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对汉《易》中保存的“太卜之遗法”，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的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钩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四库全书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易学观的形成，主要受乾隆钦定《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易学观点的影响。
关 键 词：《四库全书总目》 《周易》 象数学 义理学 《御纂周易述义》 纪昀 Siku quanshu zongmu Zhouyi image-numerology meanings-and-principles Yuzhuan zhouyi shuyi Ji Yun
尽管四库馆臣一再强调在评价历代著作之时，他们所持的学术态度是“参稽众说，务取持平”①，但学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皆简称为《总目》)的整体学术倾向是崇尚汉学、贬抑宋学的。就易类提要而言，就有学者总结道：“《总目·经部·易类》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易》，有扬汉抑宋的倾向。”②这颇能代表目前学界对《总目》易学观的基本看法，但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在四库馆臣的话语体系中，经学的汉宋之别，有时指时代差别，有时指学术风格差别。从学术风格上看，“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总目》，第1页)如果表达得更明确一点，即“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总目》，第294页)也就是说，汉学以考据为主，宋学以义理为主，这也是清代考据家被称为汉学家的依据。③
就易学而言，除了义理、考据之别外，还有义理与象数的差异。《总目》易类小序将历代经学的发展，归纳为“两派六宗”(《总目》，第1页)。两派是将历代经学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其中象数派有三宗，即《左传》至汉初的“太卜之遗法”(以《周易》为卜筮之书)，京房、焦延寿的禨祥之学(以阴阳灾异言《易》)，陈抟、邵雍的图书之学；义理派亦有三宗，即王弼以老庄说《易》，胡瑗、程子以儒家义理解《易》，李光、杨万里援引史事证《易》。“两派六宗”的易学史观，在《总目》易类著作的提要中，亦有体现。从四库馆臣对历代易学史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中④，可以看出，无论汉代易学，还是宋代易学，都包含了义理与象数的内容，也不能以象数、义理之别来区分汉《易》与宋《易》。
所以，下文笔者在分析《总目》的易学观时，凡涉及“汉”“宋”之时，一般以历史时代为准，而不涉及学术风格的差异。
一、《总目》经部易类“扬汉”说辨析
根据《总目》易类小序的归纳，汉代易学主要有属于卜筮宗的“太卜之遗法”和京房、焦延寿所代表的禨祥之学。其实还有传自费直的古文经学《易》，古文《易》的文字和解经方法都与田何易派有所差异。今人说《总目》的易学观有“扬汉”的倾向，仅从四库馆臣对田何易派和费直古文《易》的评价来看，似乎不无道理。但四库馆臣对京、焦禨祥之学及《易》纬之学，评价是非常低的，在《四库全书》易类正编之中未收录其相关著作。《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最能体现四库馆臣对汉代易学不同流派的基本立场。
(一)对“太卜之遗法”的评价
《总目》易类小序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本于《周易，系辞》“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即通过推衍天地运行之道，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日常行为。《总目》易类小序直言“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说明四库馆臣对《左传》以来流传的“太卜之遗法”是非常认可的。这在易类著作提要中也有体现，如《春秋占筮书》提要云：
《易》本卜筮之书，圣人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后人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羲、文、周、孔之本旨如是而已。……《春秋》内、外传所纪，虽未必无所附会，而要其占法则固古人之遗轨。
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作《易》，在于“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而后世儒者解经，理应“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作《易》还是解《易》，都要兼顾象数与义理。
《总目》易类小序说的“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主要指西汉田何一派的易学。孔子授《易》，六世而至田何，田何之学在汉代被立为学官，今文易学博士多为田门后学。《易象钩解》提要云：
汉《易》自田何以下无异说。孟喜六日七分之学，云出田王孙，而田王孙之徒以为非。焦赣直日用事之例，云出孟喜，而孟喜之徒又以为非。刘向校书，亦云“惟京氏为异党”。
