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郭齐勇教授
提要：母语、国学的教育是国本；应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立法，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反对中学文理分科；让《四书》的内容更多地进入中小学课堂，减掉一些政治教育的内容，改革教材内容与方法，渗透进道德教育、人生教育与性情教育的内涵；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母语的状况；中学语文课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应恢复中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社会上对幼儿与中小学的知性教育太过太偏，盲目追求高精尖，已走上绝路，应该到了迷途知返的时候了。
教育部：
多年来，我在民间演讲中曾多次论述过反对中学文理分科的意见，关于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立法的意见，关于让《四书》的更多内容进入中小学课堂的意见等。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发表了类似意见，例如在以下拙文中讨论过。
1、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读书》，2006年第4期，P19-25。
2、人文教育从经典导读出发，《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18日第7版。
3、郭齐勇访谈录：文化传承与教师素养，《中国教师》，2006年5月第5期，P24-27,21。
4、漫谈国文与国学教育，上海《文景》，2006年7月第7期，P36-41。
5、武汉大学的人文通识教育与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的创办，甘阳等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P127 - 137，又，P167-168，P527-528，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8月。
6、时机与意义：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创刊号，2007年第1期，2007年2月，P115—123。
7、对当前国学热的反思，《珞珈讲坛》第三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P191—206， ISBN 978-7-307-06075-3。
8、“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光明日报》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国学版）。
9、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讲坛”2008年12月22日C4版。
在以上文章中，我的有关看法，简言之如下：
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应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知识、历史意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的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此外，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作为高考指挥棒的附属物，似应有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的文明发展来看，中学生的文理分科是应当为法律所禁止的。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小、中、大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母语的状况。建议中学语文课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还应恢复中小学生练习毛笔字。
母语、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忽视母语的教育，忽视本土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语、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完全是数典忘祖！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美国大片横行无忌。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他们是有限制的。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相反，我们都失职了！我不是反对学习西方，相反，我是积极主张拥抱西方文明的，我担任武大人文学院、哲学学院院长时，在本院的教学中，我为以西文学习西方经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开办的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国际班，都是开放的，有些课程也用英文上，请外国学者上。但我认为，这一定得有一个界限，即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生），宪法与法律允许的中国教育，一定要以母语与本土文化为主导和主要内容。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意识。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坚决支持有的课堂教学使用英文教材，或用英语教学，但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更反对有的大学提倡所谓“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是殖民地心态的体现。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今天在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的最基本的经典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老子》、《庄子》、《六祖坛经》、《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现在，我们的荧屏中，充斥大量的莫名其妙的所谓“你的内人”（见电影《黄金甲》）、“你的家父”（见电视《走西口》）等让人啼笑皆非的说法，传统文化素养之低下，可见一斑。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电视节目中，字幕用语的不规范、不准确，已经令人难以容忍。此外，我们也要反对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经典的庸俗化倾向。
尤其是做人做事之底线与根本的教育，尤其是仁爱、诚信等中华民族价值系统的重建，更是迫在眉睫，与我国健康的现代化息息相关。我建议：让四书的内容更多地进入中小学课堂，特别是初中应完整地学过一遍《四书》全文，这基本上是把根扎正，接受起码的做人之道的教育的问题，也是国民文化认同、伦理共识的基础。一定要在国民教育中更多渗透关于人生信仰信念、理想人格的教育，不是说教，而是浸润。当前，社会上对幼儿与中小学的知性教育太过太偏，盲目追求高精尖，已走上绝路，应该到了迷途知返的时候了。我们全社会（指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对幼儿、少年、青年的道德教育太不足了，我说的不是教条化的、形式主义的、脱离实际的、手电筒对外的、与身心修养无关的、适得其反的那一种，而是浸润式的，养育德性的，与生命、生活融会的，从小事做起的，老师、家长与成年人的身教为主而身教言教一致的，与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相统一的，与智体美及技艺的教育相渗透的，与现代人的行住坐卧、待人接物等生活规范及尊老敬贤、仁民爱物、宽容大度、敬业乐群等博雅君子的温良恭俭让品行的养成相一致的道德教育。
从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来说，要减掉一些政治教育的内容，改革教材内容与方法，渗透进道德教育、人生教育与性情教育的内涵。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应循序渐进，不能教条化。现在有的教育及内容变成小学学一遍，初中学一遍，高中再学一遍，大学又学，硕士、博士还是那一套，严重浪费教育资源，反而造成学生厌恶反感。一定要有层次性。初中以下，主要是做人的基本的教育。高中适当学一点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把中外原著经典、中外哲学史与理论相结合，生动丰富，不要再停留在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水平上了。改革开放30年了，中小学政治课的内容与教法应改一改了。
武汉大学教授 郭齐勇
2009年2月8日初稿
已丑年元宵节 2月9日修改
附录一：
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思考
