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的当代灾疫，构成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开进的标志性事件链，对当代灾疫之难进行伦理检讨，展开生境和家园重建，则必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适性引导方式。由此，灾疫伦理研究需要一种全新的学科视域和全新的研究方法。这个全新的学科视域就是整体性和生态化的统合视域。在这个统合视域中，整体性的内在本质是生态化，生态化的哲学本质是生变性、互动性和层累性：生变性是生态化的本质规定，互动性是生态化的敞开方式，层累性是生态化的必然方向。这个全新的研究方法就是生态化综合方法，它的本体性意蕴是认知视域的场域化和认知视域的动态生成性；它的认知方法是融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于一体的非决定论的生态辩证法，它的实践理性精神具体展开为非定域论方式、生态因果解释方式和非量化主义的定性描述方法。
关键词：生态化综合 统合视域 生态辩证法逻辑、生态因果解释方式、定性描述方法
一切精神探索，一切理论形成，都源于人的当下存在困境。人的当下存在困境的出现，既不孤立，也不偶然，它既是历史的敞开状态，又是现实生变的体现，更呈示出自身的未来朝向。因而，一切精神探索，一切理论形成，都不可忽视这三维朝向，因为它们才构成了任何领域精神探索和理论构建的真正视域与方法。灾疫伦理学研究同样如此：只有当真实地领悟当代灾疫生发的三维朝向，构建起学科探讨的认知视域和研究方法时，我们才可能卓有成效地研究灾疫问题，为生境重建和家园重建提供行动指南和实践智慧。
一、灾疫伦理研究的统合视域
灾疫伦理学所关注的是当代灾疫问题。当代灾疫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已有的任何学科的当代视域，这即是整体性和生态化的统合视域。这一统合视域为我们研究当代灾疫问题提供了正确的认知理路，也为当代灾疫防治、生境和家园重建提供了正确的实践途径。
1、多元开放的整体视野
研究当代灾疫问题，首先必须具备整体视野。这个整体视野直接地源于当代灾疫本身，即当代灾疫本身蕴含着一种整体性倾向，这种整体性倾向要求我们在审视灾疫问题并寻求防治之方时必须从其整体性出发，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获得正确的路径。
在频频爆发的种种当代灾疫中，地震，是破坏性最强的一种自然灾害形式。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地震再不是孤立的、局部的，而是整体关联的和连续的。我们不妨以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做比较：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在震级上几乎差不多。大地震发生后，几乎都有余震伴随。但唐山地震的余震强度大，比如当天的一次余震就达到7．1级，但唐山余震频率很小，并且持续时间也相对短；汶川地震就不一样了，它的余震持续时间长，直到现在仍然余震未息，其余震频率也大得惊人：从2008年5月12日14、28分地震发生到6月30日3点，前后共48天时间，汶川地震区就爆发余震达57083次，其中4．0-4．9级共255次，5．0-5．9级达36次，6．0级以上8次，最大震级是6．4级，它于5月25日16时21分在四川青川县爆发。国家地震局建立汶川地震余震目录，此余震目录截至2010年2月10日12时止，汶川地震区域区发生4级以上余震达311次。地震如同节日里施放的烟花一样，层累积压了多少，就一定要释放出多少。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存在着如此大的不同，自有许多原因，比如汶川地区和唐山地区的地质结构不同，但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另外的因素。汶川地震与唐山地震，相距33年，这33年时间并不长，但对中国来讲，这33年时间却在经济发展、科技运用尤其是自然资源开发方面，把与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差距一下子就缩减了，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消解了其差距，比如，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对地球的征服、掠夺等方面，33年时间里，中国甚至比西方社会更有过之。因而，汶川地震与33年前的唐山地震的自然环境、地球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因为客观地讲，地震、海啸、洪水、高寒、酷热等等自然灾害的爆发，及其爆发的频度和烈度，不仅与大地本身的地质结构相关，而且更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或改变程度相关。地球是一个整体，地质结构也是一个整体，自然生态环境同样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任何局部、部分的变化，尤其是超越其自身限度的变化或者破坏，都将引发它本身的失律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畸变。比如，气候改变，其总体趋势是全球变暖，而不是局部变暖。2009年冬天的高寒袭击，不是个别国家，不是局部地区，而是全球运动。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地球运动的整体性，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整体性。
当以这种整体性眼光来审视当代灾疫防治，它就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也不是一个领域问题、行业问题，甚至还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问题，而是一个整体问题，全球问题，世界问题，比如，海地地震，因各种原因、因素而几乎牵动了世界各国。持续一年之久的H1N1的全球性传播，所驱动的防治行动，却是全人类化的。
