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历癸巳年即将过去,甲午年元日即使到来,在这些辞旧迎新之际,《儒家邮报》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愿读者诸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年新气象,事事欣欣荣!
据我们东方传统历法,癸巳、甲午系干支纪年之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天干,其数十;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地支,其数十二。干名“甲→癸”与支名“子→亥”配对,得六十组合,是为六十之数名,此数名或纪年或纪日,周而复始,循环运用。
天干之数十,远古历曾以之纪月(十月制太阳历,即黄帝五行历)。地支十二,起源于十二日一节(周年取整360日分5运10行30节)或周日十二时辰或周年十二朔望月或周年黄道十二星次或岁星(木星)周天十二年等。今支数子至亥十二各以十二动物为号(即生肖或属相),东汉王充《论衡·物势》已记之,或西汉时已有(初源待考),其源于黄道十二星次(十二辰)或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之星占术尤为可能。干支纪年中,生肖虽配称十二年为一轮,但某生肖年的个体命运、邦国命运实与生肖体格、性能、命运等完全无涉。但干支纪年中六十年一纪的历数于个体命运和邦国命运而言,意义却是非凡的,人生或邦国有几个耳顺六十?
上一甲午年是1954年,依次上上甲午年是1894、1834、1774、1714年。1714年,俄国在北方大战中的甘古特海战中战胜瑞典,瑞军撤出芬兰,俄开始逐步称雄波罗的海;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在北美费城召开并通过了《权利宣言》,次年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正式独立建政;1834年,英国律劳卑出任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并曾率兵船强闯虎门、黄埔等,英中军队发生炮击,鸦片战争实从此拉开了序幕;1894年,中日发生甲午战争,次年2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4月《马关条约》签署,东亚主导权由中国完全转入日本;1954年,美军释放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世界第一枚氢弹由美国实爆,世界第一艘核潜艇在美国下水,同年中国首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颁行。
300年前俄国在北欧通过海洋战争获得崛起,240年前飘洋过海的北美人通过独立运动获得崛起,180年前中国开始被动陷入弱肉强食的国际角力格局,120年前中国惨败于太平洋边沿的撮尔岛国日本,60年前中共开始了制宪行宪道路——这些,应是我们纪念“甲午年”的最好素材,也是观望“甲午年”的最好镜子。这些素材或镜子,也预示着中国下一个“甲午年”或下一个六十年的机遇或挑战,2013年所开始的“习李新政”能在这样的机遇下或挑战下完成“甲午突破”或“甲午转型”么?给这样的“新政”五年十年或十二年,或给甲子六十年,新政会延伸到什么地步及会给中国带来什么道路,值得思量。
甲午年是马年,新甲午年马上到来。于国际社会而言,我们希望新年里如俗话说的“天下太平”,希望至少没有规模化的暴力杀戮之灾难和饥饿、疾疫之灾难。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当今地球上有国际间的“争地以战”,但一国内的“争权以战”现象更为严重,百姓涂炭,民生哀危,当政者不该作为而作为及该作为而不作为对此负有首要责任。对于那些直接导致人道、人权灾难以及消极不作为而放任人道、人权灾难的现象、行为、组织,国际社会要继续展开批判与救济。
于中国社会而言,我们希望政治日益清明、民生日益平正。孟子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民事不可缓也……取于民有制。”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裂]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民立政府或民立君主当体现民意与服务民利,否则理应“变置”之,甚至“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于政府或君主之权威,荀子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道德之威成乎安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也。”我们希望政府或国君摆脱荀子说的“狂妄之威”,并逐步超越“暴察之威”,达到“道德之威”的境地,实现“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而非则不修、不明、不时、不形。
于中国知识人(智识人)而言,我们希望诸君成为“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儒者、贵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更不为散儒、陋儒、贱儒、犬儒等俗人、贱品。于真儒真士,应当如荀子所言:“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裁]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有这样在朝美政、在下美俗的儒士,中国社会才有良知和良制,中国社会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程朱将“亲民”校作“新民”是颇有道理和意味的。“新民”者,则当化性起伪、注错习俗,就需要《礼记·儒行》说的夙夜强学、澡身浴德以及合志同方、特立独行等。孔子曰:“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孔子阐“儒行”,荀子阐“儒效”,如此儒行儒效,他人“不敢以儒为戏”当是可能。儒被“戏”,当是智识人本身不能令人肃然起敬之故,为智识人宜先自省之,毋为愚昧与势利之徒,毋充当恶俗与恶政的“帮忙帮闲”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今日中国政治,还比不上秦昭王时代的秦国状态:“……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然荀子答秦昭王时丞相应侯范雎之问时依然说“其殆无儒邪”是“秦之所短也”,故荀子曾以“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答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之说,又曾警告和预言过弟子李斯的命运。
《诗经·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民俗美、朝政美才有旧邦“维新”之命。以民俗观之,梁启超《新民说》曰“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是也,此其《少年中国说》所谓:“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以朝政观之,荀子曰:“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此之谓也。”荀子又曰:“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若国君及朝臣皆小人气象、小人行径,甚至如孟子所谓“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则国贼国祸是也,何美之有!
“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霸)……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我们希望2014甲午年之中国,在“习李新政”的推动下,革制变法,整吏任民,开言路纳贤才,富黎民强国力,明中央宪政,兴地方自治,上下康庄,内外知通,效法俄罗斯1714、美国1774之甲午,雪耻中国1834、1894之甲午,以未来一甲子左右实现时言之“中国梦”。苟如此,则中国幸甚,国人幸甚。
(儒家邮报评论员 林桂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