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刊于《东方早报》2012年8月16日，发表时题为“论市场制度——与周保松先生商榷”，并有较多删节。这里是全文。）
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周保松先生撰文批评“市场自由主义”（亦称“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等），质疑市场与自由的关联，甚至质疑私有财产制度，主张政府干预和财富再分配等（见《南风窗》2012年第16期《市场、金钱与自由》一文）。此论一出，即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
周先生将市场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点，并逐一进行了反驳。他称：“我质疑的方式，主要通过概念分析来进行。具体点说，我并不反对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也不反对自由的重要性，但我并不同意它的结论，即市场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好的制度。”那么，周先生的质疑能否站得住脚？市场、私有财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没有钱就没有自由？
首先，他批评了市场自由主义认为贫穷与自由无关的看法。在他看来，金钱与自由密不可分，“没有钱就没有自由”。他举例说，坐地铁、到餐馆吃饭、去超市购物都需要钱，如果没有钱想强行交易，就会被保安或者警察阻止。他据此得出结论：“没有钱，你就没有自由做你想做的事，因为如果你坚持做，就会受到外力干预。唯一能令你免去干预的，是钱。”
这一说法令人诧异，因为一个人不付钱强行消费当然会受到外力干预了。这种干预怎么就等同于“没有钱就没有自由了”？如果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不强行消费，谁会干预他的自由？
为弄清个中缘由，需要看看周先生的自由观。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能够免于限制而有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句看似与伯林意义上消极自由区别不大的表述来自学者麦科勒姆（GeraldC.MacCallum）的一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混在了一起。其实，“免于限制”本身已经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而周先生定义后半句“而有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或许表明他认同或者部分认同积极自由——即能够做某件想要做的事或者实现某个梦想的自由。如果他认同伯林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话，他“不反对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定义”的说法就存在问题，因为市场自由主义否定积极自由。
退一步，即使周先生对自由的定义完全等同于消极自由，他的论证也令人费解。在他看来，因为一个没钱的人强行消费就会被制止甚至被抓起来，所以没钱的人是不自由的。这种说法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状态。如果一个人身无分文且未实施任何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的话，没有人会强制或者限制他，他的自由丝毫不会减少，尽管他可能会遭受饥饿或者寒冷。怎能说一个没钱的人就没有自由或者自由更少呢？
只有当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实施了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时，他才可能受到监禁等法律上的惩罚，他的自由才可能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自由受到限制不是因为他身无分文，而是因为他实施了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自由或者权利。这时，对其自由的限制是正当的，因为没有人享有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的自由，没有人享有免费坐地铁、吃霸王餐或者攫取超市物品的自由。
在一个宪政民主社会里，自由意味着所有人享有平等的自由，一个人在享受自己自由的同时，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没有人享有侵犯他人自由或者权利的自由。正如洛克等理论家所强调的，自由并非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受制于人们自己同意的法律，即法治下的自由或者“有秩序的自由”（order edliberty）。如果一个人享有侵犯他人自由或者权利的自由，那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没有自由，而且没有秩序，人们根本无法自由而和平地共处。
周先生假定所有没钱的人都会实施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并因此失去自由，此说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经验。事实上，很多没钱的人宁可选择乞讨，也不会实施强占、盗窃或者抢劫等行为，因而不会失去自由。尽管乞讨让人感到没有面子，但不能说一个乞丐就没有自由，否则就是对“自由”一词的误用和滥用。既然如此，怎能得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的结论？
周先生又说：“市场自由主义声称有钱人和穷人在市场中享有同样的自由，其实并不真确。有钱人较穷人，其实多许多自由。”
我的问题是：有钱人较穷人多了哪些自由？诚然，有钱人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享有更多的自由。不仅他们享有的公民自由——言论、结社、宗教自由等——与穷人一样多，而且他们在市场上也与穷人享有同样多的自由。譬如，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他也不享有强占、盗劫或者抢劫的自由，不享有强买强卖或者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的自由。
