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选自《外交事务》，Grover G. Norquist是美国税制改革协会（Americans for Tax Reform）主席，Andrea Louise Campbell是MIT政治学教授。
格罗夫·诺奎斯特辩文：
减税与经济增长
在安德莉亚·坎贝尔的文章《缴税过少的美国》（America the Undertaxed）（2012）中，她写道“关于美国政策的核心争论是，是否要将税率（特别是联邦税率）长期保持在现有水平，还是效仿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提高它们。”
这么说美国人面对的选择就是要么维持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政府规模，要么继续让其扩张？谁知道呢？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坎贝尔是在对美国政府开支和税收采取勃列日涅夫主义：政府今天的征收和花费已经是美国人确定贡献给国家的了，而他们收入中还没有被政府拿走的那部分也可能要危险了。这样的盲目理想主义者限制作者理解或解释美国是如何到了如今这样史无前例的高支出与高税收水平的能力的——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政府做什么，未来政府将要花费多少。
美国政府是为了最大化人们的自由而建立的。不像坎贝尔对美国应如何征税而提出来作为模范的那些欧洲国家，美国不是围绕着支持或倡导某一宗教、某一部落或某一民族的土地所有权而组织起来的。美国人是以宪法为灵魂的民族。按照国父们的意思，政府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应该是一个不那么显著的角色，只是提供一种共识、一部法律、一份产权，以及一套用来保护这一切的公正体系。
尽管有这些严格限制，近两个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规模、成本以及权力上极大地扩张着，这主要是由于国家不断地卷入战争导致的。每发生一次冲突，华盛顿都会举着所谓的当下暂时需要和爱国呼吁的大旗，提高它的支出和税收。每次战争结束后，政府又拒绝恢复它原先的规模和权力。
这一增长可以从数字上看出。1930年，联邦政府的消费还不到GDP的4%，1940年是GDP的9.8%，1948年是16.2%。到了1965年，这一数字攀升为GDP的25%，在2000年达到了30%（相比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平均的37%）。如今，坎贝尔声称：继续提高税收，“也许提高占GDP的几个百分点”就能“给政府提供急需的收入。而且也不会给美国经济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甚至可能促进其繁荣。”但是在税收和支出早就更高的欧洲发生的经济危机令她的这一主张其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美国的主要政党在政府规模这一问题上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昔日尼克松的共和党和肯尼迪的民主党争论政府应该更大还是应该大得更多的日子已然远去，时间多么快啊。共和党的参议员没有人为2009年的刺激计划投票，仅有一名共和党的参议员给奥巴马的20项税收增收和大规模支出提高投了赞成票（他现在已经不在参议院了）。同时，民主党1964年给肯尼迪·约翰逊减税政策投了56票，给1986年里根的减税改革投了33票，变成了以高税收为理想的政党，在2001年乔治·W·布什的所得税减税方案中一票未投，在2003年资本收益和红利减税方案中仅有一人投了赞成票（而且那个投票者今年被劝退了）。
奥巴马2012年2月发布的财政预算显示，接下来十年联邦政府的年支出将增加1.5万亿美元，将由此多产生11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支付如此之多的花费将需要极大地增加税收。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承诺，在他的计划中，“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不面临有任何形式的税收增加。”然而，2012年8月，奥巴马违背了他的承诺，声称“如果你的家庭收入不到25万美元……明年你不会多缴一分钱的所得税。”25万美元以下收入的家庭的所有的税收都不会增加的承诺已经变成了只是所得税不会增加——而且只是12个月而已。奥巴马的新用词开启了任何时候的增值税（VAT）以及从2014年1月1日开始的所得税的增税政策。
奥巴马的转变非常重要，因为正如坎贝尔指出的，美国和欧洲税收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欧洲普遍存在增值税。英国增值税税率为20%，法国是19.6%，而瑞典的则是25%。
