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我们也正在进入一个礼乐重建的大时代。不论政治如何演进，礼乐重建都是未来两三代人应予面对的核心议程。初步完成礼乐重建，社会秩序才能够稳定下来，中国文明才可言复兴，中国人也才能赢得世人尊敬。本文将对礼乐之当代含义、礼乐重建之必要性及基本原则，略作探讨。
礼乐即文明
人因礼乐而成人，共同体因礼乐而联结、而繁荣。无礼乐，则无秩序，也就无文明。这是古圣先贤之共识。《礼记·乐记》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恶，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人需借助于他人、借助于外物而生存并追求幸福，如性，如衣、食、房、车，如权力、金钱。然而，若欲望没有节制，则必将被物所支配，人化物，也即人异化为物，此物化之人必疯狂追求物欲。若此种行为模式普遍化，则人与人之间将进入丛林状态，人人处于恐惧、焦虑、不安中，既无幸福，更无秩序，也就无文明可言。
共同体欲进入和维持文明状态，就必须以规则节制各人之物欲，协调人际关系。这样的规则，古人称之“礼乐”。然则，何为礼？何为乐？《汉书·礼乐志》：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
古代之礼无所不包，无往不在，大体可分两类：经礼、仪礼。以现代术语言，前者为规范特定关系中各方权利--义务之法律规则体系，甚至包括宪法；后者则是更为日常性，因而内容极为繁富之礼仪、礼俗。
然不管何种礼，礼之基本功能都是“别”，也即，确定公、私生活不同场合中各人角色、地位、义务及权利，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行为模式。礼的目的是“定分止争”：若每个人都明乎自己本分，尽自己本分，即可不争而和。《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礼在人际分、别的目的，正是为了和。和者，协调也。和就是处在不同地位、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相互协调，以最低成本合作，共享合作收益。故真正的和一定是因不同而和，和而依然不同。
但“礼胜则离”，若只有礼之分、别，则人必倾向于生分，斤斤计较，逐渐丧失斯密所说的通情能力，蜕化为“理性经济人”。如此，则人必相互防范，导致合作成本不断上升，以至于无法维持而解体，此所谓“离”。故礼之外还需乐。乐主同，主亲，诉诸人之情感，拉近人际距离。如此，人产生和保持合作之情感意向。故礼、乐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乐记》云：“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古人之所谓乐，范围极为广泛，如《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最原始的乐是无辞之声，进而产生有辞之歌，辞即是诗，《诗经》三百篇皆可以歌。伴奏有乐器，演唱伴以舞蹈。这才构成完整的乐。《乐记》：“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三代之乐多用于公共场合：首先用于宗庙祭祀，以和人神；其次用于朝觐、射礼等场合，以正节奏；再次用于君臣、君民、主宾之宴饮、飨食，以合人情。不过，三代封建时代，人们皆生活于小型共同体中，故公、私生活没有截然界限。故可谓乐无所不在。且此公共生活，固然由君子主导，庶民亦有机会全体参与，故乐无人不包，如乡饮酒礼就是全体乡民参与，君、臣、民同乐。
由此可以看出，礼乐就是塑造和维系人际间合宜关系之规则、规范、纽带，礼乐就是健全而优美之生活之形式，私的生活、公的生活。它不是随便什么生活方式，人总在生活，但有的时候是蝇营狗苟，没有尊严可言；有的时候相互伤害，人人焦虑而不安。礼乐则本乎天道，依乎人心，人人精心维护，而形成好的、优雅的、高贵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中，在这样的世界上，“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