2001年5月我在德国。有一天，莱比锡大学的一位女教师陪我到该校去作演讲，途中她先送女儿上幼儿园。她对我说：“我送女儿到教会办的幼儿园去，幼儿园的老师们常给孩子们讲《圣经》（《新约》与《旧约》）中的故事。这是要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我们这个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博爱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不允许传教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信不信教，由他们自己选择，成年以后的事，家长不干预。但作为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我们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的教育。”
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应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此外，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作为高考的附属物，似应有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的文明发展来看，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并不利于发展。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小、中、大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母语的状况。我建议在小学高年级至初中的国民教育中，让孩子们完整地学一遍《四书》，这是做人的基本教育。这不会增加学生负担，可以相应减少一些空洞无物的教育。另外，建议中学语文课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还应恢复中小学生练习毛笔字。
母语、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不反对适当用英语教学，但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学提倡“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是殖民地心态的体现。
（原载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2008年12月22日C4版“学术家园•讲坛”，谢颖整理）
附录二：
“四书”进中学课堂的必要性
郭齐勇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九十高龄的老教育家任继愈先生最近在为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四书”进中学的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台湾作家龙应台教授说，她的人生观是在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其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下来了的。这些价值在她的生活中潜移默化，不经意地起着作用，乃至变成为精神生命的主脉，做人做事的准则。她的经验告诉他，她周围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属，其实也是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从而面对现实，立身行世的。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我以为，“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回忆录《曙光集》中说：在十一、二岁读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暑假，其父克纯先生（芝加哥大学博士，回国任数学教授）让他读《孟子》，
并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了一位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丁则良来给他教《孟子》。在少年与青年时代，杨振宁可以背诵《孟子》全文。《孟子》使杨先生一生受益无穷。
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征镒教授，一辈子遵守其父母传下的“五之堂”的家训。这“五之”，就是《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吴家六兄弟中出了三个院士。《中庸》使吴家子弟高尚其志，又掌握了很好的思想方法与治学之道。吴教授从幼年起即恪守家训，成年后又把这治身治学的格言传给了后辈的科学家。
“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注——参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俱见《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不免会遭受到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包括“四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陶冶现代人的性情，治疗现代人的心理疾病。
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推广为现代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金规则。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日本的一些现代大企业，例如松下、丰田、三井集团公司等，其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的建构，对管理层与员工的轮训，运用《孝经》与“四书”等儒家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丰田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智仁勇”是儒家的“三达德”，来源于《论语•子罕》。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来源于《礼记•中庸》：“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是：“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培训中心，每年可以轮训五万员工。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他们认为，要培养“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须从《孝经》开始。三井集团等创办的日本现代商学院，要求学生每天上午背诵《大学》、《中庸》、《论语》的片断，并对儒家伦理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礼、义等内容进行辩论。可见，儒家资源对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与社会管理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诵读一些中国经典。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建构，对长治久安，对人的全面发展，百年树人的大业与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条文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而是以启发式为主，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以意逆志，深造自得。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各层次。《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叉整合的。
中国人很重视家风、家教。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这就是幼儿时代所接受的家教，启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国文与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主要依赖于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棋琴书画，对幼儿、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人的性情的养育都有益处。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博雅教育、心性修养教育与君子人格的培养。让儿童与少年愉快地适当地背诵一点蒙学读物、古代诗词与《论语》等，很有好处，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院士、李国平院士，生物学家吴熙载教授等，都擅长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这正是“四书”进中学课堂的重要理由。
（郭齐勇按：《光明日报》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国学版发表了此文，并配发了编者按。该报发表时改标题为《“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稿。另请详见郭齐勇著：《中国儒学之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