富有与贫穷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有钱人较穷人“多许多自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比尔·盖茨的自由多于巴菲特的自由？巴菲特的自由多于扎克伯格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多于所有中产者的自由？所有中产者的自由多于乞丐的自由？一个拥有财富10万美元的人比一个只拥有9万的人更加自由？一个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比一个每天收入0.5美元的人更加自由？……恐怕很多人都会说，这样计算自由是荒谬的。
周先生可能会说，他所说的“穷人”特指那些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人，或者根据某个标准界定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比如每天收入不超过1美元。即使如此，说这些穷人的自由少于那些收入在贫困线以上的人的自由，也站不住脚，因为这些穷人并非因为贫穷而受到了任何外来的强制或者限制，除非周先生声称“贫穷本身即等同于不自由”。其实，将人分为有钱人和穷人是一种简单僵化的二元论，与复杂的经验世界完全不符，尽管人们在日常谈话中喜欢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依据这种二元思维讨论自由，更是不着边际。
市场导致不公正？
或许在周先生看来，即使贫穷本身不等同于不自由，贫穷以及“经济不平等”也是市场自由主义的罪恶，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制度的必然结果。这是他文章的第二个核心论点。他认为，市场与其它经济制度一样，以特定方式“界定了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因此“有必要检视市场的道德正当性。”“不能想当然的假定市场竞争导致的任何结果，都必然公正……。”
其实，市场从来不“分配”资源和财富，而是一种自由交易的机制与平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后者是由某些人人为地“分配”资源和财富，狂妄地认为他们能够有效而且公正地分配它们。市场的道德正当性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平等性，即市场上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论一个人权力多大或者财富多少；二是它的自愿性，即市场上的每个交易者都是自愿的，没有人有权利强迫他交易或者不交易。如果道德正当性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离不开人们的自愿同意，那么，市场无疑比其他经济制度更具道德正当性，因而也更加合乎正义。还有比平等自愿基础之上的交易更加接近公正的经济制度么？
周先生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理由是：“市场在国家之中，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份。市场的游戏规则，由国家制订，并由它以强制性法律保证其有效运作。”“没有价值中立的制度，没有离开国家的市场。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要怎样的干预。”
在我看来，周先生是将国家为市场提供的制度支持误以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并认为这种干预不可或缺。的确，市场的运作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国家对财产权的保护和对契约的执行，但这仅仅意味着国家为市场的运作提供必要的法治基础，与市场自由主义反对的国家干预完全是两回事。它所反对的国家干预主要是国家对某些领域的行政垄断、管制以及对价格的控制等。市场自由主义认为，保护财产权不是干预市场，而是确保市场的运转；对石油、电信、银行等实行行政垄断或者控制商品的价格等，才是干预市场。
在谈到中国的变革时，周先生说：“中国的开放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是制度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是国家政治意志的产物，而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谁来保证这些制度？政府。没有政府的法律和武力在背后支持，这种制度就不可能稳定维持。”
这种看法错得离谱。在我看来，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变革是普通民众不断努力与奋斗的产物，是他们践行企业家精神的结果，是人们自下而上推动社会革新的伟大尝试，是典型的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秩序。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到私人企业的兴起，再到农民工涌向城市和沿海的打工潮，哪一个不是人们自发的努力？没有小岗村农民的冒险精神，没有年广久等“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的无畏行动，没有农民工不顾收容遣送而外出打工的刚毅决心，就没有过去三十年的成就。政府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顺应了时代潮流，通过法律的形式认可了亿万民众的开拓创新成果。
私有制限制无产者的自由？
在批判市场经济的同时，周先生对私有财产权和私有制也颇多微词。他说：“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其实包含了自由和不自由两面。举例说，当一块土地被法律界定为某个人的私产时，它的确增加了拥有者支配和使用这块土地的自由，但却也同时限制了其他非拥有者的自由。如果这些人要强行占用这些土地，例如在上面耕种，政府便会使用武力阻止。我这里并非反对私有产权，而只是从概念上指出，当财产权保障了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我们不要以为私有财产制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是‘不自由的阙如’。”