当代灾疫频频爆发的整体性，形成了灾疫防治必须达向整体才能真见成效；灾疫防治的整体性要求，决定了灾疫伦理学研究必须获得整体视野，即必须以其开放的胸襟，吸纳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灾害伦理学的思维成果，统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管理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人类文化学、历史学以及制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地球生态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科技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市场伦理学等学科视野，形成一种多元整合的和更加开放的整体研究视野。
2、动态生成的生态视野
在当代生活中，频频爆发的灾疫链现象，不仅呈现出整体性特征，而且敞开生态化倾向。
生态化问题不仅相对生命、事物本身而论，更相对生命、事物间的存在关系、生存关系而论，所以考量生态问题，必然要考虑生命、事物本身和生命、事物间的存在关系和生存关系。基于此双重事实规定和要求来审视生态化问题，它客观地蕴含了三个方面的实质性内容，一是生变性，二是互动性，三是层累性。
首先，生命、事物的生变性决定了生命、事物存在的生态化。生命、事物的生变性，来源于生命、事物本身：任何生命形态、任何事物，它的诞生与存在，并不完整，并不完善，需要完成，并等待完成。由此，每个具体的生命，任何实在的事物，它诞生了，它存在着，但它因需要完成而处于生长进程中，一株草，一棵树，一朵花，是如此；一条牛，一匹马，一个人，同样如此；一座山，一条河，一个湖，甚至一块石头，也是如此。万物都没有静止，一切生命都在生中求变，在变中新生。生与变，构成了生命的本性、事物的本性，也构成了世界的本性。由此生变本性，生命、事物的存在获得了生态性，或者说，生态化的本质规定就是生变性：生态化就是生变性。
生变性是生命、事物存在的自身规定性。然而，任何生命、事物都在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这个整体平台上获得其自身存在；并且，任何生命、事物的自身存在都必然地与其他生命、事物发生着关联，任何生命、事物的存在都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和关联化的存在。由于前者，任何生命、事物都不可能独享一个世界，而是共享同一个世界，人与物、人与畜、人与人，甚至生者与死者，现实与潜在，等等，必然共享同一个世界，才使世界成为世界，才使物成为物，使生命成为生命。因为后者，生命与生命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以至于同类与异类之间，有着不可割断和抹杀的血缘链条。比如，一个生命直接地来源于某个特定的母体，但同时也必然直接地联通了另一个雄性生命，因而，每个具体的生命，都流动着两条不同但又相通的血缘，而这两条血缘恰恰又是无数条血缘的流动延伸变化生成所致。又比如，藻类植物、水蚤、鱼、人、鸟等等，表面上看，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性，其实不然。这些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本原性的关联性，并且正是这种关联性的存在和连续，才使他们各自得以正常地存在。这种本原性的关联性就是藻类植物、水蚤、鱼、人、鸟等等之间的食物链，即藻类--水蚤---鱼--人或水鸟之间构成了一条食物链。
整体性和关联性，形成了生命、事物之间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展开为生命、事物以及生命、事物与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之间的共在互存性和共互生性，即生命、事物之间，表面上看如何互不相干，但在存在层面上，他们都是损荣共享的。
生变性揭示了生命、事物的自身规定性，互动性则揭示了生命、事物存在的限度性，而层累性却展示生命、事物以其本性而敞开其关联存在所获得的必然态势。汉语中“雁过留声，人过留迹”的说法，恰恰最通俗地表达出来生命、事物敞开自身存在的进程中，始终为自己积累起意想不到的结果来。生命、事物在整体性和关联化的存在世界里敞开自己的生变运动过程，始终是一个自我层层累积的运动过程。比如，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你今天的存在处境、生存状态，完全是你自己过去的每日生活所累积起来的；你未来的人生境况，同样是由你当下的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作为或不作为层层累积的结果。具体的生命是这样，整体的环境同样如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不都是我们过去的生存行动和生活作为所累积起来的结果吗？
概括地讲，生变性，是生态化的本质规定；互动性，是生态化的敞开方式；层累性，是生态化的必然方向。生变性、互动性、层累性，此三者构筑起了生态化的整体视野。以其整体的生态化视野来审查当代灾疫问题，检讨当代灾疫生成的人力原因，为灾疫防治提供重建人类存在信念和生存方式的伦理行动方案，就有了最终的依据。因为，从根本上讲，在人类力量弱小到不能影响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运行时，自然灾害和瘟疫的爆发，更多的是生命世界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而自行消长的体现。然而，当人力意志日益增长到可以干预自然律令，技术力量强大到可以改造自然状貌、动摇地质结构、逆转环境气候的情况下，灾疫的发生，则更多地体现了人力对自然和生命世界的逆转。当代人类生活世界中所频频发生的灾疫，最终是人的力量逆转自然和生命世界的真实展现。比如以疾病为例，在今天，更多的新疾病以至许多常见的疾病，往往与饮食、享乐、环境相关。