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传统经济学语境中，增长通常是一个“长期”概念(与“长期”相对应的是“短期”，例如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主题即为“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尽管如此，经济学中的长、短期之分并无统计意义上的精确性，而主要是出于方便理论分析的目的)。因此，当论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时，首先需要考察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各种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萨伊定律在长期中近似成立，此时供给将自动创造需求，即便某个或某些市场出现供求失衡现象，也只可能是短期和暂时的。故而在长期中，生产或者供给才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那么，生产或者供给是如何发生的呢?
答案既简单又复杂。简单之处在于，要生产出产品，必然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自然资源以及环境等。复杂的问题则是如何将这些生产要素组合起来以最有效地提高产出。事实上，在决定供给或产出水平时，生产的组织方式至少与生产要素的投入同等重要。
组织生产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包括计划、市场等较为具体的形式，也包括抽象的规则、习俗、文化和管理等。企业是组织生产的专门机构，是另一个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此外，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分工协作关系也可归属于这个范畴。在不致引起混淆的情况下，用“制度”来代替“生产的组织方式”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尽管前者的内涵似乎更加丰富。
为说明制度之于生产的重要性，不妨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在100平方米的土地上种植农业，各种农具和器械(即资本)相对劳动力来说任意充足，可以想见，通过深耕细作，两个农民耕种这块土地的产出极有可能高出只有一个农民的时候。但是，并非农民越多产出就越高。假若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100个农民挤在100平方米狭小的土地上，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无日无止，最终出现颗粒无收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
亚当·斯密很早就发现分工可以有效提高产出水平。道格拉斯·诺斯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张五常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之所以能够创造“奇迹”，也是因为在全国整齐划一的增值税和县掌握着经济特别是土地使用权利的制度安排下县与县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生产要素的投入，自然就不会有产出。在诸多生产要素中，又以劳动力最为重要，其他要素均与劳动力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通过合理地分配收入中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劳动者可以直接影响到未来的资本存量;通过技术革新，则不仅可以更加集约地利用土地、开发新的能源资源等，还可以提高劳动力本身和资本的效率。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二战以来，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根本性的技术革命，最多的人口增加和最快的经济增长，应该不仅仅是巧合。
在长期中，人口数量和结构都有可能发生较大变化，新的技术发明和创造涌现，资本存量可以因为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或折旧而增加或减少，更多的能源储量被探明或者开发利用了新能源等。换言之，在长期中，所有可资利用的生产要素量都是可变的。反之，在短期中，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固定或者变化极小(事实上，长期与短期的区分更主要是从各种市场要素能否调整变化的角度，而非简单地指时间上的长短，尽管通常情况下，较长的时间意味着长期，较短的时间往往也意味着短期)。而且在短期中，也无法指望生产组织方式等的重大变革。旧的企业消失，新的企业诞生，但同巨大的企业总数比较起来，仍不过是九牛一毛。管理水平的提高、产权的重新安排也远非朝夕之间可以一蹴而就。
因此，短期中供给水平，即经济的潜在产出是一定的，此时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有效需求。当经济中的有效需求相对潜在产出水平不足时，部分产能将闲置，从而导致了资源要素的浪费;当需求水平高出潜在产出水平时，各种要素被过度使用，通货膨胀也随之而来。对后一种情形，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过热”。
尽管人类在其大部分生活实践中经常性地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但最近两三百年来，特别是在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后，短期中需求不足的问题往往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点为不少经济学家所发现。如早在19世纪初，以人口理论闻名的马尔萨斯就已经注意到了总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问题。随后，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会导致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从另一角度看则是需求不足)，并因此带来了资本主义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作了极大扩展。
根据凯恩斯的分析，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相对于产出，消费和投资需求会经常性的不足，引起商品滞销、生产缩减和失业增加。为此，他建议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以弥补经济中有效需求之不足。
另一方面，短期中政府刺激经济的努力，又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这一点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表现尤为明显。一致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源于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冲动，并辅以银行大量信贷供给，我国先后经历了5次经济过热。由于总需求超过合意水平，经济增速将超出潜在水平，对生产要素的过度需求也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涨。要指出的是，尽管此时经济增速加快，但因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机器等的超负荷运转，经济运行无序，生产效率低下，并可能影响后续的经济增长。
