑、正在思考的笛卡尔。他把自己的存在当作思考的第一主题，不是由于敬业精神而做出的无私奉献，更不是井底蛤蟆不知天外有天，而是他的人格哲学化后寻求确定性的起点时进行运思的逻辑要求。笛卡尔的沉思没有苏格拉底面对的听众，从而也不能即刻让那些自以为有所知的人陷入承认自己无知的尴尬境地，但笛卡尔的沉思过程也是以对传统的习惯思维的质疑为背景支撑的。不同的只是，这些传统观念的承载者在笛卡尔那里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精神实质，是要将外在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在人的理性活动中排除，从而在思考者自己的本真先验世界中挖掘内在必然。于是，在这个理性主义传统中开展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可能不把自己的哲学追求当作实现自己生活意义的一种全身心投入的探险。斯宾诺莎为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哲学被赶出了犹太教会，并被他的父亲逐出家门。他以磨镜片维持生计，而整个身心却被这样的一些终极问题所占据：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结构和本性是什么？什么力量使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理智和情感是如何运作的？所有这些都基于什么理由和原因？很明显，斯宾诺莎坚信苏格拉底的名言：“没有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的”。斯宾诺莎藐视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念，因为他深信自己找到了永恒的价值，而流行的价值观念只不过是偏见。这样，斯宾诺莎的牛虻品格也是不言而喻的，只是他没有把叮咬刺激现存的政治实体和冲刷流行的偏见当作自己使命的主要部分而已。不过他的结局和苏格拉底也差不多：生活贫困并谢绝善意的赞助，惹来一部分人的痛恨，赢得另一部分人的崇敬。在哲学思想史上，他树立的照样是不朽的丰碑。
现在该让我们看看十八世纪生活在哥尼斯堡的那位最著名的小矮人伊曼努尔·康德了。在康德看来，“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值得关注的东西的全部。在普鲁士某贵族的庇护下，康德曾经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如鱼得水，大出风头。但康德不久就疏离了那种夸张的生活方式，隐退到他内在心灵的先验世界里继续他的伟大历险，建造他批判哲学的宏伟殿堂。康德式的批判精神，与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虽然不属同一层面的东西，但在对待流俗偏见的态度上，却是一脉相承的。苏格拉底的批判对象是分立的价值偏见，康德要进行批判考察的却是整个人类经验和人类知识体系的先决条件。康德的道德形上学，则是对所有可能的道德判断的理性基础的挖掘和奠定。
康德无疑是他自己道德哲学的实践者。不过，人们有个误解，似乎康德如果要生活得与自己的道德哲学相符合，就必须每件事都按照他自己提出的“绝对命令”的要求去做。比如说，康德认为“绝对命令”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撒谎，如果他忠实于自己的道德哲学，就绝对不能撒谎。其实，这样的看法，只有在对康德道德形上学的一知半解时才会形成。根据康德，人之所以需要道德，正是因为他是在外在必然的他律的作用下去争取道德立法的自律的一种存在。如果他完全受制于外在的因果必然而没有自我立法的能力，他就与一般的自然物没有区别，因而也就谈不上道德责任和道德诉求。如果他完全脱离了外在因果律的制约而成为自身行为的绝对主宰，他就成了上帝，只可能做最好的事，也同样与道德问题无关。由于人是他律与自律相互较量的场所，自由意志才需要以理性的名义发出“绝对命令”去规范自己的行为。至于最后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绝对命令的要求，那就要看自律与他律双方的力量对比了。康德在他的哲学中当然不会包含对自己身上这两种力量对比的估算，更不会将自己看作与上帝同类的脱离了外在因果决定性的绝对主体，所以不管康德本身的实际行为是否合乎他的“绝对命令”，都不可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的道德哲学发生矛盾，因为他也生活在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动态张力中。
到了现代西方，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数量急剧增加，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把哲学研究当作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而从事这种职业也只是在谋生过程中服从社会的分工，而不与自己的内在人格发生必然的联系。这样，苏格拉底式的质问虽然作为这种学术本身的要求被继承了下来，但质问的对象主要已不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人，而是业内的同行。除了从事哲学这个行业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哲学专家们在关心讨论些什么问题。应该说，大多数哲学教授们并没有觉得自己要扮演“牛虻”的角色，也没有多少人期待他们扮演这样的角色。当哲学的学术化变成过度的技术化时，它的直接的文化批判功能就基本丧失了。