比如各种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肝肾方面的疾病、各种癌症疾病、各种难治的皮肤病、爱滋病等等，等等，都与人们的饮食和享乐方式直接相关，说得更直接点，吃喝玩乐，成为流行病爆发与传播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仅导致了种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而且也成为当代人类各种疾病爆发的根源之一。自近代以来，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不是“天行有常”的产物，而更多的是人力征服、改造自然而造成的破坏性恶果。试环顾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周围的生态环境，就会发现我们所致力追求的现代化的物质生活背后相伴随的是无处不在的死亡之神的窥视。水是人体所必须的，但在今天，能找得出几条真正没有污染的河流，哪怕是地下水，也是被高度污染过的。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空，充满工业废气、生活废气，比如，在今天这个已经车满为患、但政府还在采取各种措施鼓动汽车消费的生活世界里，汽车排放出来的含有大量有毒物质和致癌物质的废气，几乎人人每天无时不在吸纳，没有幸免。我们所吃下去的所有东西，包括粮食、蔬菜、水果，绝大部分都经历过各种品牌的农药的洗礼。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食物来源------土壤，已经难以找到一点没有污染的地方。工业废水、工业垃圾、白色污染、化学产品、核污染和各种放射性元素等等，无一例外地通过大地而进入土壤，并通过土壤而进入水、并因水而进入空气、进入植物体，进入植物的生命周期，最后进入人体。概括地讲，人体生命赖以维持的基石-----大地和土壤已经充满了毒素，人体生命赖以维持的三大基本资源——水、空气、食物都是有毒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毒气熏天的世界里，吃的、喝的和呼吸的空气，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体内脏器的最终承受能力。我们生活于这种毒气、毒害、病毒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又怎能不能生疾病呢？突发性疾病又怎能不不全球化传播与流行呢！
客观论之，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并不是静止、孤立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整体，并且充满自我创生活力。当这种自我创生活力在某个方面一旦被某种超越自然的强暴力量所改变、所扭曲时，它就出现整体上的生态变异，从而影响到生命世界，当然也包括人类的生存，从而使人、生命、地球、宇宙的共生互生链条断裂，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瘟疫绵绵漫延。比如，当“我们终结了自然的大气，于是便终结了自然的气候，尔后又改变了森林的边界。”[1]P74人力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
所累积起来的负面因素最终获得了改变气候的强力。在气候已经发生改变的时代，一切都在随之而改变。因为气候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自然的自我创生活力被扭曲，从而改变着自然界的整体生态状况，比如森林在某些地方止步了，草原开始了消退，土地开始了沙漠化；某些地方出现大频率的降雨，而另一些地方连连干旱；某些地方出现飓风，冰川不幸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陆地成为湖泊或海洋等等，都与气候的改变直接相关。然而，草原消退，森林消失，山体裸露，江河断流，湖泊干枯，土地沙漠化，等等，又反过来影响气候，促进了气候的进一步改变。自然宇宙、生命世界或者说地球，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它们有其自身的完整生命机体和运动节律，比如，地球拥有只属于自己之整体生命得以健康运行的地质结构，也有其与大尺度的宇宙世界和小尺度的生物圈中所有生物物种进行良性循环的轨道。由于人力的强暴而使它们发生如上两个方面的双重畸变，自然就脱轨而运行。这种脱轨运行的实际体征状态，就是绵绵不绝的自然灾害和各种层出不穷的疾病与瘟疫的流行。
3、超越已有的统合视域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当工业文明把自己推向极境时，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必将因此而得到开创，因为我们所忙碌地沉醉的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正在从崩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我们不能把昨天的陈规惯例，沿袭的传统态度和保守的程式，硬塞到明天世界的胚胎中。”[2]PP43-44然而，托夫勒所没看到的是，这一切新的东西都必须要通过一系列事件来孕育，也需要通过一种方式来展开，更需要通过一种媒介来传递。这个能够孕育新世界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的“一系列事件”，就是频频爆发的灾疫；这个能够全面敞开新世界所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的新方式，就是对当代灾疫予以伦理检讨的灾疫伦理学。从根本上讲，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事件，事实上构成了区别现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的一个坐标；对当代灾疫事件及其所引发出来的灾疫式生存方式予以伦理检讨的灾疫伦理学，则事实上构成了重建当代人类生态文明世界所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的根本方式。因为灾疫伦理学为这个生态文明世界所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准则、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式和新的观念”的诞生提供了全新的认知视域。这个认知视域不仅表征为整体性，生态化，而且更表征为对整体性和生态化的整合所形成的统合视域。因为，用整体的和生态的眼光来审查灾疫现象，来检讨灾疫问题，来探讨灾疫防治的伦理行动方案，必然要上升到整合之境，形成一种融整体性和生态化于一体的统合视域。
