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成”理论源于《周易》经传，“生成”是易学思维乃至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征，生成性思维成为中华民族思维形态中最普遍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把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统一于方法论的最一般的思维方式，同样可以成为自然及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思维方法。“生成”观念贯穿于《周易》思维的多个维度，如主体生成性、整体生成性、实践生成性、创造生成性、和谐生成性等，本文将围绕《周易》经传及易学哲学史多维度地探讨易学思维的生成本质。
人是有思想的；只要有思想，就有个“怎样思想”的问题；“怎样思想”的问题即思维的方式方法问题；思维的方式方法问题是作为世界观的哲学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即看世界的根本方法问题。中华民族用何种方式把握世界，归根到底即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及方法的问题。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最深层、也最稳定的文化积淀，不管文化的表象如何变化，深层的思维结构一般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文认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思维结构是源于《周易》的生成性思维，《周易·系辞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①是这一思维方式最经典的表达，其后经各个时期不同思想家们的阐释，生成性思维成为中华民族思维形态中最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哲学最一般的思维方式。
一、引言：“生成”与“变易”
“生成”与“变易”理论源于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最深的《周易》经传。据笔者统计，《易经》中共出现5个“生”、3个“成”、2个“变”、2个“易”(这两个“易”为名称之易，应指地名或国名)；《易传》中“生”出现41次，“成”出现52次，“变”出现43次，“易”出现77次(其中54个为名称之易，23个有特殊意义，为具有动态性质的“易”)。如此高频率出现“生”“成”“变”“易”绝非偶然，而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种折射。
“生”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生”写作“”，上部“”表示初生的草木，下部“▁”，象征地平面，“生”之上下两部分，会意为草木破土而出，长于地面之上。《说文》曰：“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②《广雅》曰：“生，出也。”③《广韵》曰：“生，生长也。”④刘巘《周易义》曰：“自无出有曰生。”⑤此种种说法均不离“生”作为一个会意字的基本内涵。后世关于“生”的意义均是由此本原义引申而来，“生”的引申义颇多，大多见于《周易》经传中，如：(1)生活：与“死”相对，如生活、生命；(2)生民：一指人，二指使民得到教养；(3)生灵：生民，百姓或人类，生命；(4)生人：一指生民，二指养育人；(5)生长：生命体或细胞从小到大的过程；(6)生发：滋生，发展；(7)生存：活着，保存生命；(8)生机：生存的机会、生命力、活力；(9)生意：指生存样态、生存境遇，如生机、生命力；(10)生成：一指生来就有，二与“变易”相通。《周易》直接对“生”进行言说，是《周易·系辞传下》出现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功德是生成万物。《周易·系辞传上》则曰“生生之谓易”，“生生”相连，绵绵不绝，此即“易”。“易”又常与“变”合用。《周易》经中共出现2个“变”，《周易》传中出现“变”43次，大多与“化”合用，表示事物的转化过程或新状态，又有变化、改变、变通、变换、变易之意。《黄帝内经》载：“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⑥北宋张载《易说·乾卦》曰：“变，言其著，化，言其渐”⑦，认为事物超出极限的、显著的变化是“变”；事物初生的、细微的变化是“化”。“变化”成为事物运动、转化的两种形式。变与易合用，即生成，是反映事物发生、变化的哲学范畴。
“易”的溯源从文字学入手。许慎《说文解字》引用汉代纬书之说法：“日月为易，象阴阳也。”⑧段玉裁注：“按《参同契》曰：‘日月为易，刚柔相当’。陆氏德明引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⑨“易”是一个会意字，上为日，下为月。《易纬·乾凿度》说：“易名有四义，本日月相衔。”⑩郑玄说：“易者，日月也。”(《郑氏佚书》)日为阳，月为阴，日月上下相衔接。有学者通过考证得出结论“太阳和月亮交互运行就是易”(11)，此种解释更符合易之本原义“变化”“生成”，也凸显了易的动态生成性。“日月交辉”，大自然的运行确实如此，太阳黄昏落下，月亮慢慢升起；月亮天明落下，太阳又开始升起。太极阴阳鱼图即取象于日月即阳阴的动态流转。