在这样的学院化、技术化的常规中，真正强有力的哲学思想就要以例外的方式显现自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爆破性批判力让人震聋发聩，随它而来的却是使哲学迅速失去社会批判能力的深度专业化和技术化过程。实际上，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将一切有关伦理价值问题的讨论宣布为毫无意义，一切对流行价值观念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也毫无意义。于是，在他们那里，苏格拉底式的批判精神被科学主义所代替。他们在批判传统形上学的同时却把哲学的价值反思功能一概抛弃，成为哲学的文化批判精神的最大扼杀者。所以，像萨特、福科这样的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现实影响力的哲学探险家，就被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旗帜的哲学专门家们目为哲学学术的大敌。
也许，在某种意义上，萨特福科之流确实与实证主义哲学思潮不共戴天，但他们却是苏格拉底批判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先不说他们的思想对流行价值观念的颠覆作用如何比“牛虻”有过之而无不及，就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他们的哲学这一点而言，他们也无愧于当代苏格拉底的称号。萨特终生未婚却身边美女如云，还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福科以非凡的笔触写下了《性史》，他由于寻求同性恋性行为的终极体验而死于爱滋。这些事情似乎互不相干，但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同一个道理：以自己的原创思想为自己生活的最后依据的人，不可能将同代人偶然接受的流行价值观念视作神圣，也不会承认任何思想领域之外的权威。
3． “理想主义”的吊诡
柏拉图是理想主义的最大代表之一，而柏拉图对话中的主角是苏格拉底。由此看来，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无疑是理想主义精神的一个典范。但是，苏格拉底被处死时，罪名之一是腐蚀青年，也即破坏了年轻人的信念，事实上，苏格拉底所做的也确实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后放弃原有的信念。这样，有些人就会觉得大惑不解：理想主义不是要以树立坚定的信念为前提吗？为何以破坏人们的信念为己任的苏格拉底不是理想主义的敌人，倒成了理想主义的英雄呢？
这样的困惑，主要是我们被长期灌输的对理想主义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很有些人错误地把“人文主义”理解成“关注人类事务多于关注自然现象”，因而把中国传统哲学不恰当地归结为“人文主义”。这里，情况类似：很多人把“理想主义”理解成“胸怀一个坚定的信念并为了这个信念去努力奋斗”，至于要坚持什么样的信念才可以成为理想主义者，人们很少过问。但是，假如有人坚定地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应该为成为我或我的后代的奴隶”，并为这个信念的实现无所不用其极使出浑身解数终其一生，我们显然不能将他称作“理想主义者”。由此看来，要成为理想主义者，不但要看你是否有坚定的信念，而且还要看你的信念的内容为何。那么，什么样的信念才可能成为理想主义者的信念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论问题，没有专门论证，是不可能从原则上论述清楚的。但是其中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理想主义者要追求的目标不能是由时政或流俗所设定的，因为时政和流俗与“理想”概念相对立。于是，我们经常称之为“崇高理想”的东西，如果它涉及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或分配的支配权问题，就很可能与“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相反，那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为了这种自由而对没有理性根据的流行价值观念的抵制或蔑视，倒与苏格拉底的牛虻精神一脉相承，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理想主义的神韵。所以，像“不自由，宁毋死”这样的口号，像“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自由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这样的名言，无疑都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辉。
有人常常要我们认为，一个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实际上受益的人越多或越具整体性，这个目标就越具理想主义色彩。因此，“伟大”的理想似乎一定要以“大多数人”为关切的对象。涉及人数多的事情叫做“大局”，而有理想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大局”。但是，让我们对比一下如下两种说法，第一种：“为了全局的利益，宁可错杀一百，也不可错放一个”，第二种：“为了防止不可逆转的哪怕一个冤案，宁可错放一百，也不可错杀一个”。这两种说法，哪种更接近理想主义？任何对理想主义的本来意义有所理解的人，都会知道，代表理想主义的是第二种说法，决不是第一种。但恰恰是坚持第一种说法的人站在了“大局”的立场上！由此看来，把理想的光环让芸芸众生去烘托，是张冠李戴、误入歧途的做法，是让理想主义毁灭的滑稽戏。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里秦皇在“剑”字的书法中悟出的所谓压倒一切的“天下”的理念，就是一种与理想主义背道而驰的冠冕堂皇的玩艺儿。
