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指“关中之学”，一般特指宋明儒学在今陕西关中地区的发展。关学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宋代道学主流的“濂、洛、关、闽”，其中的关学就是专指北宋时期的关学。一般认为，北宋中期的张载及其思想是关学的代表形态。张载讲学时便常常谈及“关中学者”，他与河南的二程论学，多介绍关中学者的看法。二程自视甚高，但对关中学者很为推重，他们说“自是关中人物刚劲敢为！”二程盛赞张载的《西铭》，说“须得子厚（张载字）如此笔力，他人无缘作得！”意思也是说只有关中学者的刚健力量才能作出《西铭》这样的大作品。
《宋元学案》序录说“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这是指北宋中后期。又说永嘉诸子“兼传关学”，这是讲南宋时关学仍有传承之绪。《明儒学案》三原学案也用“关学”之称，以描述明代关中之学。关中是一地域观念，故关学的说法表达了重视地域地理的因素。关学的特点，黄宗羲曾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这一特点人们多认为与关中“风土之厚”有关，古代研究关学的学者认为，“关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质直，而其士风亦多尚气节而劲廉耻”。
半个世纪以来，对关学的了解，往往从“以气为本，以礼为教”去突出其特点。这种理解突出躬行实践，但忽略了价值和境界。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从“横渠四句“和横渠《西铭》去了解张载和关学的精神及其贡献。换句话说，对张载或关学的认识决不能离开我们对宋代儒学主流，对宋代道学总体的认识和评价。照二程说，《西铭》是北宋道学最重要的文献，代表了道学最高的精神追求。而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显了儒家的广阔胸怀，即为世界确立文化价值、为人民确保生活幸福、传承文明创造的成果、开辟永久和平的社会愿景。《西铭》是哲学的、伦理的，四句更是社会的、价值的，二者有不同侧重。四句突出了道学的价值理想，《西铭》指引出道学的宇宙意识，而张载的思想整体是把高天和厚土结合一起，顶天立地、天人合一，故横渠四句和横渠《西铭》是关学对宋明儒学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的主要贡献。四句的意义在宋代还不甚突出，但在明代以后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其影响直至当代中国，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和心胸。在这个意义上说，横渠四句和横渠《西铭》构成了关学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
《西铭》把古代的仁孝思想大大延伸，把孔孟的孝亲、仁民、爱物、事天一体贯通，发展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思想，扩大了仁爱的范围；《西铭》把孝亲、仁民、爱物、忠君都看作对天地父母、对天地大家行其大孝，从而大大提高了对道德行为的觉解，使人们从天地宇宙的角度理解个人的道德义务和穷达死生。《西铭》是以万物一气的思想为其基础的，后来张载弟子吕大临提出“凡厥有生，均气同体”和“物我兼体”，发挥了张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万物一体境界。物我兼体即物我一体、万物一体，这些主张与二程洛学的“仁者与物同体”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比起来，二程的“仁者与物同体”境界固然突出了博爱精神，但联系人伦日用不直接；而《西铭》境界高远，却联系着人伦日用，从更高的层次去理解人伦日用，体不离用。这也应是为什么朱子对二程的同体一体说有所不满，但对《西铭》则无间言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关学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博大高明的价值境界，又密切联系人伦生活的日用实践。
《西铭》经程门的表彰，其地位在南宋前期已经几乎与四书中的《大学》比肩，南宋儒学各家都把《西铭》视为经典，给予高度肯定，以至于后人称《西铭》为“有宋理学之宗祖”。正是《西铭》成为道学的经典及其影响的扩大，也引起了南宋淳熙年间反道学人士对《西铭》的攻击。他们批评时人“尊《西铭》而过于六经”，批评《西铭》把君主说成与一切人同出于天地父母，使君主和人民成了兄弟，是“易位乱伦”，意味着《西铭》消减了君主的绝对权威，缩小了君臣间的距离。其实这些对《西铭》的攻击，恰好证明了《西铭》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在政治思想上涵有的进步意义。
不仅北宋与张载同时的二程以及他们的后学对《西铭》推崇至极，而且宋代道学的总结者朱子大力推崇张载“心统性情”的思想，认为这个思想与二程“性即理也”的思想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道学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朱子还高度肯定张载的“气质之说”。可见，我们论及关学的思想文化贡献，不能只就张载论张载，就关学论关学，更要看主流道学对关学的认识、评价、吸收、肯定。道学的宇宙论、心性论、功夫论、境界论都有取于张载的学说，而且不是一般的吸取，是作为重要的核心命题来吸取的，这些证明张载思想对道学具有的发端和奠基的意义，张载本人也属于道学的创立者群体，宋代的关学本身就是两宋道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研究关学不可忽视的两方面。
《宋元学案》的横渠学案说张载“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循古礼为倡……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又说“关中学者郁兴，得与洛学争先”。明道学案“关中学者躬行之多，与洛人并”。可见当时多以关学、洛学并提。二程当时亦称关中学者为“关中诸公”“陕西诸公”。在宋代，关学与河南的洛学关系密切，在明代，关学与山西的河东之学关系密切，可见与其他一切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一样，关学的发展也总是在与其他学术体系互联互通中实现的。北宋嘉祐熙宁间，形成了二程、张载为核心的北宋道学的交往网络，而程张的思想主张共同地形成了北宋道学的主流。目前学界多关注把张载作为关中学派的代表，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也要指出，若只把张载定位于此，无形之中可能会只突出了张载关学对地域文化的贡献，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表，而容易掩盖、忽略了他对主流文化—道学的贡献。我们把张载作为道学创立者之一，把张载与道学联结起来，而不把他限定在关学文化，正是为了突显关学对主流思想的贡献。关学在历史上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对以往关中学术的传承，也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吸收、回应和发展，积极参与了各个时代主流思想的建构，是“地方全国化”的显著例子。
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没有跳出了儒学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话语，也不可能有离开全国文化总体性思潮涵盖的地方儒学。不过，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终究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区的不同发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传统之影响，而不是各地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与如何理解和认识、掌握地域性因素对思想学术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与其他省份多侧重“文化”的展示不同，陕西非常关注“关学”的总结发掘。换言之，其他省份多是宣传展示广义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包括人物、历史、风物、民俗、诗文等，而陕西的“关学文库”工程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地域学术的传统。这是很不相同的。
“关学文库”是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内容包括两大系列，即文献整理系列和学术研究系列。文献整理系列含二十几位历史上关学学者的文集的整理，学术研究系列含十几种研究的著作，两个系列共四十余册，洋洋大观。文集的整理不仅细密精审，而且以文献的研究为基础，如新编张子全书，其中的《补遗》收入了三种佚书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与通行本张载集二十八万字相比，增加到五十多万字，成为最完备的张载著作集。关学文库不仅把关学的主要资料全部收揽其中，而且通过研究著作系统展示了当代关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因此，这一工程的完成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一项重大贡献，值得祝贺。正如张岂之先生在总序中所指出的，关学文库以继承、弘扬、创新中华文化为宗旨，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为特点，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绵延八百余年的关中思想学术的基本文献整理与全面研究的大型丛书。这项重点文化工程的完成，对于完整呈现关学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彰显关学精神、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