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挺派、抑派与庸派三种观点。但它们所共同采用的整体抽象定性法并不可靠，所以需用新的方法做新的尝试。这就是在文化工具论的视域下，以现代文化和外族文化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语言、宗教、科学、技术、哲学、艺术、规则等七种构成，作为不同功能的工具逐一进行评估，而后再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用这一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传统语言和传统宗教是属于能按原样延用至今而不失效力的部分；而传统哲学和传统艺术虽基本上能原样延用至今，但其对中华民族的报答力已不如当初创造时那么大；至于传统科学技术与传统规则，则属在整体上已呈落后之势的东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实际和现代国人的需求，而其世界影响力，也主要体现为对其他民族的吸引而非同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工具论、整体抽象定性法、当代价值、世界影响力。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较孰优孰劣？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还有没有价值以及有何种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还是不是我国软实力的构成？这类问题不仅是学界一直想厘清的悬案，也是当今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亟需有所共识而又未成共识的问题。现在，我准备用文化工具论的方法来对此类问题给出一种新的回答。
一、方法的检讨与更新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有许多复杂的解释，这里将其理解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即辛亥革命之前的所有社会形态中形成的文化，它们有的是由中华民族原创，有的是经中华民族改造；有的已经不再使用，有的仍在现代社会延续。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在性质和功能上不会出文化其右。时下学界对文化虽有多如牛毛的定义，但我认为，从发生学上讲，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在本质上就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当无异议。[1]而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就是满足历史上中国人需求的工具。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本土文化，由我们的祖先创造，被中华民族曾经长期使用或仍在使用，但它既然只是我们的工具，那么我们在谈论评估中国传统文化时，就不必对它报有太多的情感色彩，既不必执着地把它看作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本，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离不弃；也不必鲁莽地将其一概视为陈旧过时的东西或社会累赘，心生厌恶，弃之不及。
文化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力的所有果实，可按其形态划分为器物文化与符号文化两大类，而狭义文化则只是其中的符号文化。为明确讨论范围，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将沿袭以往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讨论的通例行事，将其作狭义文化的所指。
翻开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研究史可以看到，在如何看待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国人一直存在激烈争辩，并始终分殊为三个派系，即“挺派”、“抑派”与“庸派”。
挺派由那些持“厚中薄西”立场、主“中体西用”之类观点的人士组成，他们力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国人之本，一点不比西方文化差，不仅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具有无穷潜能，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值得并亟需大力弘扬。
抑派相反，由那些持“厚西薄中”立场、主“全盘西化”之类观点的人士组成，他们低视中国传统文化而仰视西方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到了现代社会，基本上都成了过时落伍的东西，没有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化优越，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必须予以革除摒弃。
庸派则由那些持中间立场，主中庸观点的人士组成。他们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既有其精华，亦有其糟粕。因而在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批判性继承，去糟留精，古为今用。
然而我认为，不论是挺派、抑派还是庸派，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都共同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毛病，这就是都只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上泛泛而论，仅凭找出若干于自己观点有利的事实或材料就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整体的抽象定性。
