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教发源于中国，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在汉武帝（公元前140—82年间在位）以前，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以传授历史文化典籍，对士大夫们进行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教育，以及为宗法社会制订各种礼仪制度、道德规范等为主要工作。汉武帝时，接受了当时儒生们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儒学从此取得了官方正统的地位，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和价值标准与国家宗法制度密切地连结在了一起，具有了绝对的权威性。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儒教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的问题，众说不一。一般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公元前190—108年），汉四郡时代，汉朝的文物典章制度与学术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输入朝鲜半岛，能通中国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学者指出，据中国史籍《魏略》记载，战国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时，朝鲜侯王与燕国已有交往。“据当时汉字的传来， 可推测汉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传入、习得（注：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这都说明，韩国的儒教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
至三国时代，儒教思想和中国典章制度都已有较大较明显的影响。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公元372年）时正式建立“太学”， 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主，同时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而据现存韩国最古的碑刻资料“广开土大王碑”的记述，则从高句丽开国君主东明王的治国遗训：“以道与治”中，即可窥见儒教的影响，而从碑文赞扬广开土王的治绩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实践。考史籍，百济虽无建立儒教大学的记载，但其受儒教“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主要是精通儒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相传，王仁在日本应神天皇（公元270—313年）时，把《论语》、《千字文》等儒教经典传入日本。由此亦可见“五经”儒学在百济时代兴盛情况的一斑。据史书记载，新罗先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接受中国文化的，在时间上较两国为晚，然而却有其独特的发展。新罗真兴王二十九年（公元568 ）立的“黄草岭碑”中说：“纯风不扇，则世道乖真；玄化不敷，则邪伪交竞。是以帝王建号，莫不修己以安百姓。”这里“修己以安百姓”一语出自《论语·宪问》，是儒教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可见当时新罗受儒教思想影响已相当深。又，真兴王时代创立的“花郎道”，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修养要义，把中国儒释道思想与韩国传统思想结合起来，对于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罗统一三国后，进一步加强与唐朝的交流，引进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国学”，教授儒教经典， 以《论语》、《孝经》为最基本的教材。同时，新罗还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僧入唐求学，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学者、高僧，如《桂苑笔耕集》的作者崔致远，《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闻中韩的大学者。新罗、高丽时期的儒教，除了体现于礼教制度方面外，还具有浓厚的三教融会的特征和强烈的文学性，它与丽末传入的性理学儒教有很大的不同。
高丽朝后期，随着程、朱性理学的传入，儒教在韩国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从丽末至整个朝鲜朝，儒学大家辈出，学派林立，理论创新，思想深邃，为韩国的儒教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丽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馆”，任命当时一批著名儒者，如李穑、郑梦周等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注：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在丽末的儒者中，郑梦周是最值得提出一谈的。他不仅在讲解朱子学方面有过人之处，而且身体力行性理学的节义精神，义无反顾地为高丽王朝殉节。他的道德学问得到了丽末鲜初儒者们的高度崇敬，被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甚至有言曰：“吾东方，自箕圣以后，至于丽季，阐开道学，有功斯文，无如郑梦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伦，内夏外夷之义者，亦皆梦周之功也。”（注：宋时烈（1607—1689）启文，引自《圃隐郑先生文集》“续录卷之三”，1985年韩国回想社出版。）