这样，理想主义似乎即刻涉及一个悖论：理想主义要追求的理想必然是价值理想，但它的主要旨趣又是对价值的摧毁。这个悖论如何克服？原来，正像我在先前的著作中论证过的那样，应该被追求的价值和应该被摧毁的所谓“价值”不是一种东西。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要批判和摧毁的是被人们错当成价值或伪装成价值的负价值，而要追求的是保证人以人的资格生活成长的永恒的内在价值。这种永恒价值与权威主义、专制主义、反智主义、蒙昧主义势不两立，而永远以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自律、人的自治、人的自我完善、人的相互促进为核心内容。只是，由于这些核心内容不是人为地制造的，而是生活本身内在地规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刻意去提倡它们。只要那些假冒的所谓价值被揭穿被抛弃，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返回到他们的价值理想的家园。真正需要我们系统研究的倒是，因为人们在追求这些内在价值时常常发生冲突，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如何处理好这些冲突又不采用伪装的价值来取代替原本的永恒价值？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假冒价值压倒正当价值是社会政治过程的自然倾向。所以清醒的理想主义者应该做的，就与苏格拉底式的“牛虻”所做的相差无几了，那就是，揭穿来自权势和流俗的意识形态伪价值的本来面目，将其清除出价值的圣地。
对理想主义有了这样的剖析，我们也就理解为何以“理想主义”为旗帜的诺贝尔文学奖。
总是落到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家身上了。对权力政治的批判比较容易理解，而对流行道德伦理习惯的批判则难以被大多数中国人理解。就拿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的两部主要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来说，假如首先在中国大陆出版，且作家匿名，很有可能被当作低级肮脏的情色作品对待。在书中，我们找不到我们习惯了的“崇高理想”的影子，也看不到持不同政见者对时政的激烈批评，有的倒是对“不道德的”男女性行为的不加批判的描写发挥。人们会问，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理想主义吗？为何有人偏偏要颠倒是非将其当作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来推崇呢？现在，撇开高行健是否值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不谈，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对流行道德观念的批判正是苏格拉底式的理想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有关人类性行为的流行道德观念属于假冒的价值的话，对其进行批判或将其摧毁当然就是极具理想主义倾向的了。这样的话，如果有人把嬉皮士或像麦多娜那样的勇于突破已有界限的性感歌星划入理想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在现代哲学家大都放弃了“牛虻”角色之担当的情况下，这些民间的另类分子竟然也或多或少地与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不谋而合。
4． 背十字架的哲学家
既然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角色，现在已大都由哲学界之外的人扮演，那么他们也许正混迹在“网络诗人”、“美女作家”、摇滚乐手、性感艳星、先锋画家、实验影人、或其他另类群体之中。但我们也许不能对他们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在某一方面不自觉地与苏格拉底相仿，有些人甚至不知晓也无心去知晓苏格拉底究竟是哪条街哪间店的掌柜。在这里，我们没法儿在严格分类的基础上界定何种另类群体中必有苏格拉底角色的扮演者出没，因为这里没有逻辑的必然性。那么，既然在哲学从业者那里也可能会有常规之外的现代苏格拉底式人物，我们如何觅得他们呢？
哲学家要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而不仅仅当作一种职业，基本上是在价值实践领域的事情。一般地，你有什么样的形上学和认识论，对你的生活方式不会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因为这里还没马上涉及到生活道路的抉择和为人处世的方式。而你的伦理价值哲学，如果你真心相信的话，则会对你的言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把对流行价值观的批判落实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他就很可能会发现，被人称作“崇高纯洁”的某些东西其实粗鄙不堪，而被人看作“下流肮脏”的某些东西其实健康美好；人们的所谓“高雅”常常只是装腔作势，人们的所谓“低俗”其实会是人之必需。如果他把自己这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公之于世，他就会在多数人面前以“道德败坏、灵魂腐朽”的面目出现。这样，就算他真的是在大学哲学系任职，很多人也会认为它的德行有悖于他的职责。不过，如果我们能发现他的踪迹，加上一些眼力和胆识，我们就可以觅到现代的苏格拉底了。
事情的真相是，只做权力政治的批判者，你起码会经常被认为代表了民众而民众也有望站在你一边。但是，如果你的批判对象是民众的俗见，你又不与政治权力为伍，那你就八面受敌，英勇壮烈了。也许，当自命的道德护卫者悲叹“人心堕落、世风日下”之时，新的一代在被“牛虻”叮咬后正从伪价值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准备回到永恒价值的家园故里。就算如此，人们回到家里，大概也不会在哪个良晨吉日突然想起向早已作古的“牛虻”敬一杯。看来，要想做个现代的苏格拉底或任何时代的苏格拉底，你就得准备好最终孤身一人背起十字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