不论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及文献库中，还是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都不难找到挺中国传统文化或抑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证与事证，史证与今证。可是，如果各派各自使用这样的方法就算对自己观点的证成，那就其实谁也没有证成，因为这些相互对立冲突的理论或观点，不可能都同时正确。换言之，虽然他们好像都能对自己的观点用一些事实加以证实，却又都不能对对方的观点予以证伪。这是其一。
其二，文化是个宏大概念，包罗万象。即便文化指的仅仅是狭义的符号文化，也还是包含众多的构成部分或子系统，如语言、宗教、科学、技术、哲学、艺术、规则等等。以文化工具论看，这些构成部分都是满足人不同需求的工具，各有各的不同功能。既然如此，对如中国传统文化之类的特定文化进行整体抽象定性就不可能没有问题。因为它实质上是将各种用途不同的工具都混在“中国传统文化”名下一起笼统地定性评价，结果忽略了不同的文化构成部分作为不同用途、不同功能的工具，有明显不同的效用及报答力，因而其所得结论，往往不是空洞牵强，缺乏分析，就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全都无法让人信服。
相对而言，虽然庸派的主张符合辩证法，较之挺派和抑派要合理，并已经为多数国人所认可接受，但由于它仍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具体而系统的分析，既未能给我们开出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与糟粕的名单细目，又未能给我们提供识别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与糟粕的具体方法，因而在实践层面缺乏操作性，依然流于空泛，以至我们至今也不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哪些东西才是需要发扬光大的？
有鉴于此，我以为在评估中国传统文化时，稳妥的方法应该是：首先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具有不同功能的工具或构成部分，再将这些不同构成部分依据其功能性，分别与现代文化或外族文化的相应部分一一加以比较评析，以分别得出关于各个构成部分的长短优劣的具体评价，最后再将这些具体评价整合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评价。
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对于人类的“一般文化”而言，都是只有时限方面的强调，而无结构方面的不同。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与一般文化的构成是一样的。如果可以肯定，一般文化作为符号文化，是用字符、言语、声音、数字、线条、图形、音符、色彩等符号表达的，包括语言、宗教、科学、技术、哲学、艺术、规则这七大构成部分，那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符号文化亦含有这些构成部分。以下就按照这个顺序对它们逐一进行功能评估。
1、关于中国传统语言
语言是有声的文字，而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作为人的工具，其基本功能或基本用途是传达信息、相互沟通，以满足人社会交往的需求。
在整个符号文化系统中，语言是初始性符号，处于基础地位，是其他各种具体形态的符号文化，即宗教、科学、技术、哲学、艺术、规则都要依赖而不可或缺的表达工具与构造工具。
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是汉语，至今仍在使用。汉语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汉语的书写符号是象形文字，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所用的字母文字明显不同。清朝末年，我国的一些士大夫，在比较中西文化差异，反思中国被世界列强欺负的问题时，把国人理性与科学精神之不足归罪于汉字，抛出“汉字祸水论”，似乎汉字天然地与理性分析对立，有碍逻辑思维。[2]民国初期，也有一些知名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抨击汉字，甚至将其上升至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如鲁迅就认为，方块汉字比拉丁文难学许多，是中国人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虽然“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3]
不过新近的语言文字比较研究告诉我们，当代西人对自己的字母文字也有猛烈批判，并且也有对象形文字的“图形至上论”推崇。[4]这就表明，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其实是各有长短利弊。我们知道，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思维方式。尽管抽象的字母文字也许更易于引发抽象思维，但它同时就不可能像形象的象形文字那样更易于引发形象思维。而所谓象形文字较之字母文字难学，是有两个所指，一是指构成象形文字的偏旁部首之数量远多于构成字母文字的20几个字母，而且其复杂性也大大超过后者；二是指象形文字不能像字母文字那样见字即会发音即会读。但象形文字也有自己的长处，这就是它形象、直观、会意和组构新词方便、简明，这些都使它便于理解和记忆。而且一个人只要学到掌握3000左右汉字的程度，差不多包括专业文献在内的所有中文文献就都能进行阅读并大致读懂。而字母文字就不具备这些优点。它的单词和词组由抽象单调的字母组成，无形可观，无意可会。虽然其早期形成的词汇还算简短，可越到后来出现的新词汇就越长越复杂，于是不仅书写起来冗长耗时，而且难以理解和记忆。尤其是它的那些专业词汇，若非该专业中人，就是“隔行如隔山”，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一点究竟。由此可知，即便在语言文字的学习方面，两种语言文字其实也是各有短长：字母语言文字是初学易博学不易，象形语言文字则是初学不易博学易。[5]
