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收缩与通货紧缩是不同的，应对通货紧缩的办法不适用当前的结构性收缩
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正常状态。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不能仅仅以经济增速为依据。当前的宏观经济趋缓下行，其性质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国内外结构调整变化叠加影响导致的“结构性收缩”。结构性收缩与通货紧缩是不同的，应对通货紧缩的办法不适用当前的结构性收缩。结构性收缩是经济内在力量发挥作用推动结构调整的自然反应，政府政策应顺势而为，从总量性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上下工夫。这也是实现“稳增长”的最佳路径。
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经济趋缓，多数人归结为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把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外需不足视为重要原因。这种判断是从经济学一般性原理和表面现象出发的，忽略了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深层因素。
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至少要关注三点：一是当前的经济趋缓是从接近于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开始的，与从“低位”开始的经济下行有质的区别。二是在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基础上出现的，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附加价值低的行业和产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因素与全球因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已经产生了“质变”，全球市尝全球资源、全球环境、全球流动、全球军事、全球政治等都会对我国产生深度影响，并从我国反射到全球，这不仅仅是一个“外需”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因此，放在全球时空坐标下来观察当前的经济下行，其性质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结构性调整与我国结构性调整相互影响叠加而产生的一种结构性收缩效应。这与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很难用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
结构性收缩：从产业结构来观察
在产能绝对过剩情况下，任何刺激政策都会失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的过剩产能往往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来消化，在全球市场高涨的情况下，绝对过剩的产能往往被掩盖了。一旦全球市场陷入低迷状态，就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还是政府主导型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但后者的作用更显著。而且，作为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都是如此。这使我国的产能过剩很容易从相对过剩演变为绝对过剩。而过剩产能的淘汰，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会留下“病灶”，使绝对过剩的产能难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彻底淘汰。这样，产能过剩就会在“下一次”变得更加严重。累积到一定程度，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政策，经济增长都会收缩。我国当前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从产量看，我国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工业品产量都已经接近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我们有七个行业(钢铁、纺织、水泥等)产量是世界第一，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等因素，诸多行业低端产能已经绝对过剩，面临着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的问题。
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产能绝对过剩，而且是“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从量上来看，我国制造业产值已经跟美国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但附加值却相距甚远。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而全球平均水平在35%以上，美国、德国都达到40%以上。我国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一方面产能绝对过剩，而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品的产能却普遍不足。面对这种格局，靠扩大总需求来稳增长显然是难以收到效果的。
首先，全球需求低迷，使产能过剩愈发显得严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不断萎缩，欧债危机的复杂化和长期化将会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总的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杠化”和经济再平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需求低迷将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其次，国内房地产调控当前难以放松。目前，我国房地产正处于胶着状态，房地产价格既不能大涨，也不能下跌过快，需要在挤压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和防范房地产风险中找到平衡点。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不应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财政增收的支柱，各种由于经济困难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否则只会使前期调控前功尽弃。最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规模和市场准入受政策影响很大，也出现了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问题，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就现有的产能而言，过剩已经不是局部现象，再依靠政府来大规模拉动投资已不现实。因此，依靠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鼓励创新、创业应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结构性收缩：从区域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从经济增长格局看，我国历史上长期呈现着“东高、中次、西低”的态势；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一格局变成了“东高、西次、中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则又变成了“西高、中次、东低”。投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表明中央区域发展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区域产业转移更趋活跃，区域结构在快速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积极推进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这势必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和发展速度。因此东部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不能以周期性波动的视角看待当前东部经济态势，也不应走产业回头路，与中西部地区竞争国内市场，而应瞄准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领域，积极抢占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中西部地区面临“赶超”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西部地区正在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面临着资本外流、资源环境瓶颈等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复制东部曾经走过的路，要获得高质量的快速增长并非易事。而东部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达70%，东部经济趋缓势必带来全国经济趋缓，即使有中西部的当下快速增长也无法填补东部趋缓导致的缺口。区域结构的这种变化无疑也会引发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结构性收缩，带来经济增速趋缓下行。
总之，当前经济下滑是国际国内结构性收缩叠加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回落，实质上则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新视角：就业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成为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
