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中国传统历史认为“圣王”不仅是一个伟大理想，还是一个历史事实
3圣王思想与乌托邦模式相互加强以后，使得中国激进左翼思潮极为强大
4毛泽东以崇高理想促使群众参与活动，乌托邦思想既是目的，又是动员群众手段
主题：反思儒家传统与乌托邦主义
主讲人：林毓生
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华人哲学家会议”
时间：10月18日
编辑：周东旭
林毓生，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1934年生于沈阳，原籍山东黄县，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著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从公民社会谈起》等。
精彩摘要：
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中，不单是儒家，墨家也有同样看法，几乎一致认为“圣王”不仅是一个伟大理想，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事实，在某一个时空之内，是落实的。这种看法是根深蒂固的。
任何其他文明的解救是由神的带领，到达彼岸，要超越人的力量带领人去得到解救，天堂不是人发挥到极致可以达到的。但是，中国不需要神的带领，而且已经得到解救，人性发展到极致，就能成尧舜。
为什么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圣王思想的替代品，基本原因是受制度限制，一个思想家必须有根据才能思考，传统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没有提供任何可能发展替代品，这是最大的限制。
传统中国的乌托邦思考模式与马列主义乌托邦思考模式相互加强以后，使得现代中国激进左翼思潮极为强大。
“圣王”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是理想也是历史事实
首先恭贺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100周年，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次活动，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在这里讨论学问。我今天所谈的题目就是“反思儒家传统与乌托邦主义”。
我开始特别要对理想做区分。人的理想实际上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一定程度之内可以在人间落实的理想，另一种理想，尤其是远大的理想通常是不能完全落实的，非常远大、崇高，根本不能落实，叫乌托邦。
在中国语境下，往往没有意识区分可以落实的理想与极为不可能落实的理想。中国人往往认为理想越伟大、越崇高越好，“取乎其上，得乎其中”，问题在于“求其上”的“上”是什么，还需要做区分，有的是不能完成的“上”，一种是在某一程度可以完成的“上”。
为什么在儒家传统影响下，人们不容易进行区分，简单说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中，不单是儒家，墨家也有同样看法，几乎一致认为“圣王”不仅是一个伟大理想，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事实，在某一个时空之内，是落实的。这种看法是根深蒂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等理想的“二帝三王”，历史时空中是已经落实的事实。
为什么圣王可以落实？从儒家观点讲，人性发展到极致就是天性，“天下有道”以人性最优美、最特殊的方式落实，人性发展到极致就变成圣王，所以中国的圣王基本是儒家人性理性化的一个结果。
既然圣王是事实，后来的儒家认为圣王是可以再现的，这是常识，材料俯拾皆是。最高的理想在过去是历史事实，那么，经过人的努力，假如未来把人性发展到极致，就变成“天下有道”。
然而尧舜禹汤属于传说时代，周文王、周武王距离孔子已经500多年，孔子难免掺入道德的想象，儒家传统以溯源的方式来肯定自身的主要倾向，可能从孔子已经开始。后来这种倾向越来越厉害，常常把他们想象的、认同的、赞赏的，溯源为远古圣人的主张以及他领导下的人间现象。这种情况在古代不只是中国独有，但是像中国传统这样认为圣王理想完全落实，以溯源方式正当化自身要求，这种特色在中国是唯一发生的，其他地方不太容易看到。
第二，神秘性超自然的原因。可以从文献上做出解说，“圣”这个字指耳朵的耳，声入心通的意思，有人解释可能是大巫师，他与宇宙的超自然主宰有一种沟通的关系，换句话说为什么可以变化圣人，因为他可以听到指示，得到特别的照顾、支持，所以他是圣人。神秘性资源变成一种暗流或者背景，圣人有神秘性。
中国的圣王理想有一个越来越深化，越来越纯粹化的过程，与佛教互动有关系，但并没有在基本层次上因受到佛教影响而转变。宋儒的理想圣人，受到佛教影响，至少在语言上有密切关系。
圣王理想是中国人文性的宗教性信仰
从儒家观点看，圣人是十全十美的，不管是借助理性化还是神秘性管道，圣人通过内向超越得到宇宙原理，毕竟宇宙与人性有密切关系，从这一点看，圣王思想有一定道理，存在自身的逻辑性。
但是，从非儒家传统的观点，尤其是从西方后来演变出的观点来讲，人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十全十美，除非他不是人，西方的教主是由先知传统而来，是上帝让他做工具，而不是由十全十美的人变成教主。