更需注意的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这些长短利弊往往又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即长是短之因，短又是长之果，从而致使两种文字谁也无法做到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如字母文字永远无法改造得如象形文字那般直观会意，因为一旦改得那般直观会意，也就不可能还是字母文字；而象形文字也永远没法改造得如字母文字那般简约易读，因为一旦改得那样简约易读，也不可能还是象形文字。
正因如此，我们至到今天也很难断定其中的哪一种语言文字更加优越。何况随着时代及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某种语言文字的所谓长短利弊也会随之出现变化。如随着电脑排版及电子胶印技术的出现，汉字在活字印刷时期的劣势已经不复存在；随着汉字电脑输入法的改进，汉字在电脑普及初期出现的输入缓慢危机不仅已经过去，而且变得比字母文字的输入速度还要快。[6]
2、关于中国传统科学
科学就是将对象世界分门别类地加以描述，并力图用经验实证的方法揭示其本质和规律的学问。科学的使命是用经验实证的方法弄清世界及万物的真相与规律，以提高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比如力学，既在认识世界方面为人类揭示出了物体机械运动的规律，也在改造世界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如何用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掘进机、吊车、铲车等机械延长人的四肢和增强人的力量的方法。而所谓“经验实证的方法”，是这样的套路：先广泛运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获取研究对象的感性材料，然后进行理性加工（这种“理性加工”主要是依靠归纳法进行总结，并力求引进符号概括和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描述而完成的），从而使之上升为理论或假说、预测，继而再用观察、测量、实验和调查等手段去对理论或假说、预测加以验证，由此得到实证的便被作为科学知识而保留，未获实证的则作为错误知识被抛弃。[7]正因科学的知识源于对经验事实的提炼，并被经验事实验证，科学成为求真的事业，负责向人们提供真知、真理。而一套理论或基本理论，一旦被证明为具有真理性，也便成为科学，或库恩所说的有了“范式”的“常规科学”。
中国传统社会的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十分辉煌，外国学者也承认17世纪之前的中国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8]但到了近代却明显衰落了。不仅建立在严格实验基础上的具有条理化、公式化、符号化、系统化特征的所有近代自然科学均诞生于西方，而且自19世纪开始的通过模仿近代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建立起来的门类众多的社会科学也同样形成于西方。
由于现代科学，无论是现代自然科学还是现代社会科学，均是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科学的发展方式又总是以新的理论取代旧的理论、以范式理论取代非范式理论。这就表明，中国传统科学不仅与当代自然科学和当代社会科学的形成无关，而且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各门具体学科上看，都已呈落后、失效之势，根本无法与现代科学相提并论。只有中医这个对人体进行系统思考、整体诊断医治的复杂科学，因国外没有而仍有其独特的先进性，也至少不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正因如此，生活于19世纪的那些明智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才会发出“废私塾，兴学堂”，“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生活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才会在图存救亡的思考中喊出要从西方引进“德、赛二位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强烈诉求。
同时，科学的以新替旧的淘汰式发展方式既然已经表明，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已与传统科学的截然不同，那么，现代科学要想在中国获得飞跃或突破性进展，我们就不可能指望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传统科学来加以实现。尽管在某些具体理论或具体问题上，从中国传统科学的典籍中发掘出一些于丰富、充实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社会科学有裨益的东西还是有可能的。但这种“裨益”最多也只能是一种量的增加而不可能是质的改观。
3、关于中国传统技术
技术是创制各种器物的具体方法。或者说，是在运用一定物质工具创制某种器物时所采取的步骤、程序、做法、技巧、工艺和操作方式。而所谓“器物”，则是指人类创制的各种有形产品，如食品、衣物、房屋、汽车、家电、机器等以实物形态出现的人造物。它们有的服务于生产成为生产器物，有的服务于生活成为生活器物。总之，器物及制造器物的技术，主要是用于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的实际需求。
