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我国哲学的发展问题，也就是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国哲学应有的方向、途径、主题、课题、方法和特征等等问题，近年来，已成为一个热点，并已展示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和思考的见解或主张。在这里，我仅从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的历史现实相结合这一视角出发，就未来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宏观前景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
哲学是时代的产儿，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反映、精华或结晶。因此，对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应当而且必须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及其在未来世纪的发展趋势出发。
我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着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这个结合意味着创造一个全新的事物，它不仅是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观念和宏伟的实践目标，正在指导着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乃至全部实践活动。由此可见，这一转型是我国现实中本质的东西，抓住它也就把握了我国现实及其在21世纪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和命脉。
在这里，我有必要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类经济生活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大形态或三个阶段，以及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的思想，来理解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质内容。
这一转型首先意味着从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极不发展、自然经济仍占优势的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其次意味着从初级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向较发达的、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的转型。这后一转型在逻辑上后于前一转型，但在实际中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前一转型的起点和条件，因而这两个转型过程就是交织结合在一起而同时并进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需要克服许多实质性的矛盾，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因而作为新质事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建立起来的，可能需要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且即便建立起来了，也还需要很长时间来不断完善它，使之成熟和达到更高水平，并在新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发展和扩张。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为自身向产品经济的质的飞跃做好量变的积累就更难预测了。因此决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成之时，就是开始实行产品经济之日。21世纪对我国来说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纪，它要发展出作为产品经济前提的各种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因此，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就只能是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正是我国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但却一再被延误了的“现代化”得以正在实现的过程。由于西方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全球一体化时期，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就是从封闭的、区域性的经济向开放的、作为全球性经济体系之有机组成部分的商品经济的转型。这种历史的时代的条件，一方面使我国可能把西方已达到的现代化高度作为自己现代化的目标，并以浓缩的形式和较快的速度走完西方现代化所经历的、历时400余年的诸阶段，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情况和全球性问题，从而使这一过程中的矛盾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撇开人及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必须强调指出，马克思正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提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发展阶段的。与此相应的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我国目前正在发生，在21世纪还将继续进行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意味着十几亿中国人正在并还将经历巨大的变化。首先，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也就是人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和对建立在“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②上的共同体的依赖，而成为独立的、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与他人平等的、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其次，由于商品经济所具有的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相分离的特点，使得人的发展也成为矛盾的；一方面，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自主的创造活动，外化自己的本质力量，发展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无数个体创造活动所汇聚而成的总成果却呈现为每个个体所不能支配，反而要受其支配的物化的商品世界(商品拜物教、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等等)，这种对于“物的依赖性”也就必然会限制、阻碍甚至败坏着个体的发展。但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过程，人就是在产生、经历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在忍受和承担起痛苦的炼狱里发展自身的。最后，由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是产品经济，因此中国人自身的矛盾发展也必然是向着这样的目标趋近：摆脱对他自己创造的物(商品、财富、社会关系等)的依赖，充分展示“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总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将要通过作为个体主体的活动，从自然必然性(包括自然力和自然人共同体)的支配下获得解放，创建一个人化的对象世界，初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接着，中国人还将通过联合起来的自觉主体的能动活动，向着从社会必然性(商品、社会关系)的支配下获得解放的方向迈进，以便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他自己作为人的主人，并因而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就是从现在到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时代精神。
二
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是由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创造的，但他们并不能凭空创造，而只能在先前的哲学家留传给他们的哲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或者说，只能在哲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造。
