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要：宏观调控是在特定政策环境下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调节工具，是政策的顶层设计存在的前提下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方向和速度的外在手段，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补充手段。调控的经济学价值是阶段性的，不可长时间持续；调控的目标是系统中的节点或矫正路径，不能达成一蹴而就的结果；行政调控的随意性、便捷性导致精神鸦片化，易成为行政依赖。简单地排斥调控手段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浪漫理解，过度依赖调控必然造成市场机制的破坏。
近年来的宏观调控策略大多是顺周期的，是追赶式的调控。政策的迟后效应和政策本身非科学性的干扰，调控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干预市场需要清晰甄别干预要素、策略评估干预程度及后果、把握介入时机、提前对政策变异路径进行预案设计。利用反周期工具和逆周期调控策略进行把控局面，实时投入干预经济的要素、并能够及时解除行政干预的惯性。
新一届政府履新后多次提出简政放权，让市场发挥自我调节作用，强调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于是宏观调控终于进入了空窗期。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但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为了今后操控经济更加成熟。
正文：
宏观调控的前提是政策存在基本的顶层设计，并且是健康的，具有自动执行和修正能力的。这是宏观调控措施发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系统的政策而进行宏观调控是头痛医头式的临时性措施，不宜长期存在，就像房子不盖顶而天天在屋内打伞。
具有顶层设计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治理社会经济中的重大制度建设。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实时进行微调以期保证顶层设计的权威性和政策高度。当既定政策的自我调节能力受到市场的、外在的干扰出现长期过度波动时宏观调控政策的窗口已被打开。行政部门依据顶层设计进行中长期干预市场的手段设计和后果预测评估，在操作上分阶段投入政策资源进行干预市场走向。但是否及时干预或者是否干预都是政策决策者的水平和能力问题。
一个好的政策体系在干扰面前往往更加稳健，这是决策者评估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如果市场发展的扭曲经常触碰政策底线而冲击宏观政策，我们首先应该理性地调整政策本身的适应性和政策张力而非干扰市场本身的运行。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要更多的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和贸易平衡法则。给市场多一点空间，甚至是多一点容忍市场混乱的度会更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会有利于市场化调节的轨迹。
厉以宁先生强调在市场经济中，要正确看待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的区别。正如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健康，一定是内生机制健全、完善，靠内生机制的调节就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必要时也需要服药打针，但这种外生力量的作用毕竟是辅助性的。经济生活同样如此。市场机制健全、完善，是基础性的。宏观经济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不能靠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来治理经济，否则经济活动越来越受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配，从而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的原则。
调控的政治抉择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并愈来愈强烈地表现在各利益阶级的多重矛盾，长时间改革停滞已“积劳成疾”累及社会躯体，到了政策选择的分水岭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解决各种利益公平问题：诸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均衡问题、消费者之间道德意义上的公平共享问题、获利阶层的社会责任和激励的平衡问题，还要解决利益产生的效率问题，诸如投资效率、国家的行政成本、市场的自由运营效率、资源利用的效率和环保问题等等此类属于在经济学上既要“多 快”又要“好 省”的均衡博弈策略。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某种程度掩盖着社会问题。发展的瓶颈下不断地暴露和激化社会矛盾，重新调整原政策并进行宏观调控成为迫切。调节的对象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也可能是涉及面更广的大系统 。这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政策进行调整，而不是过多的采取调控措施进行应对。更不能靠经济传统增长来解决问题。
