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制有可能具有权威性？归纳古今中外的经验和学说，特别是参照关于服从权威条件的拉兹命题并加以引申、发展，可以得出三个基本观点，即：约定俗成、理由论证以及调整功能，也可以理解为实现法制权威的三种模式。
模式一：约定俗成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国家类型论的思路进行演绎，在很多情况下，超凡领袖的人治在魅力衰减之后往往会蜕化成某种基于传统的治理方式。在大卫·休谟看来，政府的正统性未必基于合理的设计，而完全有可能来自可持续的权力行使这一事实本身，来自默认和约定俗成的事后追认，来自国民公认的“礼仪和习惯”，来自渐进的、自生的制度进化过程，来自传统。在英国，法制的权威甚至还体现在立宪君主的“世袭原理”当中。借用埃德蒙·伯克的表述，自由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世袭的权利”或者“遗产”。伯克的自由观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基于历史延续性或者传统的法制的权威。
的确，国家可以被理解为“想象的共同体”，或者延绵不绝的有机体，由具有共同利益和信念的人们所组成。其中当然也会存在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对立，需要通过规则来调整。这些规则包含政治决断与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前者面向不确定的未来，而后者着眼于历史和累积的经验，构成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确定性的基础。因此，文化传统以及礼仪和习惯可以构成在主权者的决断之外实现法制权威的一种类型，不妨简称为“传统权威”。在中国历史上，恒久的“道统”和来历的正当性对于某朝某代的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充分说明了文化传统与权威的关系。
然而在巨变的时代，历史延续性受到强烈冲击，甚至被打断，约定俗成的法制权威也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在传统权威之外需要新的权威，需要对新制度的权威性进行理由论证。在这里，天命的变迁可以成为理由，天赋人权的保障也可以成为理由；社会契约可以成为理由，人民的选择当然也可以成为理由。
有些理由涉及核心价值，就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不言而喻，意识形态也是正当性根据，甚至是国家秩序的一个最根本的价值基础。意识形态是对于历史和道德涵义的宏伟叙事，只要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和拥护，就具有权威。在很多情形下，既存意识形态的权威与传统权威之间的界线是流动的，甚至会犬牙交错。
模式二：理由论证
显而易见，实现法制权威的另一种模式是理由论证，不妨简称为“理性权威”。对现代国家权力的本质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合理说明的社会契约论，算得上其中的典型表现形态。卢梭的学说则把这类理由论证推演到极致，把社会契约思想还原为“公意”概念以及个人之间相互理解和建构起来的共同性。这种类型的更一般的表现形态则是实践理性论，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层面要求对个人行为以及国家规范给出适当的理由，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善治，并在论证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和选择。
主张法制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把个人面对具体情境各自进行判断、选择的权利委托给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来行使，让公民个人自觉服从法律上的决定。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样转让判断权的委托当然不是无条件的。要让公民把法制看成权威而心悦诚服，需要给出充分的理由。
在当代中国，法院享有巨大的职权探知权，主管司法鉴定机构，严格控制信息流传的范围和数量，其实也是要凭借人为制造和强化的某种信息优势来维持理性权威。由此可见，信息策略，特别是信息与强制的组合对权威的树立和维持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民主意识高涨、信息爆炸、透明化的时代，有关国家机关的信息优势已经大幅度相对化了，这就对理由论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当中，法院最注重理由论证。当然，立法也会要求理由论证。重大的行政举措同样会伴随着理由论证，尤其是在可行性审议和公开听证会的场合。但是，行政部门更重视的是效率以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政策性。无论如何，理由论证都是法院的灵魂。所以我们把法院称为“理性的殿堂”，也就是理性权威的化身。从抗辩制到判决书，从律师的陈述到法官的意见，整个过程都贯穿着理性的拷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审判庭是最理想的对话场所、法院是通过理由论证实现法制权威的最佳论坛。因此，在沟通成为关键词的时代，司法权的重要性理应大幅度上升。
如果仅从理由论证的角度来把握法制的权威，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推定：没有法官的尊严、审判的独立，法制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
另外，理由论证所追求的正当性根据与“应然”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应然一般指应从事正确活动的义务，会涉及价值判断和道德，也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这里，传统权威与理性权威可以交错在一起，甚至互相渗透融合。传统因素的介入会使理由论证发生某些变化，重新组合普遍性与特殊性、合理与共感、正与善之间的关系，凸显出理性的边界。因而我们还需要为法制权威寻找更确定的、更技术性、更毋庸置疑的根据，这就是法制的调整功能。
模式三：调整功能
实现法制权威还有一种模式，就是社会需要国家解决调整问题，不妨简称为“齐步权威”。个人的行为如果缺乏规则作为指引就没有可预期性，就很容易引起矛盾和冲突，增大社会的风险性，因此无论如何，社会都需要明确一定的标准和指令来调整行为，使之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确定到较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法制为发挥调整功能而获得权威，因有权威而能顺利调整不同利益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种齐步权威是理所当然的、不证自明的、客观需要的。
法制的调整功能，很典型地反映在交通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之中。车辆是左行还是右行、小转弯是否也要等绿灯、直行车优先还是转弯车优先、高速道路的时速是80公里还是100公里，都没有对错之分。交通规则既不反映阶级利益，也与国家意识形态无关，只是通过明确行为方式而避免冲突、保障安全的技术性制度安排。遵守交通规则可以减少事故、节约能耗，提高通行的确定性和效率。因此，在交通管理方面，齐步权威应调整的需要而产生。只要规定清楚了并严格执行之，就可以达到社会的预期目标，所以交通指挥最符合拉兹所说的“先取理由命题”，交通规则的效力最有可能刚性化，交通法制的齐步权威最应该具有绝对性。
在过分注重调解和妥协的地方，法制也无法充分发挥调整功能、获得齐步权威。不言而喻，倘若连交通规则这样单纯的执法行为都受到价值判断的左右，整个法制的权威又如何能够确立？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思想本来是很重视法律调整功能的。但是，在西汉“以礼入法”和“春秋折狱”之后，定分止争与理由论证、齐步权威与理性权威这两种不同的模式被交织在一起了，而有关的理由论证又与道德、情理乃至历史传统纠缠不清，其结果调整功能变成了理由论证和历史传统的附属物，实质性价值判断压倒了合理化的技术处理。应然与调整不加区别地混淆在一起，这是中国法制困境的症结所在。
令人欣喜的是，在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之下，从2012年底开始交通管理制度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大规模的整顿交通秩序的举措相继出台，史上最严交通规则从2013年元旦起生效，从此可见中国政府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加强法制的调整功能，以切实树立法制的齐步权威，培养全民一体化的守法意识。所以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法治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作者简介：季卫东，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