《易纬·乾凿度》借孔子之口说：“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12)“易”之内涵被概括为“易”“变易”“不易”三个层次。“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传上》)，一连串的“生”字描述了宇宙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周易·系辞传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周易·乾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周易·坤卦·彖传》)，乾坤为万物之始，乾坤生生即天地生生，即父母生生，“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传下》)，“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辞传下》)，都是对天道生生及人道生生的形象描述。笔者认为理解“易”、理解“生生”之内涵，可以分别从哲学价值论、哲学方法论、哲学本体论三个角度来理解。
“易”之第一层内涵“易者，易也”，是从价值论层面来理解“生生”本质，指易简之德，指向天地之大德。郑玄释“易者易也”为“易简”。《系辞传》则有“易简之善配至德”，孔颖达引前人之论明确表达：“易者，谓生生之德，有易简之义。”(13)由此推及，“易者易也”及郑玄所解“易简”都是指向价值论层面的“生生”之德。
“易”之第二层内涵“变易”，是从方法论层面来理解“生生”本质。“生生”理解为“变易”，“变易”成为把握“不易”“不变”的方式方法，是积极能动的本源，是一种创生性的力量。孔颖达释“易”为“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14)，他在《周易正义》卷首指出：“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15)又曰：“变易者，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16)孔颖达所言“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即“易”，“易”即“生生”，是积极能动的本源，是一种创生性的力量。
“易”之第三层内涵“不易”，是从本体论层面来理解“生生”本质，是确定性的概念，是静态的本源。朱熹《中庸章句》引程子语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17)又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8)“庸”指天下不易之法则，而天下不易之法则是一种确定性，所以“不易”是从本体论角度讨论“生生”之本质，“生生”本质成为一个确定性概念，是“不易”与“不变”，是静态的本源。
“生生之谓易”，“生生”即“易”，“生成”与“变易”相通。“生”是中国哲学从宇宙论到人生论、从古代到现代最基本的哲学观念，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征，是中华民族深层思维结构的核心内容。
历代思想家对“生生”解释颇多。“生生”一语最早见于《尚书·盘庚中》：“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前一个“生”是动词，生存、生活，使万民生存；后一个“生”字，孙星衍疏：“《诗传》云：财业也。”“言汝万民乃不知自营其生。”(19)我们理解“生生”之意为万民自谋其生，自得其乐，这是“生”之本原义。汉代京房用阴阳二气在天地之内的相互推移来解释“生生”，曰：“积算随卦起宫，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20)孔颖达把“生生”看成一种绵绵不绝的生命动力，“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21)宋代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使“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22)。理学派先驱程颐以阴阳变易而无穷来解释“生生”，其以“男女交而后有生息，有生息而后其终不穷”(23)来释“生生”之本义，又以“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万物得遂其通泰也”(24)来阐释天地交泰、万物生成，并进一步把“生生”与易相连，“生生相续，变易而不穷也”(25)，“易者变易而不穷也……未穷则有生生之义”(26)，最后上升到理学派的最高哲学术语“天理”，天理即易，其义即天理生生，相续不息，并强调“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27)，道者，天理也，强调在万变之中把握这个不变之天理，又认阴阳为气，为器，气有形；道为阴阳之理，但不能脱离阴阳而存在，离了阴阳更无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动静相因而成变化”。(28)强调万物生成的过程性。朱熹以“生生”释“易”之义：“易之为义，乃指流行变易之体而言。此体生生，元无间断，但其间一动一静相为始终耳。”(29)在朱熹看来，整个宇宙处于动态流转、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中，呈现为生机盎然、日新月异的宇宙图景。“生生”乃《易传》的基本宇宙情怀，也成为儒学的基本生命情怀。