在此观点中，真正十全十美不可能在人间现世中实现，得到解救必须有超越神的力量帮助，而这种解救非常复杂，不是个人努力所能得到的，上帝是不是要救你，不是因为你祷告或者做好人，换言之，超越性不是人可以操纵的。据此，圣王理想是虚幻的，不可能实现。这种观点对不对我现在不做价值判断。
儒家正统绝对不能承认人间不能产生圣王的观点，除非他不是儒家。圣王理想在儒家传统中牢不可破，是中国人文性的宗教信仰。凡是信仰自己宗教的人，包括儒家在内，之所以信其所信，乃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完全符合过去、现在与将来要发生的事实，你信耶稣会来救你，将来就会是事实，这是信教的一种特色，也就是说信仰是一个可以落实的事实。儒家圣王思想也是一种宗教性信仰。
作为圣王的政教合一体制已经在远古人间得以落实的观念，之所以如此稳固，是因为从中华文明自身发展出来，不但是政治的最高理想，而且是一种人的宗教。人的宗教指什么？也就是对圣人与圣王的崇拜。
虽然儒家传统古代文献都显示天是神圣之源，人性与天有内在关系，并偶尔把天推向更加超越的境界，可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基督教先知传统发展出来的一神教文化，倾向极为不同，也没有拥护一神教的教会组织与教士阶级。人性本身的成分虽然在形而上学层面是第二趣味的，但这种意识在多神教与内向超越的背景下，并未阻止对圣王的崇拜。
宗教为人的生活所必需，中国也需要自己的宗教，但任何其他文明的解救是由神的带领，到达彼岸，要超越人的力量带领人去得到解救，天堂不是人发挥到极致可以达到的。但是，中国不需要神的带领。
另外，因为解救是未来的事情，而不是已经成立的事实，解救在信仰者意识中，难免有怀疑的成分，即使那些现代基督教的圣者，在个人自传中也经常有怀疑，因此，会用各种宗教式的方式，修行也好，吃苦也好，或者尽量救被不公不义所侵害的人也好，用各种办法来对付自己怀疑的心灵。
但是，中国不需要神的带领，而且已经得到解救了，人性发展到极致，就到了尧和舜，还有禹、周文王、周武王，后来又有孔子，虽然没有政治力量，但是孔子也是一个圣人，既然已经得到过，当然未来也可以得到，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人性。
这种圣王思想，在中国产生极恶劣的影响--我在此不做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政治基本上是“家天下”，帝王天下朝代制度基本是用武力打倒对方，互相竞争，马上得天下，与圣王、道德毫无关系。而且，有道德的想得到权力的人，往往都失败，被那些不道德的人打倒、杀戮。
传统大儒提倡“家天下”，“家长”本人也提倡儒家思想，他们了解不了解这些？不但了解，而且了解得非常沉痛。朱子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每一天都没实现，根本就没有，都是假的。黄宗羲说，传统的朝代制度就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传统帝王不是儒家思想，基本用法家思想。
传统儒家已经认识到传统帝王之路根本就不是仁政，传统“家天下”的朝代制度与儒家思想根本是两码事，这个观察是深刻的。这些大儒，黄宗羲也好，朱熹也好，都了解这个皇帝根本是王八蛋，不可能落实思想，制度上也非常清楚，中国传统家天下不是禅让，找一个更好的人来坐，而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即使他自己是比较好的皇帝，也不能保证他儿子也好。
现在的大问题是为什么儒家思想对传统的家天下制度了解这么深刻，而且逻辑上不能再发展，已经到顶，传统大儒却不想出代替品，用其他办法来完成他们的圣王理想？大家知道这些大儒都是务实的，是历史学家，而且还懂经济，是务实的思想家，儒家反对专制，反对残暴，主张仁政，推己及人，仁者爱人。
有人会说，传统没有思想自由，讲出来会被杀头。但问题是传统儒家志士仁人，为了理想牺牲的太多，说他怕死，那是不了解传统儒家。儒家要有了思想的话，就不怕死。
为什么传统思想没有产生一些替代品和思想，基本原因是受制度限制，一个思想家必须有根据才能思考，传统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没有提供任何可能发展替代品，这是最大的限制。
另外，还有三个其他的限制：内向超越的限制，宇宙运会的限制与历史循环的限制。
第一个限制是内向超越的限制。我们的宇宙观是内向超越的，反求诸己，用自己内向的资源来达到更高目的，自己不能提供一个更超越的杠杆和资源来转化他的理想。
内在超越是依靠自己努力，而不是根据超越性的东西。超越性的东西可以有各种解释，力量是很大的，比如西方宗教改革的资源。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宇宙运会观。第三个是历史循环论。这里用黄宗羲先生的文献可以做非常清楚的解释，他认为传统帝王之治，实际上是为我之大私服务，我的大私就是天下之大公。
黄宗羲当然关怀仁政思想的落实，他与其他儒者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发展了一些传统之内的制度性思考，包括把学校变成舆论中心，但是，他最后还是希望有圣王再现才能使他的理想落实。
黄宗羲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观察，并把自己推到历史突破的边缘，但是突破不过去。他说，孟子曾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天下必然有圣王出来，但是从周敬王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怎么还没有王者兴呢？这个问题已经问到边缘，可以突破传统的限制。换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不通的，历史证明不通，要放弃。放弃五百年王者兴的理想以后，当然就要思考怎么取代圣王之治了。