共同的礼乐之覆盖范围，决定着共同体之规模。华夏共同体之形成即始于普适的华夏礼乐之形成，尧、舜与同时代圣贤之伟大就在于制作了普适于“天下”之礼乐。
因此，华夏三代古典文明就是礼乐文明。这些礼乐就是古人所说“文”。礼乐之文上揆之天之文，也即天道；下缘民情，而成人之文，家、国、天下等共同体之文。这些文在内为规则、制度，在外为衣裳、车旗、宗彝、乐器等名器，谓进退、周旋之仪节。“华夏”一词中，夏者，大也；华者，服章华美也。正是礼乐之文，把华夏与蛮夷戎狄区别开始，而华夏正是依靠“文德”吸引四裔。
故而，文让人、让家、国光明，此即“文明”。没有礼乐，即无文明，就是野蛮。实际上，没有礼乐，没有文，人的生存将充满不确定性。礼乐之大用，就在于“定命”，稳定个体之自然生命与共同体之人造生命。健全的个体与繁荣的共同体，以礼乐为“身之干”。
礼乐崩坏、重建之往复
周公建立经典封建制，制礼作乐，华夏礼乐文明达至巅峰。《汉书·礼乐志》：
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些并非虚语，由《诗经》、《左传》、《国语》等文献可见周代礼乐文明之盛况。正是礼乐塑造了周代之君子自重、高贵之品德，与优雅、得体之风度。《论语·泰伯篇》所载孔子的话说明了君子养成之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不过，再完美的礼乐也有崩坏之可能，孔子就生活于礼崩乐坏之时代。礼界定各人之名分，《论语》则记载了鲁侯僭越纣王、强势卿大夫僭越公侯之礼的诸多事情。伴随着礼制败坏，周的政治秩序解体。伴随着乐制败坏，人的精神趋向粗鄙，如《乐记》所说，人心放纵，相互侵凌，世间重回丛林状态。因为礼崩乐坏，中国也就从春秋之争霸，跌入战国之厮杀，一路堕落到秦制之野蛮化。
不过，在此堕落大潮中，一股重建礼乐的力量也在悄然兴起。这就是儒家。孔子之伟大抱负正是重建礼乐。
孔子第一大历史性功绩正在于收集、整理、删定礼乐，从此礼乐可道、可传、可学。孔子又以此教导平民子弟习礼乐，而形成儒生群体。儒生群体从社会各个层面努力，重建礼乐，其著名者为叔孙通为汉家制礼。更为重要的礼乐重建发生在基层社会，此为董仲舒所说的“更化”。到汉代中期，上自皇家、经由儒家士大夫群体、下至基层社会，社会各阶层皆有其礼乐，礼乐基本重建。
这不是简单的恢复。三代礼乐多局限于上层君子群体，周秦之变的关键是平民化，孔子以礼乐教授平民子弟，也就打开平民群体礼乐化之过程。因此，儒门重建礼乐的过程，实际上是礼乐下传普及于更为广泛的社会。
礼乐重建之结果是形成士族。关于士族权威之终极依据，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这样说：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
先生此处所描述者，不仅仅是西汉以降至东汉士族之生存形态，也是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士族生存之常态。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谨守礼法。他们构成社会的中坚。他们谨守礼乐，也以礼乐统合社会，维持文化、社会与政治秩序。
不过，到唐代，士族中心的汉晋体制面临危机。其间原因很多，汉晋体制本身趋向败坏，北方蛮族入侵也冲击北方固有礼乐。唐室为强化权力，打压士族，比如著名的《氏族志》重定事件。同样为了这个原因，唐室崇奉道教、佛教，轻忽儒家。武则天在礼法传家的士族之外，另开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新兴进士群体缺乏礼法意识，而享有权力。这个群体在皇权支持下与士族斗争，导致社会丧失领导者。凡此种种因素，导致另一次礼崩乐坏。其结果就是中唐以后以迄五代的社会秩序大混乱。
重建礼乐，正是宋儒之核心问题意识。今人对宋儒之学，多关注于其心性之论。宋儒生活在一个进一步平民化的社会，宋儒欲养成君子，不能不强调内心之自觉。不过，宋儒当然十分清楚，仅此对君子而言不够，更无法在庶民中达成善治。在心性自觉外，也必须重建礼乐。健全的宋儒必同时重视两者，比如，理学创始人二程曾致力于制礼，关学代表张载，如《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所言：