基于所有器物总是运用一定的技术而制造出来的事实，可知要想评估中国传统文化之技术，只需考察中国传统器物在今天的使用情况即可。
中国传统器物，无论是生活器物还是生产器物，在今天仍被使用的已经不多，除了锅碗瓢盆、针线刀剪、桌椅箱柜等简单生活用品，和镰锄锤斧、锯刨锉凿等简单生产用具外，再少有其他。而且就是这些东西，从样式、质料及生产方式或制作工艺来说，也往往采用了现代的方式与材料。不是今人不愿多用传统器物，而是传统器物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的生活生产需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器物已因功能低下而逐渐丧失其对人的报答力，并在现代社会中日趋边缘化。尽管在某些偏远地区，茅屋窑洞、柴灶土炕、牲犁畜车仍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生产器物，但它们与现代社会同类器物（即公寓式住宅、煤气灶、席梦思、拖拉机、汽车之类）相比所明显呈现的功能劣势和落后性说明，这种反常情况主要是受贫穷所累的暂时情况。一旦那里的人们脱贫致富，这些还在充当当地主要的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的传统器物就会被他们立即淘汰出局。
既然传统器物在今天已经边缘化，那用于制造传统器物的中国传统技术在今天也就势必随之边缘化。
中国传统技术在今天的边缘化，除了有上述事实证明之外，也能在理论上得到阐释。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生活技术，虽然其最初的发生和发展均与科学理论无涉，但越到后来就越要依赖于科学理论的支撑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出现的技术，如蒸汽机技术、电动机技术、汽车技术、飞天技术、电子技术、化工技术、激光技术、原子能技术、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技术等等，若无科学理论研究作为后盾，根本就不可能被发明创造。既然如此，以中国传统科学为支撑的中国传统技术，也就势必会在整体上落后于以近现代科学为支撑的近现代技术。易言之，中国传统技术在今天还算有优势的部分一定不会多，不过就是些与日常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尚不在现代科学关注、研究范围之内的做饭、烹饪、酿造、腌制、缝补等日用技术和民间手工器物制造技术之类。因此我们在今天要想拥有领先于世界的器物制造技术，靠弘扬发掘传统技术将是无济于事的。
4、关于中国传统宗教
宗教，按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对超自然或神圣化力量的信仰与崇拜。不过这个定义过于狭窄，明显不能涵括我们所经验到的宗教之内涵与外延。应该说，宗教是信仰崇拜超自然力量或神圣化偶像的话语、活动、仪式和组织之总和。
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其中佛教是由印度佛教改造而成，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道教则是土生土长的，至今也有1700多年的历史。
由于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9]所以所有宗教尽管神秘，均有对某种神灵的崇拜，但它们最终仍然都不过是人的创造物，同样也是满足人的特定需求的工具。
宗教作为社会的工具，其功能在历史上前后表现不一。早期宗教是原始社会壮大自身力量的手段，用于对抗威胁人类生存的神秘自然力。正因如此，最初人类造神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0]同时，早期宗教也有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治理社会的作用。这首先表现为，当时的神灵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崇拜物，所有宗教活动都是整个原始社会的共同活动。这种共同的精神崇拜活动使人们相互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其次表现为，早期宗教所包含的原始规范及原始禁忌，靠社会舆论和社会组织权力的支持，既能统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能防止或惩罚那些被认为有危害社会安全或社会利益之作用的各种行为。然而，当原始社会分裂为利益集团相互对抗并有先天尊卑等级差异的阶级社会之后，宗教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沦为统治阶级用于“教化”、愚弄被压迫阶级自愿服从自己统治的精神工具，另一方面变成“人民的精神鸦片”，用于自我麻醉，缓释“被压迫生灵的叹息”。[11]再后来，随着消除等级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消除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相继发生与胜利，阶级对抗在当代，尤其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极大弱化或趋于消失，于是宗教又回归整个社会，不再是只从属于某个阶级的工具，其基本的社会功能也简化为对全民的道德教化。
尽管宗教的社会功能在历史上有显著变化，但对每个历史时代的个人来说，它的作用却始终如一，就是能在精神层面，为人解惑终极关怀，提供求福之途，安顿不安灵魂，化解畏死情结，以满足人追求永生与幸福之需求。只不过在阶级对抗的时代，个人并不知道，这种个人对宗教的需求与信仰，已被统治阶级狡猾地做了有利于自己的利用。
因为所有宗教都靠信仰支撑，存在于严复所说的“科学无尽处”，[12]既不能证实，也难证伪，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所以即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它仍能继续存在，并也因此而使各种宗教虽有诸多形式上的差异和个性特征，却至少在本质上很难说孰优孰劣。
