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瑟达·斯科克波作为80年代推动“国家回归”研究的领军人物，她不同意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的漠视，也不满意其他社会革命流派的分析范式。因此，斯科克波以社会革命为切入点，以社会—国家—国际为大背景，探讨了国家变迁时期的制度设计及国家的构建问题，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认为国家不是因变量，而是自变量，是一个能对政治、社会、经济与意识观念等资源进行重构的统合者。
对于研究革命、社会运动乃至近代以来国家转型的学者来说，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以下简称《革命》）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名著，《革命》一书将摩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理论、安德森(Perry Anderson)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国际国家体系的观点融为一体。而伫立在这一坚实框架后面的，是作者希望实现的远大抱负：她要将精致的理论与宏阔的历史叙事相连接，“提出一种分析世界近现代历史中社会革命转变的参照系络”，以“重新确定我们对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革命的特点和疑难的认识方向”[1](P9)。应该说，作者基本达到了目的：该书在1979年出版后，很快得到学界的承认，成为流行的经典，并在短短的时间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同时，斯科克波作为80年代推动“国家回归”研究的领军人物，她的“Br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把国家带回来：当前研究的分析策略）一文成为当前西方国家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可以预期，随着社会转型、国家建设与发展等研究议题在中国的兴起，《革命》一书的大陆译本已为时不远。斯科克波在《革命》中，以国家非常时期（革命时期）为视角，通过比较研究中、法、俄三国在18～20世纪发生社会大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后果（一个更强大有力的新国家的形成），为非常时期的国家自主性提供了独特的诠释，这对转型期的中国制度建设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斯科克波的理论创新及国家视角
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紧张中寻求理解社会革命的钥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悠长话题，也是国家自主性理论生发的原点。早在古希腊时期，随着城邦共和制国家的出现，人们就开始思考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域问题。如亚里斯多德最早将人的活动区分为城邦生活和家庭生活，二者各有范围，不得逾越。在封建中世纪，国家式微，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也就相对沉寂；16世纪以后，随着西欧绝对主义国家时期的到来，人们以更为理性和世俗的眼光来审视国家和社会关系。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国家是取得人们认可的有主权的“王国”，是一种具有无限能力的东西。霍布斯也继承了这一观念，认为国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利维坦”。而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虽然认为不应将国家和社会混为一谈，因为“国家是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2](P285)；但由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他主张国家决定社会，而不是社会决定国家，从而体现了一种国家本位的政治观。这些观点反映了近代国家形成时期加强王权、强调国家并视国家为唯一存在的时代要求。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市民社会的逐渐成长，绝对主义国家纷纷以革命或改革的方式向现代国家过渡。这时，再单纯强调国家的存在，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马克思那里，国家权力自主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于社会利益的相对自主，“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3](P37)。二是对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独立。第一种情况具有虚伪性；第二种情况具有暂时性；这说明了国家自主的相对性，体现了国家自主的限度。此后，各种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基本承袭了这一观点。而在其后，特别在20世纪60、70年代，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在政治科学中占主导地位，国家受到漠视和抛弃。
斯科克波不同意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的抛弃，也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革命流派的分析范式。斯科克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过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国家问题时都一直深深地保留着社会中心的假定”[4](P5)。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斯科克波抛弃了抽象的表达逻辑，从“组织”和“现实主义”的角度重新阐述国家及其自主性，形成了她的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当然，斯科克波在这里显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的强调。同样，斯科克波认为其他考察社会革命的理论流派也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带有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比如，主张革命源于相对剥夺的理论家格尔(Ted Gurr)，认为政府的权力和稳定直接取决于社会潮流和民众的支持；革命是否爆发关键看现存政府权威是否丧失了合法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众决定论，间接的也是一种社会决定论的观点。认为革命源于政治冲突的理论家梯利(Charles Tilly)，将国家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强制系统；国家始终支持着支配阶级和支配团体并凌驾于从属阶级或团体之上，支配团体的权力实际上与国家权力重合。按照这种理论推演，现有支配阶级或团体与国家统治者之间实际上不可能有根本利益冲突。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等虽然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而且意识到如果国家统治者想要推行各种符合整个支配阶级基本利益的政策，就必须摆脱特殊支配阶级团体和个人的控制。但他们在根本上仍然认为，“尽管国家结构和政策有自身的原因，但都受内在‘选择机制’的支配，在客观上都服务于维护现存的生产方式”[1](P31)。