美国国内支持高税收的人明白，仅仅增值税或高昂的能源税就能够覆盖奥巴马预算计划中的高昂支出了。所得税税率增加并不会产生足够量的金钱。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说法，“巴菲特规则”——对年收入超过一百万美元的人提高税率——只能在十年里增加470亿美金的收入，连奥巴马计划增加支出所带来的1.1万亿美元债务所产生成本的百分之一的一半都不到。
增长，而非再分配
坎贝尔责怪美国政府没有用它的权力来征更多的税，并将一些美国人所挣的收入再分配给那些没有挣这么多的人。福利说辞的老生常谈是：这样的再分配能够减少贫困。然而历史则显示经济增长（请看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远远比福利转移（请看美国的减贫斗争或欧洲的福利举措）成功得多。
如今，以坎贝尔为典型的左派已经从谈论减少贫困转向要求“减少不平等”——几十年来福利支出的失败导致的结果。损害高收入的公民的利益，同时完全不给低收入者提供帮助——这样我们的确能够成功消除不平等了。经济衰退和极缓增长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因此，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已经使贫困和失业不断增长——可以被认为是对抗不平等的新战斗的部分胜利了。
而且，有人认为美国的税收并么有把那些创造了财富和工作的人的收入拿来转移给另一部分的人，这样的看法实在是可笑。在美国，1%收入最高的人所交的所得税占全部联邦所得税的39.6%。5%的人所交的占到61%。10%的人所交的占到72.7%。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仅仅交了2.4%的所得税。
另外，谈论美国的经济阶级是有一点不地道的。在2001至2007年间，最低收入群体中有56%进入了高群体。反过来，同样的时间段中，高收入群体中则有66%跌入低收入群体。
想想你自己的生活吧。你22岁时能挣多少钱？50岁呢？75岁呢？你在22岁时会为50岁的人的利益投票吗？而当你到了50岁又如何？
坎贝尔认为美国应该对富人征更多的税。她的立场是涓滴税收，正是现在的白宫主人所附和的。承诺要对富人征税的政治家和权威人士还仍然没有放下屠刀。他们计划先征富人的税——然后是所有人的。这一趋势在历史中不断上演：大部分的新税赋都是先加在富人头上。美西战争就是靠从富人那里征来的税维持的，名义上却是因为其“打长途电话”而收税。但那一电话税却持续了100多年，而且所有人都难以幸免。类似地，1913年施行的个人所得税是对收入在相当于现在1150万美元以上的人征收7%的税。而现在，多于一半的美国人都要承担这一税赋。
那么美国民众呢——他们想要什么？民意调查专家斯科特·拉斯姆森在他最近的《人民的金钱（The People’s Money）》一书中表明，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是个税赋过多的国家；75%的人认为美国人在联邦、州以及地方所纳的税加起来不该超过他们收入的20%；68%的民众更希望政府是“服务更少，税收也更少”；而仅有22%的人想要更多的服务和更高昂的税赋。另外，71%的人反对为了“帮助减少联邦赤字”而纳更多的税。而一项麦克拉奇·玛丽斯特民调则显示：刚过去的7月里有52%的美国人倾向于继续实施2001和2003年布什针对所有美国人的减税计划。
坎贝尔抱怨美国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还不够激进的时候，她忽视了一些很重要的数字。2011年，200项左右的联邦福利计划中，规模最大的是医疗（5600亿美金），食品券（770亿美金），住房补贴计划（500亿美金）和各种职业培训项目（180亿美金）。美国政府也煞费苦心地将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财富转移到有政治优势的群体，那便是给政府雇员发更高的工资。联邦、各州以及地方政府给雇员的工资比私营部门的更高：私人部门的年薪平均在6万美元，各州和地方的雇员，年薪却达到8万，而对联邦雇员来说，这一数字是12万。将这高水平收入、福利和养老金乘以280万联邦雇员和1900万各州和地方雇员，我们发现，这种财富转移高达每年5480亿美金。
坎贝尔仅仅拿出一小段笔墨来写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恩（R-Wis）的预算倡议，而无视这一倡议是共和党内对减少政府开支、避免税收大幅提高的共识。瑞恩的计划能够阻止对福利项目的过量支援，正如比尔·克林顿总统对“非独立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所采取的行动那样；还能将目前的以福利界定的养老金转为以贡献界定的养老金，正如私营部门所做的，从而减少很可观的一部分成本。而且，瑞恩的计划还能够通过减少边际税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正如肯尼迪在19世纪60年代以及里根在80年代所做的那样。瑞恩的减少开支、减少税赋的倡议既不激进，也不新鲜。它只是综合了曾经发挥了作用的行动而已。