柳承国教授把丽末儒学分为两大主流，指出两派的理论特点分别是：
“圃隐郑梦周一系的学问强调人间内在的本性，以开发万古不变的人间道德意识为着眼点；但是，三峰郑道传系列与其说是对不变之人间性的开发，不如说更强调对应当时状况的创意的变革，不重观念的义理道德，而以人间意志之磨炼、知识的开发、鼓吹文化意识等为首务。”
同时，他认为：
“如言朝鲜儒学思想史之正统，比起郑道传一派，郑梦周一系则更能继承传统学脉的渊源。此点可说是韩国朱子学的特色，对韩国精神史造成了极大影响，此种影响并延及后世。”
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郑道传一派在襄助朝鲜王朝确立以儒教思想为建国理念方面是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的。对于朝鲜王朝推行儒教建国理念，以及由此而取得的社会作用，柳承国教授是这样来描述的：
“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王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注：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其中，尤其应当提到的是世宗大王（公元1419—1450年在位），他不仅创造了独特的韩国文字，并且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调和一致的模范而称颂之、效法之。李朝中叶后，经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以郑梦周为代表的理学“道义派”发展起来，并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的退溪李滉（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学由此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的理学思想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退溪通过理气性情之辨，为人们提示了正直的真理与行为的标准，给后世以很深的影响，故而有“海东朱子”之称。栗谷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内基于人伦的德性涵养，外能明物理之治理与富强。因此，他非常强调义理与实利的辩证结合。同时，他在对待其他学派思想时也能在辨正的同时加以积极的融通。他的这些学风，对以后实学思想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儒学“正德”、“利用”、“厚生”的传统学问中，性理学是更偏重于“正德”之学的，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其末流不免陷于空疏、迂腐而脱离现实。朝鲜后期，在当时社会现实的刺激下，受清朝考证学的影响，儒学学风也有所变化。此时，一批儒者推崇阳明学，更注重于“利用”、“厚生”等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学问。他对于韩国社会向近现代的发展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地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韩国文化之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的基石，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二
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在西洋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韩国也曾出现过一股激烈批判和否定儒教的所谓“儒教亡国论”的思潮，认为只有抛弃儒教，韩国才能走向近代化。而同时，也有相当一批儒教学者则认为，韩国亡国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于没有真正地去实践儒教的真理。所以，他们主张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儒教的本质，真正地去实践儒教，以匡救亡国之恨，并因此提出了“儒教勃兴论”。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至今尚在一些人中争论不休。但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超越了这两种极端论的思维模式，而以开放的、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儒教思想，以现实的、可行的态度来继承儒教思想。
让我们暂时把这些理论上的争论放在一边，看一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影响。在一本通俗的韩国观光指南的小册子中，对韩国的传统与习俗有如下简要的介绍：
“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现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
又，在“宗教”栏中该小册子介绍说：
“大部分国民遵守严格的儒教习俗，尤其近年来渐倾向于物质化、非人间化的现代社会中，儒教的价值与智慧逐渐受人瞩目。”（注：据韩国观光公社编印出版的“大韩民国旅游指南”。该书编者注曰：“这本小册的资料，均以1991年4月为准。”）