孟喜的学术活动主要活跃在宣帝时期，而在此之前，田何及其学生的易学一统《周易》天下，并无异论。
所以，从《总目》“两派六宗”的角度看，汉《易》中的“太卜之遗法”，主要指汉代前期的田何一派，而《总目》对这一派是基本肯定的。
(二)对古文易学的评价
田何易学在汉宣帝以后受到京、焦禨祥之学的冲击，此后失去了在今文易学中的主流地位。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费直古文《易》逐渐发展壮大。费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西汉中期，《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⑤其学术风格整体上与田何一派相近，但在经书文字上有所差异。汉元帝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⑥这说明费氏《易》的文字比今文《易》更为准确。费直易学以象数为主，被四库馆臣称为“象数之正传”(《总目》，第44页)，而费直“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应已开始注重义理的阐发。
费直之后，传承古文《易》的有陈元、郑众等人。陈元、郑众皆精于古文经学，对古文《易》有传承之功，但未能发扬光大。直到古文经学大师马融、郑玄先后为《周易》作注，古文《易》才逐渐取得压倒今文《易》的声势。尤其是郑玄《易注》，以古文《易》为主，兼采今古文《易》说，在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⑦《周易郑康成注》提要云：
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于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实为传《易》之正脉。齐陆澄《与王俭书》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崇儒，郑注不可废。”其论最笃。唐初诏修《正义》，仍黜郑崇王，非达识也。
郑玄《易注》至南北朝时主要流行于北朝，王弼《易注》则流行于南朝，而郑玄、王弼的易学，实则同出于费直古文《易》。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易学，是以费直古文《易》为主要传本。而四库馆臣认可陆澄的说法，认为郑玄《易注》崇儒，唐初纂修《周易正义》应以郑注为本，可见是非常推崇郑注的。
所以，《总目》对古文易学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由于费直无著作传世，郑注也早已散佚，后人虽有辑佚本，但无法了解郑注的整体情况，所以《总目》易类小序没有专门评价这一派。
(三)对禨祥之学的评价
《总目》在积极评价汉代田何易学、费直易学的同时，对始于汉宣帝时期的京、焦禨祥之学则持批判态度。
汉《易》禨祥之学在汉代前期今文易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新的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卦气说。卦气说是以阴阳五行解释《周易》，并用六十四卦和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相配。这一学说先秦时期已经略有端绪⑧，发展到西汉，“始彰于孟喜，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⑨。
对于汉代易学的这种发展倾向，四库馆臣是全面否定的。《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京房、焦延寿的著作，也收录了《易纬》著作，但《易纬》著作没能列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的正编，只能附录在经部易类的末尾，而焦延寿《易林》、京房《京氏易传》等著作则被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分别类属与排序先后，在《总目》的学术批评系统中，往往代表的是四库馆臣对某一类著作价值的判断。尤其是在分类上，按照传统的分类法，经部、子部有尊卑不同，被归于经部易类，还是归于子部术数类，在学术价值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四库馆臣将焦、京二人的著作归于子部术数类，认为：“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总目》，第44页)他们认为京房等人的易学著作是“《易》外别传”，不具备归入经部的资格，只能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
正如《御纂周易述义》提要所说：“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这篇提要肯定田何、费直等人承继的“太卜之遗法”，否定孟喜、京房等人为代表的禨祥之学和谶纬之学，反映的正是四库馆臣对汉《易》的基本态度。所以，笼统地说《总目》尊崇汉《易》，是不准确的。
二、《总目》经部易类“抑宋”说辨析
在《总目》归纳的“两派六宗”中，属于宋《易》的有图书之学、儒学《易》和史学《易》。此外，还有一些以心性之学、以“狂禅”解《易》的著作。如果说《总目》贬抑宋《易》，那主要是针对图书之学，以心性之学、“狂禅”解《易》等易学倾向，如《御纂周易折中》提要所说：“故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释氏。”(《总目》，第35页)就是对“主数太过”的陈抟图书之学，对“主理太过”王宗传、杨简的心性之学，都予以否定。而对儒学《易》、史学《易》等义理之学的著作，四库馆臣基本上是予以肯定的。
(一)对图书之学的评价
