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的是，中华文明作为一个五千年来唯一保持延续性和完整性的文化系统，确实是少有的奇葩。同时代的埃及现在是安拉的子民，巴比伦很早就被夷为平地，印度则难称上具有内在统一性，是断裂的文化结构体。因此中国人常常特别自豪，就好像鲁迅笔下的阿Q自谓祖上比别人阔，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可自拔。
不得不说，儒家传统确实是构造中华文明作为“超稳定结构”的最重要的支点。孔老夫子的影响力不仅是在《论语》和四书五经的文本上的言语讯息的传递（姑且称之为知识的传承），更将一种源自周初甚至更早的祖先崇拜的“礼”整合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世道人心的“内在的宗教感”。事实上这个问题谈老了，儒家对于中国人而言，也许不一定是宗教，但一定是“宗教的”。明白这里的区别吗？也就是说，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几大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如同林语堂说的，中国儒家的确是唯一没有产生祭司阶层的；但是中国的儒家却是唯一一个兴许能够通过似是而非的道德训诫以及经权思想来框架人心的，并且后代的人自觉以及自愿地趋附于这种框架，身体力行，向内化为修身齐家之道，向外化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外国人总是感慨于中国人巨大的忍耐力，无论是对于暴政的忍受，还是对不公平待遇的默不作声。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修养最好的一群，他们是把“打破牙，和血吞”作为一种高尚的美德，永远正襟危坐养出一身浩然之气的正人君子。相对于爱好自由和民主的白皮肤同胞，我们绝得不会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因为我们的可选项目太多了：昌明之世高踞庙堂做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的儒家士君子；乱离之世退居山野当餐风饮露独善其身的道家活神仙；最不济的还能大彻大悟看破红尘，找个少林寺还是普陀寺出个家，混个住持或者方丈当当。中国的文化传统，绝对不会出现那种类似“不怎么样，就怎们样”（如不自由，毋宁死）的句式。所以当我们注意传统文化中的特别出挑的什么大师啊大家啊的面目和形象，总能先入为主的认为他们是须发皆白，两袖清风，仙风道骨，寿命极长，修养极好的世外高人；而西方传统里的圣徒或者圣人，则常常是一副“为主一次交付给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的苦逼样，不是被上刀山，就是被下油锅，不但修养看起来极差（当然是和我们的高人相比了），而且寿命也不长。当然了，中华文明的清高和自豪建立在不止这些方面，然而总体是有个概貌的。人类文明的冲突和焦灼就是如此，如同法国女人嘲笑中国男人JJ小，中国男人嘲笑法国女人容易老一样，其实是在自说自话着。
近一百多年，那些被我们天朝人嘲笑是膝盖不会打屈曲的西方野蛮人们，挥舞着枪炮和鸦片冲破了国门。外在的入侵和自身的危机逼迫人们做出调整。是的，也仅仅是调整，毕竟是天朝上国，祖上比人家阔，怎能被打了几下屁股就动了祖宗的规制呢。于是，器物上糊弄了一下，北洋舰队就被日本鬼子打回原型；制度上喊了几嗓子，谭嗣同的人头就成了守旧派的下酒菜；终于想到文化了，却整出了激进主义，不但孔家店没彻底打倒，还引进了盘旋在欧罗巴头顶上的幽灵—马克思主义。这个可悲的天朝上国，一次又一次地被踹屁股，还不悔改，端着个清高的架子，在近代死皮赖脸地活着。
我从来把49年以后的中国和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分割得很清楚。因为在我看来，这着实是中国文化传统在“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弥留阶段莫名其妙地被针上的一股腥臭的枪药。这药也莫名其妙地使天朝这具僵尸回了魂，但是我们都知道，僵尸就是僵尸，终究蹦跶不久的。过个把年，大家伙可以比较自由地说说话唠唠磕了，不妨学着赵本山的《卖拐》，对这具附着幽灵之魂的僵尸说：来，蹦跶蹦跶，走两步，看看是真还是假。