这种统合视域将人类的智慧传统与当代走向予以了有机的整合，并由此而彻底地改变我们的工业文明认知模式，改变我们的现代主义价值导向系统，改变我们的人类中心主义生存方式和行动方式，改变我们的现代化的发展观。惟有通过这种彻底的改变，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世界，才得以真正地创建起来，当代人类才可能最终消解其根本性的存在危机。
这种整体性和生态化的统合视域之所以能在如上面对当代人类予以彻底地改变，首先是在于这种统合视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存在世界：世界是一个动态生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是世界性的存在者，生命是世界性的存在者，事物是世界性的存在者。个体的人、具体的生命、实在的事物，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微观尺度；自然宇宙、生命世界，是人、生命、事物的宏观尺度。此二者互为参照，互为尺度，世界才成立，才存在，才焕发无穷的生意。因而，作为世界性存在者的人、生命、事物，无论是在其宏观尺度上还是在其微观尺度上，他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其存在价值。在这个充满无穷生意和创造着无穷生意的世界里，无论是宏观尺度的自然宇宙、生命世界，还是微观尺度的单个人、具体生命、实在事物，只有他们存在了，只有当他们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存在价值，他们才可分别产生其各有特色或各有差异的使用价值。更具体地讲，作为世界性存在者的人、生命、事物，他们首先是目的，然后才成为手段。作为目的，他们是为自己而存在；作为手段，他们为他者而存在，或者他们为世界而存在。然而，无论是人，还是生命，或者是事物，只有当他们以自身为目的并获得目的性存在价值时，他们才可以此创造出手段价值，为世界或他者的存在而提供使用价值。
更重要的是，这种统合视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生存世界：世界是一个整体生成的进程，在这个生成进程中，个体与整体、现实与潜在、历史与未来、甚至有与无等等，都共享一个生态场，都在一个生态场中相互敞开、相互生变、相互消长。从来没有静止，从来没有孤立，从来没有绝对的对立、永远的敌对、殊死的斗争。人、生命、事物、自然宇宙、生命世界，无论是在宏观尺度上还是在微观尺度上，都是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因为，人、生命、事物、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之间，在其存在的根与本上，均有其原始关联性，均有其亲生命的本质规定性。
这种统合视域落实在灾疫伦理研究上，则可概括为：以人、生命、事物为微观尺度和以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为宏观尺度的世界，它始终是以整体的方式而运动，并以整体的方式而生变。这种整体性决定了人类改造地球状貌、改变自然环境的同时，自然、地球最终也要反过来改变人类的存在状貌和生存环境。因而，人类社会面对频频爆发的当代灾疫，探求防治的根本之道，也只能从整体出发，并遵循层累的生变规律，从根与本上用功，最终才能缓解和消解其灾疫危机，彻底地改变其灾疫式的存在境况和生存方式。
二、灾疫伦理研究的基本方法
以整体性和生态化为基本内容的统合视野，蕴含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即生态化综合方法。
当代哲学追问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即生态地、综合地看待世界关注人。所谓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生态化是指以社会历史学和物种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看待人的现实世界和生存;所谓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的综合化是指以宇宙目然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和人、打量人和世界的生存和生活。对宇宙自然学一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历史学一物种生态学的整体把握，就是新的综合，又称生态化综合。[3]P340
简单地讲，生态化综合方法就是指生态地和整体地看待世界和生命、看待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并整体地和生态地去生存的思维视野、思想境界、价值取向和行动原则。[4]P219
1、生态化综合的本体论意蕴