宋初大儒胡瑗对大易“生生”见解独到，释“生生”为“生成”，为“生物”，明言“天地以生成为心”，他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者，夫天地所以肃杀万物者阴也，生成万物者阳也，天地以生成为心，故常任阳以生成万物，今复卦一阳之生，潜于地中，虽未发见，然生物之心于此可得而见也。”(30)胡瑗释复卦之义为一阳返而万物始生，但复不是简单的阳气复返，而是以生成为心。“天地以生成为心”，万物禀受天地生生之德，得以成为万物，这也是天道生生之目的。也许是受胡瑗的影响，欧阳修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31)邵雍也说：“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32)张载更是说：“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33)此类说法似一脉贯通。与北宋诸儒相比，程颐之说更为精到，“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34)。张克宾说：“汉儒论一阳来复，注重的是周流复始；玄学所论，强调的是归根复本，回到寂然至无之本然；而北宋诸儒则认为复乃是新生的开始，彰显的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观念奠定了理学形上学的理论基调，是对儒学作为生命哲学的新拓展。”(35)明代王阳明提出：“良知即是易”，“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36)“良知是造化的精灵。”(37)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良知，自然生生不息，自然合乎生生不息之易道。明清之际王夫之反对“理在气先”，认为充满“太虚”的气，“不息不滞”之运动即“生生”。清代戴震则认为“理在气中”，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阴阳五行具象为万物品类的过程即生生不息。张岱年先生曾从方法论层面探讨宇宙“生生”之本原，他在解释“天道生生”时说：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天道有一个基本观念曰“生”。所谓天道即是自然界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所谓“生”指产生、出生，即事物从无到有，忽然出现，亦即创造之意。与“生”密切相关的观念曰“行”，曰“逝”，曰“变”。“行”即运动，亦即过程。“逝”即离去，过去亦即转化、转移。孔子曾对弟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特别提出了“生”与“行”。《论语》又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指出事物是逝逝不已的，有如川流。自一方面说，一切事物都是生生不已；从另一方面说，一切事物都是逝逝不已。传说孔子撰写《周易大传》，进一步发展了“生”的观念，《系辞上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大传》高度赞扬了“生”，以为“天地之大德”，
再提出了“生生”的范畴，表示生不是一次性的，生而又生，生生不已。这即变易。(38)
张岱年先生探讨宇宙(自然)“生生”之本原，强调过程与时间，强调创造，正是中国哲学生成性思维的典型特征。
生成性思维源于《周易》经传之“生生”，源于“道”与“水”的流转性，是一种本原性的哲学思维，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本质特征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把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统一于方法论的最一般性的思维方法，(39)可以作为自然、人文、社会科学各大学科理论建构的基本思维方法。“生生”观念贯穿于《周易》思维的多个维度，如主体生成性、整体生成性、实践生成性、创造生成性、和谐生成性等，本文将围绕《周易》经传多维度地探讨易学思维的生成本质。
二、易学思维的主体生成性[85]
中国传统哲学是奠基于人伦日用实践的主体性哲学，主体性哲学思维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思维，而作为主体的人则是生成的人。蒙培元先生曾在《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表现为不同的逻辑层面：就基本指向而言，是自我反思型内向思维；就基本定势而言，是情感体验型意向思维；就基本程式而言，是主体实践型经验思维；就终极意义而言，则是自我超越型形上思维。(40)中国哲学思维的主体性突出体现于《周易》经传中的天、地、人“三才”之道。
《周易》系辞传有两处论及“三才”之道，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周易·系辞传下》)“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周易·说卦》)《周易》这部书，可以说无所不包，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分别代表天道、人道与地道，总称“三才”之道。其中，初爻、二爻代表地，三爻、四爻代表人，五爻、上爻代表天。“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天道即阴与阳，又“阴阳之义配日月”，天道是就日月而言，日为阳，月为阴。“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地道即柔与刚，金景芳、吕绍纲认为柔与刚，指的就是水与土。在天，万物资始靠太阳；在地，万物资生，靠水土。(41)“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道即言仁与义。《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人道发乎人，以血缘亲情为起点，“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仁爱亲人至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至爱惜天下万物，仁、义为人道之本。