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前的1998年，郭店竹简正式公布，立即引起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此后出版的先秦思想史著作，如果没有利用郭店竹简及随后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便会被视为“过时”，不具有了学术研究的前沿性。正好在这一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受身边同事研究热情的影响，我也开始关注起出土文献研究，博士后报告定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2001年初博士后出站时，我已完成了十五万字的工作报告，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七、八篇相关论文。在博士后报告鉴定会上，庞朴、姜广辉、陈来、廖名春等学者对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我对其补充、完善，争取早日出版。然而这时我感到学术的大门似乎才刚刚向我开启，一连串的学术问题迎面而来，有待我去思索、去探索。所以博士后出站留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后，除了参加一些集体课题外，我仍把主要精力放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的研究之中，五六年时间又先后发表了近二十篇这方面的论文，较之博士后报告，这时的研究已更为充分、深入，字数也达到了四十余万。
2006年，我申请去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杜维明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在哈佛搞一个seminar（研读班），专门研讨思孟学派，于是我又带着这一课题来到了哈佛。哈佛的一年时光是美好、愉快的，而每周五在Yenching House举办的seminar更是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第一学期我们读《五行》，第二学期读《中庸》，大家自由争论，互相辩驳，畅所欲言，往往一两句经文便会用去一下午的时间，但丝毫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而是充满了精神的享受与快乐。在美国期间，我还在哈佛大学中国文化年会做了《新出土竹简与中国文化再认识》的专题发言，并受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央华盛顿大学哲学系的邀请作了郭店竹简的学术报告，在与国外同行交流中的点滴收获，也都被我吸收到研究之中。
2007年6月，我结束了在美国的访问回到了北京，这时我的工作单位已转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承担起一定的教学任务。但我对思孟学派研究仍感意犹未尽，教学工作之余，仍将主要精力用在课题中，又陆续写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至此我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才算告一段落，这时时间已到了2008年，距我来北京已有十年之久。
二
回想这并不短暂的十年，深感学术探索的艰辛与不易。郭店竹简研究是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涉及到古文字学、文献学及哲学、思想史等多个学科，学术界一般按研究的先后顺序分别将其称为第一序（古文字学）、第二序（文献学）和第三序（哲学、思想史），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序和第三序，尤其是第三序上。所以吸收、借鉴古文字学者的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但文字的释读又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同一个字往往一开始有不同的释读意见，而一字之差又影响到文义的理解。这样的事例笔者在研究中碰到过很多次。
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一般多侧重于义理的阐发、分析，而不太注重文献本身的研究，我以前也不能例外。但在接触到竹简研究后，才认识到文献的重要性。通过相关的传世文献，不仅可使晦涩难懂的竹简文字一下变得豁然开朗，同时，出土文献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传世文献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等问题，这就是学界津津乐道的“二重证据法”，所以要想研究出土文献没有扎实的文献功底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来社科院历史所后，对文献研究特别留意，专门下了一些功夫，在做博士后期间，我写了四十万字的《中国先秦学术思想史编年》（与刘宝才教授合作，我撰写春秋战国部分），从年代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先秦学术思想做了梳理，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不过在研究中感到最为艰难、也最耗费心力的还是哲学义理方面的探讨。对于郭店儒简，学术界一般将其定位为“孔孟之间”，认为是填补了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思想史的空白，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竹简的内容更接近荀子，而不是孟子，主张将其定位为“孔荀之间”。我在研究竹简《五行》时注意到，竹简的内容不仅与以后的孟子存在联系，对以后的荀子也产生影响，这说明子思以后儒学的分化实际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将郭店儒简定位为“孔子与孟荀之间”可能更合适。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对早期儒学的心性论、天人关系、仁内义外、仁与孝的关系、政治理念还有孟子性善论、慎独等问题做了集中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这些观点在学术界曾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些还被学者经常引用，不过由于一些论文的写作时间较早，特别是在这十年的探索、研究中，我的学力和认识也有了提高，现在看来其中的一些观点已有调整的必要了。例如，我于2000年发表的《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一文，曾推测今本《中庸》可能编订于荀子之手，现在看来证据不足，必须要放弃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切不可作过多的推论与猜测。我写的“孔子论‘仁’”一文，曾在“青年儒学论坛”上宣读过，遭到几位朋友的激烈批评，这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思路重新反省。大约半年之后，我又写出了《郭店竹简“ ”字与孔子仁学》，对于这一稿，陈明兄首先表示肯定——而在“青年儒学论坛”上，他对我的批评最为激烈。庞朴先生也曾来一电子邮件，对拙文大加赞赏。杜维明先生对我讲，他一直准备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但看了拙文后，觉得已没有必要再写了，他想说的都被我讲出来了。拙文“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与论坛几位同仁的批评、刺激显然是分不开的。
三
我的思孟学派研究，受到了多位前辈学者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我最为幸运也最为自豪的事情。在前辈学者中，庞朴先生与我关系最为密切，对我的帮助也最大。我开始从事竹简研究时，庞朴先生正好创办了“简帛研究”网站，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我有了文章也常在那里粘贴发表，一段时间我成了该网站发表论文最频繁也是最多的学者。我与庞先生很快成了忘年交，皂君庙庞宅也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每完成一篇论文，庞先生总是第一个读者，而且不吝夸奖、鼓励之言，有了不同看法，却只是婉转地予以表示。2005年山东大学成立儒学研究中心，庞朴先生担任主任，他将中心的研究重点确定为思孟学派，并让我承担了《思孟学案》一书的写作。我从庞先生身上学到的，不只是为学方法，还有他“温良恭俭让”的做人方式。