在四库馆臣总结的易学“两派六宗”中，与禨祥之学同属于“《易》外别传”的，是宋《易》图书之学。所谓图书之学，是指宋代象数易学推崇河图、洛书，不但将其制为图式，甚至认为图先于《易》。
对于宋《易》图书之学的源流递嬗，四库馆臣在《易数钩隐图》提要中有较为全面的概括：
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至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
牧之图几于不传。
四库馆臣在梳理宋代图书之学的传授源流时，根据他们对河图、洛书理解的不同，分为九图十书和十书九图两个谱系，两个谱系共同的祖师是道士陈抟。九图十书的传授次序是：陈抟—种放—刘牧—黄黎献、吴秘、程大昌；十书九图的传授次序是：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蔡元定—朱熹。而最终十书九图一支占据了主流，“南宋之后，以数言《易》者皆以陈、邵为宗。又以陈本道家，遂讳言陈而惟称邵。”(《总目》，第916页)
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评价，四库馆臣继承了清初《易》图辨伪派的观点，认为《易》图其实出于宋初道士之手，如《易图明辨》提要云：
初，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符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
可以看出，四库馆臣认为《易》图是有宋代易学家对《周易》进行推衍的结果，是“准《易》而生”的，这对主张《周易》是“由图而作”者来说，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四库馆臣对《周易》图书之学的学术态度，在对朱熹易学的评价中也有所表现。朱熹易学兼采义理、象数，吸收了陈抟、邵雍图书之学的元素，《周易本义》卷首冠以九图，《易学启蒙》亦“多发邵氏先天图义”(《总目》，第18页)。《总目》对《周易本义》收录的易图颇有微词，正是反映了四库馆臣批判易图的学术倾向。
(二)对义理之学的评价
但是，四库馆臣对宋《易》义理之学，则颇多肯定之处。四库馆臣认为，王弼《周易注》“祖尚玄虚以阐发义理……宋儒扫除古法，实从是萌芽”(《总目》，第16页)。易学发展到宋代，义理《易》学出现了多个支脉，有以儒学解《易》者，如胡瑗、程颐、张载；有以史学解《易》者，如李光、杨万里；有以心学解《易》者，如陆九渊、杨简；还有“杂以狂禅”的一派，如苏轼等。各家的学术风格差异很大，而四库馆臣较为关注的，是儒学《易》和史学《易》，故下文主要讨论这两个支脉。
儒学《易》在宋代是义理易学的主流，四库馆臣特意提及的代表人物，是胡瑗和程颐。胡瑗《周易口义》由其弟子倪天隐辑录整理其口说而成，四库馆臣认为：“其说《易》以义理为宗……是书在宋时，固以义理说《易》之宗。”(《总目》，第5页)此处只是做事实的判断，未涉及价值的判断。《程氏易传》提要则云：“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此处似乎对邵雍、程颐也是等量齐观，采取了较为折衷的态度。但是，《童溪易传》提要则云：“胡、程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则是基本肯定的态度。所以，整体而言，四库馆臣对理学《易》是持肯定态度的。
义理《易》还有引史证《易》的一派。《总目》本是反对引用杂书来证明经书的，认为那是“非注经之体”，“失解经体例”。但是，出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需求，四库馆臣对引用历史事件解读《周易》的著作的评价，与其他经书略有不同。如易学“两派六宗”中，有“参证史事”一宗，以李光《读易详说》、杨万里《诚斋易传》为代表。对此二书，四库馆臣就颇为回护，如《诚斋易传》提要云：
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新安陈栎极非之，以为足以耸文士之观瞻，而不足以服穷经士之心。吴澄作跋，亦有微词。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周公明著其人，则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病万里也。
又如《读易详说》提要云：
书中于卦爻之辞，皆即君臣立言，证以史事，或不免间有牵合。然圣人作《易》以垂训，将使天下万世无不知所从违，非徒使上智数人矜谈妙悟，如佛家之传心印，道家之授丹诀。自好异者推阐性命，钩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于圣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辕而北辙，转不若光作是书，切实近理，为有益于学者矣。
在以上两条提要中，四库馆臣极力为杨万里《诚斋易传》引史书证《周易》进行辩解，对李光《读易详说》“证以史事”的特点虽不无批评之处，但整体上还是肯定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四库馆臣对易学研究中“舍人事而谈天道”的近乎谈玄的研究路径非常反感，而以史证《易》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玄虚的学风。
至于以心性之学、以“狂禅”解《易》，则都是四库馆臣批判的对象。如《杨氏易传》提要云：“以心性说《易》始王宗传及简。……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圣人之为教，精粗本末兼该，心性之理未尝不蕴《易》中，特简等专明此义，遂流于恍惚虚无耳。”而心性论是禅宗的理论要旨，所以以心性说《易》，最终会发展为以“狂禅”解《易》，明代后期易学被四库馆臣批判，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四库馆臣对宋代《易》学的态度，是有褒有贬，并非是一概贬斥。所以，笼统地说《总目》在易学观上“抑宋”，也是不准确的。