1．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传统。中国哲学产生和发展于自然经济阶段，它是古代的和封建社会的理论形态，反映着属于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的时代精神。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作为这种哲学的现实基础的自然经济正在消亡，因此这种哲学从总体上说已属过去。但是，由于它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已深深地溶于民族的血液之中，并长期支撑着中华文明的脊梁，作为这样的哲学传统，它就不仅只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而且也还具有向前发展更新的能量。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所思考的某些哲学问题 ( 如天人关系、有无关系、名实关系、能所关系、一两关系乃至理欲关系等等 ) 本身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而且在中国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直悟、意会、体验、理解和认识中也包含许多值得珍视的成分，这些都是应当承传下来继续探讨和发挥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哲学传统虽经“五四”以来的种种批判，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如“评法批儒”那样的政治批判，却依然未被中断，而且近年还出现了某种“复兴”的势头。再者，从中国哲学的历史看，它确实具有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因子而进行自我更新的功能和传统，能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改造自身。例如，由先秦和两汉儒学及道家传统与西域传入的佛教思想相融通而演化出来的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从儒学道统中以自我批判的姿态而产生出来的启蒙思想，“五四”时期通过与西方哲学思想相交汇而形成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以及近年来首先在海外兴起，继而在中国大陆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的现代新儒家思想。这些都表明，随着中国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中国传统哲学本身也正在经历着自身的转型。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在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接受现实生活和外来文化因子的挑战以促进自己转型的问题。
2．近百年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传统。西方哲学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外来的，对它的研究根底不深，不似中国哲学之渊深。但西方哲学本身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西方哲学在近代传入中国之时曾得益于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当时中国人效法日本的“脱亚入欧”的“西化”梦，而由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理论更新频繁，也对中国文化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波。但西方哲学在我国并不是那种可有可无或仅供摆设的“舶来品”，而是形成了一种已无法根除的传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有两个层次的原因。首先，在中国造成了较大影响力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是西方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和商品经济社会走向高度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西方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就此意义而言，对这些哲学的引进和吸纳适应了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换言之，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这一点正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当代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根据。其次，从更大范围来看，不但西方近现代哲学，而且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和吸收的地方。这是因为，在今天，市场经济已不再可能是一个单纯区域性的问题，而必然要涉及到全球一体化和世界性格局，从而涉及到打破地域、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态的封闭状态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任务。各民族各文化传统间的碰撞、交融、互补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为全球大趋势，对我们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过去自然经济带给我们的狭隘眼界和心态，大力吸收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时代使命。然而，在我国西方哲学虽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东渐史，但总的来说，至今还停留在一个表面和肤浅的层次，许多经典作品尚未得到深入的理解和消化，甚至未得到系统的翻译和诠释。这与本世纪中华民族所必须面对的一系列迫切任务及后来政治上的各种运动使国人无暇沉下心来有关。从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中国哲学界已经获得并还可能获得一个较长时期的不受各种外界非学术因素干扰的大好时机，有可能静下心来对西方哲学各种深层次的问题进行认真严肃的探讨，真正做到原汁原味地理解西方哲学。因此西方哲学研究在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排除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心态而更加学术化和开放化的问题。
3．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是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送到中国来的，尔后又由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传入中国。它首先不是作为一种深邃玄奥的哲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可用来切实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武器，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立即就成为先进的中国人观察和指导自身命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思想旗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继而又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科学理念正是其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光辉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商品经济的典型的和成熟的形态，即资本主义的矛盾、弊病和局限已充分暴露的历史条件之下，但是并不否定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和进步性。它反对任何一种从商品经济向自然经济倒退的倾向，与此同时也肯定了商品经济将被更高经济形态即产品经济替代的必然规律，反对一切把商品经济永恒化的企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展示着现实和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能够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而且还能够根据现实生活的发展不断地修正和发展自身，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抽象的原则体系。这一基本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中国现实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教条主义的束缚，发挥其潜在生命活力，吸纳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合理因素，从而更切实地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适应中国现实生活而在内容上创新和发展的问题，即如何实现理论的现实化的问题。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生活中分别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的现代化、学术的开放化和理论的现实化问题，而它们各自所要克服的分别是故步自封的惰性、不求甚解的浮躁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从现在起到21世纪，将是这三种哲学传统根据各自的特点来适应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通过自我更新和相互比较相互吸收而发展自身的时代。未来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前景将是一个多元并立而又交相融合的局面，这三种哲学传统将会独立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并通过相互作用而促进彼此发展。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一种哲学中运用、移植另一种哲学的方法，
