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辛亥革命百年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皇朝，结束几千年封建统治。人们原以为会换来国家、民族独立富强，政治民主，人民自由幸福，社会和平安宁的新纪元，孰知一个相对稳定的君主制王朝覆灭后迎来的却是长年动乱和分裂……
回想辛亥百年，感悟颇多。今说其一：“主义”，即百年来中国各政党和政治势力所主张与信奉的关于革命和建国的基本理论学说。
百年来中华大地政治势力搏弈，主义纷争。其主干则是国、共两党及其奉为指导思想的主义之争。孙中山为发动国民革命创立了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指导理论；中共则选择了马列主义，后来形成毛思想，邓小平时期以后又先后出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各种“后毛新诸论”。
主义是灵魂，是指导思想、基本理念，是航灯，是行动方案。研究它对于理解历史和展望未来十分重要。研究中国的主义是理解百年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历史的一条基线，也是观察今天及今后发展演变的基线。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例如各政党还有各自私利和目标，存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和国家政权的权位之争。这些对于理解历史和现实也十分重要。关于权位之争及其同主义之争的关系，将另作论述，本文只说主义。
一、国际和时代背景：近现代国际政治思想理论潮流演变脉络之梳理
政党所确立的主义既然是指导自己革命和建国的基本行动纲领，它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否则便是无的放矢，无实践意义，这自不待言。另一方面，由于各个民族国家毕竟处于同一国际社会，各国政党主义之确立，也必然受到当时国际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当时中国大门早已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的思想文化已经传播进来。实际上当时国共两党（它们的主要发起人）在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主义和目标时，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只是有时结合得好些，有时结合得差些，显得生硬，似乎是在勉强地将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思想理论“套上”中国社会实际；或者说是将中国社会实际尽量“贴上”某种国外流行的学说的标签。因此，要透彻了解中国的各种主义的缘起和演变，需要先了解国际和时代政治思想理论（政治哲学）即主义的潮流演变脉络。此处作一简要梳理。
（一）“三种人”理论
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统治而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其先行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启蒙学者如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即自由民主主义。
18至19世纪末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完成，导致生产社会化。经济集中和垄断形成，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加剧，阶级矛盾激化，政治制度动摇。我曾经在我所著《经济法基础理论》中指出：当时起码有三种人先后看到这种社会不公平和危机，分别开出各自药方，提出各自不同主义：
一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方案。二是马克思，早期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为代表，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暴力社会主义”方案）。三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方案（其典型代表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新政改革）。
（二）两条路线相向运行
1、马克思主义的分化：
（1）向“左”“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专制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国胜利论，等）。
（2）向“右”“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
马克思本人于其晚年也发生了思想转变。他在研究西方国家正在蓬勃兴起股份制的基础上，实际上已经承认可以不必通过暴力革命而过渡到共产主义彼岸。，
第二国际（1889-1914）发生分裂后，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有了较大发展；并建立了社会党国际。
2、自由民主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先后发生了这种转变。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罗斯福新政改革。这种趋势后来一直延续。20世纪末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得到欧美许多国家人士的赞同，把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3、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同。
(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
（1）经济上：私有制；调节机制二元化（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三元化（国际调节）；个体自由和权利；在注重形式公平的同时强调社会正义、实质公平；全球化；等。
（2）政治上：人权（基本人权及其保障）；议会斗争；民主宪政；权力制衡；多数人统治与防止多数人暴政。
（3）社会自治，三元社会，NGO发达。
（4）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开放，多元化。
二、关于三民主义：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
（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伟大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革命和建国理论
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和建国创立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内容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概括指明革命和建国的基本任务。它是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和建国的指导思想和基础理论。
三民主义是随着国内外形势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而逐渐完善的。