生态化综合方法强调自然、社会、生命、人是一个具体化的存在整体、生存整体和精神整体；并且，生态化综合方法还揭示自然、社会、生命、人，始终是未完成、待完成的，是动态生成的，是共生互生的。简单地讲，生态化综合方法强调认知视域的场域性和动态生成性。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认知视域的场域性是指其认知视域的全景视塔化，或者说生态场化。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这种生态场化视域，在不同的认知维度上呈现出不同的视域融合：从人类主体性角度看，生态化综合方法体现为人的心灵视域与文化视域的融合；从人类与自然的动态生成关系角度看，生态化综合方法展开了生命视域、地球视域、宇宙视域的融合；从人类与自然之动态生成的历史进程角度看，生态化综合方法则体现为认知的当下视域、瞻前视域、后设视域的融合。在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认知视域的动态生成性，则来源于人的认知本身：人的认知本身是未完成和待生成的，并且是伴随着认知行为活动进程本身而变化不息的。人的认知本身的动态生成性，来源于两个因素的激励：一是所认知的对象、事物本身处于未完成、待完成的动态生成变化之中；二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心灵、情感、思想、精神等等处于未完成、待完成的动态生成变化之中。
认知视域的场域化和动态生成性，恰恰展示了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本体论意蕴。
本体论(Ontology)这个词源自希腊文logos (理论)和ont(是，或存在)，17世纪的学者们创造了拉丁语 ontologia一词，它意指形而上学的分支，即理性神学、理性宇宙学和理性心理学。后来将此概念定位为是关于“是”的一般理论，其主要关心“什么是‘是’或什么存在？”，即“什么样的事物在第一意义上存在？”以及“不同种类的‘是’如何互相联系？”[5]P708概括地讲，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理论，即事物在“第一意义上的存在”和“第一意义上存在”的事物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存在。这个“第一意义上的存在”是指事物的原初存在，即事物的本原性存在；这个在“第一意义上存在的事物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存在”是指本原性存在的事物之间是以什么样的关联方式而存在的。因而，“本体”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事物的本原问题；二是事物的生成问题，将此拓展开去而从宏观上看，本体论即是世界本原论和宇宙生成论，或曰，世界本原论和宇宙生成论是“存在”论的两个方面：所谓“世界本原论”，指探讨使世界成为世界的那个最原初的实体何以产生的；所谓“宇宙生成论”，是指那个最原初的实体是如何自生的，并且又是怎样生成世界万物的。世界本原论与宇宙生成论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世界本原论是源、体；宇宙生成论是流与用。
世界本原论和宇宙生成论是人类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诞生，就是从这两个问题开始的；哲学的发展，也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而展开的。在人类哲学传统中，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往往以具体的实在为出发点，并由此形成一种局部动力学思想。但生态化综合方法所彰显出来的本体论意蕴，却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动态整体的生态场：生态场是世界的原发存在、原初实体，是世界的本原，是宇宙生成的母体和最终动力。所以，整体生成整体，并且整体生成具体，具体也生成整体。从这个角度审视，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本体论意蕴之本质内容，恰恰是其动力学原理，即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的整合原理，这一原理揭示了整体与具体、个别与全体之间的共生与互生本性：宇宙生成论，就是整体与具体、个别与全体之间的共生与互生性。因而，以生态场为本原、以共生与互生为敞开方式的宇宙生成论思想，自然孕育诞生出生态逻辑，生成出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相整合的生态辩证法，它的具体思维-认知模式，是主客相融、天地人神一体的动态整体的思维-认知模型；它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生态整体的统合直觉方法。比如，按照局部动力学的本原论思想来解释事物的生成，往往是由某物生出某物；按照局部动力学的方法来解释生命的诞生，是某个雄性的生命与某个雌性的生命的交媾孕育的产物。但是，如果以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相整合的方法来解释事物的生成或生命的诞生，则既是物物相生的体现，也是世界整体与物物相律动的成果。比如一个新生命的孕育诞生，则不完全是父精母血的成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解释两种生命现象：一是不能解释同是父母所生的儿女，其身高、体形、肤色以及个性、气质、禀赋、聪愚等等，为何可以完全不相同或存在的着很大的差异和区别；二是不能解释哪怕是双胞胎，即或形体、长相相同，也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生命，其在个性、气质、禀赋、聪愚、兴趣、爱好、追求等等方面完全不相同。因而任何一对男女的任何一次合欢行为，都是一次完全不同的生命狂欢行为，它既涉及到特定的体力、精力、兴奋狂欢程度的差异，更渗透了特定的宇宙时空节律、融进了特定时空节律中的宇宙能量和阴阳之气，以及种族、家族的血脉搏动、文化的承传因子与变革的特定朝向等等。
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场化本体论意蕴，为灾疫伦理学检讨灾疫问题、探索灾疫防治之道提供了一种融整体与具体、个别与全体于一体的哲学方法。进入这种融合视域，运用这种哲学方法来审查当代灾疫及其防治，就会发现，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的当代灾疫事件，涉及的是一个整体与具体的互动过程，这个具体就是人类一次次征服和改造自然世界的绵绵行动，这个整体包括地质结构、地球整体、生物圈整体、自然宇宙整体、生命世界整体。