这就从而终究走向了生产方式决定观。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斯科克波进行了角度转换，形成了一种倒置的表达逻辑。即要摆脱生产方式和支配阶级的国家观，就需要一种更强调国家中心的理论，即要问国家本身是什么，它们的结构和活动是如何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发展？而在这种意义上，很多人将斯科克波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斯科克波虽然承认社会革命使阶级斗争得到集中表现，并导致社会结构的改造，但她更强调“启动社会革命的政治危机绝不是社会紧张或阶级矛盾的暂时反映。相反地，它们是位于旧体制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的直接体现”[1](P32)。就危机场景于革命爆发的意义而言，源于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紧张比社会与阶级矛盾的紧张更重要。据此，斯科克波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的系列观点：
·国家的本质：一种具有自身运行逻辑和利益的自主结构；不一定与社会支配阶级融为一体，维护支配阶级利益并非必然的事情。国家是以行政权威为首的并由该行政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妥善协调的一套行政、治安和军事组织。
·国家的功能：维持秩序；同其他潜在或实际的国家竞争。当然国家通常会维护现存经济和阶级结构，因为这通常是阻力最小的维持秩序的方法。而面对从属阶级，国家本身的基本利益也常常促使它对从属阶级的要求做出让步，尤其是在危机时期。
·国家自主性的表现：至少是潜在的独立于支配阶级的直接控制。而对于这种独立性的实际程度与后果，要根据社会政治系统的特殊类型和历史国际环境来分析和解释。
·对国家自主性的制约：两种因素制约国家实际组织，一种是社会阶级结构；一种是各国的实际地位。
在《革命》一书中，国家潜在自主性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是贯穿整个社会革命过程的基本逻辑。因此，国家自主性的存在、丧失与重构是理解社会革命过程的缘起、过程和结果的钥匙。
（一）斯科克波用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来分析社会革命危机的出现。对于旧体制国家陷入危机的过程，她设置了一个四维分析框架：国际因素、本国君主制政府（自主性国家的代表）、支配阶级、从属阶级（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和工商业阶级是一个游离性因素）。在这个四维框架中，国家是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自主组织。换言之，国家处在国际和国内支配阶层的双重挤压中，而正是在这种双重挤压中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力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讲，革命危机的出现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它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滞后。而与此同时，国家总是处在竞争国家国际体系中，并在外来强国的挑战中（外来入侵、争夺殖民地等）常常落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所能考虑的往往是国内体制和国家结构的适当改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振国家；但是，国内改革的努力常常招致失败。这是国家和支配阶级特定的关系状况使然。正如作者所言：“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君主政府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际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就会崩溃，从而为揭竿而起的暴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改造开辟道路。”[1](P65)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危机的发生，外来威胁或挑战是常态，关键看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适能力。如果在外来威胁面前，国家能够保持自主性，仍然具有足够的自主行动能力，能左右支配阶级，能控制农民阶层的造反，那社会革命就能避免。斯科克波具体描述了革命危机在法、中、俄三国的展开：法国由于国家和支配阶级力量都很强大，它们相互交织，争夺资源，导致国家汲取能力降低，发生财政危机，然后支配阶级召集三级会议，最终导致国家行政系统的瘫痪；中国在外来危机前国家具有自主性，中央与地方士绅良性互动，但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后，国家自主性能力急剧降低，地方势力发展，同时在内外压力面前，国内改革调适失败，政府在改革中自我瓦解；俄国由于土地贵族软弱，政治上依赖于帝国当局，对外战争失败后，通过自我改革解放农奴，实行国家工业化，导致一个新的革命阶层——产业无产阶级的诞生，而参加一战但战局失败最终激发社会革命。
总结三国的不同走向，我们不难看出法、中、俄三国君主制是否发生社会革命，关键看地主支配阶级侵入国家的方式，看他们在高于地区的层次是否有制度化的政治实力。如果在行政机构中存在盘根错节的地主阶级势力，他们反对改革就会导致君主制的崩溃，潜在的社会革命形势就会爆发。反之，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地主阶级，旧体制国家又有较高程度的官僚制，那外部危机就能通过国家组织内部的自我改革，透过有限的政治斗争，在原有统治精英和行政结构内部解决，从而平稳实现国家结构的更新。这一点对中国的当前的社会改革将有很大启发意义。
（二）斯科克波用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来分析社会革命的展开。社会革命过程就是从旧体制危机到新体制的社会政治模式定型，新国家组织出现和巩固，国家权力在革命化社会中施展的过程，是政治冲突团体围绕着国家结构而斗争并改变国家结构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分析重在考察创造新的、具有充分国家自主能力的国家组织，斯科克波称之为国家建设。这种国家建设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自主性的重构：政治领导团体力图重建国家秩序，巩固自下而上的阶级变动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改造，提高各自国家对抗和战胜国际竞争对手的实力和自主权。此外，社会革命造成国家结构和职能的变革，形成一种新的国家秩序。在斯科克波看来，这种国家秩序的变革不仅仅是社会秩序变革的副产品，而可能是一个相反的关系。在社会革命期间发生的国家结构变革通常既巩固社会经济变革，而且本身也导致社会经济变革。
（三）斯科克波也对国家建设的主导行动者——“政治领导团体”进行了考察，认为其是谋求国家权力的集团，“把国家看成是实现国内变革，提高本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的恰当工具”[1](P236)。其任务是谋求维持国家权力；创建利用政治体制；建构新的政治和国家权力形式。他们来自于志在承担国家职务和从事国家活动的、有教养的边缘精英团体。斯科克波淡化其阶级身份、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色彩，注重其活动而不是社会背景，注重其能否在危机环境中创建和利用政治体制，创造行政、军事组织和政治制度。这种中立性的政治行动者安排可以说是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推演的当然结果。
