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对儒家的理解尤其是现代儒家的理解以牟宗三先生为核心，更上一步以熊十力为核心而理解。这样的理解是当下儒家的自我理解，知识的努力主要在心性儒学方面，更准确的表述是哲学化的儒学，致力于构建一个儒家的哲学体系，这可能也是牟先生中晚年的主要志业。有意思的是对现代儒学的想象，反过来塑造了人们对于两千多年来的儒家和儒学的想象。比如我们现在看学院里发表的大量关于儒学的论文都在讨论心性儒学和儒家哲学，所以他们更多会走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更进一步，公众对于儒家的看法基本上是心性化、哲学化的方向，以致于到大陆的儒者提出“政治儒学”的概念后，大陆人会说你们为什么要关心政治？这是作为一个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儒学有没有可能在当下中国大转型阶段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者天命？儒家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承担它自己的天命？即构建一个优良的现代秩序。可能我们通过张君劢可以更好的理解儒家和儒学。这是我今天发言想要讨论的问题，从四方面来讲：
第一，通过张君劢可以更全面的来理解牟宗三先生。牟先生对大陆儒学包括港台、世界的儒学影响太大，大家对儒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着牟宗三先生的范式展开的。但牟先生关心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我观察，围绕着牟先生展开的儒学议题太狭窄，把牟先生更宽广的议题遮蔽了。如果我们能注意一下牟先生和张先生之间的关系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完整的理解牟先生，牟先生一开始跟张先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新生》的编辑，参与《立国之道》的写作。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对于牟先生一生的学术和其价值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牟先生对民主政治的重视很可能受张先生的影响，然后把儒学第三期（编者按：第一期儒学指先秦至东汉末年，第二期宋明理学，重点是“内圣”，第三期即现代新儒学）主要任务界定为民主政治的开初，这会是从熊十力那来的吗？不是，应该是从张君劢先生来的，也有张东荪先生对他的影响，但我相信张君劢对他的影响最大。
前面讲的是他的政治价值，由政治价值对儒学使命的重新定位。我们看到所谓现代新儒家思想基本结构：儒家心性之学、德国哲学和民主政治，这首先成熟于张君劢先生，然后对后人产生影响。如果从张君劢先生来理解牟先生，《新外王三书》是牟先生跟后面心性儒学同等重要的思考，《新外王三书》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是我想说了第一点，通过张君劢可以更好的理解牟先生。
第二，通过张君劢可以更为全面理解现代儒家。儒家在过去一百多年中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到今天儒家在一百多年中究竟是什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整体形象比较含糊、模糊，或者说是错误的，从我的立场来看可能是错误的。到今天我觉得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一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在一百多年究竟做了什么，在大转型的时代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可以具体，这一百多年中儒家究竟是障碍还是现代秩序构建的主体。在启蒙史观、革命史观的叙事中，儒家是一个问题，是现代化的障碍，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障碍，也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障碍，通过清理儒家以及儒家所塑造的中国人价值、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制度建立理想中的现代秩序，儒家都是问题。直到现在我相信在大陆的知识界大多数人还是这个看法（不知道台湾怎么样），所以给思想界设定的任务仍然是通过批判传统和儒家确立现代思想的主体地位，确立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地位，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这其实是我当初研究张君劢想要回应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重新发现以及在现代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可以有效的来回答一个问题，即现代儒家究竟是什么，做了些什么。
我说这些话的含义是现在学界所承认的现代儒家人物中，可能张君劢最特别，也最具有代表性，他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先生相比最特别，恰恰能代表儒家在处境中应该具有的角色，充分呈现了一个儒家在这样的时代中的形象。比如熊十力先生，他主要是一个现代哲学家，由此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一个儒者就是一个哲学家吗？当然他是一个哲学家，但不应该只是一个哲学家。张君劢的视野要更完整，因而更像一个儒者。大家都知道儒者不仅仅是“思”，而是要“知行合一”，行道于天下，不仅是求道、问道，更重要的是“行道于天下”。张君劢在这点上做得最好。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立宪者、一个政治家，而且把这两者融贯为一体，当然中间有不完备之处，对此我们有讨论，但起码他显示了这样的意向，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张君劢先生在1946年参加《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不管他在中间发挥主导作用还是共同审议的作用，起码他非常深入的参与了此过程。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儒者所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儒者最终就是一个立法者，哲学和思考最终指向创制立法，看董仲舒、诸子，他们所扮演的都是这样的角色，诸子不是在政治上立法，而是给中国社会立法，塑造了后来一千年的中国社会，这才是儒者思考的重点——一个制度的创建。现在儒家的人物中，张君劢在这方面功业最大，立功的背后是立德、立言。我觉得通过对张君劢先生的研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现代儒者是什么，现代儒者在做什么。以前的研究很重要，揭示了现代儒者思考哲学问题，回应中西文明之间的紧张或者关系，张君劢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完整更丰富的视野——不仅在文明层面思考哲学问题，还在国家秩序构建方面努力。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通过张君劢先生理解现代儒家的维度，通过张君劢先生可以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发现或者重构一个思想和政治的谱系，这也是我写《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一个重要的考虑，在现代中国重新发现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张君劢是这个传统中承上启下的人物。