结构性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趋缓下行，这对习惯于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经济形势的传统思维来说，意味着经济形势在变“坏”。当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趋缓下行至8.1%、7.6%时，认为经济形势在变“坏”的这种担忧情绪在全社会蔓延，甚至已有人开始呼吁政府采取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经济干预措施。其实，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临界值指标，并不是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不是所谓的8%，而是就业的状态。只要劳动力趋向充分就业状态，即使经济增长趋缓下行，也说明经济形势良好。就业状态指标比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更具有综合性，包含了经济增长、社会状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长曲线变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经济、社会的趋势，为政府政策选择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
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经济体量更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曲线已不是过去的延伸，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长曲线，因为生产函数已经不一样了。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速会随之自然放缓，很难延续工业化初期那样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长，今后很难再保持过去那样的增速。再以老眼光来看待新阶段的经济增速就很容易导致判断失误，误认为经济增速趋缓下行是经济形势在变坏。经济增速在8%左右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经济增速的参考系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应以就业形势来判断经济形势而不是相反
从我国当前的就业状态看，尽管经济趋缓下行，但就业状态良好，说明当前经济形势没有变坏，宏观调控无须做大的调整。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增就业岗位继续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比上年末增加508多万人，同比增长3.4%。201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694万个，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77%，创下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尽管青壮年劳动力占人口比重下降，我国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2011年比2002年下降了7%，减少到4.2亿人，劳动力供应下降，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趋缓下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但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劳动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行，自然也会使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趋缓下行。这也意味着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已经无法支撑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速。因此，从劳动力的角度观察，经济趋缓下行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结果。
从就业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正常状态
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增长与就业是同方向变化的，而现实却是反方向变化。这并非现实错了，而是现实情况发生了不曾有的新变化，即就业状态不同了，不仅劳动力供求关系在逆转，就业能力、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就业区域都已经与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是那些GDP效应明显，而就业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因此，从GDP来看增长慢了，但对就业的影响却不大，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速下行，而就业并未同时下降的局面。这也说明，这种无失业增加的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值得担忧。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以工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抓手，有保有压地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把创新、创业作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结构性政策在制定、实施等环节比总量性政策的难度、复杂性都要大。在政策上也需要创新，没有现成的政策措施可以搬用。结构调整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比例关系问题，而本质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因此，结构性政策的重心应放在创新、创业上。政府可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在创新激励和创新风险分担方面发挥市场无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加快强化创新要素的培育，如科研、教育、职业训练、劳动力培训等。不言而喻的是，实施结构性政策与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的相应推进，结构性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在“稳中求进”的政策框架下专注于有效增长与就业状态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势而为，要着力防止走老路，避免政策路径依赖，通过总量放松来追求以“量”取胜，改变过分注重增长速度的倾向。“稳增长”是必要的，其内涵是避免“停车检修”，以使结构调整在相对平稳的轨道上运行，以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为推进结构调整服务的，即“稳中求进”。要坚决防止为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的倾向。经济发展要从以“量”取胜转到以“质”取胜，实现有效增长，唯一的路径是结构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方式。因此，稳增长要从促进结构调整的角度着眼，只有与此相符才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内容，任何偏离结构调整的稳增长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在经济趋缓下行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稳增长”呢？关键看就业。只要就业指标在合理区间内，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回落就没有必要“草木皆兵”。当然，失业就业指标在统计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更具有长期意义的导向作用。就业状态具有综合性特点，关注就业，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关注了增长，关注了社会公平，也关注了分配格局。从关注增长转到关注就业上来，并把改善就业状态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也是促进结构调整的要求，因为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结构调整的有效性。
实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与有差别的信贷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结构性的，主要从结构方面发力。一是结构性减税，二是支出的结构性调整，瞄准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给予定向支持。面对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回落的压力，结构性减税有打折扣的危险，尤其在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收入逆向增长的现象，值得关注。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结构性减税与税制完善应结合起来，尽快推进。例如营业税改增值税、针对高端住宅和多套房的个人房产税，应当尽快在全国推开实行。
货币政策应重新回到稳健的正确轨道上来，并适时适度微调，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朝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于结构调整而言，比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贷政策。应把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如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差别化的行业贷款政策、差别化的企业贷款政策等，尽可能地使资金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与资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对中微小企业、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和个人，都应当给予特殊的融资政策支持。
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的政策倾斜度
小微企业是创新的源泉，是结构调整的动力，不仅在效率上具有优势，也具有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从就业分布来看，小微企业在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是就业的主要吸纳者。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也就是促进就业状态的改善。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更有利于改善市场分配格局。尤其在当前经济趋缓下行的情况下，积极扶持小微企业，也具有防范经济风险和稳增长的作用。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刘尚希系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