概括地讲，当代灾疫频频爆发，是整个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不堪承受外力强加所形成的负效应层层累积的整体喷发。同理，当代灾疫的防治，同样涉及具体与整体的响应与合力问题，这个“具体”可以在不同的尺度上表述为具体的国家、地区、组织机构、个人，更具体地讲，这个具体就是人人：当代灾疫防治必须人人参与，人人行动，人人作为，人人节制和改变自己；这个整体包括国际社会整体、人类整体和地球整体。简言之，当代灾疫防治，既需要一种整体视野、整体动力，也需要调动一切个体因素、局部力量；当代灾疫防治，更需要一种整合力量，这种整合力量一定是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的统一。
2、生态化综合的认知论维度
从认知论角度看，生态化综合方法所呈现的不是观念辩证法逻辑，而是生态辩证法逻辑。生态辩证法逻辑不是一种具体到具体或具体到整体的逻辑，而是一种整体到具体和整体到整体的逻辑。与观念辩证法逻辑相比较，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生态辩证法逻辑呈现出如下认知特征：
首先，观念辩证法逻辑是以局部动力学思想为内核，它的最初形态是古希腊早期的转换生成辩证法，后由科学鼓动、由技术牵引而发展成为近现代的成熟形态：观念辩证法逻辑。观念辩证法逻辑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对立模式，即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观念辩证法的完备唯心形态由黑格尔完成，观念辩证法的完备唯物形态，则由马克思主义者实现。观念辩证法的唯心形态和唯物形态虽然对立，但在其思维-认知模式上却同一，即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都是建立在二元分离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基础上的，两两对立的分类世界和重组世界的方式，构成了这两种形态的观念辩证法的思维-认知本质。所不同的是，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运用此一二元对立的类型化思维-认知模式时所确立的起点和追求的归宿不同，前者是以物质为起点并以统一于物质为最高目标，拜物教是其最后归宿；后者是以心为起点并以统一于心为最高目标，拜神教成为其最后归宿。与此相反，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生态辩证法，是以动态生成的生态场为基础，敞开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变逻辑。在生态化综合方法中，人、生命、事物都是世界性存在者，这种整体论思想构成了生态辩证法逻辑的思维-认知基础；个体与整体、个体与个体、整体与整体之间是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生于你、你生于我，构成了生态辩证法逻辑的思维-认知本质。在这一思维-认知本质规定下，整体指向个体和个体指向整体构成了一种内在的深刻维度的共生互生关系。
其次，观念辩证法逻辑必然要接受一种局部动力学思想的支配。这种局部动力学思想把世界原动力设定为某个具体的物（实体形态的物或虚体形态的物）的观念，唯物辩证法将“物质”观念设定为世界的原动力，因而，世界派生于物质，世界的生变源于物质的量变达向质变，这一过程就是矛盾斗争对立统一。所以，世界的一切唯有通过斗争、通过征服才能实现：相对自然世界，人唯有在斗争与征服中成为自然的主人，对立才走向统一；相对人的世界，人唯有在斗争与征服中成为人的主人，其对立才能走向统一。唯心辩证法将“心”观念设定为世界的原动力，因而，世界派生于心，世界的生变皆由心发动且最终回归于心，世界对立统一的前提，只能是“心”忘，弃心而与万物同齐、与宇宙同游。所以，在唯心辩证法那里，妥协与融合、化解与虚体，才是追求的最高境界。与此相反，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生态辩证法的内在动力，是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的整合动力。这种动力学思想源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整体创化力量，即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那野性狂暴的创生力量与理性约束的秩序力量之对立统一所形成的张力，构成了生态辩证法的原动力量。生态化综合方法就是以其生态整体的视野，去体认和发掘这种原动力量，使之构成人们思维-认知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视野。生态化综合方法所体现的这种整体动力学与局部动力学的整合视野，开辟出了生态整体认知的道路，引导我们去发现世界、事物、生命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最高法则：不是个体为整体立法，而是整体为个体立法，更具体地讲，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不是个体服务于整体，或者整体服务于个体，而是个体与整体相互服务，因为个体与整体都是主体，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同等重要的价值，拥有同等的共在互存、互存互生的创化力量。因而，在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生态辩证法逻辑中，没有派生观念，没有等级观念，没有主奴观念，没有特权与优越观念，有的只是普遍平等。在普遍平等的生存框架下，生态辩证法逻辑所追求的，不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也不是数量主义的量变到质变，而是生态和谐与整体协调，是世界、事物、生命之间相互创化的动态平衡：生生!
