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一词用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严格言之为“儒家系统的学问”）已沿用了二千多年，其合理性本来是不容质疑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现今有些学人，在质疑“国学”称谓合理性的同时，竟进而质疑“儒学”称谓的合理性，强调“儒学”不是“学”。其理由是：如同哲学、美学、数学、伦理学等等“学”所显示的，既然某某“学”之为“学”是以某某来揭示该“学”的内涵与限定该“学”的外延，那么称“儒家的学问”为“儒学”就不合理，因为：（1）“儒学”实际上不是关于“儒”的“学”，因为“儒”是职业，不是“学”，将“儒”与“学”构成复合词“儒学”，不合法；（2）儒家的思想不曾取得统一的形式、形成统一的思想系统，甚至没有形成古今一贯的主旨，何以能统称为“学”（“系统的学问”）；（3）更有甚者，有学人断言，我国只有“仁学”，而无“儒学”。诸如此类的质疑，对于儒学从业者来说，也许觉得好笑，以为不值得论辩，但我认为，既然我们从事儒学研究，我们就有责任回应诸如此类的质疑，否则，连一些儒学的常识问题都任由人任意质疑，那么我们所期盼的儒学之当代普及又如何实现？基于这一认识，我撰写此文，就“儒学”是“学”谈谈自己的初步看法。我的看法，也许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但这并非我将本文视为“散论”的原因；我所以将之视为“散论”，是因为本文所论各节，在逻辑上未必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一
“儒”作为一个群体，经历了由职业到身份再到学派的衍变。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加以限定：我们将要谈的“儒学”，是指由孔子创立的孔门儒家学问，而非泛指整个“儒者”群体的学问。可当我们以“儒学”来称谓孔门儒家学问时，我们似乎并不清楚：孔子的弟子并不将其师所创立的学说称为“儒学”，甚至战国乃至秦汉之际的学者，也不曾称孔门儒家的学说为“儒学”，证据是：在先秦的典籍里不曾出现“儒学”一词。
“儒学”一词不曾出现于先秦的典籍，并不足以证明在先秦本不存在着所谓的孔门之儒家学说，只能说明先秦学人另用别的概念来称谓孔门之儒家学说。那么，它是怎样的概念呢？它应该叫作“儒术”。何以见得？这可以从先秦典籍的有关论述中找到答案。
在先秦的典籍中，使用了“儒术”一词的文章有《荀子·富国》﹑《墨子·非儒下》﹑《公孙龙子·迹府》三篇。尽管《非儒下》﹑《迹府》未必是墨子、公孙龙亲著，但这三篇都属于先秦文献不存在疑义，则以它们来分析先秦所谓“儒术”的含义是合理的．
首先来看《富国》篇中的论述：“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鼔﹑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于是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钟击鼓而和。”
这段论述，是针对墨子“非乐”﹑“节用”主张而发，其主旨在于强调“礼乐”对于治民富国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推论，所谓“儒术诚行”，在荀子的心目中，具体就是指“礼乐”诚行．而荀子之所以将“礼乐”治国思想统称为“儒术”，当然是因为他觉得：既然诸子百家唯有孔门儒家才主张以“礼乐”治国，则这样称谓不至于引起误解。
与荀子以“儒术”统称儒家的“礼乐”治国思想不同，墨子则是基于批评的立场，将“毋逐奔，揜函勿射”之类的主张概称为“儒术”：“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羣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墨子·非儒下》）
“毋逐奔，揜函勿射”意为不要追杀败兵，也不要射击处境窘迫的敌人。这类思想，正是孔门儒家 “仁”（仁者爱人）爱思想的具体体现，但在墨子看来，它只会助长残暴之人为害天下，是不义至极。由此不难明白，墨子以“儒术”称谓孔门儒家的“仁义”学说，是含有批评意味的。
与《富国》﹑《非儒下》篇直接论及“儒术”的具体含义不同，《迹府》篇中的论述并没有直接涉及“儒术”的具体含义：“龙曰：‘先生之言悖．’……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孔穿无以应焉。”
对《府迹》篇中“儒术”一词的涵义，不是仅凭该文就能分析清楚的，只有进而分析孔穿的身份，才有可能弄明。孔穿，字子高，系孔子六代孙，他对公孙龙说，只要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说，他愿意以公孙龙为师。公孙龙不愿放弃自己的学说，于是那样回答孔穿。公孙龙以为孔子的说法也就是认为楚国人不等同于人，这与他讲的“白马非马”的意思相同，所以孔穿让他放弃“白马非马”说，不啻“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公孙龙在这里显然是将“儒术”与“仲尼之所取”联系起来谈，这表明他所谓的“儒术”，不是指孔子的某种主张，而是泛指孔门儒家思想．
由上面的分析可明，尽管荀子﹑墨子﹑公孙龙使用“儒术”一词所指各异：或具体指“礼乐”思想，或具体指“仁义”学说，或泛指孔门儒家思想，但在用这个词来称谓儒家的学说这一点上，他们又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先秦各派都认同以“儒术”来称谓孔子及孔门儒家的学说。可为什么不将之称为“儒学”而偏要称之为“儒术”呢？这很可能与先秦学人喜欢将无所不包的根本学问叫做“道术”有关。既然根本的学问叫做“道术”，那么将包含其中的儒家学说称为“儒术”，也就是很方便的事情。
二