这就意味着，在今天，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和道教既不能取代其他宗教，也不会被其他宗教取代。只要每种宗教还能不断地吸引信徒，就会持续地存在下去。而吸引信徒的多少，也主要不是取决于谁的教义内容更精妙神秘，而是取决于谁的信教形式更简便易行，更符合人性。
鉴于当代西方基督教的世俗化程度较高，已无先前的禁欲主义色彩，也没有别于常人的“酒、色、财、气”等方面的特殊日常生活戒律，并且还有佛教和道教所没有的信徒向神职人员忏悔这种可以缓解人心理压力的宗教活动形式，以及可以提高艺术素养的集体唱诗活动和可以提高文化知识的办学教育活动，这就使它对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具有了更强、更多的吸引力。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经常看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去信基督教，而鲜见西人来信佛教与道教。而在国内大学生中，据一项网上的“大学生宗教信仰调查”显示，信基督教的大学生为13.62%，在人数上，远多于信道教（2.92%）、伊斯兰教（3.11%）、天主教（1.75%）、其他宗教（0.97%）的大学生，仅少于信佛教（20.43%）的大学生。[13]另一份基于浙江省的同类调查也提供了相似的信息，在11.7%的信教大学生中，48.89%信佛教，24.44%信基督教，6.67%新伊斯兰教，2.22%信天主教，8.89%信道教，2.22%信其他宗教（印度教、犹太教、萨满教等）。[14]
5、关于中国传统哲学
科学不是万能的，于是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人类活动中，哲学的使命就是探索科学所未答或回答不了的问题，而哲学便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或学问。哲学的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人类早期的哲学几乎什么问题都研究，因为那时还没有经验实证的科学，所以这些问题只能由哲学进行研究。但随着经验实证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相继成功，一些以往科学未答的问题得到了科学的回答，于是哲学便不再过问这些领域的问题。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存在很多用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所回答不了的问题，因而哲学不仅未如很多哲人悲观预言的那样走向“终结”，而且仍然大有作为。[15]
这些科学回答不了的问题，概而言之，既包括人类永远不能释怀的超验终极关怀，
如生死、灵魂、来世、人生意义、世界意义、宇宙意义等等，也包括每个时代都会有的特殊性大问题，这些大问题因具综合性或跨学科性而难以被分门别类的具体科学所管辖，如核武阴云之下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网络生存问题、全球化问题之类，就是在当代社会才出现的大问题；既包括形而上的无法进行实证的“是然问题”，如万物的始基是什么？宇宙的第一规律是什么？人性是什么？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也包括与事实问题迥然不同的价值问题，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正因上述四类问题或是超验的、或是无法实证的、不易实证的或非实证性的，所以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就派不上用场，只能对之保持沉默。
当然，宗教也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不过与宗教不同，哲学在解决这类问题时，用的是超验思辨的方法而非神话信仰的方法。所谓超验思辨的方法。就是当哲学家在沉思中发现令人惊异的问题时，通常并不是从经验材料出发，也不侧重经验，而是构造出一些无具体对应物的极其抽象的基本范畴或原理来对问题进行辨析、解释，并在不断深入拓展的辨析、解释中将最初的基本范畴或原理演绎成一整套概念系统或理论体系。[16]试想古今中外哪种记录在案的原创性哲学理论不是如此建构的？在西方，最初被用于构建哲学理论的超验基本范畴有始基、本元、存在、无定、原子、逻各斯、理念之类。在早期中国哲学，则是道、德、理、气、礼、仁、太极、阴阳、五行、大全，等等。
由于用超验思辨的方法解释问题与实证无涉，同样既难证实也难证伪，是故各种哲学之间也不能互相取代、淘汰。一种哲学是否高明，并不是看其是否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而是看其对问题的辨释是否巧妙智慧，能否让人开启心智，是不是具有理论体系的逻辑自洽性，能否自圆其说。于是那些在巧妙智慧性、开启心智性、自圆其说性和逻辑自洽性方面越强的哲学就越高明，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与追随。相反，那些在巧妙智慧性、开启心智性、自圆其说性和逻辑自洽性方面越弱的哲学就越不高明，越不能得到人们的赞赏与追随。
传统中国哲学主要存在于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儒道释三家的学说之中，但先秦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也是不可略过、不容忽视的内容。传统中国哲学虽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注重自然，注重在人之外的客观世界及客体，但它所侧重的人世、人生、价值、伦理、天人关系之类，恰恰是经验实证的科学方法永远无法染指的更为纯粹的哲学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回答，也更能被方便地运用于指导解决现实的世事与人事；传统中国哲学虽不及西方哲学的逻辑自洽性或论证逻辑严密，但其巧妙智慧性和开启心智性还是很强的，比如先秦诸子百家的典籍在今天读来，仍有使人益智启思、领悟人生之妙。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的报答力，应该说与古希腊哲学一样，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殆尽的。