比起强制转移收入和财富，经济增长在提高政府收入、创造就业以及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如果美国经济能够以每年3%而不是每十年2%的速度增长，仅仅联邦收入一项就能够提高2.5万亿美金。4%的年增长若能取代每十年2%的增长，将带来5万亿美金，足够消除奥巴马到目前为止积累的债务了。
这样的增长需要我们有更低的税率。看看各个州吧：相比税收高的州，较低税收的州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也有着更高的经济增长。根据2012年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的年度报告《富的州，穷的州》，在经济产出增长方面，过去十年里，无个人所得税的9个州比个人所得税最重的九个州超出39%。
美国人民可以，也确实是通过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来为政府的高开支、高收入、高财产以及高消费税“用脚”投反对票的。但没有人应该被逼得离开美国去寻找更好的经济和更多的个人自由。然而坎贝尔却用一堆站不住脚的福利说辞来劝说美国应该变得更像欧洲，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国家从希腊和西班牙那里汲取教训，走向美国的未来，而不是欧洲的现在。
安德莉亚·坎贝尔：对诺奎斯特的回应：
格罗夫·诺奎斯特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过高的税收会扼杀经济增长。但过低的税收也同样会，而美国是更靠近后者更近而非前者。在许多领域，诸如教育、基础设施、科研、职业培训上的政府开支对一个稳定的经济体是至关重要的。确实，美国人的税很低。但他们正在自食其果。投资的匮乏正在侵蚀未来生产力的最根本地基。
就考虑一项重要的投资吧：基础设施。美国仅仅将GDP的1.7%花在交通基础设施上，而加拿大在此项投入GDP的4%，中国则是9%；而且正如2011年两党联盟《建设美国未来（Building America’s Future）》的报告中指出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一开支实际上比1968年还少。这样的结果就是，根据2012-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一项研究，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全世界排第25位。在美国，上下班来回的平均所需时间比许多同类国家要长；铁路系统更是个国际玩笑。为什么？因为这些系统太缺乏收入了。联邦燃气税从1993年就没有提高过，导致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永远也筹不到足够的资金；2008年一个国会委员会发现，现有的交通支出仅是它为维持和改善铁路系统所需支出的40%。而且许多至关重要的经济领域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金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拥挤的教室、工人技能和高科技生产部门需要间的不匹配、明尼苏达州崩塌的桥梁。降低税收可能看上去是个好主意，但它非常短视。在长期，那些对它们的经济和人民充分投资的国家就会来分美国的羹。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进行必要的投资，它就无法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
转而来看社会政策。诺奎斯特希望社会保护体系崩溃，并将风险转嫁回个人身上。被诺奎斯特大力吹捧的瑞恩预算计划会将医疗保障的适用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而且会把医疗保障变成一种优惠券项目，让老年公民需要实际从口袋里拿出来更多的钱。早先的瑞恩预算计划还包括了将社会安全部门私有化的倡议，这会减少社保计划所确保的福利。没错，这些计划都需要进行调整，以便保证在长期也能够适用，但我们也可以不必通过损害老年人的收入和他们的健康保障来做到这一点。
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机制，目前的老年人是美国贫困率较低的群体之一。美国人民难道想退步到昔日的状况吗？
在医疗支持方面，我们有给穷人和残障老人的医疗保障项目，而瑞恩预算计划会将它由原本从需要出发的计划，变成一项分块补助计划，而其从联邦获得的资金也是有上限的。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分块补助计划会有什么结果了。克林顿时期改革将“非独立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也就是人们更熟悉的福利计划）变成分给各州的独立补助，金额停留在1996年的水平。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改变的结果是，目前贫困家庭的子女中仅有27%能接受到这一福利——是改革前比例的一半。