其实，我们真的挣脱开了儒家吗？无论是洋务派的器物改革，维新派的制度改革，五四健将的文化改革，49年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有哪一个不是带着儒家的镣铐在跳舞呢？这些近代史上翻而覆来的伟人和智者，有哪一个血管里留着的不是两千五百年前那个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的孔丘的血液呢？因此我想说的，器物和制度的改革，还是在儒家的范围里打转，证据之一就是曾左李张这些饱读诗书忠孝节义的“中兴名臣”，以及康有为苦心积虑给孔教主打扮化妆的《孔子改制考》；新文化的推倒和破坏，也没有跳脱出儒家思想规定的范畴，不过是历史上俯拾可见的文化更新周期，如同宋明理学应对佛教的威胁而摄取智识等观念的变换而已；领导49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身上有深厚的儒学修养，西方式样的阶级斗争被改装成中国式样的权谋权变，而文化狂热和皇权崇拜更是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可悲！可叹！如果说共产主义是盘旋在欧罗巴头顶上的挥之不去的“幽灵”，那么至少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这幽灵已经蜷缩在有限的四个旮旯里不敢出来了：但是儒家和孔子的幽灵，却一直阴魂不散，任你怎么催，怎么赶，它都如附骨的虫，深入骨髓，隔着历史朝代给中华的躯体注入隐隐的冷。并且顽强地几乎不可能被灭绝。
关系和操作性，是儒家的两大法宝，是中国保持超稳定结构的法宝，也是阻碍中国和中国人进步的最大障碍。人和人的关系，毕竟是互相平视，人性本恶，只要有人存在，怎么可能有真正能“推己及人”的傻逼。再说“推己及人”，高估人的本性，是以人性善为出发点，结局只能是可悲的失败。不懂得爱的“衰减效应”，还自以为这一套极具操作性，是“放之四海皆准历万代而常新”的普世真理，是儒家最愚不可及的地方。我深为之叹。特别是当我们狂妄地宣称“人人可为尧舜”的时候，其实也是给人定了一个可以随意胡来的、自我称义的所谓“高标”；而西方社会是以基督教“原罪”概念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权力互相制衡监督的“三权分立”，是给人定一个最低最低的道德底线；果效是看得出来的，如之自信的中华文明到了现在，已经堕落到需要由领导人来告诉国民什么是“八荣”什么是“八耻”的地步。而如之不自信的西方，已经一骑绝尘，大踏步把我们甩在后面，并且随时有余力来踹两下天朝的屁股。
2年前，孔子的塑像被立中国权力中心的象征天安门广场上，新儒家和新新儒家们欢呼雀跃，以为传统文化要回潮了；1年前，曲阜由于当地基督徒的需要准备建基督教堂，全国各界的儒生前所未有的团结，签名呐喊，誓要保护孔教圣地，击溃基督；半年前，中国在全世界广为播种和授精的孔子学院被不识抬举的美帝国主义一脚踹回，从政府到民间，从国家汉办到民间书院一时间如丧考妣；更早的，国际儒商协会因为涉嫌账务欺诈而被摘牌调查，又打击了一批儒家士君子们的自尊。我觉得很难过，也很奇怪，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借助公权力在背后推动的儒学复兴是否真的有必要？因为在我看来，儒学根本不需要复兴，儒家的幽灵和孔丘的血液一直都飘荡在我们上空，流淌在我们血管里。只要中国人的民族优点还不至丧失，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还未彻底荡除，那么儒家和孔子就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儒学根本不用推的，我农村老家，就有最正港的儒学。每天爷爷奶奶准时打电话叫你回家吃饭，那就是最正牌最正宗的儒学。儒家从来是自信的，一如中国人现在老是谈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那般自信。只是我总是在这一片山呼海啸的狂热也好乐观也好麻木也好堕落也好之中，觉察到一点非常难闻而且难看的东西。我更希望中国社会能出产一些为了正义和公理能够挺身而出撕破脸皮拔刀相助的“修养不好”“寿命很短”的圣人和圣徒，而不是大批量生产一些满腹经纶却蝇营狗苟的儒家软骨蛋。我敬重儒学至刚至大的一面，我极其愿意相信这些都是好的，却又极其鄙视它那种自以为是，自我称义的骄傲和清高。我们都是儒家下的蛋。儒家是中国的蛊，慢性中毒，病入膏肓，却僵而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