提出、讨论乃至解决另一种哲学中的问题。这将是我国哲学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繁荣局面。
三
各种哲学传统的发展都必须通过批判地继承这条途径来实现。对于传统的批判是继承和发展的前提，而真正的哲学批判都是在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既非全盘否定传统，亦非死死抱着传统不放，而是通过辩证的否定即扬弃的方式而实现传统的更新和哲学的发展。
各种哲学传统的批判或自我批判均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1．首先要弄清传统是什么，解决“事实”的问题。对于我们自认为的传统或别人所讲的传统要持一种怀疑态度，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来验证一下传统是否果真如此。这个层次的批判说到底就是通过质疑而解决事实问题，它是一切批判工作的前提。例如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人们通常都过于强调它的“天人合一”的方面，实际上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天人相分”的一面，例如荀子就曾提出过“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主张，柳宗元强调天人“其事各行不相预”的思想，而刘禹锡则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到了明清之际甚至出现了王夫之的“以人造天”的光辉思想。关于西方哲学，人们又过于强调它的“天人相分”的方面，特别是认为西方近代哲学是所谓“天人相分”或“主客二分”的哲学。其实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天人相分”的进展总是引来“天人合一”的回应，而德国古典哲学则只不过是从“天人相分”进展到以原始的“天人合一”为“天人相分”的前提，以“天人相分”为回归到更高层次的“天人合一”的中介的哲学思维进程而已。“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已经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在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最大成果和逻辑结论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哲学里了。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一般又往往不顾实际而过于强调其辩证原理体系中的某一环节或某一侧面，并对其进行简单化和教条主义化的理解，而忽略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的辩证法思想和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理论与实际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2．其次是根据现实的发展趋势对传统进行鉴别和取舍，解决“态度”或“价值取向”的问题。由于传统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抗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的需要来确定取舍传统的基本态度。中国当前最本质的现实问题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个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转型，在这种现实前提之下，就决定了我们对于各种哲学传统进行取舍的基本态度既不应是一味追求顺应自然、天道的原始混沌的、适合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不应是盲目热衷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体的主张，而应该从各种哲学传统中剥离出有利于现实发展(即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的因素，如天人辩证统一的思想，高扬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思想，以及对“人的异化和非人化”进行文化批判的思想，等等。
3，最后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反映时代的精神的新哲学体系，解决“创新”的问题。对于鉴别、取舍的结果，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或完全抛弃，而是将其作为必要的“思想资源”，在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对已鉴别的东西(无论是要取的，还是要舍的)进行再分析和再综合。例如依附于自然经济之上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在总体上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型过程不相适应，但其中仍然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成分，这些成分对于我们如何来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某些物欲横流、精神贫困以及价值失范问题仍有启发、借鉴的作用和可资利用的方面。再如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体的思想，虽然与我国当前弘扬人的主体性的现实要求相悖，但是其对片面发展的主体性的批判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它至少提醒我们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危害性，警觉盲目地、野蛮地追求“主宰自然”可能导致的恶果(如能源危机和生态问题)，从而促使我们注意到将发展主体性的时代任务建立在更新的基础上，使人在支配社会，进而支配自然的过程中达到与自然的积极的统一与和谐。通过在现实基础上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再分析和再综合，才能最终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想、观念、原则、原理以至理论的体系或系统等等。
哲学传统批判的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它们构成了哲学自我更新和演进的三段式。第一层次的批判和第二层次的批判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第三层次的批判虽然是以前两个层次为基础的，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批判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对传统的单纯的确定与区分走向了赋予传统以新生命的创造。在这种创造性的批判过程中，传统仍然被保存下来，但却是以一种升华了的、更新了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因此它既是对自身的肯定，也是对自身的否定。这种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的辩证统一( 即扬弃 )就是批判地继承哲学传统的关键和实质所在。
四
各种哲学传统的自我批判和发展更新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不同哲学流派、观点的相互联系、相互否定、相互汲取和相互促进中实现的。只有在这样的“百家争鸣”的前提下，哲学才能自由思考，才能推陈出新，才能修正和发展自己。这是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哲学与文化一样，是在多元并立、相互交流、自由选择和彼此竞争的条件下发展的，这样就要求在我国的思想现实中培养一种“百家争鸣”的宽容气氛，这种宽容气氛不仅应在每种哲学传统之内，而且也应在各种哲学传统之间广泛弥漫，成为不同思想观点相互交流和彼此促进的基本前提和一般原则。