黄宗羲可以突破传统限制而没有突破，因为他还是在传统运作之内，有些国内学者说黄宗羲是现代民主的先驱，这都不能接受，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仁政民本思想，
没有民主思想，民主思想必须建筑在人民主权基础上。
在家天下的专制制度下，内向超越赋予儒臣极大的希望与信心，使他们觉得能成为“帝王师”，致君尧舜是可行的，早晚能够成功。既然如此，当然不会找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探索制度性的代替品。事实上，儒臣做帝师的决定权来自于帝王，不在儒臣的手上，君主与儒臣的地位不对称，即使有机会成为帝师，能做多少也由握有权力主体的帝王来决定。这种以内向超越衍生出来的方法，无论从思想内容和历史具体事实来看，都颇具堂吉诃德式的性格。
面对如此局面，较为硬心肠的儒者，如黄宗羲却也仍然未能探索取代“家天下”的方向与思考。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或者传统文化秩序未解体之前，似乎也只能如此。黄宗羲对家天下专制的灾难和反思是非常深刻的，淋漓尽致，但他正面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却仍然是孟子所说“民贵君轻”思想之极致而已，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原臣》、《原法》、《置相》等书中，提倡君臣分治天下，以学校为舆论中心，对政事发声营造舆论压力等等，和传统儒者一样，只是说说应该如此。因为没有主权在民观念，对于如何才能落实他的建议仍然没有答案。
圣王思想与乌托邦结合使中国左翼思潮极为强大
这种对人性不讲外求，良知、良能可以上通天道的观念，在中华传统文明结构已经解体，因此内在节制性也随之解体的情况下，反而发挥了更大的感染力。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蕴含着思想文化与道德中心，政治结构解体，影响到其他中心也解体。
但是，解体并不表示所有传统文明的成分都已经死灭，有的成分也可能与其他原因结合，比如外来原因，尤其是左翼思想的乌托邦主义，这种结合反而使其发生更大的影响力。传统虽然解体，仍存在的成分，比如认为圣王理想一定会落实人间的感染力反而很大。
传统中国的乌托邦思考模式与马列主义乌托邦思考模式相互加强以后，使得现代中国激进左翼思潮极为强大。
孟子说人可以成为尧舜，变得十全十美，但人性并不是容易的事儿，要经过极大努力，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可能99.9%的人都做不到。到了毛泽东笔下，尤其在大跃进热烈的气氛之下，就变成六亿神州皆尧舜。既然中国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都已经变成尧舜，共产主义的天堂也就可以用跑步的方式得到。
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强调自身的科学性、道德性以及历史进步性与必然性，提供给他的信仰者达成崇高理想的具体步骤与方案。
左翼思潮的信仰与儒家认为人间终可实现圣王之治的乌托邦理想相互加强以后，使得毛泽东充满信心的动员群众，以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其灾难性的后果应该是世界史的共识。
这个世界上空前的灾难，包括大跃进所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事实，原因非常复杂。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毛泽东以乌托邦主义动员群众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上述现象产生的异化与自我颠覆的后果。
毛泽东以崇高理想来促使或者驱使群众参与建设共产主义天堂的活动，乌托邦思想既是目的，又是动员群众的手段。为了使手段更有效率，他当然有强力提倡崇高理想的必要，在大跃进露出败象之前，如此动员群众的手段的确十分有效，理想越高，越能号召群众发扬献身精神，毫不怀疑尊崇毛主席的指示，同时，领导全民建设天堂的毛泽东也越有威信，越有权力，同时，也越有运用权力的任意性。任何阻挡毛泽东想法的人，都是全民公敌，是世界人民的公敌，因为中国达到共产主义天堂，可以领导那些不幸的非中国人继续走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天堂。
然而，越有威信与权力的最高领袖越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因此越滥权，越容易不负责任，其权力与想象越有任意性，以致毛泽东相信完全违反自然规律与他早年农村经验的亩产万斤的荒诞做法。对追求崇高理想，全民参与建设乌托邦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灾难是难以避免的。
以上说明，作为动员群众的政治工具的乌托邦主义，颠覆了左翼乌托邦主义，这是乌托邦主义的异化。换言之，他的崇高目的虽然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达到，而被当做政治工具使用以后，所产生的后果是他本身的理想也产生了异化，因为他背叛了自己。
（此文系林毓生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华人哲学家会议”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