这本小册子的简要介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状况。事实上，当前在原儒教文化圈内的东亚各国，对于儒学的推崇和儒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无过于韩国者（注：高丽大学编《韩国民俗大观》“序”说：“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所以，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风潮中，韩国在东洋三国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以下，将就我所见，探析一下儒教在现代韩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状况和实际影响。
韩国的成均馆相当于中国的阙里孔庙，是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在韩国的成均馆内，不仅供奉着孔圣十哲和中、韩两国的历代儒家著名圣贤，而且至今完整地保存着李朝以来的春秋两季释奠礼，乃至于中国的阙里孔庙要在韩国成均馆的指导下，重新学回明代的释奠礼。除春秋两季盛大的释奠礼外，成均馆还在每月的初一、十五行焚香礼，以表达儒者们对先圣先师的崇敬之心。成均馆属下的地方组织是各地的“乡校”，各地“乡校”除实施一般中小学教育外，至今还专门设有“明伦堂”，对学生进行经书教育和道义宣传活动。
在韩国，人们对于历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护他们的遗迹、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缅怀。我参观过安东河回村柳承龙的故居，他的后代和族人们为缅怀他，自愿集资修建了纪念馆，陈列柳氏遗物事迹，供人瞻仰，其精神甚是感人。我还瞻仰过李朝两位最著名的儒者李退溪和李栗谷的故居和他们讲学的书院，乌竹轩和陶山书院中所陈列的文物事迹，无一不激发起人们对这两位先贤道德学问的崇敬和仰慕，是对今人，尤其是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附带需要提及的是，韩国现行货币中只有三种面额的纸币（1000圆、5000 圆、 10000圆），而这三种纸币上的头像则分别为世宗大王、 李退溪和李栗谷，即此亦可窥见当今韩国社会对儒教的尊崇程度。
儒教对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儒教伦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东亚各国的学者中是见仁见智，争执不定，莫衷一是，韩国似乎也不例外。这里，我不想去评判这些不同意见的孰是孰非，而只想指出如下的事实。那就是，在韩国有许多企业积极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者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国际退溪学会”、“栗谷研究会”、“栗谷思想研究院”、“栗谷文化院”、“圃隐思想研究院”、“阳邨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这些企业支持或创办此类研究院所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有关，而更多的是由于企业主是名儒的后裔、宗亲，为表彰先人的道德学问而设立此类研究院的。但是，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这些研究院所的创办，对于推进儒教的研究，造成社会尊崇儒教的气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同时，这也说明传统儒教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韩国学术界研究儒教的学会之多，也是东亚各国少见的。儒教学会、孔子学会、礼学会，以及众多的东洋文化、东洋哲学、东洋思想研究会、所、院等，都是以研究儒教为主的学术组织。这些学会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研究儒教的气氛十分热烈浓厚。
此外，更具特色的是，在韩国历史上一直有一支从事社会舆论和教化活动、以弘扬和实践儒教精神为己任的儒林队伍。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儒林的活动遭到严重的压迫和限制。韩国解放后，儒林们又重新恢复了有组织的集体活动。1945年10月间，2500余名儒林代表，举行了“儒道会”成立大会，在成均馆内设立“儒道会”全国总本部，在道和市郡，以乡校为中心，组成地方支部。此外，还有“青年儒道会”、“妇女儒道会”等，把信奉儒教的各方面人士组织起来。据统计，1970年时韩国有“儒道会”地方支部263个，儒林人数约有4865000余名，这股力量在推进以儒教精神进行社会教化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注：柳承国：《韩国的儒教思想》（贺剑城、 李东哲译）， 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二期，1992年6月25日齐鲁书社出版。）。
在当今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儒教的一些伦理观念还是很有影响的。韩国人十分注重血缘亲族关系，至今坚持同本同姓不得通婚的原则。韩国人也十分看重社会等级身份，朝鲜时代的两班身份，至今还受到一些人的崇拜，成为部分家长为子女择婚的一个门第条件。此外，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结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儒教注重亲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等组织同样随处可见，它又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