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没有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不搞系统性的顶层设计已深深地危害着市场机制。
这给经济学界提出了巨大的解题考验。这是历史上少有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比30年前的局面更加复杂的拨乱反正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其次是完成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有效地开始实施改革措施。
出路是改革，这是一种高度的政治判断。除了政治上改革的决心和能力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加技术性的经济政策水平问题。理论上解决了经济调节的行政理念和方法论以及操作层面上的治理工具。目前导致宏观调控困局的原因是我们的理论和学术已远远落后于社会实践，而我们的“理论腐败”水平却远高于其他。人云亦云、脱离实际、假大空及紧跟领导的阿谀奉承已充斥我们的大脑和血液，它的危害远超越经济领域的金钱腐败。
经济规律要求把调控锁在笼子里
宏观调控是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与控制，是市场运行机制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是长期配置在市场经济中的尚方宝剑。它的操作层面是宏观而不是微观，是大的系统性整理而不是见缝插针式的修修补补。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把它错误使用了。调控的方法和手段决定了治理经济的水平和能力。
调控的手段应该是经济的法律的引导；
调控的结果应该是有利于新秩序的确立和自我运行；
调控是一个无形的手高高举起而不应轻易出手；
调控应是小概率事件不能常态化；
调控的策略是集政治经济社会要素的艺术而非手中的铁鞭。
历数十年来的宏观调控的基本轨迹不难看出根本上的共同点就是过度使用行政化手段，频繁搅动市场的运行，使市场的正常波动被放大，形成波动常态化，调控常态化。
调控中最为激烈的是房地产行业，结果是十年九调，越调越涨，不仅更多的人买不起房子了，也让更多的人租不起房子，所以一线大城市的年轻人纷纷出逃，城市活力大大衰减，政府的行政能力受到极大贬损。
其次调控政策的受伤产业遍及工农业，如钢铁、水泥行业的产能过剩不断被放大占用国家巨额投资浪费严重亏损连连；太阳能产业在美丽外衣下制造了“三高”的多晶硅后行业濒临破产；清洁的风电项目在产能过剩的环境下却与电力产业磕磕绊绊入网困难长期亏损；稀土产业整合之后更是廉价出口全行业经营困难。如此多的行业在长期宏观调控下存在着结构性紊乱问题。这些问题看似一个个独立个体，但其根源是以国家主导投资代替市场经济的产业配置，计划经济的直接操作行为扭曲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功能，把属于经济学意义的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变成了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操作。
宏观调控的最本质核心是宏观。政府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一直起着修路搭桥保驾护航的作用，引领和推动是调控的基本手段。但调控之手必须被控制在权力的笼子里，给予宏观的、市场的指导和制度设计。参与微观的政策会在立竿见影的光环下过度光亮，“喧宾夺主”。市场渐渐会成为行政的附庸。
宏观调控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会长期存在，我们必须依据社会实践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开展研究，按照经济规律对各类产业进行顶层设计。形成系统的、科学的、有创新意识的调控方略，之后再形成调控政策。也就是说，顶层设计是纲、宏观调控是目。为此应深刻领会传统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基础上，重点把握好经济活动的逻辑关系，把调控经济活动置身于动态的多维的棋盘上，事前研究预案、事中评估控制节奏、事后评价调整，以长期的宏观经济学意义的价值目标作为调控方向和高度，结合现实客观环境的变异合理妥协、适度微调。
本文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系统化、逆周期、市场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要素。我以调控之手按经济学的逻辑关系作为轴线探寻调控的基本路线。
系统化逻辑
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应该得到深刻的政策理解，制度设计的初衷和结果就是庞大的生物体中运行的因子形成的逻辑关系。宏观调控就是要找到这个系统的某个入口，然后制定某些规则和引导让这个政策因子在运行过程中不仅顺利抵达目的地而且改变了其相关联的子系统和政策环境。