因此在短期中，总需求，而非总供给，决定着经济的增长水平。当总需求不足时，产品滞销，生产放缓，大量产能闲置，失业增加;反之，当总需求过于旺盛时，尽管经济增速较快，但物价水平上涨、生产效率低下、经济运行无序，而且可能影响后续经济增长。理想的情况是，总需求与潜在产出水平大致相当，并保持基本稳定。不过，从现实情况看，短期中总需求变动频繁，有时还相当剧烈。受此影响，经济波动成为常态，保持总需求的基本稳定也成为各国政府宏观政策的基本目标。
长期与短期的衔接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长期经济增长决定于总供给，短期经济增长则取决于总需求，那么，短期与长期是怎样衔接起来的呢?如果仅从时间的长短来看，很多个短期合在一起就是长期。但很显然，经济增长从短期向长期的过渡，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累加，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何以在某个临界时间点之前经济增长取决于需求因素，而在这个时间点后又更主要地取决于供给面。
不妨从短期的情形分析起。当居民通过提供劳动，或者出售所拥有的资本或其他参与生产的物品的使用权时，作为回报，获得相应的收入。在获得收入后，理性的经济行为人通常不会将这收入全部花掉，而是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权衡取舍。合理的情形是，居民将这收入的一部分立即消费掉，余下的部分则通过储蓄的形式以备未来消费。
作为储蓄的那部分收入当然也不会脱离经济循环，而是经由金融机构最终转化为企业的投资。现在，企业投资将形成新的固定资本，抵减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资本损耗后，将形成新的产能，并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下一年，更高的产出水平将给居民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和需求水平，并进一步形成新的产能。如此往复。
从任何单一的年份(也即短期)看，潜在总产出水平都是既定的。但受上年收入多寡、投资回报率高低、物价和利率水平、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潜在总需求则可以低于、等于和高于潜在产出。此时，潜在总需求水平将决定着经济的实际产出。当然，从最终结果来看，实际总产出必然等于总收入和总支出，这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动态地看，每一年所形成的固定资本，都提高了未来的潜在产出水平。更高的产出水平又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至此，我们就进入了长期，经济增长将主要取决于供给水平。由此可见，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包括居民和厂商)在短期中做出的消费一储蓄(投资)决策，既会影响到短期中经济增速也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长期与短期衔接的关键也正在于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关系。
假定一国的总收入均被用于消费，那么随着固定资产损耗导致的资本存量的持续下降，长期中该国的产出水平将趋于下降;反之，总收入完全被用于储蓄和投资，那么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就无以为生，生产当然也无法继续下去。两种极端情况都不可取，意味着消费和储蓄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较优的分配比例，既有利于短期产出水平的提高，又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储蓄(投资)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资本论》中写道：“积累，再积累!这才是摩西和先知的法则!”(不过，马克思强调积累的重要性，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并非是要强调指出积累可以带来长期生产能力的提高。)
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理解了长期和短期中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以及衔接长期与短期的消费一储蓄比例关系，就能够据此展望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过，在此之前，最好先利用前文分析的框架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奇迹”。
整体地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段长时期中，生产能力的提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一步分析，生产能力的提高，既有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因素，又有制度或者生产组织方式显著改善的作用。
1979-2010年期间，我国产出水平显著提高，按生产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年均9.9%的高增速。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生产要素投入的显著增加。这一期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38.1倍，即使扣除价格因素，这一增量亦相当可观;适龄劳动人口(15岁-64岁)从1982年的6.3亿人上升至2010年的10亿人，这还没考虑劳动力素质上升带来的人力资本增加;能源消耗增长4.7倍，土地和淡水等自然资源的耗费也有显著增加(由于资本存量和失业率数据难获得，这里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适龄劳动人口代替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不精确，但能够反映要素投入显著增加的趋势)。