三、《总目》经部易类对“朴学易”的评价
思想所谓“朴学易”，是指以考证的方法研究易学，在《总目》中主要指清代前期的考据易学。清代前期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先后经历了清初宋《易》的衰落与《易》图辨伪的兴起、汉《易》文献的辑佚与重建，其贡献在于“运用汉代的训诂与考证方法，通过整理和解读汉代的易学文献，检讨宋代以来流行的图书之学，建立了一整套《周易》和经学的解释学范式，再现和重建了失传已久的汉代易学，重塑了严谨笃实的学风”⑩。但是，清代前期《周易》考据学在易学思想上并没有超出于象数、义理两派的范畴，只是用不同的学术方法来解决易学或易学史问题。
(一)对《易》图辨伪的评价
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辨伪，始于元代，到清代前期达到了高峰，黄宗羲《易学象数学》、胡渭《易图明辨》等都是考辨《易》图的代表性著作。
四库馆臣在多篇提要中梳理过《易》图辨伪的学术源流，其中《易图明辨》提要的论述最为简括：
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各有论述。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此书……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
陈应润《周易爻变义蕴》在学术史上是最早“毅然破陈抟之学者”，“其书大旨谓义理玄妙之谈，堕于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皆非《易》之本旨”。(《总目》，第27页)此后归有光等人虽偶有论及图书之学，但没有专门的著作。入清之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和胡渭《易图明辨》等都是专门辨图书之伪的专著。其中，《总目》对系统辨析图书之伪的《易图明辨》评价最高，认为其书“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总目》，第40页)。
《总目》非常认可清初学者对陈抟、邵雍图书之学的辨伪工作，不但接受了清初学者的考辨成果，还将其作为评价其他易学著作的参照标准，所以对此类著作的评价都比较高。
(二)对汉《易》辑佚著作的评价
清代朴学《易》另一类型的代表成果，是对散佚汉《易》著作的辑佚。
汉代易学著作传世者甚少，尤其是《周易正义》以官学的身份一统天下之后，大量易学著作被淘汰，仅在李鼎祚《周易集解》或经书古注等文献中保存了部分片段。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汉《易》辑佚著作，其中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即是代表。四库馆臣认为“应麟能于散佚之余，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总目》，第2页)。王应麟的辑佚著作在体例上虽尚不甚严密，但筚路蓝缕之功存焉。
清人治经尚古，辑录汉人经解的轶文，是他们复古崇汉的重要学术手段，而这种工作最早是从辑录汉《易》文献开始的。编纂《四库全书》之前，汉《易》文献辑佚较有成就的是惠栋和余萧客。惠栋《周易述》以今文《易》虞翻之学为主，兼采古文经派的郑玄、荀爽等人的易学见解，还杂采《易纬·乾凿度》《抱朴子》《龙虎经》等著作。惠栋对易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钩稽汉《易》史料方面，以守成为主，缺乏新见。而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也涉及到了《周易》辑佚，但内容较少，所得有限，其成就比不上惠栋。
四库馆臣对惠栋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钩稽史料方面的贡献，认为“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总目》，第44页)但另一方面，对惠栋不区分古今文经学的差异，兼采禨祥之学、《易纬》则颇为不满，如《易汉学》提要云：“《易》本为卜筮作，而汉儒多参以占候，未必尽合周、孔之法。然其时去古未远，要必有所受之。栋采辑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于《易》亦不为无功矣。孟、京两家之学，当归术数。”对《易汉学》兼采孟喜、京房等人的学说，不以为然。这与四库馆臣批判汉《易》禨祥之学的学术立场是一致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辨伪，还是对汉《易》著作的辑佚，都是易学史史料的钩稽与考辨，并没能提出新的易学见解。四库馆臣在评价历代易学著作时，援引并依据了清代前期的易学考据成果，但从易学观的角度来看，辨伪派学者黄宗羲、胡渭与辑佚派学者惠栋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所以，笼统地说“《总目·经部·易类》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易》”，也是不合适的。
《总目》是一部学术批评著作，其学术思想往往寄寓在对历代学术著作的评价之中，所以通过上文对《总目》评价历代易学著作的梳理，《总目》本身的易学思想倾向也就凸显了出来。综而言之，《总目》对《周易》的基本看法，是“《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而遴选进《四库全书》的易学著作，则“以因象立教者为宗”。四库馆臣对历代易学著作的评价，都是以此原则为本的。