在当今韩国人的家庭生活中，儒教伦理观也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在那些上层社会的家庭和原来两班出身的家庭中，这种影响更为深刻。至今大多数的韩国家庭中男子、父亲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为主。许多家庭也还严格遵守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长子在三年丧期内每天晨昏都必需到父母灵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则更要到坟前隆重祭奠，以示追念。家庭中，妇女要侍奉公婆，相夫帮子，恪守妇道。一位有相当身份的企业家曾和我谈到，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在国内也有各种的应酬，但他几乎从未带夫人参加过这些活动，原因就是婆婆不出门，儿媳妇就要在家侍候，而不能随便随丈夫外出。
为了提倡尊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气，韩国有关部门还对那些与老人同居，赡养老人的家庭，在课税制度上规定了优惠的政策。例如，报载一有关课税的消息中说到，子女为了赡养父母，与第一世老人合住时，那么一世一住宅是可以免税的。现在若是有了新居，即有了相当于一世一住宅的二个住宅时，如果能在一年内将老住宅退出，那么仍按一世一住宅计算，而免予课税（注：据1992年12月15日韩国《朝鲜日报》第40版所载消息。）。这种措施，完全体现了儒教尊老敬长的理念。
更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有一些儒教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在韩国刑事法的某些条款之中。例如，《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一位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去告发。”孔子回答说：“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与你们的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面。”（注：《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儒教“孝”的伦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而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的刑事法中有着类似的条款规定。查刑事法第9章第151条是关于窝藏犯人与亲族间的特例，其中规定说：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罚款和罚款以上罪的犯人逃避的人，将处以三年以下的劳役或1万5千圆以下的罚款。但是，如果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的处罚。又，刑事法第 10章第155条是关于毁灭罪证与亲族间的特例，其中规定说：①对于凡是毁灭、隐匿、伪造、捏造他人刑事事件或劳役事件的有关证据的人，②对于窝藏或帮助犯了刑事事件或劳役事件的有关证人逃避的人，都将处以五年以下的劳役或2万5千圆以下的罚款。③对于以谋害被告人、嫌疑犯、或劳役嫌疑犯为目的而犯了以上两项罪的人，则将处以十年以下的劳役。但是，如果上述三项中所窝藏的是你的亲族、户主或同居的家族，则可以免去上述各项处罚。而在关于杀害罪的刑法条款规定中则恰好与此相反，即对于杀害亲族、户主或同居家族的犯人的判罪，要重于杀害非亲族关系的犯人。
有一位韩国学者曾对我说，韩国人现在是思想上西洋化，而在感情上则仍然是儒教传统的。从以上所列状况看，这位学者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
儒教所以在现代韩国还有如此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与韩国从未中断过儒教教育事业和活动有关。韩国至今保留着一所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成均馆大学校。”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所儒教大学。他在维系儒教的传统和对社会（特别是青年）进行儒教教育起着特殊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教育系统进行专门的、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成均馆大学校远追高句丽小兽林王时期的太学为源起，近以李朝太祖六年（公元1398年）建置的成均馆为建校之始。所以，该大学校远求则有1600年的传统，近计亦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
我们说，成均馆大学校是一所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这在该大学的《定款》（章程）中，关于办学目的的条款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该学校法人是根据大韩民国的教育理念和儒道精神实施高等教育为目的的。”（注：引自《学校法人成均馆大学定款》第1章第1条。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92）》。）
而在该大学的《学则》（校规）中，则进一步具体说明道：
“本大学在教授和研究学术的深奥理论和应用方法的同时，以儒学精神为基础，陶治民主教育理念和圆满的实践人格，从而达到育成国家指导人材的目的。”（注：引自《成均馆大学学则》第1章第1条。引自《学校法人成均馆大学定款》第1章第1条。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92）》。）