孙先生开始发起革命，认为主要任务是反清复国。反清的意义第一是反对国内民族压迫；由于清政府对外腐败软弱，所以第二是反帝、反殖民主义，即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这是当时“民族主义”主要含义。其次，清皇朝是封建主义的，“复国”所要建立的不再是君主制，而是人民的共和国。这就具有反封建专制和“民权主义”含义。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早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
孙先生一开始就应该想到革命和建国应当让国富民强，可以推断隐含民生主义想法，但未表达。于兴中会成立次年，即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1905年同盟会总章（第二条宗旨）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这四句话简明地概括了三民主义三个方面内容。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反清任务完成，三民主义内容发生了变化：民族主义内容变为对外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对内反大汉族主义，主张民族平等。民权主义仍包含反封建军阀割据，争取人民民主。
进入20年代后，在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期间，受到新的因素，特别是苏俄第三共产国际影响，三民主义内容发生更新。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重申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对三民主义的内涵做了新阐释。他指出：“民族主义：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内以促进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民权主义：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人民直接行使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同时，实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权与考试权并行分立，以免西方国家代议制度之病；“民生主义：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求社会经济之调节，以全民之资力，开发全民之富源”，其主要措施为兴办国营实业、平均地权和改革货币。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第二部分阐述了三民主义，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它“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种自由及权利”；“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当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国家亦为缺乏田地沦为佃户的农民给以土地，资其耕作。
鉴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有些提法是对第三共产国际意见的妥协结果，当时国民党内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一大以后，即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又就三民主义作了系列演讲，进一步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三民主义问题。
（二）三民主义是世界思想潮流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民主社会主义性质
孙中山先生在创立三民主义伟大理论过程中，不仅深刻分析中国当时国情，符合中国社会实际，而且充分研究了国际思想理论潮流、政治制度及其演变，恰当地吸收国际有益经验。三民主义是国际潮流、普世价值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孙先生早年主要考察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思想理论与制度经验。其革命和建国思想主要借鉴西方民主主义。当时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正在经历由资产阶级革命年代兴起的自由民主主义（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化、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阶段）转变之中，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思想和制度正在兴起，如开始重视人民性、社会性、社会正义、实质公平，重视由国家代表社会对于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必要干预和调节，重视公共福利和社会救济等等。这些不能不影响孙先生。例如，他的民权主义就注意到全民性，政权构造设计主权与治权分离，五权宪法等，力图避免西方人民主权被架空，而政府效率不高等弊端。他的民生主义主张对于资本家由国家公权力予以“节制”，并由国家“平均地权”，建立一些国有经济，大兴公共建设等。
孙先生也考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特别是认真听取苏俄第三共产国际意见，批判吸收不少社会主义因素。这表现在接受第三国际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修改完善三民主义内容等方面。他虽然不同意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主张，但认为无产阶级毕竟也属于人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和远期目标，这种思想中国古时候儒家思想就包含了，并不冲突。
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从性质上看，既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自由民主主义范畴，也不同于苏俄共产主义或暴力社会主义范畴，而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体系。它符合后者各种基本特征。
（三）三民主义是完整的具有开放性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体系
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涵盖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国所有各个基本方面的问题：民族主义说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同外部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还有内部民族关系；民权主义说的政治、法律方面的问题；民生主义说的是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