其三，观念辩证法逻辑内在地信仰一种决定论思想，主张第一存在、第一实体决定其它所有事物以及整个世界。比如个人决定社会、心灵决定世界、精神决定物质等等，这是一种唯心决定论；而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决定个人、权力决定命运、主义决定生活等等，这是一种唯物决定论。唯心决定论和唯物决定论的区别在于绝对与相对。一般地讲，唯物决定论是一种绝对主义的决定论思想，因为物质是一种硬化的存在实体，它不仅稳定，而且具有难变性，因而物质观念是一种硬化主义的观念，唯物决定论是建立在界线分明的、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基础上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的模式，蛊惑人追求唯我独尊，有我无你，即唯有当你绝对的服从我，我才有允许你存在的可能性，绝对决定论是一种杀伐主义的决定论，它追求的是绝对的定义与服从。与此相反，唯心决定论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决定论思想，因为心是一种软化的存在实体，它具有非稳定性、易变化性等特征，因而心观念是一种软化主义的观念，由这种软化主义观念所支撑的唯心决定论，只能建立在场景主义(时空主义、境遇主义)的、亦此亦彼的认知模式基础上，这种亦此亦彼的认知模式，策动人既追求唯我独尊，也追求我你相融，这完全取决于场景向度，因而，唯心决定论是一种妥协主义的决定论。普罗泰戈拉就是第一位相对主义决定论者，他说人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一切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宣扬的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决定论思想，他的决定论思想体现为人是最高的实在，决定性的主体；他的相对主义体现在人这个决定一切的主体，是完全可以因其场景主义的经验感觉而不断变化看法，形成与世界和事物的不同关系。相对主义决定论思想为生态主义思想播下了种子，或者说相对主义决定论蕴含着生态主义思想方法。所以，相对主义决定论是一种高级的决定论，而绝对主义的决定论是一种低级的并且容易导向野蛮的决定论，因为它最容易导致权力无限论和集权专制论。
比较论之，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生态辩证法逻辑，所张扬的是一种非决定论思想。决定论思想是以局部动力学为思维-认知起点，以二元分离的类型化模式为思维-认知基础，以等级主义确认为基本原则，强调某物存在在时间上的在先性，在价值上的优越性，在功能上的主导性，在地位上的主宰性。非决定论思想却与此相反，它强调事物存在在地位上的平等性----即共在互存性，在功能上的共生互生性，在价值上的对等性，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所以，生态辩证法逻辑强调：世界不是决定的，而是共在与共生的；不是此决定彼，也不是彼决定此，而是此与彼互存与互生，你的存在促成了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同样促成着你的存在，个体需要个体和整体而成为此一个体，整体需要个体而成为整体，它们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而是多元创化的促成。庄子讲“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6]P66这里的“彼是方生”，就是彼与是共生与互生思想；“彼是方生” 思想，揭示了此物是彼物的机能，彼物亦是此物的机能，物物相生，相生物物。在这里，分离、对立、斗争、冲突，都是次要的，相互依存、相互促生，才是根本的。
生态化综合方法给我们展示出来的生态辩证逻辑，为我们检讨频频爆发的灾疫之难，提供了全新的实践理性精神；也为我们求解困境丛生、危险重重的当代灾疫之难，提供了重建生境与家园的全新途径。
3、生态化综合的实践论指向
对当代灾疫展开伦理研究，为灾疫防治、生境和家园重建进行伦理探索，已有的一切实践操作方法都显得捉襟见肘。因为从根本上讲，任何方法都由一种哲学所孕育，并为一种哲学思想和认知模式所支撑。纵观一切已有的实践论方法，虽然林林总总，各不相同，但却要受观念辩证法认知模式的规训。各种不同的观念辩证法认知模式在指向实践之途中，却共同恃守一种定域论观念。这种定域论观念有三个特点：一是静态主义，即用静态的眼光去看世界、去分类世界，因而也以此观念去框架世界，去设定生活。这种静态主义观念在考察第一存在、第一因时，往往是进行硬性的主观设定，即第一存在就是硬性地存在在那里，就是先在的不变的“是”。由于其“是”的强制规定性而形成定域论的第二个特征：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思想把每个事物都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实体，实体与实体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只有外在的运动联系，正因为如此，一物决定另一物才变成可能与现实。由此形成定域论的第三个特征，那就是无机主义：由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没有内在的关联，因而事物与事物之间始终处于无机状态，处于无机状态的事物之间，产生生变消长的动力因，不是来自于事物的内部，而是源于外力的推动。所以这种无机主义产生出了两种结果：首先是产生出科学的运动观：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能量转换的，能量转换是不耗损自身的，这就是能量守恒观念。这种能量守恒观念导致了自然资源无穷论，为人类物质幸福论提供了虚妄的信念；其次是产生出自然无机论与人的有机论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导致权力至上论。人类霸权主义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立模式基础上的；而集权与专制也是以其为最隐密的温床。