准此以往，易学象数派中，“汉人京房、焦延寿，宋陈抟、邵雍之说《易》，舍人事而言天道之弊端也。京、焦杂以阴阳灾异，陈、邵杂以河图、洛书，皆非作《易》之本旨，乃所谓《易》外别传耳。”(11)四库馆臣对此类著作评价都非常低。而《周易》“太卜之遗法”及其继承者田何易学、古文易学，则较为符合四库馆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观，所以得到了四库馆臣的正面评价。而对于义理易学，四库馆臣除了对心性之学、狂禅之学完全持否定态度之外，对王弼《周易注》、程颐《易传》、杨万里《诚斋易传》等，虽然认为不无缺点，如王弼《周易注》入于老庄，程颐易学后来形成了门户之见，史学《易》则是以杂书证经，但认为他们“皆切实近理，愈于以阴阳术数说《易》者远矣”，评价还是较为正面的。所以，整体而言，《总目》在易学上是兼取义理与象数，而折中汉学与宋学的。
那么，作为一部官学著作，《总目》以上易学思想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这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当时的御纂易学著作《御纂周易述义》，一个是修纂《总目》的总纂官纪昀的易学观。
(一)《御纂周易述义》的影响
作为官修著作，《总目》在学术思想上需要迎合最高统治者清高宗的喜好。在《总目》的纂修过程中，清高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12)清高宗影响《总目》编纂的方式是多样的，就易学思想而言，清高宗御纂钦定的《御纂周易述义》的地位非常重要。
清代前期官修易学著作，主要是康熙年间的《御纂周易折中》和乾隆年间的《御纂周易述义》。《御纂周易折中》以朱熹《周易本义》为本，其后附的是程颐《易传》，之后又有“集说”，收录汉代至明代各家之说。所谓“折中”，就是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以程颐《易传》折中，不足之处再折中以历代易说，所以其书的基本学术倾向不脱程朱易学的藩篱。而乾隆二十年成书的《御纂周易述义》，在学术立场与《御纂周易折中》有所差异，就其基本学术倾向而言，是兼取汉宋易学，“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奥蕴，以决王、郑之是非。”(《总目》，第35页)这种学术立场，正是四库馆臣编纂《总目》时所遵循的。
具体而言，首先，与《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九、二十将朱熹《易学启蒙》收入相比，《御纂周易述义》全书不录《易》图，也不涉及《易学启蒙》。这说明清圣祖对宋《易》图书之学还是全盘接受的，而清高宗已对《易》图产生了质疑。《总目》批判宋《易》图书之学，且不收录《易学启蒙》，与此一脉相承。
其次，《御纂周易述义》“大旨以切于实用为本，故于《乾卦》发例曰：‘诸爻皆龙而三称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全书纲领，具于斯矣”(《总目》，第35页)。四库馆臣“推天道以明人事”，与此书重视“人事”的易学思想也是有关联的。
此外，《御纂周易述义》是采信“变爻”“互体”之说的。《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于取象则多从古义。如解《乾》九二曰：‘九二刚中，变《离》，文明。’……取于变爻也。解《屯》六三曰：‘《震》《坎》皆木，聚于《艮》山，故为林。’……取于互体也。解《蒙》六三曰：‘三变互《兑》，故为女。’……兼取变与互也。”(《总目》，第35页)受此影响，四库馆臣在《总目》的不少提要中都提到了“变爻”“互体”的问题，在学术立场上也是与《御纂周易述义》相一致的。
(二)纪昀易学观的影响
在《总目》成书的过程中，纪昀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总目》全书的类序都出自纪昀之手，诸书提要也由纪昀增删定稿。所以，四库馆臣的学术倾向对《总目》易学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纪昀身上。如《阅微草堂笔记》云：“余于汉儒之学，最不信《春秋》阴阳、《洪范五行传》；于宋儒之学，最不信河图洛书、《皇极经世》。”(13)又云：“杨简、王宗传阐发心学，此禅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陈抟、邵康节推论先天，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阳者也。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14)这些易学观点，与《总目》易类小序“《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两派六宗”等说法，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如果说《阅微草堂笔记》是小说家言，不足为训，纪昀在给他人著作作序时，所展现出的易学观，与《总目》也高度一致。如，纪昀《周易义象合纂序》云：
要其大端而论，则象数歧而三：一田、孟之《易》；一京、焦之《易》；一陈、邵之《易》也。义理亦歧而三：一王弼之《易》；一胡瑗之《易》，一李光、杨万里之《易》也。京、焦之占候，流为怪妄而不经；陈、邵之图书，流为支离而无用；王弼之清言，流为杨简、王宗传辈，至以狂禅乱圣典。其足以发挥精义、垂询后人者，汉人之主象，宋人之主理、主事三派焉而已。(15)
又如，《黎君易注序》云：
余校定秘书二十余年，所见经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滥，大抵汉《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数以求理；或舍弃理者，必流为杂学。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数；或舍象数，必流为异学。其弊一由争门户，一由务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16)
