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儒家喋喋不休表示“兼济天下”意愿不同，也与法家大张旗鼓标榜“富国强兵”宗旨有别，老子的治国之术更像是藏在剑鞘中的利剑，裹在白手套里的重拳，底定江山悄无声息，挪移乾坤无迹可求，大方无隅，大象无形，真正进入了治邦安国的上乘境界，所谓“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老子的名言，也是构筑老子治国理念的逻辑起点。它的意思有两层，首先鱼是好东西，还是要吃的，而不是不吃，这在政治上就是要管治，而不是真的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其次，治国过程中要小心谨慎，不要无事生非，乱翻乱动，否则鱼在锅中就会碎掉，没有办法再吃。前层意思表明老子注重治国是其学说的必有之义，韩非子苦心孤诣“喻老”“解老”，司马迁将老子与韩非同入一传，绝非谬论知音；后一层意思表明老子的治国之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作为典型的“君人南面之术”，它仍是形式上的“无为”和实质上的“无不为”的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在老子的眼里，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所以最高明的统治理应顺从客观，尊重自然，既不有为，更不乱为，因势利导，率理而动，一切“道法自然”，凡是“无为自化”。这在治国上，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要求统治者做到海涵一切，虚怀若谷，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谦卑处下，宽容包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的观点是：理想的世界应该是“不争”和谐的“混沌”状态，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关键是占据着权力资源的统治者主动降低自己的身段，与处在下游的草民们打成一片，消除彼此的隔阂，离开矛盾的漩涡，这就是所谓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总之，在上者是虚静无为，在下者是循理而为，各不逾矩，彼此相安，即双方都能按照各自的自然本性和谐地共存于一个体制之中。
其次，是主张顺遂人性，因循为用。老子反对用道德仁义等外在力量去强行改变什么，规范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即任凭天下万物自生自灭而不加任何干涉。理由很简单，天地如果有恩爱之心，必然会以自己的意志有为地向万物施加恩泽，按自己的标准改变万物的状态，可是“强扭的瓜不甜”，这样一来恰恰破坏了万物生存的自然法则。比如野兽吃草，人类吃狗，表面上似乎很残忍。但这却是生物的真实本性，是生物界的天然生物链。假如天地出于仁慈而加以改变，就反而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因此，天地必须冷血“不仁”，即对生物之间的弱肉强食不予干涉。同样，圣人治国也应该“不仁”。在老子看来，仁义孝慈是人类的自然本能，无需汲汲倡导而已自然存在，一旦倡导，必须在利益驱动下导致大量伪道德出现，造成真道德丧失：“大道废，有仁义；智慧生，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因此，留给圣人的选择只有一途：“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其三，是提倡去奢节俭，废刑省罚。具体地说，第一要节俭，“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以为人之患在于有为，而导致有为的诱因，在于欲望太多，名利心太重。要纠正这一偏差，唯有节俭，珍惜生命，节约精力，这才合乎自然本性也即“灭道”：“治人事天，莫若啬”。第二是要知足常乐，进而荣辱皆忘。老子的观点是，统治者只有贵生重己，适可而止，知足常乐，方可远离祸害，免除灾难：“名与身孰亲？身与贷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三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法令刑罚手段在治国上的巨大局限性，反对以暴力强制的方法进行管治。老子指出，面对利益驱动下日益严重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现象，日益猖獗﹑无奇不有的犯罪触禁，依靠刑事处罚的办法无济于事，一筹莫展，甚是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在老子看来，在治国上依赖刑法的强制力，是典型的妄为，违背自然好生爱德的本性，舍本逐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注定没有任何出路。一旦当民众失去生路，断绝希望，不再畏惧死亡的时候，统治者就丧失了稳定政局的最后资本，整个社会的总崩溃就得无可避免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很显然，老子以“道法自然”的基本立场出发，视政治高压﹑暴力强制为治国上的最大失败。
其四，是强调贵柔守雌，以弱制强。《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这的确是老子对待事物，掌握主动的策略原则，也是其治国之术的一个显著特色。
按老子的理解，“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处于柔弱卑下地位的一方，其实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力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刚强者莫之能胜”。与之相反，一切刚强的东西实际上都蕴涵着衰败死亡的契机，即所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物状则老”乃是普遍的规律。基于这样的感悟，老子主张贵柔，守雌，“进道若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以退为进，以屈求伸，以弱胜强。
在这种策略原则指导下，老子的治国之术当然要带有浓厚的阴柔特征。第一是肯定管理制度的设置和管理措施的推行，都要求合乎时机，顺应自然，“静作得时，天地与之”。不可单凭主观的意念率意为之，以致走向事物的反面。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让治国的理念与方法随着情况的变化，形势的发展，而有所调整，有所改变，“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第二是主张管理上要由小入大，由易至难，循序渐进，和谐混或，而不能幻想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三是提倡管治的方式应该尽可能做到简约﹑明快，不讲求繁文缛节，不违背天然本性，事半功倍，效率至上。为此要“以一统万”，以简驭繁。第四是强调治国的手段要善于体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达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状”的理想境界。善守雌节，后发制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总之，是要在这样的“君人南面之术”的全面掌控之下，使天下得到有序的管治，“无为而无不为”，即舍弃过度的措施，摈除酷烈的政举，尊重普遍规律，承认独特个性，不以俗情系心，不以他物累形，一切顺任自然，凡事因势利导，以不争的手段和姿态，来达到“天下将自定”的目的，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为此老子为我们描绘了“无为而治”的理想统治模式：“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贵其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它比“亲而誉之”儒家政治高明，更比以“畏之”为特征的法家政治优越，的确是了不得的治国利器，不世出的政治智慧。