再有，在该校儒教大学院的《学则》中，则更提出了使传统思想现代化和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的使命。如说：
“本大学院根据教育法，继承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韩国传统思想，并使其现代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全体国民达到共识的新的伦理观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有能力的人材。”（注：引自成均馆大学《儒学大学院学则》第1章第1条。引自《学校法人成均馆大学定款》第1章第1条。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92）》。）
为达到以上目的，成均馆大学把儒学规定为全校学生的基本教养科目之一。每个进入成均馆大学的学生，不论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学科，在一、二年级内都必需修满3—4个学分的儒学课。此外，在一般教养科目中，还设有“韩国传统思想与儒学”、“儒教与现代社会”、“《论语》与东洋思想”等课程，供全校本科学生选修。
成均馆大学对开设基本教养科目儒学课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儒学教育是为了解东方人的人生观及思维结构而设置的。在此设置儒学科目是为了能动地涵养圣贤的生活态度，宣扬成均人的意识，进而能够找到民族主体性的契机。”（注： 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92）》。）
现用于基本教养科目的儒学教材，是由韩国当今最著名的儒学学者柳承国、柳正东、安炳周、李东俊等编写的《儒学原论》（注：成均馆大学校儒学科教材编纂委员会编，1992年1月30 日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发行。）一书。这是一本简明而全面讲述儒学历史发展与基本思想的优秀著作。本书分五章叙述，此外，前有一序说，后有一结论。
“叙说”部分分为两节，一是介绍儒学的形成，三代文化的渊源和孔子编纂五经；二是分析原始儒学思想的意义及儒学的历史变迁。
第一章也分为两节，分别介绍儒学的经典：“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与“五经”（《诗经》、《礼记》、《书经》、《易经》、《春秋》）。
第二章为论述儒学的哲学思想，共分四节。第一节讲儒学的形而上学，其中着重探讨了“天道与人性”的学说。第二节讲儒学的认识理论，其中着重探讨了“格物致知论”和“诚明论”。第三节讲儒学的价值哲学，作者以“人性论”为价值的本源，以“致中和”为价值的创造。第四节讲儒学哲学思想的展开，分别介绍了儒学思想在中、韩两国发展的概况。
第三章为论述儒学的伦理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善的问题，主要分析了“性与善恶”，“善与性情”等问题。第二节讲个人伦理，重点论述了“诚与敬”，“仁与行”等道德规范。第三节讲社会伦理，则突出了“信与义”，“忠与礼”等道德规范。第四节讲儒学伦理思想的变迁，分别介绍了中、韩两国的伦理思想。
第四章为论述儒学的教育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儒学教育的意义，其中高度评价了孔子对人类教育事业的贡献，论述了儒学教育的根本精神。第二节讲儒学的教育目的，作者通过对儒学理想的人文精神的分析，把“启发人性”与“教化社会”作为儒学教育的根本目的。第三节讲儒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第四节讲东方教育传统与儒学，分别分析了儒学教育思想对中、韩两国教育思想的影响。
第五章为论述儒学的政治思想，也分为四节。第一节讲儒学的政治理想，其中以人道的和平与大同思想为核心。第二节讲儒学的政治体制，作者着重强调了“人权”、“民本”、“德治”、“尊贤”等方面的内容。第三节讲原始儒家的政治思想，分别介绍了孔子的“正名论”和孟子的“革命论”。第四节则进一步分别论述了上述“名分论”和“革命论”在历史上的展开。“结论”部分分为三节，探讨了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一节讲近代思想与传统精神，第二节讲儒学的现代的人文精神，第三节讲人道主义与现代社会。
以上所以对《儒学原理》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不嫌其繁地介绍，这是因为人们通过对本书主要内容的考察，不仅能了解当今韩国儒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也能了解现代韩国学者对儒学思想的理解与把握。
成均馆大学除规定各科学生都必需修儒学课以为基本教养科目外，更设有专门的儒学大学和儒学大学院，以培养儒学研究和教育方面的专门人材。儒学大学和大学院为此设立了大量的专门性课程，如专业必修课方面有：“学庸讲读”、“论语讲读”、“孟子讲读Ⅰ”、“诗经讲义”、“书经讲义”、“春秋讲义”、“易经讲义”、“礼记讲义”等，而在专业选修课方面则有：“论语讲义”、“韩国儒学史”、“韩国性理学史”、“孟子讲读Ⅱ”、“中国儒学史”、“儒教伦理学”、“儒教仪礼演习”、“礼乐论”、“经学史”、“先秦儒学特讲”、“儒教哲学演习”、“韩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特讲”、“实学思想特讲”、“诸子选读”、“现代儒学特讲”等。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将给青年儒学学者打下宽厚的专业基础。
在关于“现代儒学特讲”一课的说明中指出，本课程“以现代思想的视角考察儒学，分析其见解。在新的高度上展开儒学，并分析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与差异之处”（注：见《成均馆大学校要览（’91／92）》。）。这样，课程又给予学生们以开放的、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去了解、研究儒学，这是十分重要的。
