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 加塞特这位在欧洲富有影响的多产作家长期是我们翻译上的一个盲点，这大概不仅因为他是西班牙的一位思想家，还因为他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1929年出版《大众的反叛》，对作为“大众人”的社会力量在现代的崛起并占据支配地位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四年前我曾从台湾携回一本蔡英文迻译的中译本，最近我们在吉林人民出版社“人文译丛”再推出了由刘训练和佟德志翻译的一个更好读的新译本，希望能引起汉语学界的注意。
加塞特认为，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凸现出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加塞特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masses），或如德国社会理论家拉特诺所说：“野蛮人的垂直入侵”。
这里所说的“大众”、“反叛”、“权力”都还需要一些解释。在加塞特看来，社会总是由两部分人构成，而与精英相对而言的“大众”是指那些并无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们，它和下层或劳动阶级的概念并不重合，而人们习惯上认为的上层倒是出现了不少“伪精英”或“伪知识分子”。当然，这也正是“大众时代”来临的一个征兆。加塞特的“精英”概念也不是指出身和地位，甚至也不像帕雷托的“精英”概念那样强调能力和成就，而主要是指那些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个性、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赋予自己以某种使命的人们。当然，天赋和能力、性格的因素可能也还是会在考虑之列。这样的“精英”概念当然就不易从客观上进行判定和研究，它更多地将是一个自我认识和意识的问题——虽然这在实践上倒颇有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划分在历史上可能始终是存在的，一个人云亦云的惰性的、无名的“大众”也始终是存在的，在传统社会也一直是属于多数，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就出了问题？
在加塞特看来，问题就在于到了现代社会，本来在后台的“大众”走到了前台，就像“惯坏了的孩子”一样试图颐指气使。“大众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由自由权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调动起来的各种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剧增长，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同时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并不知道维持这种发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样的智慧。由于十九世纪自由民主和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欧洲的人口也从过去上千年大致都维持在1亿左右而迅速增加了几倍，再加上工业化及城市化，所以，触目所及，就能很容易地看到一种可称之为“麇集”的现象。
当然，大众所掌握的这种权力还主要地是一种社会的权力而非政治权力，但今天的政治精英必须十分地重视他们。过去的开明的统治者可能也关心他们，但只是像家长一样关心，而现在的政治精英必须重视他们自己的欲望和意见，重视他们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当然，精明的统治者也还是能操纵他们，甚至玩弄他们于股掌之间，以“大众”的名义独揽大权。
加塞特并不是完全否定大众在现代社会的崛起，他谈到大众在现代社会的统治标志着历史水平线的上升，使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使普通人的生活达到了一个比过去大大改善的水平，人们选择生活的范围是过去所望尘莫及的，而且，人们对攀登“时代高度”的自信心和能够掌握的手段也是过去所远远不及的。现时代感到自己优越于过去所有的时代，超溢出所有已知的富足。但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也是病症）就在于：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的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正是在这一方面，其“野蛮”的特征一览无余。这使人们进入一个“平均化”的时代，不仅财产收入被平均化，文化也均匀地分布于社会各阶层之间。
加塞特则试图强调保持“高贵”，他说，高贵的定义标准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即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他引歌德的话说：“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和法律。”如果说还可以允许有某种少数人的特权的话，这种特权必须是一种战利品，享有特权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再度征服它，所以它绝不能依靠出身或荫庇。他反对“子因父贵”，而欣赏中国古代人通过自己的功名而使祖辈得到封荫的“父因子贵” 。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在他的心目中，“贵族”就等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样，贵族的生活或者说高贵的生活，就与平庸的生活或懈怠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用“大众”来指称这一类人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懈殆的、颓惰的。
加塞特并没有特别强调“大众反叛”的政治意味，但在法西斯主义刚开始在欧洲兴起的时候，加塞特就积极地捍卫自由民主制度，捍卫代议制，他说：“欧洲需要保留其基本的自由主义，这是超越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他甚至认为，民主政治——不论其类型与程度如何——的健全与否完全取决于一个简单的技术细节——选举的程序，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没有一种真实的选举制度的支持，民主政治制度必将变得虚无缥缈，不切实际。
大众时代正在来临，这并不是加塞特一个人的意见。19世纪末勒庞在其《大众心理》中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接近20世纪末，莫斯科维奇又写有一本《群氓的时代》。这两位作者且都强调“大众”兴起的另一面常常是“元首”、“领袖”的崛起。2000年出版的、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巴尔赞的巨作《从黎明到衰落——1500至今的西方文化生活500年》在结尾部分描述了他直称为“大众时代”的诸多方面，他并且认为，在大众时代的高潮——20世纪的下半叶，竟然在知识界找不出一位可与过去历史中的人物相提并论的人物，而只能回到其上半叶去寻找有相应广度和力度的思想家，在此一个明显的人选就是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的作者。他身后名字并不常被提起，学说并不常被引用，但这并不等于对他的定论。“早晚有一天，人们要听取他作为目击者的声音。”
最后也顺便说一下，2004年底前出版的“人文译丛”这批书目还有阿巴拉斯特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巴里的《正义诸理论》、勒庞的《革命心理学》、帕多瓦的马西利乌西斯的《和平的保卫者》，均值得关注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读者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