就史籍中的史料而论，“儒学”一词所称谓的对象各异，或如“儒学教授”﹑“儒学教谕”所示，是指从事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教官；或指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机构，如我们常在史籍中见到“儒学刊本”字样，这里所谓的“儒学”，并不是指某教授儒家学问的教官，而是指某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机构；或统称尊崇孔子﹑服膺儒家学说的学人，如《旧唐书》﹑《元史》都以“儒学传”来统称这类学人。此类的“儒学”称谓，其产生的时代不会早于唐代，而以“儒学”称谓儒家学问的教官和教学机构，更是晚到明清两代才盛行。与这三类称谓相比，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其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证据是：《史记》、《汉书》中已广泛地使用了这一内涵的“儒学”概念。但因为两汉前后历时四百二十六年，“儒学”这个概念在汉代似经历了涵义衍变的复杂过程，未必整个汉代都是在“儒家的学问”的含义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因此，为了把握“儒学”这个概念的涵义衍变过程，有必要根据有关史料做进一步具体分析。
在汉初陆贾﹑贾谊的著作里，没有发现“儒学”概念，只在稍后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发现将儒家“六经”称作“六学”。因此，我们首先关注《史记》中的记载。《史记》为司马迁所撰，司马迁与董仲舒同生活于汉武帝年代（公元前１４０――８６），他的记载，应该说能够反映西汉中期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儒学”一词的真实情况。
《史记》中使用“儒学”一词者只有三处，首先见于59卷之《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徳，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其次见于63卷之《老子韩非列传》：“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再次见于121卷之《儒林列传》：“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明白：至迟在汉武帝年代已使用了“儒学”一词，但由于司马迁在这三篇中没有给“儒学”下定义，所以当时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该词，还有待我们通过分析来揭示。我们认为，仅凭《五宗世家》﹑《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不将汉武帝时所谓的“儒学”理解为不是指一种学说而是指一类人（即后来习称为儒家者），是很困难的，因为将“好儒学”﹑“绌儒学”改换为“好儒家”﹑“绌儒家”不仅说得通，而且从文中以“儒学”对应“儒者”﹑“老子”的用法来看，将这两篇中的“儒学”理解为是指一类人（儒家），似乎更合乎原文的语气脉络．
幸亏有《儒林列传》中的记载，它使我们明白：即便汉武帝时的学人将“儒学”用作“儒者”﹑“儒家”的别称，但这并不足以排斥他们同时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因为《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显然是指对属于“儒”之性质的学问的透彻了解，而不是指对属于“儒”类人物之人格的准确把握。可为什么不能将《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呢？这是因为从它的上下文的语意脉络联系看，不容我们做这种理解。孤立地看，“明儒学”未必不能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但同“上亦乡之”以及“言《诗》……言《春秋》……”之类语句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明白《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只能理解为“明了儒家的学问”，因为上（指汉武帝）所向（“乡”通“向”）往的显然是“儒”的学问，而非“儒”的人格。在汉武帝年代，孔子尚未奉为圣人，儒者也只是“士”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贵为天子的汉武帝，又怎么会理想在于成就儒士人格。
与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儒学”一词之涵义难以一眼看明有别，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儒学”一词却让人很容易看明其涵义，例如当看到《汉书》一百卷上之《叙传上》中的这么一段论述：“（班）稺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我们仅凭其中的“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就立即明白这里所谓的“儒学”是指“儒家的学问”，否则，它用在这里就与老庄学术（颜师古注曰：“老，老子也；严，庄周也。”）不构成对比。诸如此类一眼就能看明其涵义的“儒学”概念，在范晔的《后汉书》中更是屡见不鲜，如该书卷58下《冯衍传》有云：“豹，字仲文，……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敎丽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徳彬彬冯仲文”；又如该书卷74《徐防传》有云：“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再如该书卷106《王涣传》有云：“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晩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