如果推而广之，它也适用近现代中外各民族、各国的革命和建国实践。孙先生自己也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具有普适性。他在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指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民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充满生机活力。当年孙中山先生创立这一理论的过程，就是与时俱进，逐渐完善和不断发展更新的。如前所述，孙先生在世时，它就经历了兴中会时期、同盟会时期、国民党改组时期。孙先生逝世后，在蒋介石为领袖的国统时期，退守台湾后至1980年代时期，蒋经国民主改革时期，以及后来开放党禁实行多党竞选时期，岛内、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社会情况，两岸关系及世界局势，都发生了许多巨大而深刻变化，三民主义及以此为依据的国民党的政纲、政策的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蒋经国的民主改革，实现了当初孙中山先生宪政三部曲由“训政”向“宪政”的转变，兑现了“还政于民”的庄严承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民族主义、国家主权、人权等概念的新发展，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形成，
也必然影响着三民主义内容的新变化。此外，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也使三民主义内容出现大的更新。但是三民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始终能够包容。当年孙中山先生就明确指出过主义与政纲的关系，政纲更具灵活性，它保障着主义的相对稳定性。
三、关于中共之主义：从马列主义到毛思想
中共所本之主义至今经历了几个演变阶段，分述之：
（一）中共建党初期的选择及列宁主义同毛农民革命思想的博弈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和国家灾难深重，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精英们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揭竿而起，投身革命。从另一方面说，“乱世出英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唯捷足先登者得之。”因此必然引出群雄并起，争夺天下的纷争局面。除了前面说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的国民革命外，还有一支重要力量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革命。后面这部分人在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选择了苏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暴力社会主义道路。所谓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马列主义”。1921年在苏俄和第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确立的指导思想理论即主义，号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实际上是列宁主义，或称“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批留苏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如王明、博古、张闻天占据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他们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确定革命运动重点是发动工人运动，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城市。
在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基本上继承着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革命）惯性思维。但他们也赞同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尤其认为其中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等观点，同他的革命、夺权、得天下内心动机目标十分契合，所以也接过了列宁主义的口号。但他们毕竟洞悉中国当时社会实情，深知留苏派那些主张是不合中国实际，肯定行不通的，而只能选取现政权统治最薄弱的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同时发动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工人、游民及其他各类草莽英雄，劫富济贫（在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壮大队伍，待时机成熟再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毛的这条“革命路线”基本上就是中国传统式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运动，同历史上瓦岗寨聚义、晁盖、宋江上梁山等基本雷同。
不管是什么主义，它总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毛的思路虽然同苏俄共产国际的指示相左，但更切合当时中国实际。过了几年，中共“左”的路线被碰得头破血流，坚持不下去了，连设在上海的中央党部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毛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两条路线又内斗了几年，直至“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退出井冈山，在溃逃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和后来落脚到陕北，几经党内斗争，毛取得党内绝对控制权，该两条路线斗争才以毛的农民革命思维取胜而告基本结束。
（二）自圆其说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思想的形成
毛及其红军到达陕北安稳之后，，为了彻底批判清算中共党内的留苏派及其他异己分子，毛从1942年起发动整风运动。批判需要理论武装，也是为了不让人家讥讽自己“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加之当时虽然外面世界很热闹--国民党军队正在同日本侵略军血战，毛却得以相对清闲，这时读了几本马列主义著作，主要是苏俄《联共（布）党史》之类的书。在反击留苏派的同时，也思考着如何将中共眼前的任务同“马列主义”挂上钩来，贴上标签的问题。经过思考，毛终于想出了自圆其说的方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理论，即认为，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实行分两步走，两阶段：眼前第一阶段任务是反帝、反封，性质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由于是共产党领导的，故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待这个阶段任务完成之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即把后者作为远期目标。并认为中共对于革命的领导权保障着两阶段的衔接和转变。这样一来，虽然现在中共所做的看似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怎么沾边，却终于纳入了马列主义体系范畴，能够自圆其说了。