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患近世丧祭无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变，祀先之礼袭用流俗，于是一循古礼为倡，教童子以洒埽应对；女子未嫁者，使观祭祀，纳酒浆，以养逊弟，就成德。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同门蓝田吕大钧首立《乡约》，旨在重建基层礼俗。
对重建礼乐作为最大贡献者，乃是朱子。今人皆以朱子为思想家，然朱子实乃宋明社会之创制立法者，宋明社会之礼乐体系，正以朱子《家礼》为本。
面对士族体制崩溃、社会再度平民化之大势，朱子《家礼》以“祠堂”开篇。从前之家庙仅限于上层社会，如今之祠堂则普及于平民。于是，分散的平民族群得以确立其信仰之象征。借此信仰，宗族得以成立与稳固。以祠堂为中心，基层社会被组织起来，人心有所归宿，婚丧嫁娶皆有法度。
宋明社会之乐也同样平民化，最可注意者为戏曲。戏曲就是平民之乐，融文学、音乐、歌唱、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因素于一炉，其形态与三代之乐十分接近。戏曲创作者、表演者、观赏者多为底层文人、新兴商人、城乡普通民众，传播忠孝节义、仁义礼智等价值，教化民众，以“正人心、明人伦、务本分、一道德、厚风俗、扶世教、补世道”。
这一宋明礼乐体制延续千年，至20世纪，在内外因素冲击下崩坏。今日中国处于史上可见之第三期礼崩乐坏中。
礼乐之崩坏表现在公、私生活各个方面，比如，今天，知礼、守礼者微乎其微，尤其是中青年，基本上生活在无礼无仪之状态。在全球化时代，大陆人之无礼，也已成为一个国际现象。若服章者，精英以西装为礼服，在校少年儿童皆穿肥大邋遢之劣质运动服。至于大学园中内，有人谓，“男生穿得像农民工，女生穿得像小姐”。至于乐，今天惟有郑、卫之音，而黄钟大吕、雅颂之音难寻，宋明之乐——戏曲，也日渐衰微。
礼乐重建，正当其时
每一轮的礼崩乐坏始于精英之败坏，这一轮也不例外。尤其是占据话语主导权的现代知识分子，如同战国之游士、唐代之进士，积极摧毁礼乐。
百年前，现代知识分子大肆攻击“礼教吃人”，判定戏曲愚昧，刻意摧毁国民固有之礼、乐。其态度一如战国时代之法家，唯一的不同是冠以“民主与科学”之名义。在20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与权力密切配合，积极投入针对传统礼乐的战争。
据说，摧毁固有礼乐，即可建立现代文明。这当然只是幻想。知识分子得到的是野蛮，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他们呼天抢地，而今，对世道之败坏，同样作痛心疾首状。
奇怪的是，对于一切重建礼乐之努力，现代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又不以为然，多数时候是恶语相向。他们再度如同法家，迷上了制度：据说，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制度变革是决定性因素的，也是唯一正确道路。重建礼乐则是倒退。他们认为，现代性就是每个人张扬个性，礼乐则束缚这个神话般的个性。
但是，一转脸，这些知识分子对台湾之优美风俗，又感叹不已。对于英国的绅士风度、对西洋之乐，也歆羡不已。
知识分子中多重自我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无知，对现代社会秩序之生成与维护机理，对现代西方演变过程之无知。实际上，西方在早期现代经历过一次礼乐重建。
西方历史同样经历过礼崩乐坏、礼乐重建之往复：希腊礼乐盛极一时，难免走向衰亡；随之兴起罗马文明，也即罗马礼乐，经过几百年繁盛，蛮族将其扫荡殆尽。10世纪之后则形成封建的、基督教之礼乐体系，所谓骑士风度、贵族精神，以及西洋音乐，正出自于此。