韩国现有的儒学教育，不限于成均馆大学，上面提到的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也还承担着部分中小学学生中的儒学教育。此外，成均馆属下的“儒道会”等组织也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教思想。如，受幼儿园的委托，举办“儿童礼节学校”，对儿童进行尊敬父母、师长教育，并学习一些基本的礼节和行为规范等。类似的活动受到了社会和家长们的欢迎和支持，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化的作用。
日前，看到一位韩国国会议院金采谦先生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说：“由于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影响，我们一直认为学校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秀才，因而都愿意接受人文系统教育，形成了韩国的教育结构偏重于人文系统的局面。”（注：原载韩国《中央经济新闻》1993年5月2日，转引自中国《参考消息》1993年5月10日版。）我觉得， 这位议员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儒教教育思想确实强调学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强调为学与为人的一致，但这并不是说教育结构必需偏重于人文系统。如果说韩国的教育结构存在着偏重于人文系统的话，那么主要的责任也应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而不应当推委于儒教思想的影响。
四
儒教在现代韩国仍存在着深厚的根基和影响，这是无容争议的事实。如上所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反复论争，目前大多数韩国学者都能正视这一事实，并以积极的态度提出整理、研究儒教思想和探讨儒教未来发展等问题。在高丽大学编写的《朝鲜文化史大系》中对于儒教文化是这样写的：
“儒教文化在朝鲜盛行了千年，它对朝鲜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
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了。”
“现在，儒教看起来已是历史的遗物，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儒教的长处与弊端已深深地残留在我们生活底层了。”
又如，同大学编写的《韩国民俗大观》“序”中，也写道：
“至今，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韩国人所具备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为规范仍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们社会的基层。由于儒教仍然在起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大量的整理与批判。”（注：《朝鲜文化史大系》与《韩国民俗大观》两段引文的译文，转引自张敏撰《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一文，载《孔子研究》1991年第三期，1991年9月25日齐鲁书社出版。）
对于如何在现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儒教思想，是东亚地区各国遇到的共同问题，各国的学者们也都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意见和建议。在这方面，我觉得韩国的柳承国教授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值得人们思考。如他说：
“生于现代的我们，须深深体会经传中内在的孔子精神，继承其肯定的、机能的本质。对于过去社会中，因时代变迁而不合于现实的儒教思想与制度予以修正，将之再集合、再构成。”（注：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这是主张通过对儒教思想本质精神的把握，根据时代的变迁，重新整合儒教思想，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一原则是可取的。柳承国教授还说：
“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变迁的时候，儒教丧失了过去灿烂的业迹和影响力，但儒教思想不会仅仅因为时代性的制约而终结。因为它包含着永恒的真理，以超时代的精神为依据，所以尽管暂时的社会剧变掩盖了它固有的真谛，但是它以崭新的精神放射光芒的端倪已经出现。……今天，在重新发掘、继承和阐明学术思想精华和真髓的同时，通过与外来思想的融合，创造新文化，就不能不成为韩国儒教的最大课题。”
“如果说，现代只有超越东西方思想的分歧，只有互相理解与合作，才能克服东西方遇到的精神的、伦理的和社会危机的话，那么，我认为儒教当前的任务和课题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对韩国人来说，儒教是传统精神的中枢，应该用时代的光辉重新照耀它的固有精神，从意识内涵到外在行为和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发挥其恒常的影响，从多方面去探索可以发扬儒教精神的途径。”（注：柳承国：《韩国的儒教思想》（贺剑城、李东哲译），载《孔子研究》1992年第二期，1992年6月25日齐鲁书社出版。）