对于这个传统我后来写过几篇文章想要阐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现代儒家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大家现在说的都是从新文化运动以后或者梁漱溟先生开始算起，这当然是一个理解的角度，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理解的角度。现在谈论现代儒家和一个问题对应起来：现代国家秩序的构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现代儒家最晚要从张之洞算起，因为他们开始应对现代问题，所以就是现代儒家，不管在哪些方向思考，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实践中究竟有没有实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思考的维度和深度与以前的宋明儒者都不同，我认为这足以称之为现代儒家。当然在现代儒家广阔的视野中，从康有为到梁启超、牟宗三的传承体系，他们有明显的人事直接关系。这样的体系可能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传统，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而且它和孙中山、蒋介石的政治力量之间有很复杂的、密切的关系。我写《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有一个小小的雄心：重构现代思想和政治史的叙事体系，以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作为轴心，一边有胡适的自由主义，另外一边是孙中山、蒋介石政治上的激进保守主义。通过这三个线索，以梁、张为中心重新叙述中国现代历史。
现代中国历史固然是儒家遭受前所未有冲击的历史，其实也是儒家最为积极的回应并且参与主导现代秩序构建的一个历史。我觉得通过张君劢对儒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新定位，一直在解决问题，并且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主体性力量。这是第二点。
第三，通过张君劢可以更为全面的理解现代中国历史。如果说儒家在现代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实际给了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历史的一个新视角。比如关于新文化运动，现在主流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认识都是强调输出“新”，主张“全盘西化”，比如胡适、陈独秀、鲁迅他们在中间的作用。如果我们有更完整的观察角度会看到新儒家的崛起其实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事实上中国式的保守主义，在30、40年代的思想和政治领域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全面理解中国历史，里面涉及到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中国史的主题是什么，中国人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究竟在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通过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的努力也许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现代秩序的构建。直到现在有很多表述比较狭窄，如现代化，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比如建立民主政治。我们看康、张的论述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里面涉及到非常重要的面向是中国人精神秩序的构建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很多表述中被忽略或者采取另外一种方法。
第四，重新认识牟先生、重新认识儒家、重新认识现代中国的历史，想在当下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为什么要重新认识？这是我自己关心的问题--当代儒学要往什么方向发展？我想我们通过张君劢重新认识现代儒家的传统可以重新思考当代儒学，并就其发展的方向提供很多启示。我的看法是，儒者可以接上张君劢，接续一个更为完整的现代儒家传统，更为完备的展开当代中国儒学。一开始我就谈到现在儒学大概围绕着心性儒学展开的哲学化视野，哲学构造和哲学史追溯的视野。大家也知道过去十年有大陆政治儒学的新起，构成了大陆儒学非常重要的分支，但看蒋庆的论述非常有意思，一开始提出核心性儒学对立的姿态。其实我对于蒋庆的立场始终持保留的态度，尤其是我研究了张君劢之后，觉得对立姿态是多余的。
从康有为到张君劢，他们既关心心性也在构造哲学，同时参与创制立法。我自己作为一个儒者，张君劢是我的典范。我想对张君劢先生的重新发现可以给当代中国儒学指示一个更为完备的方向——儒学的心性和政治可以同时展开，它们相互之间有直接关联，而非把完整的儒学切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张君劢、重新发现张君劢的一个最现实的意义。
（本文为作者在2013年6月29日至30日，北京大学，“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发言 ）
附注：张君劢（1887-1968），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宝山区）。民国宪法之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宣统二年（1910）回国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15年回国。1918年起游学欧洲三年，师事倭铿，又常往法国求教于柏格森，广泛涉猎西方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1926年，与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32年，与张东荪一起召集“国家社会党”筹建会，创办《再生》杂志。1934年任国社党中央总务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委、民社党主席等职。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上海国立自治学院、民族文化学院院长。1949年经澳门去印度，1951年后寓居美国。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发声于思想文化界。他的著述涵盖了历代中国政治与思想、儒家思想史与新儒家哲学、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诸方面内容，将西方哲学、宪法和宪政思想介绍到中国。著有《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义理学十讲纲要》、《明日之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之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