不过，从15世纪始，此一礼乐体系开始面临冲击而陷入危机。首先是政治上的冲击：主权国家制度冲击贵族制度，贵族主导的礼乐体系陷入危机，而中世纪礼乐是由世俗、宗教规则承载的。18世纪始，此一礼乐体系又面临经济上的冲击：工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地理格局之变动即城市化，导致社会之平民化，形成市民阶级。他们脱离原来的封建的共同体，而生活于相互之间陌生的城市。他们没有贵族之礼乐，相互之间的关系难以清楚界定。
在此背景下，欧洲自然地出现了礼乐重建。宗教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礼乐重建的基本组成部分，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教堂为陌生人提供了重建公共生活的空间。在世俗社会中，市民阶级对于贵族之优雅充满向往，模仿贵族礼仪。此一历史过程导致贵族礼仪实现了一次平民化转型。18世纪英国学界关于good manners、civility的议论，体现的正是礼乐重建之焦虑与想象。新兴市民阶级试图构建优美而得体之生活形式。莫扎特的音乐似乎就标志着市民阶级之乐的重建。
总之，欧洲的城市化过程固然破坏了中世纪的礼乐体系，然而，一套新兴礼乐体系也被人们构建出来。在美国，20世纪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样经历过一轮礼乐重建。因此，欧美社会固然是现代的，但现代绝不意味着自然的放纵。相反，越是在相互陌生的现代社会，礼乐的作用也许更为紧要。这是现代的隐秘逻辑。
对西方了解不多的知识分子好谈西人之个性解放，然而，凡与西人交往者都会发现，西人十分在乎礼，比起大陆人，西人更为知礼、明礼、守礼。西人讲究礼仪、坚守职业、社会伦理，信守合同、法律，这些其实均在礼乐之范畴中。现代社会绝非无礼无乐，若真如此，现代社会不可能维系。稳定而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就是由礼乐维系的，现代社会自有其礼乐，只不过，它略不同于五百年、一千年之礼乐而已。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对西人“贵族风度”的向往，表明人们至少认为，有礼是一种荣耀。于是，在经历对中国礼乐之百年怀疑、破坏之后，礼乐之当代重建事业终于展开了。
此一轮礼乐重建大体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模仿西洋礼乐。官、学精英多热衷于此。其实，过去百年，精英毫不留情地摧毁原有礼乐，其目的就是全盘引入西洋礼乐。西方是现代的，而现代是好的，中国当学习西方，自当学习西洋礼乐。此一礼乐西洋化过程在20世纪中期被打断，80年代之后重启。当时，穿西服是开放的文化和政治象征。西洋礼乐被普适化，精英们以洋为荣。
另一个方向则是复古，恢复中国之古典礼乐。具有这种意识的人较少，但因其反潮流，而引起了较多关注。比如，过去十年来兴起的“汉服”运动。孟母堂主人周应之创建的“诗礼春秋”品牌，则试图推进汉服之现代转型。伴随着儒教概念提出，有一批人士致力于恢复祭孔之仪；与此相关，有些地方零星出现古典成人礼。
伴随着中国之世界地位的变化，过去十年间，上述两种进路之间出现了微妙的逆转。更多人具有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希望立足于中国传统，重建中国式礼乐，以重建健全优美之现代的中国式生活方式。然则，此一礼乐重建，当依循何种原则？
礼乐重建之原则
当代之礼乐重建头绪纷繁，或可大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当依据中华传统重建国家礼仪体系。比如，国家领导人祭圣王，祭孔。制作国乐，参照古代礼服，设计各类官员在正式场合之礼服。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对于安邦定国、深思明辨、技艺特出之君子，予以表彰。最近，杭州表彰王斌为“革命烈士”，引起很多争议，显示了重新设计国家荣誉制度之必要性。
其次，重建国民生活方方面面之礼仪。比如，制作婚、丧、嫁、娶之礼。为已成公共假日之清明、中秋、春节设计仪节。设计国民礼服，制作人生成长各个阶段之礼等等。