这种说法沿袭了前述他对“自由”一词的曲解。一个人没有强行在他人土地上耕种的自由，正如一个人没有抢劫他人财物的自由一样。自由的边界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与有钱人和穷人的区分一样，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更加重要的是，有产者的自由不会自动地、神奇地限制无产者的自由，后者只是负有消极不侵犯的义务。如果无产者不侵犯有产者的权利，无产者的自由不会受到任何限制。有产者的自由与无产者的自由之间不是一种有你没我的关系，而是一种同时共存的关系。
周先生接着说：“我们不要简单地以为私有制较公有制，必然更能增加所有人的自由。举例说，市中心有一公园，本属公有财产，许多人喜欢去，政府也不收钱，因此所有市民都有同样使用公园的自由。政府现在将公园卖给某富商，成为其私人产业。富商的自由自然增加了，但市民却从此失去本来有的免费使用公园的自由。……”这个例子再次表明，周先生的讨论误入歧途。别的不说，我在此仅提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政府将公园卖给富商是经过市民同意的呢？市民是否拥有自愿放弃使用公园的自由？
就私有制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而言，需要指出的是，私有财产是个人获得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基础，是个人主宰自己命运的保障，是人们和平自治与共治的前提。在洛克看来，一个人的生命、身体和自由也属于其私有财产，一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自我所有权。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支柱，私有制是自由社会的基石。尽管私有制未必是自由社会的充分条件，但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几乎所有自由社会实行的都是私有制。相反，在实行公有制的地方，在私有财产得不到良好保护的地方，盛行的通常是专制统治甚至极权主义。历史学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法学家埃利（James W.Ely，Jr.）等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通过再分配增加穷人的自由？
秉持财富决定自由的看法，周先生力主财富再分配。这是其文中第三个核心论点。他说：“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自由的多寡，所以财富的分配，同时是自由的分配。当政府通过征税进行财富转移及提供广泛社会福利时，这样虽然限制了纳税者的部份自由，但同时却增加了许多穷人的自由。”“如果市场竞争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而这差距使得许多穷人享有的自由变得极为有限，那么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就不仅使得社会更公平，同时也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方式来分配自由。”
前文已经指出，财富的多寡与自由的多寡毫无关系。财富从来都不是“分配”的结果，而是自愿交易的结果。自由更不是“分配”的，而是天赋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人之为人所固有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自由是上帝赋予的。无论是言论或者宗教自由，还是交易自由或者契约自由，都不是人或者机构“分配”的。法律上规定这些自由，并不意味着法律“分配”或者“赋予”了人们这些自由，而是意味着确认或者认可了人们这些自由。自由先于法律，而非相反。
既然如此，政府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分配”或者“再分配”财富和自由，哪怕是通过民主或者多数决的程序。这是为什么要建立有限政府并用宪政限制民主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贫富差距而进行财富再分配，听起来十分悦耳并颇能蛊惑人心，实际上是误入歧途，害莫大焉。贫穷的原因千差万别，有的是因为制度性歧视或者政府不当干预，有的是因为个人懒惰、挥霍或者运气不佳等，凭什么要对他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仅仅因为他们挣了更多的钱？这不是侵犯他人财产权么？它和抢劫有什么区别？其正当性何在？
在反驳再分配的主张时，诺齐克雄辩地论证了其道德上的不正当性。在他看来，再分配等于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或者报酬，而这等于强迫他人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等于部分地拥有或者占有他人，等于让他人成为自己的财产。在一个人人享有同等自由和权利的社会里，这是不道德的，因而再分配在伦理上站不住脚，违反了正义。因此，诺齐克主张一个“最小国家”——只负责保护人们免受暴力、盗窃、欺诈等行为的伤害。
周先生可能会说，不进行再分配如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我的回答是，首先去考察贫富差距的原因，对于那些因为制度不合理或者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贫富差距，恰当的选择是变革制度或者减少干预。其次，即使解决了制度性问题，贫富差距依然会存在，因为人们在禀赋、勤奋程度以及运气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对于这种原因导致的贫富差距，适当的解决办法是指望公民社会和民间慈善，别无他途。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或者民间没有了善心，政府也不可能甚至更不可能具有善心，因为政府来自于人民，并具有利维坦的本性。指望政府通过再分配解决贫富差距，结果往往是制造寻租和腐败，尤其是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里。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市场自由主义——我更倾向于使用“古典自由主义”一词——要比很多人想象的在逻辑上更加自洽，在伦理上更加正当，在实践上更加可行。它未必是最佳的社会治理思想，但它或许是最不坏的政体设计理念，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市场与私产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不论财富多寡或者地位高低，权力与公产才常常戴着有色眼镜——为了一些人的自由而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