在外延式要素投入增加的同时，制度变革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并为随后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理顺了各种资源要素的配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对外开放则不仅扩大了我国产品的需求市场和开拓了生产要素的供应市场，而且提升了我国的技术与管理水平;最后，货币金融制度领域的变革对内满足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对外稳定贸易和资本出入环境，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及吸收利用外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教授等的研究表明，1979- 2007年，市场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15.89%，其中，1978-1989年间是14.43%，1990-1999年间为23.69%，2000年以来该比例严重衰减。浙江财经学院谢作诗教授倾向于认为对外开放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更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外开放推动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的解释是，以县为主体的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
在短期中，例如分年度看，中国经济需求驱动的特征明显。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机制、体制还极不完善，政府行为对经济中总需求的影响较大，相应地，我国经济频繁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而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日益提高，外部需求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也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和外部冲击的影响。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外部需求锐减，经济增速从二季度的10.2%迅速下降至2009年二季度的6.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无论从哪方面衡量，说是“奇迹”并不夸张。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实际上走的是一条高污染、高消耗、高储蓄、高投资、高外贸依存、低消费、低保障、低法治和频过热的经济增长路子。这种增长模式不仅是过去的30多年中经济大起大落、波动剧烈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目前我国经济结构问题重重的主要原因。
换言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尽管各种制度的建立、完善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某种程度上，这种增长模式对于中国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包括人口等)条件而言很可能是必需的。
但今天经济发展的局限条件是明显地改变了，粗放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已经无以为继。第一，或迟或早，随着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的来临，劳动力将出现相对和绝对短缺;第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约束远甚于之前;第三，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积累率必然会有所下降，由此决定了资本存量增幅的放缓。这些局限条件的转变，决定了长期中国经济增速必然会有所下滑。
从需求因素看，中国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增长。首先，2008年爆发于美国并最终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有较大机会改变西方社会的行为模式，借债消费、提前消费的行为会有较大改观，这意味着我国外需增长的放缓。另一方面，无数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对中国出口迟早会产生不利影响。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在预期回报率下降的情形下，投资增幅不可能经常性地高于过去的30多年的平均增速。
当然，没有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指望消费增长无异于缘木求鱼。不过，即便如此，短期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中国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良好，资金较为充裕，政府大可以在必要时出手以弥补居民消费之不足。事实上，这方法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用过两次，均取得较好效果。
只是政府以直接扩大需求的方式救经济不宜用得过多，最好是能不用就尽量不用。一则政府的财力终究有限;二则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乘数的大小;三则这种行为带来的挤出效应可能会给长期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而在通胀压力长期化的形势下，利用货币政策短期提振经济的空间不大。
可见，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我国经济增速都将有所回落。再考虑到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仍面临较多有利条件，增速回落的幅度预计将较小。例如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弥补劳动力数量的不足，通过提升科技水平弥补生产要素投入的放缓。此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既可拉动需求的增长，又能带来产出能力的提高。
更主要的，如果能有效改善生产组织方式，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种相关体制机制，则经济在长期中保持比如7%左右的次高增长率亦非难事。其中，在近期即可着手做的工作包括： (1)改革金融制度，放宽市场准入，推出利率市场化，打破银行垄断;(2)改革货币制度，逐步取消外汇管制，避免人民币单方面持续升值; (3)减少政策干预，增加市场灵活性，特别是增加劳动力合约的弹性; (4)推进要素价格与产权改革，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合理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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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0)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谢作诗.高增长时代的终结[N].经济学消息报，2009-03-13. [6]黄涛，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分析[J].调研世界，2011( 10).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