天地之中有万物，而人居于天地之中心，成为万物之中心，充分体现了人之主体性地位。但天地之间以人为中心，绝不是宰制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人也绝不是占有性、掠夺性的主体，而是与天地合一的活泼泼的生成性的生命主体。关于这一生命主体的思考，从《易传》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之“生”开始，进而思考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我们认为，《周易》这部最早的文化典籍充分展现了主体之人的生命意识，紧紧把握一个“生”字，就把握住了《周易》作为主体性哲学的内在精神——人的生成。主体之人是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人，生成的人是自由主体，这样的主体人格是独立的。《周易》中所体现出的主体人格即具备这种人格特质，它奠基于《周易》中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主体责任与担当的体现。“忧患”一词最先出现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颖达疏：“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有忧患也。身既患忧，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42)忧患意识是主体责任与担当的体现，是《周易》主体性思维的最好体现。“一般而言，责任意识是一种敢于为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担当意识。由于行为者要担当行为的责任，内心深处就会产生对自身行为不良后果的强烈忧患，从而形成一种忧患意识。这样的忧患意识，使人在某一特殊情境下能够体验到内在的担忧、恐惧和痛苦，是人对自身及其生活世界的一种否定性思维的结果，能够促使人们形成对人生与社会危机的预知能力和强烈的责任感受能力。”(43)
总之，生成性思维凸显思维的主体性，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最终还是要以人的生成变化为根本，这才符合《易传》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初衷，而作为天地之中心、万物之主宰的人，常存忧患意识，是对自我成长、万物创生的一种责任与担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社会使命感，也是传统儒家天地情怀的真正体现。中国哲学之源《周易》经传所建构的，即是这样一种凸显人的主体性生成的理论思维体系，它是天地之心——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自然、对世界有着强烈责任与担当的思维体系，也是天地自身的生命运动与主体之人的生命运动完美合一的真正体现。
三、易学思维的整体生成性[87]
有学者分析，中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于，在东方生成论是主流，在西方构成论是主流，这成为东西方传统科学差异的总根源。(44)“生成是宇宙最本质的特征”(45)，“生成论最本质的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46)。《周易》思维即典型的整体生成论。有学者以现代系统论为参照，论证系统(或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干，认为中国较早地形成循环式的系统思维。(47)我们这里讨论的易学思维的整体生成性，与此观点有所不同，认为思维的整体运动不是循环式的环周运动，而是向着未来开放的螺旋式运动，也就是说，整体运动不是起点与终点的重复，即运动一周之后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像弹簧一样，首尾相连，螺旋式前进，永远向未来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势，故言整体生成。理解《周易》思维的整体生成性必然要涉及两个基本点。
首先，如何理解整体?这里从《周易》“太极”的整体性特征来探讨。追问和探索世间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起源，是人类自童年时期即已产生的思想。早期人类或从原始的神灵信仰中寻找生命的起源，或从宇宙星空天体的运转中思考生命的轨迹，或从自然界的特异人事物中探寻生命的奥妙，诸如此类，都是希望从这类追问和探索中获得一种神圣性和根源性。易之“太极”即古人在这一追问和探索中产生的。《易传》中虽没有出现对“太极”的说明，但各个朝代哲学家著作中则大量出现“太极”观念，可以说，“太极”观念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哲学思维中最高的哲学概念。
“太极”观念到底起于何时，其最早的源头在哪里，如何演变等等问题，前人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也颇多，但大都依从天文学上的北极星、神话学上的太一神、哲学上的本原之道、术数化的太极等顺序来论及“太极”观念的起源及演变。“太一”或“大一”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概念，应该比太极出现更早，或者说，太极是太一的衍生。
