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湾海峡给中华民族添注了如许多的文化想象、文化色彩，两岸三地的说法其实蕴含了深沉的情感纠葛。近年来三地的法学学者交往和交流日益频繁，借此也可感受一些它们之间的区别。
台湾著名学者如王泽鉴、翁岳生等人在大陆有广泛的知名度，大陆许多民法学者的走红最初是靠对台湾学者著作的先占而获得的，近来公法领域似乎也开始传承这种风气，台湾学者论著被引用之高，恐怕连他们自己都始料不及。但他们并没有因凭这份荣幸而骄傲起来，他们依然谦恭有礼，举手投足之间有着刻意的小心，他们讲课在三地学者中也是最卖气力的，他们的课充满激情、绘生绘色，尽管他们大多有欧美最好法学院的学术背景，薪水也比大陆学者拿得多。个中原因难能详举：他们薪水虽比大陆学者高，但要多做几份兼职才能获得；他们要把 课讲好，是因为要接受学生近乎苛刻的评价；他们的科研虽然有见地，但只能卖区区几百册，当他们听说大陆一部学术著作可买到几千册、几万册时，以为那是在说明星的事……
香港的学者是最从容的，因为他们几乎享受世界上学者最好的待遇，他们不会有稻梁之谋的困扰；他们是最讲洋派的，饮食、着装、语言非西化不为时尚。尽管他们以为所学所练的普通法是世界上传统最优秀的，但在大陆学界的低知名度，既让他们蜚夷所思，也让他们颇是气馁。我想他们可能需要放低身段去认真研究大陆的法律和法律人。
大陆学者的整体质素并不令人满意：社会的超速变迁使他们充满了浮躁、焦虑；“学统”的不高贵使他们不能坦然向外；接二连三的学术弊案，也在逐渐剥离他们身上神圣的光环。但大陆学者所获得的话语权威是其他两地的学者艳羡不已的，一个成名的法学学者被视为获得了在所有领域放言的通行证；一个本土的中国法制问题因着中国的重要当然地变成世界性问题；尽管就业已不景气，但新法学院还一茬又一茬地办起来，法学课堂依然那样拥挤；法学教师永远是忙碌不堪……斯情斯景，喜耶？悲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