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思想步入形成阶段。
（三）融空想、狂热与专制独裁于一炉的“顶峰”式马列主义
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头两年，基本上按照毛的新民主主义和革命分两步走的原来设想做的。但接着毛就摈弃他自己原来的思想，大肆批判刘少奇等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迫不及待地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发动了“一化三改”。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建成社会主义。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后形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变革等方面全面实行盲目冒进。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中国很快建成，手舞足蹈宣称他们那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了，历来的空想共产主义者美妙的幻想即将由中共党人变成现实了。
如果说在过去战争岁月由于面对的是真刀真枪的生死搏斗，毛和以毛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思想尚属实在（从哲学上说基本属于唯物的和辩证的），而取得政权以后则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迅速膨胀，唯我独大、独尊，加上毛的秉性就是浪漫的，易狂热、空想，党内又缺乏监督。时逢苏联的斯大林去世后，毛一心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这时他和他们便放手玩弄在他们看来本属于“王土”、“王臣”的中华大地人与物所有资源于其股肱之间，而不必计较后果和责任。他和他们以为终于“今日得宽余”，有了这种权力和机会让他们大显身手，在中华大地大搞共产主义试验。这是空想、狂热、几近乎疯子般的人的心态！
丧失理智的疯狂必然给周边造成大破坏，自己也会碰得头破血流。毛们的“三面红旗”“战天斗地”，顷刻间把个“六亿神州”弄得个乌烟瘴气，满目凋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饿蜉遍地，数千万人活活饿死在“三年灾害”期间。疯子狂折腾一阵子后也会因疲倦而休止。但毛毕竟“伟大”，似乎精力无穷尽，还要继续折腾，“不断革命”。当时中共领导集团内部许多人有所认识和忏悔，而毛不但毫无忏悔之心，反而嫉恨于提出异议的同僚们。他反守为攻，掀起一个个风暴，发动一个个运动，清除敢于对自己怀疑和不满的异己分子。先是在庐山凭毛一句话就宣布彭、黄、周、张为反党集团，一棍子打死；继而精心策划，假手天真的学生娃娃和其他“革命群众”，将刘、邓为首的全国一大批党内领导干部肆意宣布为“走资派”、“内奸”和“叛徒、特务”而统统打倒。“十年文革”将整个中华大地闹得个底朝天，祸国殃民，罄竹难书！
然而正是“十年文革”时期，在毛变成“四个伟大”的中国最高神的同时，毛思想也“发展”到了“马列主义顶峰”--也确实可以说是“顶峰”了：它融古今中外空想、疯狂和专制于一炉，集马克思（早期）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有中国的“秦始皇主义”等等暴力和专制独裁之大成。空前绝后，登峰造极，故谓之“顶峰”！
“顶峰”期毛思想，它不仅搞乱了中国，颠覆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精神文明，也在国际上造成极坏影响。在国际社会，当时的中国几乎成了人类社会的异类：贫穷、落后、愚昧、野蛮、疯狂、不可理喻……
四、躁动于岔道口的后毛新诸论：从邓理论到“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十年文革后期毛去世以后，发生了“粉碎四人帮”事件政变，邓小平复出。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开始了自“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和“拨乱反正”，开始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所本之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至今先后出现了各种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点，可统称为”后毛新诸论“”等。
这各种新论虽然看来五花八门、争奇斗艳，似乎每换一届领导人就总要标新立异一番，才显得是“创新型”的，而实际上都仍未曾挣脱旧主义和旧制度的窠臼，更难说形成独立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尽管修修补补和遮遮掩掩，也反映出他们一些共同的心态和思潮新趋向。可分述之：
（一）对于旧主义的二难处境
新诸论的无论邓理论还是江的“三个代表”和胡的“科学发展观”，它们第一个共同特征是，反映中共领导集团对于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思想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性心知肚明，内心已不再相信，但又不愿意和不敢同旧主义决裂。
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特别是“文革”受到迫害的大批老干部，内心对毛、毛思想和毛路线恨之入骨，并将其视为“实现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的巨大阻力和绊脚石。在当时掀起的批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运动中，在为中共十届六中全会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在为讨论上述决议草案而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4千人会议上，大家对毛的错误和严重后果作了十分尖锐的批判，几乎已是全盘否定了。但是后来在邓的公开讲话和党的决议文件上，还是没有象当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做。例如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一方面大讲“拨乱反正”，同时又不敢触及真正的“乱源”。对于毛的评价只是说：要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可见党的公开文件同当时全党绝大多数干部，同邓本人内心真实看法，反差何等巨大！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中，仍然包含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项。可见邓当时对毛的清算和所发动的“解放思想”是非常不彻底的，这给后来直至今日的改革留下了隐患，并且遗患无穷。
邓和中共领导层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如此表里不一呢？原来他们有难言之隐，他们乃处于一种二难境地：如果不批判、清算毛，则他们的改革开放寸步难行；如果彻底非毛化，则否定了中共党过去的“光荣、正确、伟大”，也否定了邓他们自己--因为毛的错误也有他邓们一份，毛一错再错，后者当时干社么去了？为何不阻止？何况在过去许多重大决策上，事实上他们是支持和纵容的呢。职是之故，所以后来他邓们一方面深刻认识到再不能按照毛思想那一套去做了；但同时百般无奈地仍然硬撑着毛思想大旗，或者说无奈地继续背着毛思想那个沉重的包袱，而在实际行动上则另辟蹊径，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开放之路。
（二）背着包袱创新，自圆其说的困惑