“百家争鸣”对于哲学发展的重要性在于：首先，容忍分歧之存在，承认相互争鸣是理论家、思想家们创立和宣扬自己的理论、学说的前提，没有“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任何新思想新观点的产生都是不可能的。其次，理论、学说的正确与错误及其正误之程度、有无价值及其价值之高低，只有在“百家争鸣”中才能弄清，通过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的相互批评，从而为人们接受或拒绝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拒绝某种思想观点创造条件。最后，各种理论、学说也只有在“百家争鸣”中才能发现自己的缺憾和弱点，才能通过汲取其他理论、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来充实和修正自己，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更新。
当前我国理论界所面临着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发表一点粗浅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我们国家当前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它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引导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行，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百家争鸣”则是发展学术的方针和方式，就是说，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来促进社会主义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学术事业的指导作用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两条：第一，树立一个应当向着它前进的社会主义目标；第二，鼓励最大限度的学术争鸣。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学术思想，政府可以发挥一定的导向作用和监督作用，或制定一定的法规，但却不应该直接使用行政手段来加以禁止和干预，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搞思想专制。
马克思主义的“百家争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理解(即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不同解释)之间的争鸣，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争鸣。在我看来，做到这点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来意义的学术思想上的指导作用或主体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也就是它应当肩负的职责和使命。然而它之做到这一点的必由之路仍然只能是“百家争鸣”。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潜能和可能性而言，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最开放、内容最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也必然是能够起到上述指导作用的。但是这种潜能还不是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不断地使其潜能转化为现实，而它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地从潜能向现实发展的哲学，而这个转变过程正是在“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实现的。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形成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一切优秀哲学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继承以往哲学成果的自觉态度不是一般哲学所能比拟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也只有亚里士多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少数几个哲学体系能够比较自觉地继承先前的一切哲学成果)。同样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对前人或同时代人的哲学思想进行形式逻辑的条理化或加以思辨梳理的产物，而是对以往和那个时代一切哲学成果的批判性的改造、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与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思想的“争鸣”中产生和形成的。
第三，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有在各种哲学思想多元并立、相互争鸣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地从外部汲取新的思想精华，从内部进行自我更新。因此，反映现实和批判、继承、改造传统的各种、哲学观点和理论学说越是纷歧复杂、枝繁叶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越具有长足发展的厚实基础和广阔前景。就此而论，当前在我国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不只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少数专家的事，而是一切对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志趣、有能力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共同任务；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如果想要真正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作为教条，而是作为观点方法用来研究一般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已往的历史和经典著作的诠释上，毋宁说，一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人类面临的任何哲学问题的研究，甚至任何非哲学问题的哲学研究，都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富有生命力的发展的生动体现。因此，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或西方哲学的学者，他所做的工作就不仅仅是推进了我国的传统哲学或西方哲学研究，而且是推进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这些研究大体上也会归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比较、借鉴和争鸣的关系。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可缺少的“必要的张力”。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则一方面要以各种哲学观点、理论的并存与争鸣为条件，另方面也应在自身研究现实的基础上发挥能动性，自觉地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不同意见进行争鸣，通过对争鸣对手的再认识、再反思和再批判，抛弃其不适合时代的成分和绝对化的成分，挽救其中的合理成分，使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或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来。这并非只是“量”的扩大，而是对自身内容的“质”的改善和更新，借此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历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敢于面对百家、同百家争鸣的过程，就是它实现自己对百家的“指导作用”和在百家中的“主体地位”的过程，而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样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它自身的辩证发展时，它也就真正实现了它应有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
总的来说，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趋势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向着既超越中国哲学，又超越西方哲学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进。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105页。
作者简介：杨祖陶，1927年生，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第73-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