神话学上的太一神，历代典籍记载很多，如屈原《楚辞·九歌》中有《东皇太一》篇，太一是作为神灵出现的。汉代是太一神信仰的鼎盛时期，《淮南子》有太一神住在天上的太微紫宫之中之说。汉代天神中最尊贵的神是太一，汉代皇帝祭天时把太一当作最尊贵的天神，太一神甚至被列入国家祭典。“太一”被神化，成为天神，继而演化成哲学本原意义的道，《吕氏春秋·大乐》载：“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48)“太一”在《吕氏春秋》中多次出现，都等同于“道”。又《吕氏春秋·大乐》有：“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49)《周易·系辞传上》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二者相比较，可知，从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看，“太一”与“太极”意义相同。“太极”则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进入哲学家的视野之中，而变身为哲学上的本原之道。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月令》中把《易》之“太极”、《礼》之“太一”及《老子》之“道”同一，都看作宇宙天地万物之本源，是气形之始，是哲学上的本原之道。又把《易》之“两仪”、《礼》之天地、《老子》之“二”同一，其实质即“易”之月日与阴阳。太极阴阳鱼图即取象于日月即阳阴的动态流转而成。《汉书·律历志上》载：“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50)三，即指天、地、人三气。太极统天、地、人为一整体，天地之中人是核心，天地人定，万物备生。太极观即整体观。《周易》上及天道，下及人事，合乎自然和社会规律。“天之道”与“民之故”，天道生生与人道生生，两者本是一个整体。人道生生是“明于天之道”的结果，天道生生是“察于民之故”的前提，天人之间以“生生”为桥梁，连接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生生”之方式则是阴阳和化的过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最后归于“太极”。“太极”是混沌未分的整体，宇宙天地万物全部囊括于其中。这一太极思维即中国人典型的思维方式，呈现出内向性、整体性的特点。
其次，如何理解整体的动态生成?我们从阴阳的流转来思考。关于“阴阳”的记载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上》，周太史伯阳父用阴阳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其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51)西周、春秋时期，人们用阴阳解释自然界奇特现象及社会现象，是一种朴素的生成性思维。《易经》中虽然没有出现“阴阳”概念，但六十四卦却是由阴(--)阳(—)符号所组成。阴阳具有涵括一切的普遍意义，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全部纳入由阴阳所组成的六十四卦体系中。《周易》六十四卦的演变过程即阴(--)阳(—)符号相互流转的过程，阴变阳，阳变阴，在时空中不断转换生成，形成连绵不断的符号流，对这一符号流的语言描述即形成了《周易》特有的语言系统，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传》)；八卦两两相重，生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又生成三百八十四爻(未包括乾之用九及坤之用六两爻)。这样，连续不断地相生相成，即为“易”，世界即一个“生生之谓易”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即混沌未分的整体一，即“太极”(太一)，太极产生阴阳，阴阳交感生化万物，万物相摩、相荡，显示出宇宙人生的勃勃生机。
四、易学思维的实践生成性[89]
关于中国哲学的实践，应包括两类活动：一是主体形之于外的社会活动；二是主体内心的体悟活动。主体内心的体悟和直观证悟也是实践生成观的应有内涵。不管是外在的社会活动，还是内心的体悟活动，都靠“象”与“意”的流转生成来体现。
“易者，象也”出于《周易·系辞传》，《易》即象，《易》用象来表达思想，象是《易》的重要特征。《周易》用来推测吉凶的依据是卦象。《周易》以“象”为宗，《系辞传上》曰：“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看到天下万事万物纷繁复杂，即用八卦来模拟其形，用适合之物来取象，这就叫卦象。象有形象、象征的意义。象分为三大类：
一为物象，“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传上》)，《易》作者通过观天地自然之物而成象，如：八经卦最基本的卦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即最早的取象意义。
二为人象，《周易·系辞传下》曰：“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近取诸身”即以人身取象，如咸卦各爻都从人体取象，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九三“咸其股”，
九五“咸其脢”，上六“咸其辅颊舌”。