系统论的观点绝不是一个有形的口袋，把所有东西放进去了它就在里边形成了一个系统，它是一个有机组织。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既有强联系的类生物系统，也有弱联系形成的看不见的相互关联 。蝴蝶效应就是系统论下的弱联系形成的系统效应。
宏观调控的政策的发生、发展到结果就是一个依附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因子的生存和变异过程。一些零碎的子系统和虚幻的整体系统中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出现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积极的、有利于系统健康运行的就是调控的正效应，反之就是负效应，就是错调、空调。
如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中，收紧货币、打击通胀和挤掉泡沫成为基本经济管理的目标，平时的关联政策也在参与共治，但在不系统的调控政策下，本应该匹配的制度变革没有跟上，某些行业调控政策只是单兵作战，于是，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经济乱象便出现了：房价飞涨，食品被炒作大幅波动，工业产能和市场成反向相悖，民间资金四处混战，高利贷行业欣欣向荣，保障房雷声大雨点小，针对房地产的行政限购成为调控主力。调控的结果不仅仅表现在商品价格上是此起彼伏，更重要的是行业的产能严重背离市场而投资损失惨重。期间财税制度止步不前，金融改革毫无进展，政府行政手段的僵化日趋严重，国进民退浩浩荡荡。这些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明确，而宏观调控政策只自说自话。
一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宏观调控中的政策导向和微观目标存在差异，调控在微观中的传导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这个关系在不同时期会有截然不同的表达和关联，包括正或反的逻辑，也可能出现弱关联。 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大系统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政策行为，调整后的行为却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宏观调控是调宏观经济的总量变化轨迹，调节微观的个体成分也是一条途径。二者之间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也相互对冲。把握好宏观政策引导和微观的具体对策操作是调控的基本二手。
我们不能只看到宏观的目标和过程而忽略微观的、分阶段的眼前利益，更不能过度注重微观的个体利益而扭曲整体的发展态势。后者是几年来宏观调控的最大误区。由于过于的急功近利、过度的民粹色彩导致调控的科学性被大打折扣，扭曲宏观发展路径，最终伤及微观的老百姓的眼前和长远利益。
二是 均衡与波动
宏观调控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均衡或是波动。均衡是正常经济环境下的最常态诉求，均衡不是绝对的平均和超稳定结构，均衡应该被理解成是经济活动的波动符合变化趋势并可控。
而调控的另一种路径方向是波动，此为人主导的波动。对于过于稳定和垄断的行业采取一点经济性措施改变这种局面如反托拉斯法在拆分垄断性公司以引起竞争。这种波动是为了改变市场的既定活动周期和规律进行的操作，在自由度比较高的市场经济中比较易使用，在中国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很少会利用这类经济因子。
每一个经济要素变动是均衡的，经济发展才可能良性，经济效率相对趋高。调控的前提首先是观察导致要素激烈变化的前因后果，要借用诊断管道网络的手段对管道—阀门—流量流速及介质进行动力学排查。均衡的政策是按照每一段管道的粗细、出口的流速流量要求和阀门的调节能力对单个因素在系统性中的综合后进行操作。大肚子和局部凸起往往是宏观调控的后遗症，供给不足往往会得到市场的快速补充。比如钢铁行业的超高的产能过剩就是经济刺激政策的后果，太阳能风能产能过剩就是过度的、缺乏顶层设计的低碳引导的结果。
均衡是调控的最后结果，均衡是变动的过程形成的瞬间平衡和趋势一致的表现。追求均衡的悖论是政府越是想要却越得不到，政策出手参与就会扭曲宏观态势，进入调控的下一个阶段。“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这个理，或者说“裁判员是不能下场参与比赛的”。这也是哲学。
三是 变异与博弈
从动议政策、制定政策到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环境可能出现变异，包括更加恶化、或是出现改善，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回光返照”？这是判断政策方向和力度的关键所在。
调控的目标是更多强调整个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的趋势，而不是简单盯住眼前的表象。把事物的变化过程当成一段具体的尺子，衡量调控政策的切入时间超前还是滞后？地点是前还是后？以及力度大还是小�
被调控的事物会按照自身规律变化，也会变异，调控政策加入作用后和效果会加速变异，甚至会完全衍生成为第三种力量来对抗政策。