李学勤先生对我的研究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并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赐序，使拙作生辉不少。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的关系最早就是由李先生提出的，我的研究可以说是在他的观点上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不过我在做博士后时，李先生还在担任历史所所长一职，公务繁忙，受其直接指导的机会较少。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我专门找来李先生五、六十篇讨论先秦文献的文章，仔细阅读、揣摩，领会其治学的思路和方法，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故我的为学也有“私淑”于李先生的地方。
2002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交并宣读了《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一文，利用郭店竹简中“交性者，故也”等材料，讨论《孟子》中“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亦”这段难解的文字，结果引起激烈争论，时裘锡圭先生在座。不久裘先生写出《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是对拙文的一个回应。裘先生认为笔者联系出土竹简解读《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很有见地，非常正确，肯定了笔者对“故”字的解释，同时又对“故”字做了详尽的考察，列举了“故”字五种不同的用法。读裘文后，使我大开眼界，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故”字，竟然有如此深奥的学问。由于拙文在清华会议上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想要将其放弃，裘先生的肯定才使我重获信心。裘先生于我，可谓“一字之师”。
杜维明先生最近几年一直关注于思孟学派的研究，2005年10月，经杜先生提议，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和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会议纪要经整理后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2005年第4期上。2006至2007年，杜先生又召集在哈佛访问的几位学者共同研读思孟学派的有关文献，这一年大家的学习、研究成果，最终结集为《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杜维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07年8月，在杜先生的倡议下，哈佛燕京学社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为《儒家思孟学派论集》，已由齐鲁书社于2008年底正式出版。从这里不难看出杜先生对思孟学派研究的推动之力及所付出的心血。杜先生倾向将郭店竹简看做孟子的思想资源，意在突出孟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我则认为从子思到孟、荀，是儒学内部深化但同时也是窄化的过程，故不应在孟、荀之间争正统，而应“回到‘子思’去”，统合孟荀，在丰富性的基础上再建儒家道统。杜先生与我虽然有这些认识上的不同，但从不将其观点强加于我，而是鼓励我按自己的想法去研究、探索。与杜先生接触，给人留下影响最深的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
姜广辉、刘笑敢、陈来诸位老师也对我的研究给予很大帮助。姜广辉老师是我在历史所学习、工作时的领导，也是国内较早研究思孟学派的学者之一，对思孟学派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之力。姜老师性格豪爽，求贤若渴，扶植后学，不遗余力，这可以说是他身上最为宝贵的品质。2004年5月，在清华大学一个会议上，我与刘笑敢老师正式相识，回到香港后，刘老师即来一电子邮件：“梁涛：在京见面，很高兴。我早已经注意到你的文章。希望你永不自满，超越前贤，为中国学术界作出贡献。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这需要一大批有志气、有能力的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重要的是不慕虚名，不断提高。”刘老师的勉励不仅使我深受鼓舞，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刘老师早年毕业、任教于北大，后辗转于美国、新加坡，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刘老师虽然身处海外，但一直关心着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与前景。郭店竹简公布后，刘老师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申请课题，举办工作坊，积极推动香港地区的出土文献研究。陈来老师是我十分敬佩的学者，也是我一直努力追赶的目标，但我对陈老师的真正了解，还是在哈佛的一年时光。在哈佛的seminar上，我与陈老师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分歧，产生过争论，但陈老师不愠不怒，以平等态度与我商榷、讨论。我的《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一文完成后，曾请陈老师指正，陈老师认真阅读后，指出了文中一些不合理之处，我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接受了陈老师的意见，对原文做了较大的修改，部分章节甚至经过了重写，所以此文实际也包含了陈老师的智慧和心血。
四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回想当年踏入大学之门时，老师给我们讲“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为学之理，当时颇感意外，不以为然，至今才知此言不虚。古人论学亦有“凿井及泉”之说，意为在某一点集中用力，方可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对此现在我也深有体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没有像以前写博士论文那样，先列一个提纲，确定一个大概的思路，便一马平川地写下去，而是突出了具体的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我最早完成的两篇思孟学派的论文是关于《中庸》和孟子“四端说”的，由于下了一些功夫，文章写完后，眼前的视野一下开了，一连串的问题冒了出来，常常是一篇文章写完后，又马上引出下一篇，这些年来就这样一直写了下来。文章完成、发表的越多，外界的期待和压力也就越多，外出开会，常有朋友问：你的思孟学派研究什么时候完成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大作？每当这时我就在内心催促自己：要快！要快！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虽然我也曾浮躁过，迫不及待过，但总算坚持下来了，终于没有自乱阵脚！因为我深知学术研究就是在追求真理，我不能在没有发现真理时自欺欺人，更不能去欺骗读者。由于一段时间我发表论文较多，一时有“快手”之称，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每一文写作中的搜肠刮肚，千回百转，有些文章从酝酿到完成要经过数年之久，有些文章完成后，很快又不满意，又对其修订、删改……我知道自己的做法不明智也不聪明，会给自己带来诸多麻烦，试看今日中国各大高校对科研指标化、数据化的管理方式，一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倒在其次，关键要看它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一位学者的晋级升等，也取决于其论文、著作的数量多少，结果就是鼓励大家多干快上，什么大课题、大项目，一两年就可以匆匆上马，匆匆结项。可以肯定，这种管理方式的不良后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充分暴露出来。我常想，在今日这种“恶劣”的学术环境下，能否出现学术大师、出现学术名著？实在是一件值得让人怀疑的事情。也许，在今日选择自我放逐，明日才会被历史所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