三为事象，《周易》关于古人占筮实践活动的事例记载颇多，如师卦，总结战争理论；同人卦，叙述如何团结一致，共度艰险；困卦，讲述处困出困之方法，等等。“圣人设卦观象”(《周易·系辞传上》)，“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周易·系辞下传》)。可以说《周易》卦爻辞中的物象和人象最终都是为了说事，所讲事例都可以归入事象之中，家人卦讲治家之道，咸、恒、渐、归妹四卦讲男女夫妇之道，革卦讲变革之道，讼卦讲争讼，噬嗑卦讲法律，观卦讲神道设教，大畜卦讲养贤用贤，遁、损二卦讲政治思想，明夷卦涉及历史人物，比、兑二卦涉及人际关系，丰卦则记叙了一次日全食的全过程。六十四卦所取之“象”，内容涉及广阔的社会生活，是古人社会实践经验活动的记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实践意义。
作《易》者或用《易》者通过观象来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体悟活动，属于动态的整体直观。观，既有外视之观，又有内视之观。外视之观，是眼睛看到的表面有形之象；内视之观，则是内心的本质直观，超越了表象之观，进入动态整体直观。如老子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如庄子所谓“心斋”“坐忘”“吾丧我”，都是“不知而知”的天人合一之观。
从现实生活出发是生成性思维的本质。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象成为人们思维活动的主要对象，世界各民族史前史时期都经历了一个原始“象思维”的阶段。具有巫术性质的原始音乐与舞蹈，是体现“象思维”之原始艺术活动，文字、宗教、哲学等文化均从中萌芽。随着文明的发展，“西方拼音文字沿着彻底抛弃‘象形性’之符号化文字道路发展，形成以音表意、具有严密语法文法的逻辑概念文字。从而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崇尚理性、以逻辑概念思维方式为主。而中国则沿着保留‘象形性根基’之符号化文字道路发展，形成以形表意、既有诗意性又有逻辑性文字，从而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崇尚悟性，以诗意性‘象思维’为主。”(52)王树人先生提出“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认为，“易道”之“象”具有“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和“原发创生性”等品格，其所言之“象”等同于本体论意义上的“道”与“太极”；(53)而“象”的流动与转化，揭示出“象”的生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象”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象思维”的提出和研究在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这些研究基本上承袭了西方哲学的研究方式，它们大多把中国哲学置于现象学的视野之中，把中国古代的“象”诠释为一种本体论，认为“象”除了指“自然界的存在物”和“人们对自然的反映”这两层意义外，还指“事物存在的‘势’”，即存在者的存在，这一意义上的“象”是对于“存在”的领悟，是本质直观，“象”的思维方式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54)有的学者称之为“象科学”，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意象思维，并定义为：“在彻底开放而不破坏事物所呈现象之自然整体性的前提下，对事物进行概括，探索事物整体规律的思维。”(55)还有学者称之为象思维、意象思维、直观思维、直觉思维，如汪裕雄先生说：“中国文化推重意象，即所谓‘尚象’，这是每个接受过这一文化熏染的人都不难赞同的事实。《周易》以‘观象制器’的命题来解说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字以‘象形’为基础推衍出自己的构字法；中医倡言‘藏象’之学；天文历法讲‘观象授时’；中国美学以意象为中心范畴，将‘意象具足’作为普遍的审美追求……意象，犹如一张巨网，笼括着中国文化的全幅领域。”(56)
《系辞传上》说，《周易》一书，既广且大，涵括一切，有天道、人道、地道，合称三才之道。何谓“道”?“道”潜行于日常生活世界，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传上》)，“道”虽难以言说，但可以通过“象”来体悟。故《周易》“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传上》)是为悟“道”。作《易》者“立象以尽意”，用天下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来表达其意。《周易·系辞上传》说：《周易》六十四卦几乎囊括了时人整个生活世界，因为每个主体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意志、情感、体验、心理需求和社会背景不一样，因而对卦象的解释，对爻变与象征意义变化之关系的理解，往往体现出很强的个性色彩，意向性思维特征明显。但这一意向性思维奠基于主体的日常生活世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观察日月的运行，以把握春夏秋冬四时之变化，了解人文关系，使天下常变常新，日久成俗。
“象”为实，“意”为虚。“象”是主体(《易》之作者、读者)之“象”，离开了作为主体的人，“象”的意义即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无所依凭；“意”依赖于主体之人对“象”的直观与领悟，这种直观与领悟既是主体内心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主体对自身社会历史生活的自觉反省。“象”“意”一体，虚实结合，不能二分。因此，《周易》思维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思维，这一思维建立在主体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是一种实践型思维，尤其偏重于主体内心对“道”的体验和实践。“象”与“意”的流转生成作为意象思维模式的重要方面，充分地体现出中国哲学思维的实践生成性特征。