与此相反，生态化综合方法所张扬的是一种非定域论观念。在生态化综合方法中，其非定域论观念所展现出来的实践取向，首先是动态主义，它强调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万事万物、一切生命，都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在变中求不变并在不变中求新变，以此生生不息；其次是整体主义，它强调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以及整个世界相关联而存在，一只蝴蝶在伦敦上空煽动了几下翅膀，三个月后却在太平洋上空刮起了一场龙卷风：龙卷风与蝴蝶，表面看来毫无关系，但在存在的深刻维度上，它们却是相互关联的。这种整体观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个人、社会组织、政府的任何作为，都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反过来看，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任何变化，都事实上在影响和制约着个体的生存质量与水准。
在实践之域，定域论观念为人们追求精确量化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因为当我们把事物和生命看成是孤立、静态和无机时，所有的事物和生命都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在由这种观念支配的认知世界里，一切事物、所有生命形式，都可以通过量化的测算而达到最完美的解释，并获得最完全的把握。而非定域化的生态化综合方法，却要引导人应该始终把世界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和一切生命，都看成是未完成的，因而它们永不可能有给定的稳定性，也没有一个完全独立、静止的充足状态，它们始终处于生生不息的共在互存的生变进程之中。在非定域化的认知世界里，一切事物、所有生命形式，都不可能通过精确的量化方式来测算，计算主义在这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对生变中的任何事物、任何生命现象及其运动的解释，只能以一种概率的方法。因而，概率论构成了生态化综合方法达向实践之域的具体而生动的实践理性的定性描述方法。因为动态生变是世界的本质，也是事物的本质，在生生不息的生变进程中，认知活动始终只具有概率性，而不能达向绝对精确量化。非定域论的生态化综合方法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始终有限，人的认知成果的正确性，始终只具有相对性，生变的个性化，才是世界的独特风格。
在实践之域，方法永远是一种解释方式。从整体上讲，由定域论观念支配的方法，无论是唯物论方法还是唯心论方法，它们都崇尚一种单向因果解释方式。这种单向因果解释方式误导人认为，世界万物生成消长，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因果对应；并且，一物之因决定着此物之果，一物之果必然受该物之因所决定，均无例外。
蕴含着非定域论思想的生态化综合方法，却内生出一种主客相融、个体与整体相生的生态因果解释方式。比较地看，单向因果解释方式有三个特点，
即局部动力学、线性思维和机械推论，由此三方面规定，单向因果解释模式只追求时间之链的展开。这种单向因果解释方式是一种既定的抽象观念因果解释方式，它敞开为三种具体模式，“过去→现在”式因果解释模式、“现在→过去”式因果解释模式、“过去→现在”式与“现在→过去”式相混合的因果解释模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操作方法是对比分析法，其基本的操作模式是归纳主义，其基本的认知视域是绝对化的历史决定论。
客观论之，生态化综合方法所蕴含的生态因果解释方式，当然也注重时间之链，但它却更强调时间的三维指向性和不可逆性，即过去始终朝向现在并达向未来，现在不可能回到过去，未来也必须起步于现在而超越现在。这种生态因果解释方式也强调历史主义视野，但却不是单一的文化历史主义和政治历史主义，而且也包括了自然历史主义和人性历史主义。自然宇宙史、生命进化史和人类文化史，构成了生态因果解释方式的三维视野；而人性的进化与重塑史，才是衡量政治历史主义的根本尺度。更重要的是，生态因果解释方式在强调时间之链和历史主义视野的同时，却更关怀空间维度：空间关怀，乃此在关怀，更是宇宙关怀、自然关怀、大地关怀。空间关怀是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关怀。在生态因果解释方式中，强调时间之链，是关注对立、矛盾、冲突、斗争中的统一；强调空间关怀，是追求动态的共在性、互渗的共生性和动态整体的和谐性。在生态因果解释方式中，直接因果、现象关注是必须的，但间接因果、本质因果却是根本的。所以，生态因果解释方式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不是以具体解释具体，而是以整体与具体相统合来解释具体；不是孤立静态的解释对象、事物，而是动态生成的解释对象、事物。前者要求解释不能以偏概全，所以，严格因果解释方式中的枚举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往往不适用，因为这些方法都是以偏概全、以个别推演整体的片面方法。生态因果解释方式要求，对任何具体事物的解释，都要纳入生态整体之中来观照，以求得尽可能全面、客观的解释。后者要求解释不以一种静止、僵化、孤立的态度来看待任何事物，当然也包括人自己，应该遵循所所需要解释的事物本身的动态运动的生态整体事实，首先把握此一被解释对象的动态运动规律和其生态整体关联，唯有如此，才能对其做出更符合它自身的解释。
生态化综合方法的非定域论方式、生态因果解释方式、概率论的定性描述方法，为灾疫伦理研究提供了更人性、更健康的实践理性方法。惟有当个性化和创建性地运用这种更人性、更健康的实践理性方法来探讨当代的灾疫之难，我们才能真正彻底地改变自己，并焕发我们的人性超越激情，从根与本上重建自然、生命、人相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生境和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