范晔虽是南北朝时宋人，其生活的年代距东汉后期已过去了二百多年，但他所记载的东汉儒者“修儒学”﹑“好儒学”﹑“敦儒学”应该说是史实。
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推论：在东汉儒者的心目中，“儒学”这个概念就是特指“儒家的学问”。问题是，既然东汉的儒者比西汉的儒者更能够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更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那么他们究竟怎样把握儒家及其学问？这可以《汉书·艺文志》关于儒家的总结与归纳来了解：“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髙。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茍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也。”作为一种本质性的概括，《汉书·艺文志》关于儒家所以为儒家的这一论断，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它充分地反映了东汉儒者对儒家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高度的认识，自然会导致高度的自觉，所以东汉儒者在使用“儒学”这一概念上能做到高度的自觉（即能明确地就“儒家的学问”这层意思上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就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从“‘五经’乖析，儒学寖衰”一句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谓“儒学”，具体可能就是指“五经”之学（或泛言“经学”）。这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痕迹，因为两汉时的儒家学问就是以“经学”的形式表现的。
三
虽然两汉的学人往往将“儒学”别称为“儒术”（例如“好儒学”、“修儒学”在汉儒那里，又往往写作“好儒术”、“修儒术”），但这只是汉儒“‘术’化儒家思想”的表现，并非意味着“儒学”概念在汉儒那里已改变了其称谓“儒家的学问”这一内涵。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史实：在我国，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已沿用了两千多年。一个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概念，其合理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概念的合理性取决于两点，首先是取决于其内涵是否具有明确性、确定性、稳定性、恒常性；其次取决于其约定俗成性。以这二点论，我认为“儒学”与“国学”这两个概念相比，有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它们之被认同，都具有约定俗成性。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讲，“国学”这一称谓的合理性，只是一种“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合理性，而非体现在它具有明确、确定、稳定、恒常的内涵，因为从晚清“国学”概念提出来开始，一百多年内，“国学”的含义在学人心目中一直含糊不确定，或谓之儒家的学问，或谓之中国一切传统文化，或谓之四部之学，或谓之“六艺之学”，或谓之我国传统人文科学；或如今日以读点诗，背点经，讲点礼，谈点之乎者也就谓之国学；甚至算卦、看风水也谓之国学，它从未获得普遍认同的确确切含义。尤其要指出的是，即便从约定俗成方面看，“儒学”、“国学”概念之合理性也同中有异。“儒学”这一概念已使用了近二千多年，它比只使用了百余年（不包括晚清以前特指教育机构的“国学”概念）的“国学”概念更具有历史文化沉淀。
“儒学”概念不同于“国学”概念的地方，就在于它之合理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约定俗成上（已沿用了二千多年），更体现在它具有明确、确定、稳定、恒常的内涵上。从西汉初期提出开始，它就是指“儒家的学问”，而在以后的两千来多年内，这一内涵一直是明确的、确定的、稳定的、恒常的，不曾发生任何疑义。既然它在内涵上始终是明确、稳定的，人们使用它，从未引起认识上的混乱，那么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来否定其合理性呢？！有学人认为，“儒学”原指“学塾”，而非指一种学术或曰学说。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是，以“儒学”称谓儒家学问的教育机构和掌管该机构的官吏，主要出现在明清两朝，而从上面所引的《史记》、《汉书》、《后汉书》是史料来看，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或学术），早在西汉初期就出现了。必须指出的是，就明清时代所使用的“儒学”而论，尽管用同一个概念表达两个含义，或以它称谓儒家的学问，或以它称谓儒家学问的教育机构和掌管该机构的官吏，但事实证明它也不曾引起认识上的混乱。为什么不会引起认识上的混乱？因为读者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很容易区分同一个“儒学”概念的不同称谓。何以见得？请先看这么一句：“儒学”于“儒学”授“儒学”。假定在史籍中读到类似句子，明清学人决不会犯糊涂，他们一定很容易清楚区分：前一个“儒学”指教授儒家学问的教师（教官），中间那个“儒学”指掌管儒家学问之教育的机构，后面那个“儒学”指儒家的学问。