可以说，礼乐重建，其实就是公、私生活方式之修葺、美化，就是文明之光大。然则，如何重建礼乐？今日不乏主张复古者。其用意值得同情，在礼崩乐坏之时，复古者的努力也可以将古礼之知识带入当下，从而有助于发现礼之意、礼之本。不过，真正能被国民普通认同、从而具有化民成俗之用的礼乐，必因时而制。圣贤正作如是观。《论语·为政篇》：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礼乐重建之基本原则就是“因”中有所损、有所益。所因者，仁、义、礼、智、信之五常，“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十“人义”等等普适之价值观：普适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也普适于中国、外国。所损益者，如正朔、服色、仪节等等，当因时而进行改作。只有通过后者之改作，才能让礼乐顺乎人心，普适而永恒之价值才得以存身，并塑造人，塑造秩序。制不损益，道反而可能让人疏远而晦暗。
宋明儒在进一步平民化的背景下，对礼乐重建之原则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朱子《家礼》序言提出一个基本思考范式，分礼为本、文两个层面。本就是伦常，就是人义；文就是仪节。礼之本需以文呈现，故无文则无本。现代人总是倾向于忽视文，斥文为虚伪。其实，孔子时代就已出现类似观念：《论语·八佾篇》：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而这正是礼崩乐坏之观念表现。对此，子贡的一段批评是十分有力的，《论语·颜渊篇》：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若无得体之礼文，则人自身粗鄙，人与人之间的合宜关系也无从表现。
然而，礼文又不可一味复古。《朱子语类》卷八十四记载，朱子明确指出：“古礼繁缛，后人于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周代君子固可承受繁复之礼文，但当时就有“礼不下庶人”之说，礼不能为庶人所承担，今日之平民更断无可能。故复古礼用意虽美，但不具有可行性。
当然，重建礼乐，也不可纯任创新，而是“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所谓大体，就是本，就是“谨名分，崇敬爱”之基本精神。然则，此所谓大体存在于古礼之中，因此，欲重建礼乐就不能不精研古礼，从中体认人伦纲常。
朱子于上文提出“就今人所行之礼删修”，又云：“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朱子语类》卷八十四）朱子于此提到两个重要字眼：礼与俗。民众自有其俗，习焉而不察。志在重建礼乐之君子，其实亦习染于此俗。此俗或善或恶，或得体或鄙陋。然不论如何，君子不可无视于习俗，不可有为民立法之自负。正确的态度是，以谦卑姿态，面对习俗；以自己所体认的礼之“本”，对习俗予以反思；以古礼可行于今之文，对此予以修葺、补充。
由朱子的思考与实践，或可确定重建礼乐之中道原则：据古礼之意，因一代之俗，参前世之仪，制今日之礼。
子曰：“富而好礼。”中国已富，富裕的中国人缺少礼乐，而缺礼少乐，就难以享有优美、得体而令人宁静之生活，也难以得到他人之尊重。故在当代中国，礼乐重建乃是大势所趋。
而今日礼乐重建之情境，与孔子、董子时代，与程朱时代，基本接近：社会之平民化，表现为中产阶级之兴起和扩大；所不同者，本轮礼乐重建，在城市化框架内展开，城市为礼乐重建之重点。这一点，是前两轮礼乐重建中未出现的。西方倒是有过城市化背景下的礼乐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本轮礼乐重建，西洋现代历史确实可以给礼乐重建以诸多启发，甚至一些礼文也可移入。不过，礼乐者，“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系乎中国之道而出乎中国人之心，故合宜的礼乐重建之道是，立定文明主体性意识，在自身文明脉络中则天道、参古仪、缘民情、作新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