尽管柳承国教授强调儒教具有“永恒的真理”和“超时代的精神”，但他对儒教未来发展的设计却是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和开放性。而这正是柳承国教授从儒教精神中体会出来的一种辩证思维方法。他认为，孔子既讲“损益”，又讲“吾道一以贯之”，这就是“将此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构造在历史上实现”。因而，他又进一步说：“即使在今日，孔子的‘时中之道’，在寻求历史意识与新的价值观方面，实为我们提示出一个新契机。”（注：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傅济功译），198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这也就是说，只要人们善于体会儒教的精神，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不变的教条，那么即使在儒教思想中，也可以寻找到儒教与现代相结合的理论与方法。所以，对于柳承国教授上述意见，我是非常赞赏的。
韩国中央大学的梁承武教授也认真研究了“韩国儒家思想应有的方向”这个课题，并且提出了一套十分具体的方案。首先，他也把适应时代看作是发展儒家思想最基本的原则。他说：
“任何思想都应当接受时代的变化，补充新的内容，适应时代的要求，不应成为特定的目的和对象，或为了将现实的矛盾合理化做论证的理论工具。更重要的，要能提出解决该时代内在病理现象的新价值体系、文化体系。因此，韩国儒家今后摸索的方向也应当由此出发才是。”
为此，梁承武教授提出了韩国儒家思想应走方向的四点建议：
第一是，儒家的体系化。梁教授认为，儒学本身重视实践，在理论研究上难免有不足之处。因此，“儒家思想的体系化研究，需要将范围细分，再整理做有广度、有深度的研究，以现代方法来达成体系化，成为人人可以接近的学问”。
第二是，儒家的现代化。梁教授认为，任何学问思想都不能脱离时代，否则即失去其意义。同样，儒家思想一旦脱离现代社会也就没有存在之意义。所以，“在现代社会中想要履行儒家本然的道德创造、文化创造的功能，首先必得寻求儒家本身的现代化”。在此，梁教授特别强调方法论上的现代化。如他说：“要成为走在时代尖端，领导时代变化的儒学，不能不追求方法论上的现代化。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研究而已，在实际生活上、教化上如果能导入现代方法来展开义理，必能发展出与现实一起呼应的儒学。”
第三是，儒家的大众化。梁教授认为，儒学本来是重视实践力行的学问，透过日常生活来表现其德目。然而传统儒家文化主要是士大夫的学问，一般大众不易接近和了解。因此，梁教授建议：“透过有连续性的、平易的经传解释编纂作业、演讲、讲座、电视新闻、报章杂志等大众媒体来接近一般大众，使其容易了解。亦即应当透过现代化方式的解释和教化，使儒家成为大众的儒家，活现在大众之中。”
第四是，儒家的组织化。梁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构成组织和运用组织。韩国儒家传统上也是有其组织机构的，如上文提到的从成均馆到地方乡校和“儒道会”等，但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组织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梁教授提出，为使儒家组织活性化和现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和吸收青年专门人材参加组织，“让他们在中央或地方所属的儒家组织机构中从事教化活动，以期活跃扩大儒家的基层”（注：梁承武：《韩国儒家思想发展之反思》，载《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1992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梁承武教授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提出的建议也是相当完备的。然而，要实现它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根据我粗粗的观察，在韩国学术界具有像柳承国、梁承武教授这样以开放精神、现代意识去审视和研究儒学的学者还不是很多，而抱有某种狭隘民族主义和守旧主义的学者却也不在少数。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的压力，现代物质生活的吸引，要求当代青年接受儒学的思想也是相当困难的，韩国的青年也不例外。因此，要真正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成为当今大众，尤其是青年能够接受的思想，尚须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
综上所述，通过三个月的匆匆考察，对于现代韩国的儒学，给我留下了如下的印象：
第二，流行在当今韩国社会的儒教，虽然也有不少内容和形式已随时变迁了，但总的给人的印象是传统多于革新。
第三，韩国传统儒教的得以延续不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韩国儒林的组织化和根植于地方、农村有关。
第四，传统儒教在韩国社会实际生活中仍然起着某种调节社会人际和家庭亲族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此外，儒教思想在调节个人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方面的意义，也越来越为世人所注意。
第五，韩国有关部门开始进行的有关儒教思想对于官僚文化影响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非常现实而又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注：1992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韩国行政研究院（汉城，卢贞铉院长）主持的一个课题论证会，该课题名即为：“儒教与官僚文化。”）。
第六，经过韩国学者和一般大众的努力研究和实践，韩国很可能率先在东亚各国中创造出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儒教理论和实践原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