有的学人所以以“儒”是职业而非“学”来否定“儒学”称谓的合理性，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儒”由“职业”变为“学派”的历史。我认为，就“儒”的起源而论，儒、儒者、儒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先有“儒”的称谓，是指职业；然后有“儒者”的称谓，是指一种身份；最后有“儒家”的称谓，特指孔子创立的学派。以“儒家”称谓孔子创立的学派，在《汉书·艺文志》里已有明确的记载，而从《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七略》又源于刘向《别录》来断，则以“儒家”称谓孔子创立的学派当不晚于汉宣帝时期。汉宣帝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在位。可见，至迟从这个时期开始，两千多年，一直以“儒家”称谓孔子创立的学派，从未发生异议。孔子创立的学派，一开始当然只是孔子与其弟子所构成，后来“儒家”就不单指孔子与其弟子，而是泛指以孔子为祖师、信奉孔子学说的历代儒士。如果了解这一衍变历史，就不难明白：当汉儒以“儒学”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时，他们所谓的儒，已不是作为“职业”的广义的儒家，而是指作为思想流派的孔门儒家。既然“儒家”两千多年一直是指以孔子为祖师、信奉孔子学说的思想流派，那么将这个流派的学问统称为“儒学”就不会引起任何思想混乱。不会引起思想上混乱的概念，就是合理的，可以成立。
儒学发展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又产生了不同的支派，因此在儒家内部势必要为谁代表“孔孟真精神”产生争议，从而使儒家思想在形态上形形色色，难以一下子把握它的思想中心与系统。但这只能说我们对于儒家思想之系统性的认识尚不深刻，还不能准确地概括之。但如何把握那个对于儒家来说属于一致性、系统性的思想，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目前尚未把握准确，就否认儒家有这个一致性、系统性的思想，并以此为据否认“儒学”作为对儒家学问之称谓的合法性。所谓“系统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在根本思想上的一致性，或者说思想之取向上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握儒家思想的系统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系统性就体现为“仁义”思想的一贯性，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既然不应该、也不能否定历代儒家在根本思想上存在一致性（具体列举的话，起码可以列举三点：以孔子为祖师，以“仁义”为思想根本，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的思想资源），那么将各个时代的儒家的学术思想就其一致性上统称为“儒学”，就不无道理。儒家的学问，当然是在内容上不断的丰富过程，所以它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家之各派的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为儒家既分为各家各派，则以“儒学”称谓历史上的一切儒家的学问就是不合理的这一看法，就很值得商榷。至于有学人以为用“仁学”概念称谓“儒家的学问”要比用“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更合理，硬要以“仁学”概念取代“儒学”概念，我认为没必要，因为这除了引起认识混乱外，对于正确认识儒家的学问没有什么意义。儒家的学问，就其本质讲，当然可以叫做“仁学”，如谭嗣同早在晚清就已经这么称谓，但这样的称谓，与称儒家的学问为“生命的学问”、“人学”、“内圣外王之学”、“修己安人之学”、“道德的形上学”一样，不妨看作是对“儒学”（儒家的学问）的本质揭示，未必非得用它来取代“儒学”。
在一般的文章中，我们往往不经意地将“儒学”解释为儒家的学问、儒家的学说、儒家的学术，这似乎有混淆“学”与“术”、或者说“学问”与“学术”之嫌。那么究竟哪一种解释较好呢？我以为无论将“儒学”具体解释为其中的哪一种意思都没有什么不妥。学，当然是“学习”，而“学问”一词，最早就是指“学习”，更具体地讲，它是指问难方式的学习，如《荀子·大略》：“《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但后来“学问”一词，又往往指正确反映事物的系统知识，而“学术”则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至于“学说”，则是指系统的思想。无论是系统的知识还是系统的思想，又可以统归于“系统的学问”。可见，如果不严格的话，将“儒学”解为儒家的学术或儒家的学说，皆无不妥，但严格的话，还是将“儒学”解为儒家的学问（儒家的系统学问）更好。汉儒又将“儒学”称为“儒术”，但汉儒不是在“儒家的学术”这个意思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是用之作为“儒学”的别称。需要指出的是，汉儒以“儒术”别称“儒学”，也不足以说明将“儒家的学问”称为“儒术”要比将之称为“儒学”更合理，因为：在汉儒那里，“儒术”这个概念的使用，不是为了取代“儒学”这个概念，只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强调儒学的工具价值，也就是说，为了政治目的，汉儒有意将儒学从一种知识（学）系统变为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工具（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