既然各种具有巧妙智慧性、开启心智性、自圆其说性和理论自洽性的哲学理论不能相互替代，那当然是越多越好，都该继承保留。因为这种哲学的多样性将意味着能给人以更多的启迪和智慧。但是，每个时代的人们，除了要继承以往的哲学，还应有自己的哲学创造。因为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17]不仅需要结合时代背景来对永恒的终极关怀问题与形上是然问题给出新的解释，而且也需要对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性大问题与价值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哲学中那些有关以往各自时代的特殊性问题的论述所带给人的报答力，在今天就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大了。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不能抛弃传统哲学，另一方面更不能满足于、止步于传统哲学。
6、关于中国传统艺术
这里所说的艺术，不是指与文学相提并论的艺术，而是指将文学也包括在内的广义艺术。艺术是一个不好定义的概念。一种流传于西方的传统界说认为，“艺术是情感意趣的表现”。[18]不过这个界说太不精确，若以它为定义，骂人这种情感表现也将被说成是艺术。
艺术的确是表达情感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因此界说艺术应首先突出艺术表达方式的特殊性。据此而论，艺术乃是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抒发人内心世界的情感或感受。其基本功能是满足人的审美需求，而文学、音乐、戏剧、美术之类是其典型形态。照此理解，中国传统艺术，表达的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与审美情趣。
由于相同的、常见的和重复出现的东西很难给人以美感，别具一格的独特性便成了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必备的先决条件和基本属性。反过来说，那些没有独特性的人造物则难称艺术品。即便它们是用精致的工艺制造出的有精美形式的人造物，也最多只能说是“工艺品”。正因艺术品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每种具有独特性的艺术品也就都能给人带来不同的审美享受，所以只有世界的艺术品越多样才越能带给人更多的审美享受。既然如此，所有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艺术品都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完全丧失其对人审美方面的报答力。
不过现代人也要抒发自己内心世界的情感或感受，也有自己的审美情趣，所以尽管现代人有时可以借助古人的艺术品如相关诗词歌赋之类来表达自己的即时情感，但从总体上说，传统艺术已不能成为现代人的情感倾诉工具，也不一定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它在今天更多体现的是艺术的历史价值与收藏价值，因而现代人主要还得用自己的艺术创造来进行情感倾诉并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看一看在人类已有数以亿计艺术品的背景之下，今人仍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不断创造新的诗词歌赋、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音乐歌曲、图画雕塑……的事实，就能立刻明白这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判断。
7、关于中国传统规则
规则是对人或各种主体的固定性指令，其基本功能是通过指令主体的行为方式来构建社会秩序，以满足人的有序性需求和可预期性需求。人之所以会有有序性需求，是因为人不愿意生活在混乱无序、恶斗不止的社会；人之所以有可预期性需求，是因为人希望能把握自己的选择与未来。
规则有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之分。正式规则即制度，它是社会组织用明文化的方式有意识制定的，有体制、法律、政策、纪律、条例、规章等具体形态。非正式规则即习俗，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有习惯、惯例、民俗、乡约和道德等具体形态。
中国传统制度，在满足古人的有序性需求和可预期性需求方面，与同期外国制度相比，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其中的科举制、科层制之类，更是在历史上领先于世界，并以其巨大的报答力使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二千余年之久。但中国传统社会，在经济上是自然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以宗法社会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等级制，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制度已完全不能适应如今在政治上崇尚民主自由，在经济上青睐有效率优势的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事实亦然，这些传统的基本制度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被国人打倒在地，弃之不用。而传统社会在行政司法、教育科技、文艺卫生、军事国防、公共管理、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部门制度也因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迁而不能原样照搬到现代社会。因此。传统社会的制度在整体上只剩下作为历史经验供今人借鉴的作用，仅有那些更微观、更细化的制度安排，即部门制度中的某些具体规定、具体举措及具体做法之类，才有可能被现代社会重新发现，或加以借鉴，或除尘启用。比如中国古代司法部门的御史监察制度和谏官言谏制度，就对今天形势严峻的反腐败斗争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19]