五、易学思维的创造生成性[91]
《生成哲学》一书的作者金吾伦先生指出：“宇宙自身具有创造性，创造性是事物演化之原动力。”(57)“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生养万物是创生，生之又生，不断变化更是创生，一部《周易》其思维内核即“生生”，即万物的创造生成。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始，以既济、未济终，来演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天地为生命之始，“有天地然后万物生”。乾坤是《易》之门户，故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周易·乾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周易·坤卦·彖传》)之说。“元”解释为“始”、为“大”，是万物生成之起点。乾元为阳，坤元为阴，阴阳和合，始有生命，故有“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周易·系辞传上》)。有天地才能生成万物，有乾坤二卦才能产生其他诸卦。乾、坤与既济、未济中间的六十卦是宇宙生命过程的推衍。屯卦是乾坤始交的第一卦，“刚柔始交而难生”(《周易·屯卦·彖传》)，天地乾坤开始产生万物，万物还处于阻塞不通的状态，所以“屯者物之始生也”(《周易·序卦传》)。既济卦是这个生命过程的结束，事物似乎已经到了穷尽的地步，但生生不已的世界是无穷尽的，万事万物都不可能停滞于现有状态，总是在流动变迁，在发展进化，因此《周易》作者在既济卦之后还安排有一个未济卦，一个过程结束，下一个过程又开始了，意味着事物不可能穷尽，依然会向着未来不断地生成变化。“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传》)，物不可穷，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通过变而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只有变，才是常久之道，因此“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周易·序卦传》)。未济即未穷，未穷即生生不已，所以作易者以未济作为最后一卦，反映了作易者“物不可穷”的创造性思维。六十四卦演变的历史过程即生命绵延的创生历程，生命绵延的本源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动。
《易》者，变易也，从爻变、卦变到道变，从自然界的变化到社会人事的变迁，无一不体现出一个“变”，有变才有生，变易即生成。唐孔颖达释乾卦说：“圣人亦当法此卦而行善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58)这是古代典籍中关于“生存”一词的最早记载。生存的主体是人，生存的核心是创造。人之生存意味着一种自我创造、选择、摆脱既定的生成性；人自身实践活动的无限可能性，意味着人之生存的未竟性，人之生存的未竟性意味着开放性与生成性。《易纬·乾凿度》曰：“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万物之宝。”(59)天地之道、乾坤之德、万物之宝即是“生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无始无终，生生之道同样无始无终，永远在生成，永远在变化。《周易》中万事万物都在创造生成。爻可变，卦可变，爻动则卦变。爻变、卦变象征着具象世界的生生不已。易学专家刘大钧教授说：“易学正是以其卦体的生生不已，而不是以万古不朽阐释了我们的世界。”(60)纳甲筮法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并不是凝固的、固态的符号公式。而是一种能积极表现人类活动能力的动态形式。它以‘变动不居’爻位及卦变，充分表达着事物的可变性与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及创造性。在‘纳甲’的卦爻符号中，人不只是对其施加影响的主体，是这些卦体的摹写者，更是演卦过程中的创造性本源。”(61)
六、易学思维的和谐生成性[92]
易学思维是主体在变易中求和谐的生成性思维。和谐是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其实质是主体内在的超越和提升。这在《周易》“进德修业”“穷神知化”“保合太和”等命题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首先，“进德修业”出自《周易·文言传》释九三爻辞。乾卦九三处于人位，人位多危，因此作易者告诫“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孔子解释为“进德修业”。“进德”讲内心的修养，“修业”讲内心的修养形之于外，其实质还是讲“德”，即“德”如何保有、如何提升的问题。《周易》告诉我们可从两个目标着手：一是求得无咎，二是修德向善。求得无咎，既指自身没有过错，也指不会产生对他人的不利或伤害。修德向善，既指自身修德积德，也指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求得无咎的过程就是当事者对行为之不良后果进行积极转化的过程；修德向善即内修其德、外行善事，是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德反思和批判的过程。“进德修业”即“人之道德价值的实现，就是当事者根据前瞻的结果，在实践过程中对自身行为不断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随时调适自己的行为，使行为之不良后果得到积极转化，如化凶为吉、变不利为有利、使有咎变得无咎的一个改过迁善的过程”(62)。