而博弈是所有政策的宿命。政策和对策之间博弈，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效果的变化在博弈。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之间也在博弈，而且是关系最大的一环。制定政策时不能逃避、抵触博弈，而应加入这个因素统筹决策。
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在政策设计中力求宏观利益和微观利益的和谐统一，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做出理性选择；
逆周期调节
产品价格不完全取决于当前供求，也取决于预期需求与潜在供给之间的边际缺口。这是我们观察判断被调控领域的长期趋势和周期性波动的逻辑起点。
调控的方法论重要策略是逆周期调控。它指从时间或空间上对调控对象的运行周期进行相反的操作以期改变已被“预设”的运行轨迹，它的好处是在事物发展过程前的预期进行引导性政策出台或舆论引导。难点在于把握路径和发生点，就像猎人在中途去等待猎物一样。
逆周期不是简单的时间顺序上操作，还要在空间和要素上对影响供需关系的关联要素进行预设路径的干预。如目前“经济扩张收缩、民众的消费预期会低头的大背景下，关联要素是能源供应宽松、结构调整窗口、通货紧缩、热钱淘金、民资外流、市场萎缩、政府债危机凸显等等经济特征同时作用。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调控绝不能以顺周期的“追加投资、出口补贴或刺激性”鼓励某些行业发展这些手段了，必须从更长远的社会经济目标进行宏观调控设计，从根本上完成结构优化、资源节约、高效低耗、市场化的经济环境制度建设的深层次内容。也就是利用这个弱态势环境实施“弯道超车”，完成长期空白的符合长远的顶层设计。
逆周期调控是在业已混乱的经济格局中最为有效的办法，也是不得不为之的手段。长期的世俗的业绩观和假大空式的扭曲、浪费已把一个青春期的生命在“抗生素、麻醉剂、兴奋剂、营养品”的拱卫下，以“杀鸡取卵”式急功近利。紊乱和虚胖的身躯急需调治。“逆”本身就是一种反叛。
逆周期就是要彻底地摆脱过去的周期制约。改变系统性目标，调整发展模式和路径，优化制度建设的目标和结构，突出市场化改革的思路，重新规划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到可持续、科技创新和低碳高效的轨道上，把中国经济从享受改革开放红利的诱惑下跳出来，确立新型经济大国的发展模式。
市场化改革
经济学形成以来一个永恒的争议就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市场”。从凯恩斯主义到哈耶克理论，核心是焦点是“谁说了算”的问题。计划经济的信徒门看重有形的行政和计划，而自由市场的追随者更信仰自由市场的自我发展的浪漫。
在中国自由市场化还远远没有适合生存的土壤。因为处在初级阶段的国情之市场化不是理论之争，而是权力问题。没有完成改革的权力机构不可能喜欢市场的自我发展。所以目前市场化的自由只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指甲间的缝隙的空间，没有根本上改变环境的市场化往往是残废的、失灵的。而行政权力就像精神鸦片一样被自觉地使用引导操作。
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万万不能的。有效的市场体制和宏观计划是一对孪生的机体。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首先是加强顶层设计，在宏观层面上完成制度建设，放弃简单的权利控制，确立市场化观念，尽可能把经济问题交给市场。政府层面要把社会公共事业管辖的范畴如福利、教育、医疗、保障房、社会救济等职能确立在自己身上，不宜推卸给社会和企业。政府在处理经济范畴的事宜先当好观察员、裁判员，不要轻易参与其中。当经济出现一些波动时应让市场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去自我调节，即使需要干预时宜用经济手段干预。
市场化不是一般的经济手段，不能降低其代表的政治性含义。市场化是上层建筑的路线和方向，它代表着社会的基本制度。我们不信仰自由的市场化体制，但也不存在计划经济下的市场化。中国的市场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完成过渡而上台阶，是一个梯度发展的市场化趋势，市场化是一个不断从计划经济的笼子里蜕变出来的过程。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道路的艰难程度，没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没有势如破竹的改革决心，市场化必将命运坎坷。
低水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操纵，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调控是经济学的工具。计划经济需要调控，过去我们的政府完全调控着经济的发展过程，具有很强的政治和社会学特征，其调控的背景是上下信息对称而目标一致，政策的执行力强大，出现问题的隐患在于经济管理理论的对错和管理者的管理水平问题。政策的改变和修正的能力也是快捷而强大，这也是计划经济的魅力所在。
市场经济的调控业已不具备计划经济时的信息对称、政令畅通的特征，它更多的像从点点滴滴的毛毛雨把控植物生长的结果。调控已不能把经济体当成一部无生命的机器，而应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不但下达指令还需综合调治，慢调细养、恢复市场机能。更不应该一叶障目满足某些短期的政治需求贻误时机。尊重经济学规律和逻辑不仅是宏观调控需要的，也是管理经济的基本素养。