背着沉重包袱走新路，搞创新，毕竟不自在。又想走新路，又不能突破旧框框，就只能在围城内左右兜圈子。这不免四处碰壁，着实是令人不爽和着急。但越是着急，四处寻找出路，就越是碰壁厉害。如同躁动于茧中的小虫，不最终破茧而出，任其躁动也只能仍然蜷缩于茧中。但后毛时代的中共各代领导人也毕竟不能无所作为，总要提出一些新的说教来；否则，就没有了理念、信仰和目标，这不仅不能让全党凝聚团结在中央和领袖们的周围，形成合力，而且无以宣传鼓动群众继续跟党走。那问题可大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提出一些什么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既要在现实中起作用，又要能套上旧的（马列毛）主义教条，能贴上后者标签，能立于旧主义大旗之下。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提出了本文前面提到的那些新诸论。只是由于毕竟是二难境地的产物，不免似是而非，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难以自圆其说。
除了领袖们提出的这些“诸说”之外，大陆一些人还宣扬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前者：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内容、哪些部分的“中国化”呢？经过“化”了之后还算得上“马主义”吗？至于后者：中国当前不是正处于改革、变动之中，尚未定型，怎么吗？“模式”就形成了呢吗？难道不需要继续改革了吗？宣扬“中国模式”，就意味着值得向国外推广，那么世人从中又能学习借鉴些什么呢？
以上就是“新诸论”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三）躁动于岔道口
由于上述原因，当前中共高层对于指导理论的选择，感到左右为难，躁动不安。虽然对于党内党员干部和对于国内广大民众，仍装作胸有成竹和镇定姿态，但不时流露出内心真实的心态。其表现：一是搞形式主义、假大空，明知无实际效果，也不停地开展一些学习、务虚或整顿活动。有点“混着过”意味。
二是领导层或通过党的媒体常常发出一些前后调门不同，互相矛盾的声音（此如近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三是高层人物讲话表态出现明显分歧，表明高层已经缺乏集体共识（此如温家宝总理近两年的政改言论）。四是中央与地方出现不同步，各敲各的鼓，各打各的锣（如重庆、广东等省的情况）。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主义动摇，信仰缺失，方向不明，……
五、中国向何处去
（一）中国主义之再选择
清末民初，中国有志之士曾十分焦虑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问题。辛亥革命后人们曾以为中国有救了，能够找到出路了。当时国共两党都充满着信心。熟料一个世纪过去了，而今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仍然困扰惑着中国人民，特别是社会精英们。
通过长时期的动荡，人们的反复观察思考，对于正直而不抱偏见的中国人，特别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和精英们来说，答案应当是清楚了的：从主义方面来说，首先可以肯定决不能向“左”退回到毛思想枷锁中去，那是死路一条。其次，后毛新诸论，中共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只是子虚乌有，不足为训。看来我们面前只剩下一条道，就是走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也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当然它也必须符合民主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和、基本的特征。
（二）甩包袱，搬石头，破茧而出
要在中国实现主义之转换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往往比制度的转换更难，但它毕竟是制度转换的前提，为制度转换扫清思想障碍。在我国实现主义转换之所以难，在于数十年以强力推行的奴化教育，它颠覆了中国人的良知和思维方式。特别是毛思想今天在中国人心中仍有广阔的市场，其毒素已经深深烙印在一些人灵魂之中，很难清除干净。何况至今它仍然受到最高权力的庇护。但是，不破不立，不下大力气对毛思想进行批判和清理，彻底摈弃其流毒，要实现主义转换是不可能的。当年邓的不彻底性不是导致今天局面的根源吗？
必须甩包袱，搬石头，破茧而出
时下中国正在进行着批毛与护毛激烈的网络论战吗？这是好事，真相和真理会在论战中浮现在人民大众眼前，极大地推动中国人的思想解放。
（三）人民，只有人民……
实现主义的转换和由其带动的制度转换，道路并不顺畅，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虽然不排除领导层也会有人觉醒，在他们看来条件成熟或风向对他们有利时可能挺身而出支持和引领改革，但那也只能发生在广大民众觉醒和为之极力抗争之时。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于祈祷某几个“真命天子”的降世，而必须始终着眼于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
六、关于海峡两岸关系未来走向与中华一统问题：从厦门隔海对峙的标语谈起（略）
（本文写于2011年，曾在内部学术会上演讲。这次发表时作了删节，包括最后第六部分，由于在另一篇文章《改革与统一之互动》中已有论及，故亦删去）。
[1]本作者在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问题时提出的一种理论观点.见其所著《经济法基础理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该书第3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2] 参见本作者在所著《中国公司法教程》（四川人民出本社，１９９４年版第页，２００１年修订版第４５～４７页）中，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４９４～４９８页）论述所作的评论。
[3] 本作者于1980年代在未定稿《生产关系新论》及根据该书稿整理的《股份制与生产关系变革途径》论文中，从论述生产关系内部微观结构入手，指出生产关系变革有四条途径，而并非只有通过剥夺所有权实现变革这一条途径，因而揭示马克思早年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片面性。后篇论文后来分别以附录方式先后发表在本人主编的《国有企业股份公司改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7页）、本人著《转变中的法律》（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第285~308页）。
[4] 1923年11月28日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草案》。
[5] 孙中山研究学会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6]从2011年4月份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多篇评论：包括《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执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可信可敬》；5月25号，《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禁止党员发表同中央相违背的言论，并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