孙子的思维理性与领导艺术
2018-02-01 黄朴民 黄朴民读史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古老而精辟的军事格言，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而它正出自中国春秋晚期的杰出军事学家孙子之口。
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固然博大精深，胜义迭呈，但是更让人为之折服的，乃是孙子在论述具体军事问题时所蕴含的思想方法论，它洋溢着朴素辨证的思维理性，为人们正确认识、高明解决军队建设与战争实施提供指导，也为人们从事其他社会领域的活动带来启迪。其中，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辨证思维理性的表现。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广大民众的心态意愿。于是乎，祝福词最通行的是“万事如意”；宴席讲排场，乐意摆什么“满汉全席”；补药、补酒喜欢冠名为“十全大补药”；连乾隆皇帝也热衷于摆谱，自称“十全老人”。似乎只有“万全”“圆满”，才算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极致，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
在这样的“求全”文化氛围笼罩之下，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等等可见。“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学说的核心“仁”、老子学说的核心“道”、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是理之所宜、势之必然。它对己方来说，代价最小；对彼方来说反抗最小；对普通民众来说，灾难最微；对天下来说，获益最大。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最合算的搏弈。为此，孙子逻辑地推导出用兵上的最上乘的境界：“上兵谋伐”“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用“全胜”之策角逐于群雄，争胜于天下：“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
能有这样的境界，无疑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孙子的确了不起。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如果过于拘泥于“全胜”，而忘记了战争厮杀这个残酷的铁血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云云，只能看作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事实上天下之事“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人心儿无一二”，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至于错失战机，陷于被动，与成功失之交臂，图虚名而处实祸。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磨励“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和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得与失是辨证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是有舍才有得，所以孙子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决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决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充满深邃的哲理精髓，老子说“多则惑，少则明”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基本理念相吻合。
英国著名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指出：战略学家智慧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够办到的。孙子之所以被尊称为“兵圣”，就是具备了这种区别能够办到与不能够办到的能力。很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辨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不无重大的启迪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高明的领导艺术，它提醒人们，凡事都要设立一个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目标，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积极努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要摆正位置，放低身段，调适心态，尊重客观现实，不作超越个人能力与水平的企冀，特别要防止出现一味求稳求全，事事渴望圆满的行为方式，这包括计划方案制定上的面面俱到，方方皆足；博弈竞争活动中的通吃不漏，竭泽而渔；人才选拔任用上的求全责备，一杆标尺。总之，“求全”只能是理想，是旗帜，是鼓舞人心、激励士气的美妙图景；“取偏”才是现实，是手段，是真正可以践行、可以落实的选择。这也许可以称作为“取法其上，得乎其中”。至于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更有必要借鉴孙子的用兵真艺术、人生大智慧，做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分清缓急，甄别主次；开拓重点，把握关键；集中兵力，各个突破；先捡西瓜，后捡芝麻。而千万不可不分重点到处撒网，平均使用力量，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芝麻西瓜统统丢光的局面发生。
这就是相传周瑜一步三计不如诸葛亮三步一计的奥妙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