传统习俗与传统制度的命运差不多。习俗由于是在生活生产中自发形成的，那么随着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变迁，传统生产习俗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那些生活习俗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迁，于是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仍在延续的也已不多，只是那些距生产较远，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祭祀节庆相关的传统习俗还有较多保留，但形式上也往往有了些新的变化。
道德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非正式规则，因后来的道德并不全都是约定俗成的，其中某些因人而异的道德原则及道德规范，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就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人为设计、倡导、推广的。现代社会强调人人平等，反对人有先天尊卑等级差异，同时也消除了世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于是传统道德中有阶级歧视性的道德规范自然要被摒弃，只有那些用于调节日常公共生活和职业生活的无阶级歧视性的道德规范，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和气生财”之类，在现代还仍有其报答力。不过，现代人的实践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出传统社会，这就使现代人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实道德问题，如当代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科技伦理学、工程伦理学等等部门伦理学所关注研究的道德问题，就是以往所未有或未遇的。对这些令今人困惑的道德问题，显然靠沿袭、援引传统伦理理论及传统道德规范是解决不了的，而只能靠现代人运用自己的伦理智慧来加以解决。
通过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分门别类的功能析评，可以确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传统语言和传统宗教，是属于能按原样延用至今而不失效力，且与其他民族的语言、宗教相比，在本质上不呈劣势的部分，也尚能基本满足现代国人的相关需求；而传统哲学和传统艺术，虽然基本上能原样延用至今，并与外族的哲学、艺术相比也无所谓优劣。但它们对中华民族的报答力已因不能完全对应现代国人的当代特殊需求而不如当初创造时那么大，仅凭它们事实上只能小部分地满足现代国人对智慧与审美的需求；至于传统科学技术与传统规则，则属于在整体上已呈落后之势，不能在今天继续沿用的东西，已不能满足当代国人的相关需求，只是在其局部（如科学中的中医）或细微处（如规则中的无阶级色彩的道德规范），还有一定保留使用价值与经验借鉴意义。
既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传统语言和传统宗教还能不失效力地满足现代国人的相关需求而无需再进行新的原创，而其他构成部分则均达不到这一点，那就应该坦承，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已呈边缘之势，其中仍有优势的东西与直接可为今天所用的东西已然不多，已基本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实际和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既然如此，在解决当代国人的实际需求或中国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就不能过分期待和依赖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一概拒斥外国文化，而应对它们一视同仁，以唯好是用的方式选取其中最好用的那种作为工具来为我所用。[20]当然，如果我们还能在比较、借鉴各种文化工具之所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更好用的工具，则是我们此际的一种更好的选项。
一种民族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表现为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所产生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而这也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软实力所在。按首创“软实力”概念的小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已所愿的能力”。[21]
不过我认为，要想“达到已所愿”，最终是要靠“同化”即让别人跟你学习方能实现的，而不能只靠“吸引”。虽然“吸引”可说是“同化”的必要前提，但“吸引”却并不必然带来“同化”的后果。这就是说，被一种文化吸引还不等于要被该文化同化，适如看别人做，不等于学别人做；看别人缠小脚，不等于自己也要缠小脚；看别人裸奔，不等于自己也要裸奔。