现在我们来看看把医疗援助（an as-needed basis）变成整体补助项目（a block-grant program）这件事吧。医疗援助保障的是穷人，它也为年老的美国人长期的保障负责买单。因为家庭保健和养老院每年要花费几万美元，许多家里有残疾老年亲属的中产阶级家庭会迅速把钱花光，并且变成需要医疗救济的对象。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2年三月的一项分析显示，瑞恩预算会将对医疗救助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为不符合医保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儿童而设）方面的联邦开支削减一半，从2011年占GDP的2%到2030年占GDP的1.25%，再到2050年仅1%。但这一时期是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一个时期。根据国会研究服务（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12.8%提高到2050年的20.2%。当覆盖医疗支出的三分之二的医保开支大幅缩水后，那些需要长期保障的老年人会怎样呢？他们的家庭又会怎样呢？要明白这一需求是多么普遍：65岁的人口中，多多少少需要寻求养老院保障来度过余生的比例为49%；而需要家庭保健的比例则是72%。假如瑞恩预算计划实施了的话，现有医保向整体补助项目转变带来的效果，就仿佛欣欣向荣的婴儿潮突然变成脆弱不堪的老态龙钟。
公众反对这样的改变。当对美国人进行分别采访，问他们是否更喜欢小规模的政府和低税率时，他们给出肯定的回答。对政府受限的渴望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调查显示，正是这批喜欢小政府的人同样也希望政府在许多方面增加开支。像政治科学家金伯利·摩根和我在我们2011出版的《被委托的福利国家（The Delegated Welfare State）》一书中表明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为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为大学的财政支持、为儿童保护、为社会安全、以及为公立学校花费更多的钱。根据这一数据，甚至连大多数的共和党和保守派也希望社会安全和学校方面的开支增加；而且大部分对政府不信任的人、声称政府浪费了许多税收收入的人、还有那些叫嚣华盛顿政府权力太大的人，都希望增加开支，不仅在社会安全和学校方面，还有对无家可归者的救助，对学校的财政支持和儿童保护。政治科学家雅各布·海克和保罗·皮尔森发现，在调查中一道开支增加还是税收减少的二选一选择题里，选开支的占了多数。
高收入者缴纳了大部分的联邦所得税，这是事实。但那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也占了所有收入的大头——沸腾的二十年代以来最高的比例，也是美国同类国家间最高的比例。同时，他们的有效联邦税率却在历史最低点。而且把所有税——联邦、各州以及地方性的——放到一起来看，我们发现美国总体的税收体系呈明显的扁平状：每个收入群体所缴税的比例占总税金的比例与它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基本是一样的。
诺奎斯特提到美国支持包括富人群体在内的低税收，是为了满足经济流动性的可能。然而大量研究显示，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比率相当平稳：经济学家Wojciech Kopczuk，Emmanuel Saez和Jae Song表明，在一年的时间里］一名工人从收入分配的后40%群体进入前40%，其可能性还不到4%；而要从前40%进入前20%的可能性在20年后不到10%。同样是经济学家的Alan Krueger 和Miles Corak也指出，比起同类国家，美国的代际间流动性更低。而且民调也显示，中低收入者明白经济甲板是不利于他们的。纽约时报和CBS新闻2012年7月所做的一项民调询问受访者，在这个国家现在还仍然有可能从穷光蛋变成富翁吗？超过80%收入在10万美金以上的人给出肯定回答；收入在25万美金以上的给出肯定回答的则有94%。而在收入少于15000美元的群体——真实的贫穷群体——中，仅有50%赞同。
对税收的争论终于来到了价值观问题上：美国人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富人生活得滋润，而中低收入群体靠一点可怜的工资过活，退休时面临着更大的不安全感，还要害怕自己的孩子在简陋的学校里无所事事，我们难道想要这样的国家吗？还是想要一个那样一个国度，在那里所有努力工作的人都有机会将他们的才能变成财富，之后能够自信而有尊严地退休，且能让他们对受了良好教育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生活有着确定无疑的信心？而后者，正是所谓的美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