以上两文，对历代易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其评价上，与《总目》易类小序和提要若合一契，毫无疑问是出自一人之手的(17)。
所以，《总目》易学观的形成，既受清高宗《御纂周易述义》的影响，又受纪昀易学观的影响。纪昀在撰写、修改易类小序和提要时，首先要做到不能与清高宗御纂著作的学术思想相违背，这保证政治正确是必须做到的，然后才能根据个人的学术思想进行融合与裁决。在这个过程中，纪昀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对于《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其实《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推崇“太卜之遗法”，对汉代易学的田何之学、费直之学，对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等，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学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勾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对《总目》易学观影响最大的，是《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的易学观点。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下引《总目》，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明确标明为某书提要者，不再出注。
②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按：《总目》提要成于众手，从四库提要分纂稿到诸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再到定稿，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修改或重撰。其中，统一各篇提要评价相关著作的学术立场，是修改或重撰提要的重点工作之一。易类提要居于《总目》全书之首，各篇提要之间的易学观念颇为一贯，鲜有前后抵牾之辞。
③如果从学术风格角度看，“汉学”并非专指汉代，“宋学”也并非专指宋代。在四库馆臣看来，汉宋经学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周易》《尚书》《诗经》的研究上，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提要云：“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以《诗经》为例，在四库馆臣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诗经》汉学、宋学的差别主要在于遵序还是废序，但宋代遵序派的《诗经》研究著作很多，其实是属于汉学。
④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⑤[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02页。
⑥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页。
⑦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5—217页。
⑧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68—169页。
⑨王新春《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载《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第51页。
⑩林忠军《清代易学演变及其哲学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12期，第11页。
(11)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10页。
(12)详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1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79—80页。
(15)[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3—154页。
(16)[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56页。
(17)张传峰提出，“‘两宗六派说’实则纪昀学术主张的代表”，但他援引纪昀《逊斋易述序》“中间持其平者，数则汉之康成，理则宋之伊川乎”，并分析道：“实际上纪昀把《易》学也划分为汉学(康成)、宋学(伊川)两大派，汉学为数象派(应为“象数派”——引者注)，宋学为义理派，郑康成为汉易学派之代表人物，程伊川为宋易派的代表人物。”见《〈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按：纪昀的本意是，汉人郑玄是《易》象数学的代表人物，宋人程颐是《易》义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氏的分析误将“汉之康成”“宋之伊川”中的“汉”“宋”理解成汉学、宋学(“汉”“宋”实指时代)，且将汉学、宋学、象数、义理的概念杂糅在一起，与纪昀本意不符，与易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