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人不相信古人所说的“义”，认为“义”只是社会设置的游戏规则而已，因为内化于人才被说成是“义”。他举例说：“只有一块烧饼，几个人都要吃，怎么解决？”意思是争夺是必然的，要么强力争夺，要么制定争夺的规则。所谓“义”就是这种规则，目的是防止打得头破血流。我说：“小的时候你们兄弟争一块烧饼，母亲是怎样解决的？”其欲辩而无语。心得其宜为义，非“由外铄我也”。母亲对子女出于真心，所以能得“心之制，事之宜”，处理的适宜而得当。兄弟虽时而有争，但不失友悌，所以认同、服从母亲的做法。家庭中这种最真切笃实、不容蒙昧的地方，正是良知的发端之处。从此出发，反身而诚，推而至于社会，则各得其理、各适其宜。虽然“义”之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同样是理之所当然。如果失去了根本，所谓制度、规则必然是偏私的，即使内化，也是屈从于强力。
有人说，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复杂的大型社会，只有利益的竞争、交换，不存在家庭或血亲关系中那种自然的“义”。那么，家庭或血亲关系中所谓自然之义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决定于“血亲”而无关乎心？难道人之本然良知也会随社会的变迁而消失？家庭与社会不同，但人的良知、良心却并无不同，以老吾老、幼吾幼之真心待人，社会岂能陌生混乱？社会的陌生化、复杂化由于人心被污染而变得冷漠、麻木，而当今一些人却倒果为因，用现代的、复杂的眼光看问题，“现代社会”成了不需要被解释而解释一切的起点。伦常、道德要么成为与现代社会绝缘的“古董”，要么成为初级群落的“非理性本能”。用现代和传统、复杂和简单这样的两分法将“道”“理”一分为二，人之本善之心、本体之明被“现代”所覆盖而无法显现，人而不仁，社会失义，在野蛮中求和谐，这是典型的缘木求鱼。
和谐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往往求之而不能得，原因在于将和谐外在化。丧失“心之所同然”，各拘于形、各拘于私，失其性命之正，只有私利相争而无礼义之和，在这种情况下，和谐根本不可能实现。“君子和而不同”，以其不拘于私、不拘于形，正心而归于理义；“小人同而不和”，以其同于私欲，各争其利，相互倾轧。古人云：“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失正理则无礼义、无是非、无善恶，个人与个人、集团与集团、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停留在各自私利之上，利益之间根本无法调和，只能以斗争解决问题，哪里会有和谐？
《论语正义》中说：“和因义起，同由利生。” 君子依义而行、各尽其道，虽不同却能和；小人嗜欲相同，然各争其利、损人利己，虽同却不能“和”。以私利、私欲之“同”作为“发展”动力，越是“发展”其内部的对立与分化也就越大。强势者利用手中的资源、优势，将私利“上升”为学术乃至意识形态，用“私利”的叠加来计算整体的增长，用增长掩盖各种关系的对立。在“做大蛋糕”、“创造财富”的旗号下，不断地“创新”掠夺手段，以“创新”为名巧取豪夺，夺利于他人、夺利于后代、夺利于自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做大蛋糕”的过程成了制造金融危机、社会危机以及生存危机的过程，“创造财富”的过程成了创造贫富对立和人天对立的过程。这是一个讲“利益”的时代，但其实并不懂得真正的利益。“利者，义之和也。”“利者，和合于义也。”没有凭空产生的利益，也没有孤立的“发展”，一切都是在一定的“关系”中进行的。脱离各种关系之“和”而追逐“利益”，利己而害他，利此而害彼，“竭取宇宙所有，以满足人类之动物欲，”这种所谓的“利益”与吸毒之后须臾的快感一样，是以系统的毁灭为代价的。古人曰：“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不得其宜，不能和于义，造祸而得“利”，害物而求“益”，所谓的“利益”并不真实，即使获得物质财富也不能真正利益人。
在冲突和对立越来越严重的当今世界，人们认识到多元和谐的重要性，但和谐并不是力量比拼之后的妥协，也不是“兼众异而得其平衡”。废理而尚“和”，无义而苟“和”，一方面制造不和谐，另一方面又强求和谐，即使有妥协和平衡也是暂时的。和谐的秩序是自然而然的，而不和谐的秩序却是造作的、强制的、偏私的。不行和谐之实，在不和谐的秩序中做“和谐”，这如何可行？《周易》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万物虽有形器之不同，但如果各“正其性命以自全”，必可保合“太和”。政、教回归于本和之理，制度、法律乃至于“发展”、“创新”不逃匿于“义”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写于2009年12月10日，刊于《江南论坛》2111年10期。
附一篇
隐士的反思
“时隐”是我敬佩的老者，其穿着与山野村夫无异，然气象清奇、宽裕温厚。以“时隐”为号，意为“隐随其时”。我曾想以师礼事之，不许，事之以老者则不拒。以采药为事，为人治病不取报酬，以正礼谢之却不推却。老者通晓三教，常以医道喻事，但不论政。问之，则答曰：“山野之人怎敢谈论国事？”尝言不知自治则病，我借机问道：“国家、社会是不是同理？”其默然不答。我想知其政见，将拙作《时弊与“改革”》（《证大》2002年2期）呈上，老者阅后说：“颇在理，但气不顺。”问其详，又不语。良久，说：“你以为古今之理不同？”我深知其意，遂以商鞅之事问之。
问：商鞅是什么样的人？
答：刻薄少恩，虚浮无根之人。
问：其变法如何？
答：强求其利。
问：何为强求？
答：偏执于一隅，如割股以饱腹。
问：能否详示？
答：为得一时之利而破坏根基，致使贫富对立、世风贪鄙，无异于割股求饱。
问：强求之利何来？
答：夺利于时，夺利于民。
问：何谓夺利于时？
答：利不凭空而来，利此而耗彼，逞一时之能而消耗元气，此谓夺利于时。
问：何谓夺利于民？
答：执政不为民，弃民生以求“强”，此谓夺利于民。
问：其法治如何？
答：废德而任法，岂能自治？虐民而治，闻所未闻。
问：秦国完成霸业，与商鞅变法无关？
答：世人见秦成就霸业，不见其二世而亡。以权术盛者以权术亡，其理一也。
问：老者以为法不当变？
答：法弊则当变，弊除而利显，变法有何错？然小智之人以为利在法中，以“变法”营利。此为弄法，难见利弊。
我闻老者之言，感慨万分。老者没有理论，却能直接论理，其所论都是常理，而时之显者却视而不见。老者不愿谈论当今政治，但其所言却足以喻今。今偏执于改制、创新者，难道真的知道利弊？“弄法”营利，利终有尽时。愿老者之言能促人反思。
写于2002年底，刊于《证大》2004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