总结《革命》一书的整个论述过程，可以认为，社会革命事实上就是在一种关系结构中，研究国家自主性丧失并进而导致国家崩溃，然后通过新国家的建构，重塑国家自主性并提升国家能力的过程。社会革命的核心是国家组织的崩溃和重构。制约国家自主性的结构因素有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而后者又包括支配阶级、地方政府、军队等制约因素。是否会发生社会革命就看国家是否有充分的自主性，有相当的国家自我行动能力，能摆脱诸多结构性因素的挤压。可以说，有充分自主性的国家不会发生社会革命；反之，丧失了国家自主性就会导致革命，并最终以自主性国家的重构为结束。
《革命》它以社会革命为切入点，以社会－国家－国际为大背景，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认为国家不是因变量，而是自变量，是一个能对政治、社会、经济与意识观念等资源进行重构的统合者。相对于20世纪60、7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淡化国家的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
斯科克波将她的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称之为“组织”和“现实主义”国家观，可谓一语中的。其初衷是要将国家从抽象的形式、工具和民族文化象征等虚幻形式中剥离出来，而不将国家看成是分析层面抽象想象的产物，或者政治层面上特殊阶级间的关系和斗争，使国家更具分析价值和操作可能。这种国家观将国家－社会的博弈放到国际的大背景中，从而凸现革命时期国家组建的潜在自主性能力。将这种国家观带入革命分析，就能充分说明，革命危机的发生关键看国家与国外军事竞争对手关系、国家与国内支配阶级和既有社会经济结构关系。总之，经过作者这样的刻意勾划，突出了国家的组织特征，丰富了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实践内容，即在旧体制危机和新体制的产生中，自始至终将国家组织置于中心而自主的地位，从国家是否能推进和表达自己目标的角度来理解国家自主性。这使我们看到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行动者的重要性，对革命过程和国家结构转换有了更具体而直观的认识。
但作者在追求理论精致的同时，也使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存在相应的缺失。首先，关于国家自主性的限度问题，作者在凸显国家重要性的同时，其实并没有完全否认社会的重要性，只是在这一问题上她有点模棱两可。她指出：“国家强制组织的结构、它们在整个国家机器的地位、它们与社会的阶级势力及政治动员团体的联系，都是分析处于实际的或潜在的革命形势中国家的重要问题。”[5](P32)从这意义上，她对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力量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其次，在描述革命展开的过程中，作者又割裂了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联性，认为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是国家政治领导集团寻求重建国家自主性的活动。这事实上得出的结论是：社会革命的发生首先是基于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而在这种矛盾出现的同时，正好又偶然地发生了下层的暴动；二者结合演变成了剧烈的社会革命。按照这个思路，许多错误结论是在所难免的，如意识形态的作用不重要、农民的作用不够重要等。正是基于这一点，刘北成先生在该书的译序中说：“中国大陆结束毛泽东时代；苏联的庞大帝国几乎在瞬间就土崩瓦解。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些革命的意义和后果需要重新评估。”[1](P10)其实，“经济的国家机构和他们的干预方式不是中立的，而是被整合到了资本的运动之中，并且构造了不同利益之间斗争的领域。这意味着国家在保证资本积累条件上的干预有内在限度，而且总是受到各种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斗争必然的影响”[6](P271-272)。
应该说，国家自主性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可以以国家为中心，但必须承认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同样，社会革命是各种因素的内在交集，国际、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共同构成了社会革命过程，国家运行是由国家的自主性和社会支持共同决定的。显然，“斯科克波忽视对国家如下问题的界定，国家是谁？国家是什么？国家的表现形式是怎样的？”[7](P487)在笔者看来，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和公共利益的独立性，是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家权力不受个别势力干预。在现代社会，由于国家行政能力的发展、信息科技的发达，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和监视能力越来越强，国家日益体现出超脱自主的趋势；但仍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得出国家唯一的结论。从根本上和长时段看，社会的潜在决定性作用仍然存在，否则中国的共产党人就不会作出“党风问题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自我警示了。而在实践上，要建构良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关键是要有科学的宪法秩序，通过宪政的制度结构抑制国家和社会关系上容易出现的权力非均衡状态与国家行动可能的恣意，保护和激发社会活力。如果忘却了上述意旨，只是单纯地强调国家对于社会的作用，仅仅偏重于国家权力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单向性发展，就会走向同社会中心论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从而忽视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意义，遗失国家存在的理据。《革命》一书发表后，在其内含的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基础上，美国兴起了一个组织现实主义国家学派，该理论主要用来分析国家强弱；其理论核心是国家可能具有的自主性。国家组织及精英可能反对统治阶级，国家机器拥有的权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社会权力。但国家自主性实现需要前提，而这个前提主要包括：国际环境压力；一个组织上团结的国家官员集体的职业化；同社会利益分离；意识形态统一。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国家自主性理论解释力不足的继续探索和发展。
刘忠权，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注释】
[1]瑟达?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M].刘北成，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ess, 1979.
[6]尹树广.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7]Forrest D. Colburn, "Review: Statism, Rationality, and State Centrism"[J].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0, No. 4. Jul,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