事实上，一种特定文化的吸引力，既可能是来自它的独特性，也可能是来自它的先进性。但一种文化对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不仅仅是对某几个外国人所具有的那种文化同化力，则只能来自它的先进性。先进性意味着该品种的文化作为工具更为好用，更有效力，所以才值得被其他国家、民族学习模仿。而这种学习模仿的过程，也就是文化的“同化”或“同质化”过程。
不过应予指出，文化并不需要全面的同化，需要同化的只是科学、技术、制度、道德这几种文化构成。这是因为，科学是揭示真理的，于是只有那种最接近真理的科学理论才值得大家学习；技术是制造器物的，于是只有能制造最好用器物的技术才值得大家模仿。而制度和道德，作为建构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器，由于只可能被各选一套在社会上推行，而不可能同时搞几套制度和道德在社会上推行，于是那种在现实中显得最有效力的优良制度与优良道德，就逐渐会得到世界的普遍青睐。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制度与道德的全球同质化已经部分地成为现实。
与以上四种文化构成不同，宗教、哲学、艺术、习俗，由于既无涉真理谬误，也难辨何种最好，结果人们就无法知晓究竟该将它们同质化到哪一种上去。更为重要的是，对它们也实在是没有实现一元化的必要。相反，倒是它们的多元化存在，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裨益或满足。因为一个人信什么样的宗教，好什么样的哲学，乐什么样的艺术、遵什么样的习俗，纯属个人的私事与偏好，既与社会公益无关，也不会导致个人利益的得损出现差异，所以人们总是希望能有多种样式的宗教、习俗与越来越多种样式的哲学、艺术供其选择。因此，所有民族的宗教、哲学、艺术、习俗，是根本不需要进行同质化的。至于各民族的语言，这个事关人际沟通的工具，至少在人类尚未形成统一的共同体之前，也不需要进行人为的同质化。
据上而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在今天从整体上说，体现的只能是吸引力而非同化力。因为如上所析，在需要也能够实现文化同质化的文化构成中，即在科学、技术、制度、道德的领域，中国传统文化除中医之外，基本上已不存在比包括西方文化和当代中国新文化在内的现代文化更先进、更优越的东西。而在不需要实现文化同质化的文化构成中，即在语言、宗教、哲学、艺术与习俗的领域，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足够的吸引力，因为它们各自所具有的能让世界侧目的独特性魅力迄今犹存，别无可觅。
注释
[1] 详见韩东屏。文化工具论论纲[J].河北学刊，2008（5）。
[2] 参见王文元。读图时代的到来与形而上学的没落——汉字与字母文字比较[J].广西社会科学，2004（12）。
[3] 鲁迅。汉字和拉丁化[J].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881，557；鲁迅。论新文字[J].且介亭杂文二集[M].
[4] 参见：王文元。读图时代的到来与形而上学的没落——汉字与字母文字比较[J].广西社会科学，2004（12）。
[5] 参见：刘博。谈谈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J].汉字文化，2003（1）；熊佳娟。文字系统初探：汉字和字母文字[J].西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3）；王文元。读图时代的到来与形而上学的没落——汉字与字母文字比较[J].广西社会科学，2004（12）。
[6] 参见康言午。电脑专家为什么惊呼象形文字卷土又重来[J]. 汉字文化，1996（2）。
[7] 韩东屏哲学的使命[J].学习与探索，2001（6）。
[8] 戴维·博达尼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中国不能发展起来[J].国外社会科学，1980（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5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8.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12] 王栻生。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319.
[13] 人人网。大学生宗教信仰调查[Z]. http://club.renren.com/index.php?uri=/show_207_11175_1.html
[14] 汪士华、陈真亮。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基于浙江省几所在杭高校的调查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2009（8）。
[15] 详见韩东屏。哲学的使命[J].学习与探索，2001（6）。
[16] 详见韩东屏。人文学：科学之外的智慧与学问[J].河北学刊，2003（1）。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1.
[18] 尼古拉·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79.
[19] 参见：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黄志波。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嬗变对制度反腐的现实意义[J].经济研究导刊，2009（7）。
[20] 详见韩东屏。文化工具论论纲[J].河北学刊，2008（5）。
[21] [美] 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前言。
原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