其次，“穷神知化”以“尽性知命”为前提。《周易·系辞下》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指事物的道理。“性”，是人之本性，是人道自然。“命”，则是天命，是天道自然。主体之人彻底推求每一卦中所表达的事物之理，使自己或他人充分发挥人之本性，进而使万物也发挥其本性，最后达到天道性命合而为一。这是人道生生与天道生生的合一，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真正体现。古人作易，每一卦都遵循天、地、人“三才”之道，卦的形成是在天、地、人三合格局中形成的，上天、下地、中为人，每卦都体现出天地之道与人道的和谐。“《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传上》)“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周易·系辞传上》)朱熹《周易本义》引程子语：“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63)顺应天地之道，无为而为，这即“尽性知命”，只有“尽性知命”，才能做到“穷神知化”，天人合一。
“穷神知化”语出于《周易·系辞下》，“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孔颖达疏：“穷极微妙之神，晓知变化之道，乃是圣人德之盛极也。”(64)张载在《张子正蒙·神化篇》释“神”为天德，为体；释“化”为天道，为用。人如果能效法天地生物之德，顺应阴阳流转之法则，不为自我的生死存亡所累，不计较生活中利害得失，就会“德盛自致”，达到“穷神知化，与天为一”的最高境界。这里“神”并不是无限性的先知先觉，而是主体对生存有限性的自我意识和忧患意识，是人们对自身生成历史进行反思之后的精神超越，这是生存主体的内在超越，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的力量，人自身生成的历史即人不断超越自身的历史。中国传统哲学凸显人生存的超越性，超越的方式不是通过外在于人的神灵信仰而实现的，而是人性的内在超越，超越是建立在世俗生活基础上的生存境界的提升。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实现从外在超验之神性向内在感性之人性的转换。在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是奠基于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精神超越性，即现实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自然合一。
第三，“保合太和”语出于《周易·乾卦·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是自然规律，是气化流行，是生生不息，使得世间万物各安其位，各具其性，但又能和谐共处，“保合太和”。“太和”是气，是天地之间阴阳会合之气。太和之气常运不息，万物得以生成，天地得以和谐。故王弼注为“不和而刚暴”(65)，是说乾道阳刚若无坤道阴柔来和合，则会刚暴而败亡。只有阴阳互补，刚柔相济，才能“保合太和”。张载认为“太和所谓道”(66)。“太和”即万物相吸、相荡、胜负、屈伸过程中的最和谐状态，即《周易》天地变化之道。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对张载以太和指称道体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太和，和之至也。”(67)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整个世界呈现出整体的和谐状态。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格局中，人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得以体现。
七、结语[9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成”理论源于《周易》经传，一方面从纵向来看，历代思想家们围绕“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一关于“生成”的经典表达，不断推陈出新，作出各自不同的阐释，体现出易学生成性思维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从横向来看，“生成”观念又贯穿于《周易》思维的多个维度，即主体生成性、整体生成性、实践生成性、创造生成性、和谐生成性。总之，“生成”是易学思维乃至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征，生成性思维成为中华民族思维形态中最普遍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把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统一于方法论的最一般的思维方式，同样可以成为自然及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思维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